核博弈新工具:《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道德性
引言
2010年核安全峰会与第八次《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召开，然而两个会议都收效甚微。朝鲜、伊朗等热点问题的出现更是时不时将核问题推到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上。谈核问题就离不开谈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下简称《条约》）这一关键性条约。
国外学者对《条约》的研究相对较早，中国学者对这一领域的介入相对较晚。具体的研究成果如下表：
20世纪60至70年代是《条约》研究的起步阶段。这时《条约》刚刚签订，学者对其的研究主要在于不签署国家、前景与评价方面。代表观点分为绝对的悲观主义：核武器的扩散是不可避免，《条约》效用是有限的绝对悲观主义观点；有条件的乐观主义：赞同某种形式的核扩散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核战争发生的可能性，但是主要核大国还是应该遏制核武器扩散；悲观主义的怀疑论：不能完全确定进一步的核扩散将会带来什么后果，但对前两派的观点都表示不赞同。
20世纪70年代中期-80年代，《条约》维持了下去，国际社会没有出现新的核国家。这时学者对《条约》进行了批评和反思，代表者有Ian Bellany，Coit D. Blacker和Joseph Gallacher等人。
20世纪90年代，《条约》得到了无限期延长，学者转而探寻《条约》得以维持的原因。国外的代表学者有Gary T .Gardner，Tripdi. Paolo，John Simpson等，而中国的代表学者有祈学远，李少军，王君，周宝根等。
进入21世纪，核国家增多，学者对于《条约》的研究也更加细化，除了研究具体某个国家的核问题如朝鲜、伊朗等，还回顾《条约》的过去，对《条约》的未来提出担忧。国外的代表学者有Joseph S. Nye，Robert Mcnamara等。中国学者有所增多，如田景梅，胡思得等。
这些已有的研究大部分都是在国际政治的框架内进行思考研究。而约瑟夫?奈从道德性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了《条约》，开辟了新的角度，突破了政治框架。于是，笔者便试图从道德性角度来挖掘《条约》的缺陷。
一、对约瑟夫?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道德性》的简述
2005年6月，《商务周刊》刊载了一篇约瑟夫?奈的题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道德性》的文章，引发了各国对《条约》的道德性的思考与争论。
“不公和伪道德”是约瑟夫?奈和本文论述的关键。对于“道德性”的定义，约瑟夫?奈并没有给出唯一的确切解释。他认为，“如果把公平公正和对后果的重视看作道德的必要条件，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象那些国家怎样在达到某种条件的情形下接受不平等拥有核武器的美德……但是，如果《条约》是建立在对风险客观实际的评价基础之上，那么它不是虚假的。”
约瑟夫?奈指出《条约》不仅仅停留在道德辩论上，而更主要建立在各国利益与其谨慎行动之上。因为该条约避免了约翰?肯尼迪的核武器扩展的预言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国际社会避免了政治连锁反应和“豪猪理论”背后的危险。约瑟夫?奈认为国际社会对伊朗、朝鲜等国家施加压力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假如会引发风险的危险涉及到了每个人，停止核武器扩散的政策就比讨论某一个主权国家是否有权做它们想做的事更具有道德意义”。
二、《条约》的道德性是国际社会核博弈的新工具
2.1道德性
道德标准具有相对性和变化性，是一个非常难以衡量和统一的指标。虽然在在当前的国际政治领域，“道德性”已经被部分国家拿出来大做文章，但是学界没有规定出“道德性”的唯一标准或者一个能够令大多数人信服的权威定义。正如罗素所认为的“大部分流行的对政治和政治理论的讨论，都未能充分考虑到心理学”，目前国际社会对“道德性”领域的研究尚未十分关注。学界关于国际法的道德性问题的论著更是聊聊。而且，《条约》的道德性问题也是约瑟夫?奈首次提出的。
约瑟夫?奈对《条约》道德性问题的界定是可以部分采纳的。“公平公正”的标准是指有核国家与无核国家之间的不对等。而“对后果的重视”是指某些国家不会为了自身利益滥用核技术，无视国际核秩序，违背《条约》，将其他国家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条约》签署国对承诺的违背是不道德。
