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视域中的城市文化及其本质
城市是人生活的空间，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恩格斯说过：“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1]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视角，讨论城市文化生产的本质及其问题。
一、城市与城市文化
城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对象，马克思主义关于城市理论首先体现在城市的政治经济内涵――城市起源于阶级斗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城市是资本主义矛盾集中和加剧的地方，正是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空间需要生成了19世纪的城市。如恩格斯所言，用壕沟和高墙围起来，“村制度”也就升级成为“城市制度”。[2]其中防御及围墙是乡村生成城市的两个关键节点。冲突的潜在性，就需要防守的存在，且一旦冲突升格为暴力抗争时，城墙便应运而生，城市也就诞生了。换言之，城市起源于阶级斗争，是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与此同时，在工业城市的形成过程中，地域性的群体文化和阶级文化也随之形成。
其次，城市是个文化的范畴。城市不仅是个包涵基本生产条件的空间集结体；是劳动力集中和流动的市场；还是特定区域内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聚集体。城市有其自身的文化，体现为物质形态和社会文化形态两种形式：（1）它是人类文明的自然承载空间，[3]是历代政治、经济以及市民生活形态的共同积淀。（2）城市的深层内涵在于精神层面。在确切的意义上，城市本身就是人类精神遗产。
文化是个广博的范畴，是由诸多元素构成的一个复杂的整体。马克思主张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需求不高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IV]简单状态的倒退。”[4]在此语境中的文化，是一种狭义意义上的孤立的文化知识、理念、和精神产品。当然，在其他地方，文化也呈现出更为广泛的内涵，例如文化是对个体行为的抽象，是一种思维、情感和信仰的方式；也是整个民族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总和，是个人从社群中继承到的社会遗产。人类学家认为，文化是关于一个群体的行为活动方式的理论，是对反复出现的现象的认知取向以及对行为进行调控的规范机制，是一套调整人与人、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技术座驾，是“历史的积淀物”。[5]从词源学、人类学领域、文化结构等不同的角度对文化概念的解释会有不同的表达，概括地说，文化分为物质文化、机制文化与精神文化，而精神文化是其内核，这三类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文化系统。在确切的意义上，“城市”和“文化”的联姻是历史进步的重大标志。正如哲学家斯宾格勒所言：“一切伟大的文化都是市镇的文化，这是一件结论性事实。”[6]在某种意义上，城市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之所在，也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引擎。就此而论，城市文化是在特定的城市-区域内，社会成员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以及精神财富的总和，它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城市时代的产物。
二、城市文化的生产及其效应
在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文本中，人类社会生产主要是指两种形式的生产：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作为城市生产总体的一个重要内容，城市文化的生产表征着精神生产在人类发展到城市化历史阶段的新形态。“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7]从这条基本原理出发，要想厘清城市文化生产问题，就必须要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与物质生产之间的相互联系中进行考察才是科学的。而马克思社会历史形态理论提出，生产劳动一定的历史形式，就是一定时期社会历史形态中的生产劳动的独特形式，物质生产和文化生产各自的形式和相互关系，构成这一时期社会历史形态的基本特征。而文化生产一定的历史形式与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形态相联系。城市是现代性最集中的表达，现代性将城市化和工业化链接，而随着信息科技以光的速度改变成人们的思维与生活习惯，这些新兴产业正在替代以大机器制造为主的落后的工业化生产模式，在此历史语境中，文化资本日益替代工业资本成为城市-区域与民族国家不断强大的推动力量。
文化资本是新生事物，马克思和恩格斯等经典作家都未曾涉及这个概念，但他们指出资本的本质和生成原理，“资本的形成，除非在商品流通（包含货币流通）的基础上，从而除非在商业的既定的、发展到一定范围的阶段上是不能发生的；相反，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却决不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正如我已经阐述过的，不如说属于‘资产阶级以前的社会形式’。它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8]因此，文化生产和文化资本必须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经过长期积累才最终形成。“工业文化”和资本主义精神生产是历史地生成的，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只有创造剩余价值，商品才会转化为资本，才会作为资本生产出来，而只有创造的价值大于本身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的。只有形成资本劳动才是真正的生产，文化生产当然也要遵循这样的规律。在确切的意义上，唯有催生出一种以工业生产方式制造文化产品的行业，才会使得文化成为获取高额利润的手段，才是资本真正控制了文化。
