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封《致斐?拉萨尔》看马克思主义塑造典型人物的原则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3--01
虽然“典型”的概念在十七世纪以前就已经出现，但作为探索的初期，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早期的“典型”重视共性。到了十八世纪，以黑格尔为代表，“典型”逐渐对个性给予更多的关注和侧重。在此基础上，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马克思主义典型观的成熟将典型论推到了一个更完善的层次。
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这个现实主义的原则，正如恩格斯致拉萨尔的信中所说：“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1]于是，他们提出了“福斯泰夫式的背景”这个概念，此处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我们通常见到的“典型环境”。马克思主义认为，“福斯泰夫式的背景”不仅仅是自然环境，更包括了人文环境，尤其是阶级斗争的社会大背景。只有让文中的主人公活动在时代的阶级斗争中，他的存在才更有意义，才能更好地概括出时代的本质。相反，当环境不够典型（或者说没有体现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时），我们所塑造的人物也就失去了其代表性，违背了时代赋予他的历史使命。阶级导致的矛盾冲突推动剧情的发展，从而典型人物的性格和特征被典型环境完整得、淋漓尽致得展示出来的。
首先，恩格斯在对拉萨尔的信中肯定了其部分人物性格的塑造：“您完全正确地反对了现在流行的恶劣的个性化，这种个性化总而言之是一种纯粹低贱的自作聪明，并且是垂死的模仿文学的一个本质的标记。”在这里，“现在流行的恶劣的个性化”指的就是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错误的“个性”，这种“个性”毫无现实根基和社会依据，是一种脱离了时代和阶级的错误倾向。
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阐释了人物创作上共性与个性辩证统一的原则，人物既应该有时代的代表性，有其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更应该有独特的个性和鲜活的形象，从而顺利实现其文学价值。其实，在恩格斯写给敏?考茨基的信中，“典型人物”已经得到了较为准确的解释：“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2]
另外，在对比中塑造人物性格这一方法也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正如恩格斯所说：“在这里我最喜欢济金根和皇帝之间，教皇使节和特利尔大主教之间的几场戏……在济金根和查理的那场戏中对性格的描绘也是很动人的。”[3]在马克思主义中，辩证和对立是常常出现并且被加以运用的，他们认为，文学创作中的对立手法可以把每个本就个性突出的人物变得更加鲜活生动，具有更多个性和特质，从而更高程度上实现了人物乃至整个文本的文学价值。
然而，拉萨尔的创作也潜藏无可避免的缺憾。恩格斯：“您对胡登的自传……我认为在第三幕里应当对这方面更强调一些。”[4]胡登这个人物形象在被塑造伊始，便存在着个性化不够的问题。马克思厌倦其一味地表现出兴高采烈，而恩格斯对胡登的过于冗长沉闷的经历讲述感到无味和失望。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两位导师对写作提出的一些建议，即在追求时代基础上的个性之时，要兼顾变化，犹如收放自如的一种状态，张弛结合反而更能体现出作品的张力。毕竟，整首全都是高音的曲子让人无法再体会、感受到高音本该带给我们的情绪的渲染力和煽动性。
更重要的，恩格斯在信中提出了历史剧本《济金根》的致命问题：“那个有约斯?弗里茨出现的农民场面……同贵族运动比起来，它却没有充分表现出农民运动在当时已经达到的高潮。”[5]拉萨尔没有创造出一个表现出当时的阶级关系构成的社会背景，没有介绍“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反而把注意力放在描写贵族人物的身上，犯了为了观念而脱离现实主义的错误。正是因为其对“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的缺失，导致了前台表演的贵族的国民运动的场景并不如预期般生动，也导致了人物行为逻辑性的不连贯，从而也无法更加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达到最初的塑造典型人物和典型性格的目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很多文本的最大败笔不是在于其戏剧冲突的不强烈，这种被弱化和省略了的冲突其实已经丧失了其阶级的根基，因此才会在逻辑性和连贯性上有所欠缺。而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也能更深入地分析一些并不是很成功的文本的失败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