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介生态下的新闻生产研究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6-0090-02
媒介融合时代，面对新媒体的冲击，以报刊为首的传统媒体不断探索创新出路。2014年底，广州日报社成立了中央编辑部，其最具特色的两条：一为并不是简单地成立一个专门网站或组织一批人员单独去建设一个新部门，而是所有报纸人员就地转型，全方面地介入到新媒体的内容生产；二为网站以报社本部为基础，让大洋网和《广州日报》一体化运作。显然，中央编辑部的建立改变了传统的新闻生产流程，形成了一种开放式的新闻生产模式。
一、新闻生产的两种模式
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传统媒体逐渐形成了一套报道新闻的方式，即通过议程设置，将新闻事件传递给受众。换句话说，所谓事实真相总是掌握在媒体手中，公众由于视阈受限，对事件的认知尤其是对遥远事件的认知只能通过媒体报道来获得，这使得媒体的报道方式也成为了受众认识世界的方式。因此，人们对新闻的界定也夹杂着有价值导向的意识形态，在这种“以我为主”的新闻生产框架下，传统媒体建构并呈现给受众一个拟态化的景观社会[1]。
以上所说的这种新闻生产方式，是一种封闭式的新闻生产方式。在这种模式下，传统媒体往往为公众设置议题，并且引导着舆论走向，传统媒体如“探照灯”一般，将一些事件展示在公众面前，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而“照”不到的地方就被公众忽略。热点事件传播的路径为：传统媒体发布――读者反馈――回到传统媒体。
而在新媒体时代，尤其是像微博这一传播平台出现后，新媒体具有时效性强、传播范围广、新闻源多元化等特征，热点事件的传播路径也变为：新媒体引发事件――传统媒体跟进――网络转载――再回到传统媒体。在事件的传播路径被新媒体变革的同时，新闻记者能够从微博等新媒体中发现大量的新闻线索，报导方式从而也产生了变化。
然而，一些研究者认为由于受制于传统媒体的结构性制约，无论是在获取信息源、确立新闻生产规则，还是在期待社会的认可方面，当前的新闻实践都顽强地与新闻传统保持着一脉相承的关系[2]。但笔者认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新媒体在不断影响着新闻工作者与受众接触信息的方式，新闻生产方式正在静悄悄但是非常有力地发生着变化，在不久的将来，这种变化还会更加明显。
新媒体时代下，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方式已经发生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变化，即开放式新闻生产方式，它打破了传统报纸“唯我独尊”的生产模式，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传播路径、面貌与特征。而《广州日报》中央编辑部的建立，很好地践行了这种开放式的新闻生产模式。
二、媒介融合的发展平台
广州日报社成立的中央编辑部是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实验性举措。中央编辑部由广州日报社夜编新闻中心、大洋网、全媒体新闻中心、音视频部、数字新闻实验室等部门组成，旨在搭建一个跨越纸媒和新媒体的新闻统筹平台，把新闻生产带入“统一指挥，统一把关；滚动采集，滚动发布；多元呈现，多媒传播”融合发展的新时代[3]。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广州日报社各个新媒体平台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其一，大洋网的主要任务变为提供时政民生新闻；其二，如今，传统纸质媒体创办APP也不是新鲜事，《广州日报》将全面升级新闻APP，在界面上均采用用户更易接受的形式；其三，组建“数字新闻实验室”，为大数据分析储备人才、技术与设备。在具体操作上，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首先，在把关上进行统一统筹，以现有条件与技术为基础，对新闻内容进行融合管理，统一指挥。这既达到了中央、省、市对传统媒体的要求，也满足了报业集团自身融合发展的需要；其次，加强新闻采集与发布的时效性，这是新媒体时代新闻生产流程再造的核心；最后，实现多元化的传播模式，这是广州日报社“1+N”全媒体发布平台的再次升级。
三、新闻生产的变革
1.采访环节的变化。在传统意义上，新闻采访是新闻记者为了新闻报导，对新闻信息进行的搜集、整理、分析、综合等活动。新闻采访为新闻写作提供了坚实的材料基础，它在新闻生产链条中处于最基础、最关键的一环。当前，中央编辑部的建立使新闻采访环节出现了网络化倾向。
采访部门具体的改变有三个方面。第一，对于新闻记者而言，需要更加准确地给编辑部报题，这样可使编辑部有更加充足的事件对当晚的内容进行编辑；第二，对于采访记者而言，记者需半个小时内发 140 字以内的快讯，两小时内发500字左右的消息；第三，进一步加强网络的滚动稿与纸质报纸稿件内容的差异性。现阶段，报纸广告依然是报社的主要收益来源，如若稿件以流动方式发布，则报纸稿件处于滞后状态，这会造成报纸受众的流失。因此，滚动稿与报纸稿的差异性需突出，在报纸端强化深度和延伸阅读。
