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的历史哲学思想述评
名扬四海的英国人伯特兰?罗素拥有众多的头衔，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社会活动家、思想家、著名学者，他甚至因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成为聒噪一时的文学家，他也写出了诸如《自由与组织》、《1902-1914年协约国的政策》的历史专著。然而，他始终不是一位职业历史学家。但是他的历史学思想被归之自由主义的史学理论当中，那也许可以把他称之为非专业的历史哲学家。这是本文研究罗素历史哲学的前提。
一、反思的历史哲学
罗素生于1872年，卒于1970年。他人生的大半是在二十世纪度过的，并且跨越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三十年代的“大萧条”，见证了欧洲的衰弱和美苏争霸。这些历史变迁对于他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表现在他的历史哲学思想中具有思辨和分析批判的双重性。他虽然与其他分析的历史学家一样反对用外在于历史学的框框来图解历史，却仍然执迷于属于思辨的历史哲学的论题，如历史的进程是否具有规律性？历史发展的动力来自何处？等等。
罗素没有一个完整的历史哲学体系和一套严谨的方法，只是他的历史观带着浓厚的自由主义的色彩。例如，他认为总的来说，人类历史是在不断前进的，由专制而民主、由愚昧而启蒙、由残暴而宽容、由迷信而科学。这是一种来自反思的信念，而不是从某种思辨体系或逻辑分析推导出来的结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悉尼?胡克就把罗素的这种历史哲学称为“反思的历史哲学”。
二、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
罗素倾向于认为，历史学既不是科学，也不是艺术；但就其社会功能而论，历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在这里，罗素像一个分析的历史哲学家一样探讨历史的性质问题。但是他又不同于其他的历史哲学家，认为历史学要么是科学，要么是艺术，而是认为，它既是又是，既不是又不是。这似乎像是折中主义和诡辩论的结合。广泛去涉猎罗素的作品，就会发现，罗素对历史的这种态度其实源于他的常识论和道德主义倾向。在道德主义的视角认识罗素，我们会发现这位智者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他讴歌善良、真诚、友爱，鄙夷丑恶和愚蠢。他曾说：“对于一个有教养的心灵，历史学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他看来，历史学有着净化人心、启发智慧，教会人们真善美的作用。同时，这些作用也都是在常识中常常被提及的作用。
此外，罗素的这种观点体现着19世纪以来在西方很有代表性的社会思潮和学术思潮。20世纪是一个聚变的世纪，阶级矛盾、环境破坏、战争在世纪之初纷至沓来，西方流行着悲观的思想基调，传统的观念和理论受到强烈的批判和冲击。罗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依旧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实证主义发起挑战，认为历史学总免不了历史学家凭着个人的好恶而随心所欲地加以改动，这就否认历史学的科学性；同时又认为人们不能在历史学中发挥艺术想象，从而否认历史是艺术。
三、历史的动力问题
罗素也像思辨的历史哲学家那样考虑历史的动力问题。在他看来，社会发展的动因有三类：第一是经济技术；第二是政治理论；第三是天才人物，这三者都不能被忽视，而且三者之中也没有一类可以说是单一地影响着其他二类。罗素所讲的经济技术既包括一般而言的诸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经济因素，也包括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而且罗素还往往更强调科学技术。值得注意的是，罗素强调科学技术不代表他就不看好经济因素，他认为历史上大多数重大的运动都植根于经济原因的，他往往强调科技因素是出于别的目的。罗素说的政治理论主要是指权威、权力。权威和权力在他的思想中有时甚至占有支配地位。他一贯强调：“社会动力的法则，惟有用各种形式的权力的用语可以表达出来。”但是他的权力只是一个基本设定，是无从证明又不可或缺的。但是罗素在1950年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指出过“权力和占有财富一样，乃是人类本能的欲望。”所以对罗素而言，他的权力因为来自于人的欲望，来自于人性本身。第三是天才人物，何兆武先生认为罗素是一个天才决定论者，因为罗素对天才的看好往往带着一种过分的、夸张的偏见。罗素说：“我相信，如果17世纪有一万人在襁褓中被杀死了的话，近代世界就不会存在。在这一万人之中，伽利略是首要的。”罗素还强调说，一个民族文化的特性取决于它的形成期的某些伟大人格的作用，如孔子、释迦牟尼、耶稣和默罕默德。
四、历史中的人与个人的作用
罗素对于天才人物过分看好，但是他的这种看好只是出于他常识性的反思和他自己的主观偏见，这不足以更不能把他看作像是尼采那样拥有英雄史观的人。因为（一）罗素强调天才人物是出于反对历史决定论中把天才人物作为一些社会势力的体现；（二）罗素强调历史中的每一个个体的人都在发挥着历史创造的作用。
罗素对个人作用的推崇，也是到了一种过分偏见的地步，他甚至说历史的动力是人，是具体的有感情、有欲望、有动机的男人和女人。这种个人的作用和地位是不能抹杀的。通过对个人的内在价值的强调，导致了罗素不承认有任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客观规律。
罗素对个人作用的夸张其实也是为了证明他的天才观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正是由于个人力量的不可忽视，在某些领域具有杰出贡献的天才就更加需要被强调和看好，他们是历史的独特和唯一，是不能被替代和转换的。这就和前面提到的罗素往往强调科学技术因素是一致的了。正是因为天才人物的重要，所以他们创造的科学技术也就弥足重要。
