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俄帝国时期国家政权与社会舆论的相互作用
一、俄帝国时期社会舆论界的构成及其数量变化
社会舆论作为社会人民价值观和需求的主要反映，其构成在俄罗斯帝国时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俄帝国之前尤其是莫斯科公国时期，俄国的舆论界主要是由那些有权参加缙绅会议的人组成，如：波雅尔、神职人员、贵族和城关工商区居民。1678年，这些人总计为77万人，约占俄国总人口的8%。[1]18世纪初彼得一世改革使俄国迈入帝国时代，并开启了现代化的道路，俄国的社会舆论群体在构成和数量上也发生了变化。贵族、知识分子、城市上层成为社会舆论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军队也成为这一时期俄国舆论不可忽视的力量。但同莫斯科公国时期相比，彼得大帝以来直至1861年大改革前，俄国的社会舆论数量是降低的。根据米罗诺夫在《俄国社会史》中所提供的数据显示，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这一比例约为2.5%～4%。舆论界人士相对莫斯科公国时期数量减少了50%。[2]1861年大改革可谓是俄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代，从公民国家形成的角度来看，此次改革大大促进了俄国民主化的进程。这不仅仅表现在农奴的解放、地方自治的发展，更表现在人民开始有机会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大改革后的舆论界人士也开始变得稳定起来，贵族、神职人员和上层工商业居民成为主要构成部分。虽然占俄国人口多数以上的农民参与社会舆论的人数非常有限，但不可否认的是，同大改革前农民毫无地位相比，改革后的社会舆论中确实吸纳并积极活跃着一部分农民出身并代表农民利益的人员，其进步性是不容忽视的。由于19世纪60年代的改革，舆论界人士的相对数量增加到10%，与17世纪相比增加了2个百分点。此后，除1892～1905年很短的一段时间外，俄国舆论界人士相对数量一直都在持续增加，并在成立国家杜马后达到最高点16%。[3]俄帝国时期社会舆论界的构成以及数量的变化，表明国家政权对待社会舆论的态度的变化，而国家政权与社会舆论之间的互相作用又对俄帝国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二、国家政权与社会舆论之间妥协与斗争对俄帝国发展的影响
自彼得大帝以来，俄帝国国内的进步与发展是国家政权与社会舆论妥协对话发展的结果，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合力，而国内的动荡不安多是国家政权与社会舆论互相对抗、互不妥协的悲剧。彼得之所以成为俄国历史上第一位沙皇，是与其对俄国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分离不开的。彼得大帝的改革并非畅通无阻，社会舆论界的反对声音使得彼得不得不考虑调整改革措施，以迎合社会大部分人们，尤其是社会舆论的主要成分――贵族、神职人员和上层城市市民的利益。彼得所创立的社会政治制度显示出了自身的生命力，其改革最终赢得了当时社会的好评和认可。在国家和社会双方利益都得到实现的时候，彼得一世的改革促进了俄国社会的发展，把俄国带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上来。彼得的成功在于掌握国家政权的他考虑了社会舆论的利益并做出一定的妥协让步，同时社会舆论反对派也对彼得的让步表示了满意和退让。大混乱年代，俄国之所以政权更替频繁，是因为在位的继承者们未能像彼得一样即实现了国家利益又满足了社会舆论的需求，结果被社会所抛弃，统治不断被推翻，如：摄政王比隆、彼得三世。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俄国继彼得大帝以来又取得了历史性的发展，这既体现在国内生活的提高，也体现在国家对外实力的提高和疆域领土的空前规模上。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统治得到了大多数居民、特别是贵族和市民阶层的好评，因为她迎合了他们的愿望，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超出了他们的愿望。[4]继位的保罗一世的悲惨结局则是其政策忽视了社会舆论人士的利益。М?В?克洛奇科夫经研究表明，正是由于上层政权与贵族社会之间的裂痕导致了皇帝的死亡。这也证实了当国家政权与社会舆论发生矛盾且双方都不做出妥协而出现冲突时，当权者往往会遭遇不幸，国家发展也会受到一定影响。