但是，约瑟夫?奈同时也将“对风险客观实际的评价”算作是道德与否的标准之一。笔者对此并不认同。约瑟夫?奈的这种做法就是从客观实际后果出发去反向推导行为国的动机。单一的结果决定论是片面的，这很有可能会造成对行为国的动机的误解。并且，在国际政治中，权力与道德密不可分，相互作用，不可能离开权力谈道德。对客观风险进行评价的评价者以及它对国际话语权的掌握程度，都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际社会对行为国的评判。因此，将“对风险客观实际的评价”作为道德性标准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除了原文中明显的定义，在文章的结尾处，约瑟夫?奈对“道德性”的界定有了一个置换――从原来针对单个国家的道德意义转变成了对整个国际社会的道德意义。于是他得出了“假如会引发风险的危险涉及到了每个人，停止核武器进一步扩散的政策就比讨论某一个主权国家是否有权做它们想做的事进行辩论更具有道德意义”的结论。但是，是否对整体安全的保证能够构成《条约》的“道德意义”？是否整体的“道德意义”的重要性要大于对单个国家的“道德意义”。笔者认为这是对“道德”这个词汇的滥用，也是国际范围内强国对弱国的“道德暴力”以及整体对个体的“道德绑架”。 因此，针对《条约》的道德性的界定，笔者斗胆给出自己的定义。笔者认为，《条约》的道德性是指《条约》对不同性质主体进行规定的公平公正性、在《条约》的约束下主体对这一“契约”所能达到的信守程度和执行程度。
2.2 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道德性的思考
约瑟夫?奈认为：“假如会引发风险的危险涉及到了每个人，停止核武器扩散的政策就比讨论某一个主权国家是否有权做它们想做的事更具有道德意义。”笔者对此是不赞同的。无论出于哪方面的考虑，当前国际社会都不能忽视《条约》的道德性问题。《条约》的道德性是国际社会核博弈的新工具，应当得到重视。
《条约》的初衷是“考虑到一场核战争将使全人类遭受浩劫，因而需要竭尽全力避免发生这种战争的危险并采取措施以保障各国人民的安全。”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发展，《条约》文本的缺陷越来越明显，各方为完善《条约》而做出的努力往往无果而终，关上核武器这个“潘多拉魔盒”的结果总是差强人意。这种结果是由错综复杂的利益和矛盾引起的，并进一步激化了各国的矛盾。
目前，国际社会一味指责《条约》自身的缺陷来争取核博弈中的优势地位的做法愈发寸步难行。几个已经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当时为美俄英法中）的实力优势明显而不易撼动，无核国家无法改变有核国家的政策。国际核谈判艰难进行，这从2010年的核安全峰会和第八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结果就可以看出。
因此，在国际关系中谈论《条约》的“道德”问题与纸上谈兵并无太大差异。在现有情况下，关于国际政治道德性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均不成熟。国际组织虽然被赋予了国际行为体的合法地位，但相对于主权国家，其作用的发挥受限颇多。伪善，即虚伪的道德，是国际政治体系中的普遍现象，是超级大国寻求实现全球利益的手段，也是中等强国或弱小国家谋求合法性的政治工具。国际政治的道德工具――“舆论羞辱机制”和“自我陷阱”的力量在国家核心利益和某些国家强大的国家实力面前显得十分微弱。
在这种困境下，道德性则是这些问题可以被冠以的“借口”与“总称”。在道德性这个“帽子”下，各国对本国利益的追求有了一个更加冠冕堂皇的借口。这个“借口”是使《条约》得到更广大人民关注的新噱头，它对民众具有别样的吸引力和煽动力。因为“数”层面上的不公平与不平等更容易被人们看到，例如《条约》中有核国家与无核国家的分歧和矛盾；而“质”层面上的实际效果往往被极易情绪化的人们忽略，例如考虑了实际实施效果的有效性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差别性规定所产生的现实结果。约瑟夫?奈认为在考虑“质”层面的实质效果后，“数”层面上的问题可以被忽略。但是他忽略了在信息时代背景下，民众和国际组织对国际政治的参与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公共外交越来越得到重视。《条约》给部分国家和人民带来心理上的不公平不平等感的问题，是国际核秩序应当给予合理解释的。
因此，在当前的国际社会中，《条约》的道德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新瓶装旧酒。它看似考虑了各国政府与人民的情感体验，但实际上并没有忽略主权国家追求国家利益的特性，从根本上对《条约》道德性的要求还是对国家利益的追求。道德性成为了国家保障和追求利益的工具和合理理由，并且因为利用了民间力量而变得更有力。道德性成为核博弈的新工具，也是稳定国际裁军秩序不可不考虑的因素。
结论
解决核扩散问题依旧任重而道远。但是，国际社会对《条约》的探讨和完善、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健全不能止步。约瑟夫?奈的这篇文章具有的重要现实意义，引起了国际社会对道德性这一难题的关注。将《条约》的道德性作为国际社会核博弈的新工具问题也值得我们重视。
从《条约》道德性角度进行研究的学者并不是很多，研究成果也十分有限。道德问题一直是国际政治中的难题之一。本研究对道德性标准的界定尚非十分全面，但是笔者相信随着“道德”在国际政治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道德性的标准会逐步完善。并且，随着国际社会对“道德”问题的处理水平越来越高，“道德”理论越来越完备，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也将迎来它的新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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