文化生产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效应，可以说城市文化生产促成了文化工业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首先，文化生产实现了传统权力向交换方式的转变，使得文化生产直接成为一种社会生产力。众所周知，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文化的生产更多地通过统治阶级的暴力或依附于权力的作用而得以实现，这种实现方式主要是一种强制性生产形式。而城市文化的生产模式更多地建立在商品平等交换的平台上，这种模式极大地改变了文化生产与权力的关联，也大幅提高了文化自身的生产能力。其次，它达成了生产者、消费者和社会其他成员之间再生产的和谐统一。当城市开始生产以消费意识导向的文化物品，它不仅生产出物质产品，同时还有制造了与此相适应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从而构建并维护社会生产和交往的新兴秩序。再次，生产性文化生产造就了一个消费文化时代，并直接参与了社会阶级阶层的重构。现代文化工业生产出一大批直接用于消费的文化产品，同时也“生产”出消费这些文化产品的社会大众。社会大众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社会阶层，而是包含了中产阶级、蓝领工人和小知识分子等众多阶层人士在内的社会群体。与此同时，社会还形成了一个囊括了包含媒体工作者、演员、经纪人、出版商、广告从业者、营养学专家、通俗作家和文化顾问等等不断日益增大的新阶层：文化生产者和媒介人。 三、城市文化的异化批判与价值回归
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从始至终贯穿于其一生的研究中。作为同阶级一起产生描述社会现象的范畴，异化是指人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过程及其产品成为一种异己性力量，控制和支配人本身的一种社会现象。它指涉人类作为主体在发展过程中，作为自己的活动产生的客体成为一种外在的和异己的力量反对主体本身。马克思认为，生产劳动在本质上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而自由自觉是人类的本质特性。只有能够自在地认识自己和把握事物，并且能理性的支配并自愿从事某种活动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因此，异化劳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即人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根本，失去了人本真的自由本性与生命属性，成为与动物一样的存在。
如果说文化是人的一种本真的存在方式，那么，城市文化的异化在实质上是人的类本质的深层次异化。因此消除城市文化的异化，就是避免人的本质的深层变异，即重塑人的自由自觉的类的存在方式。关于如何消灭异化，马克思曾提出劳动的对象化和拜物并不是异化，只有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才构成异化。因此，要实现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终级目标，消灭异化的前提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消灭异化的路径――将异化劳动和私有制联系起来――给我们的启示是要想克服城市文化的异化须依靠人自身的力量，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超越异化劳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换言之，通过人的“总体性”的实现才能达到。
历史唯物主义人学理论提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丰富和深刻的科学内涵――人类不仅要使自已的感觉器官的所有能力都取得长足发展，而且要使所有的现实关系和思想观念也获得全面发展。那么在城市化时代怎样才能使人获得自由丰富的个性和全面发展呢？其中一个重要的路径就在于充分发挥城市空间的文化功能，使城市发展和文化进步同步最终实现“以人为本”。城市文化作为人类在城市空间存在的文化载体，它保障人类自由、维护人类尊严、爱护人类生命、关怀人类幸福。西方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人类为了生活聚集到城邦；人类为了更好的生活得居留于城邦。
城市作为人类生产、生活和休闲的重要空间载体，它不可避免地对居于其中的人烙上时代印记；另一方面，城市空间作为历史之产物，其变迁也在一定程度上昭示着人类文明的方向。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异化理论，无论城市空间的形态如何变异，功能如何转变，其首要的目的是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求。而人类文明的快速或缓慢进步也会或多或少地通过城市空间功能与形态的变迁而呈现出来。在本质上城市就人类生存的空间载体，而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所彰显出的文化样态，就是城市文化。在其中，人是城市文化的灵魂，城市文化作为城市人格的具体表现是人格化的主题空间。
在商业化氛围浓郁的城市生活中，无论是作为引领时代潮流的精英群体还是日益取得霸权地位的大众文化都日益糅合在一起，在此境遇下城市“以人为本”的本真的文化功能遭遇巨大的困境。在此意义上，城市空间文化及其生产不仅没有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所裨益，反而因为对物质的过多依赖生成了“单向度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