2.编辑环节变化。随着中央编辑部的成立，报纸端口，微博、微信与APP端口以及大洋网三个端口“物理性”地合并在了一起，合并的地点在原来的夜编中心。地点的统一性为“统一指挥，统一把关”制造了条件。
统一化管理最核心的是关于人员的配备。中央编辑部成立后，夜编新闻中心主任兼任中央编辑部的执行总监，全媒体新闻中心主任以及大洋网总编辑都是副总监。此前，报纸端口的负责人工作转变为了统筹。这样的人设框架的设置，保证了端口发布内容的质量，也考虑到了安全出版。
随着中央编辑部的成立，在编辑流程方面也发生了改变，即专门组织了直接隶属于中央编辑部的人员对内容进行基本编辑，编辑的内容一方面是技术上符合网络阅读的特点，另一方面是确保政治上的安全性。 3.发布环节变化。成立广州日报社中央编辑部是一个历史性的举措，它完成了报纸端的出版发布和各个新媒体端口的发布统合在一起。而在此之前，广州日报社的新闻发布在三个截然不同的端口。即夜编中心拥有纸质报纸新闻的发布权，全媒体新闻中心发布微博、微信以及APP上的新闻内容，而大洋网则拥有网站新闻发布权。此前，以上三个部门在机构上是并列关系，相互之间的沟通并不密切，三个新闻发布端口基本上是“各玩各的”。尤其是大洋网，自成立之日起，大洋网的财政就采取独立核算的方式，人员工作地点并不在报社本部，并且采编上自成一体，经营上有独立的指标。
四、中央编辑部发展的制约因素
新媒体时代，传统报纸所面临的挑战是全球性的，也是全行业的，没有哪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媒体能够避免这个挑战，中央编辑部所形成的开放式新闻生产也同样面临这样的挑战，现阶段中央编辑部面临的既有内部的困境，也有外部的制约。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新闻的主观性和个人性显现。“对新闻的一般性理解，已经开始游离作为新闻业规范的以事实为核心的话语框架，而明显地呈现出主观化、个性化特征，新闻不再仅仅属于自上而下进行控制的传统新闻传媒结构的范畴了。[4]”在新媒体生态环境中，报纸议题的建构方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多元化的新闻源动摇了报纸议题的主动地位。由公民个人、非新闻机构、社交媒体、集体行动者等建构的热点议题开始全面渗透。来自这些管道的信息以微博、博客、论坛等碎片化式信息进入报纸版面，形成了新闻业的主观景象。
第二，独家新闻减少，新闻渐趋同质化。新媒体时代的一个最主要特征是新闻线索的全面开放，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互联网逐渐取代传统新闻来源方式，成为传统媒体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管道，报纸独家新闻的报导内容越来越少，这也使得不同报纸的新闻内容出现同质化的趋势。报业从业人员的业务要求变为如何让公众在第一时间获取到信息，以及能够利用个体的社会资源及时补充第一时间发布信息的资料，形成规模的后续报导，或者对新闻进行个性化包装，让新闻在见诸报端时能够吸引受众的眼球。
第三，制度性控制加强，舆论空间变窄。近年来，我们发现新闻管制“禁令”抵达报纸编辑部的时间越来越快，规定的内容也越来越具体细致，在发生突发事件时，地方政府部门应对媒体的防备能力以及利用宣传口径影响媒体发稿的技术也不断提高，报纸从业者不难感受到舆论环境的不断收紧。
2010年的“杭州飙车案”刚一发生，网络媒体报道很多，当地都市报在这段时间对网民曾作出了很好的回应，但是由于制度性的言论控制，在随后的报导中，报纸不得发布新闻通稿，这种行为加深了网民的质疑，从而形成了报纸与网络话语权的对抗性博弈。对“杭州飙车案”这一事件的传播，可以看出，地方传统媒体角色尴尬，新闻工作者由于各方压力在应对这一事件时感到无力，这使得传统媒体失去了对这一事件的引导力。长此以往，传统媒体会逐渐失去公信力与社会影响力。信息不透明也为这一事件后期的网络谣言提供了民意发泄的借口[5]。
五、全环节改造新闻生产流程
要克服开放式生产方式中目前存在的缺陷，需要做大量认真细致的工作，必须善用宣传逻辑的“边缘突围”策略。在面对各种禁令时，学会如何利用现有空间实现题材突破、报道突破。同时，对于传统行政体系所固化的版面结构、部门板块化结构进行尝试性突围。也要打破固有思维定式，培养开门办报的开放心态，充分利用社会智慧办报。报纸在这方面完全可以大有作为，这也是成立中央编辑部的应有之义。开门办报不是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抛弃，而是对其重塑，报社要用新闻专业主义的一系列手段去过滤、甄别、加工来自社会性媒体的海量线索，然后用专业的手法对这些新闻进行呈现。与此同时，传统媒体需要建设一支全媒体的采编队伍，加强全媒体的采访力量[6]。在更宏观的层面，报社还要摆脱广告盈利的路径依赖，探索新型盈利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