亚历山大一世即位后立刻抛弃了其父亲的统治措施，按照社会舆论的要求进行改革，当时著名的国务活动家斯佩兰斯基是亚历山大一世改革的主要帮手。但由于斯佩兰斯基的改革过于激进，使得社会无法理解和接受，因此斯佩兰斯基改革的主要措施并没有付诸实践，其本人也成为当权者为维持自己政权同社会群体妥协的替罪羊。米罗诺夫对此现象的研究分析认为，斯佩兰斯基改革之所以失败告终，是因为其改革超出了社会的承受能力，并不符合当时俄国社会的利益。[5]十二月党人运动在俄国掀起了一股自由主义性质的政治思想运动，更是当时俄国社会舆论中出现的典型性活动代表。对于国家政权来讲，这场运动对俄国的专制政权是有极大危害作用的。当权者无疑会采用严厉而强制的手段进行打压和惩治，十二月党人运动失败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当权者同这种激进的社会舆论之间并非一味地进行抵抗和排斥，按尼古拉一世所言，他从中“吸取了不少合理的成分”。[6]而且尼古拉还曾暗地里向20个十二月党人的家庭提供过世纪帮助――给这些家庭发放补助金，并用国库的钱安排他们的子女进入有名望的学校学习。[7]尼古拉一世的这种对激进社会舆论的两面态度，一方面维护了国家政权的稳定性，防止了国内的混乱，另一方面也使得社会看到了政权的让步和激进主义行为的不合理性，从而促使了自由主义启蒙思想在俄国社会中的确立，出现了19世纪30～40年代的俄罗斯思想文化领域上的“黄金时代”。
在自由主义思想的冲击下以及国际形势的演变，俄国于19世纪60年代迎来了历史上的大变迁和大改革时代。事实上，早在尼古拉一世在位期间就已经存在进行改革的设想和决心，据亚历山大二世说，他的父亲尼古拉一世临死前要他答应社会解决解放农民的问题。[8]自小受到自由主义思想冲击的亚历山大二世即位后，在外交失利、国内社会舆论哗然的压迫下，看到了国家改革的必要性。在解放农奴问题上，亚历山大曾对贵族们表示：“我深信，我们迟早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你们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从上面来解决比从下面来解决更好些。”[9]这表明，国家政权迎合社会舆论需求开始主动进行改革，改革内容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后的30多年里，俄罗斯国家和社会都经历着巨大的转变，俄国在民主化的道路上大步前进。然而对于此次改革，社会舆论中的保守派和激进派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保守派认为改革让步过多，激进派则认为改革的力度还远远不够。[10]于是这部分社会舆论分子又开始同做出让步的政权进行对抗。后果显而易见，亚历山大二世于1881年被激进的民粹派分子用恐怖手段炸死在彼得堡大街上，随之而来的便是亚历山大三世时期的反动统治。当国家政权在维护自身基本统治的前提下，通过让步和采取措施尽可能满足社会大部分人的利益时，而社会部分人仍然不满足，仍表现出同国家政权进行“你死我活”的态势时，结果只会适得其反。20世纪初，斯托雷平再一次遭遇了亚历山大二世的悲剧，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国家政权未能同社会舆论达成共同立场。在尼古拉二世顽固的专制统治下以及外来思想的影响下，人民意识专制制度并不能给自己的利益保证，因此1906―1917年杜马与政府之间的斗争可以看成是整个社会与顽固的专制制度的残余的斗争。[11]虽然尼古拉二世为维护自身的统治也做出了让步，但此时的社会舆论已不再领情，利用二月革命直接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了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俄国也由此进入到了最“民主”的时代。但由于资产阶级政权的内部斗争和软弱性，无法处理好政权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结果在占社会人口多数的农民和工人的无知助推下，布尔什维克篡夺了政权，将俄罗斯国家和社会带进了无法自拔的深渊。
综上所述，俄罗斯帝国自彼得大帝以来到1917年罗曼诺夫王朝的慢慢历程中有辉煌有跌落，其发展与倒退甚至灭亡，除了外来因素的影响，一切都同国家政权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和与不和是分不开的，而这种不可分离更明确地又表现为俄罗斯国家的进步与倒退同国家政权与社会舆论之间的配合程度成正比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