五、人性问题
在讨论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的时候，罗素就表现出了道德主义倾向。这里的“道德主义”一词主要是为了尽可能地涵盖罗素在人性问题上的所有主张。前文提到，罗素所处的时代背景影响了他的思想，也影响了他的人性观念。而且值得强调的是，罗素的人性观念直接地影响了他的历史哲学思想。 具有崇高理想，也是理想化了的理想的罗素是自由主义的发言人。他反对战争，反对法西斯，反对专制独裁，反对恐怖主义和环境破坏。在他看来，人们应当去发现他人的友好和善良，而不是把他人当作敌人看待。因此，他反对20世纪流行的民族主义情绪，他认为民族主义给全人类带来的是隔阂和摩擦，不利于人们的交往活动。因此他主张建立一个世界政府，让地球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家庭，在这个家庭里，人人相亲相爱。这个理想颇有我们所说的“天下大同”的趣味。这里就不难看出罗素的道德主义包含了对和平、自由的向往。笔者认为，这与两次大战以及经济危机带来的社会普遍悲观情绪不无关系。
由于对和平和自由的向往，罗素把历史上人类的一切灾难都归结于人类的愚蠢和邪恶的感情，而非由于思想或信仰。恶意，或作恶的快乐，是一种天性，是一种天生来的人性，正像一个小孩子并不要一下子踩死一条虫子，而是要慢慢折磨死它。这是隐藏在意识深处的乃至无意识的东西；它不是社会的产物，而是人类进化到智人阶段留下的产物。
到这里，罗素把人性最后分解成三个不可再简约的组成部分：占有欲、权力欲、创造欲。占有欲是对物质财富的占有，权力欲是对统治权力的追求，创造欲是人类的智力活动，这三者构成了罗素多元的人性论。在古典的思辨历史哲学里，历史是理性自身的开展过程，而在罗素这里则成了人类本能的开展过程。而在这个开展过程中，罗素特别强调权力欲的作用。人类不单纯是受着物质享受的欲望所驱使，往往他们所要追求的是权力而不是财富，这时他们的基本动机并不是经济的。罗素自称：“我所关心的是要证明社会科学中基本的概念是权力。”
六、评价罗素
罗素始终不是一个职业的历史学家，他的所有历史哲学思想都是来自于常识性的反思和对人性的认识。所以，他始终没能，他或许也从未想过要构建一个历史哲学体系。因此，我们很难从整体上去把握它。在零散的论述中，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到的罗素是不成体系，但是丰富的。他对历史哲学的许多问题有了一定的思考，尽管某些思考是粗浅的。
在大多数历史学家看来，也在笔者看来，历史学是科学的，也是科学，但它是一门经验科学，或者说人文科学。尽管历史学家在书写历史的时候带有自身的偏见，但任何一个有史学素养的历史学家都会尽量如实的描述历史。罗素认为历史学家会根据自己的好恶改动历史其实是忽视了描述历史与评价历史的区别。还原真相是任何一个历史学家的追求，虽然做不到百分之百如实地还原，但历史学家的还原依旧是有可信度和说服力的。评价历史则是包含了历史学家的个人态度，在这个层面历史学家可以大放光彩地表达自己的真知灼见。
罗素的天才决定观虽然不等同与英雄史观，但是他主要错误的地方是，他把天才的名字和这些名字相联系在一起的伟大事迹混为一谈了。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不代表没有哥伦布就发现不了新大陆。皆知确认那是新大陆的是意大利航行家亚美利哥，美洲大陆的名字也是源于他的名字，而不是哥伦布。牛顿发明了微积分，如果没有牛顿就没有微积分吗？真相是莱布尼茨也发明了微积分，而且与牛顿几乎是同时发明的。天才人物必然是时代的创造。时代创造了他，他又改变了时代。这是历史发展中的必然。
罗素的历史哲学虽然经不起严格的推敲，但是他的思想对于大众来说，对于历史哲学的发展历程来说是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的。正是他伟岸的人格魅力感染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人，正是他开创了分析的历史哲学，促成了历史哲学的时代转变。就他的历史哲学内容来说，也有许多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究的地方。比如说，罗素根据他的权力论观点指出，“一旦获得了权力，就有可能把它用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而不是为人民的目的，这是我相信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很可能发生的事情：即建立一种官僚贵族制，把威权集中在自己手中，创设一种和资本主义是同样残酷和压迫的政权。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充分认识到，贪权也正如爱财一样地是一种强烈的动机，而且一样是一种不正义的根源。”因此，“除非是官僚的权力可以得到约束，否则社会主义就只不过意味着这一帮主人替代了另一帮主人而已。”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并且是被历史证明了的问题。其一，罗素预见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威权政治，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正是残酷的和压迫的。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运动捕杀了大批无辜的知识分子、科学家。其二，罗素果敢地批评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可能存在的腐败问题，这在我们当前国内屡见不鲜。这就给罗素的历史哲学赋予了十分现实的意义。虽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有失公允，但是他出于道德主义的指责，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正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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