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中的批判哲学
在很多语言中，“历史”（History）都有着两种含义，在《历史哲学――导论》里，沃尔什首先明确了“历史”一词的这种双重意义：即它可以指（1）过去人类各种活动的全体；也可以指（2）我们现在用以构造的叙述和说明。前者的研究涉及到历史事件的实际过程；后者则关注历史思维的过程，这种词义的模糊性，给历史哲学“同时打开了两个可能领域。”沃尔什由此正式将历史哲学做了系统而明确的区分，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可以区别出两种不同的历史哲学，即“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前者所研究的是历史事件过程本身，而后者研究人们对于历史的思维过程。
二战以后，分析的历史哲学势头日盛，逐步占据了思辨历史哲学的势力范围，成为西方历史哲学中的显学。20世纪70年代以后，持批评意见的学者认为“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分界过于绝对。但事实上，这并非沃尔什提出这一划分的本意。
二、把“纯粹理性批判”引入历史哲学
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在讨论很多问题的时候都采用了康德哲学的思路。比如在讨论关于历史学的解释时，沃尔什提出的历史的知识是“综合”的知识，即历史知识的产生是在“适当的概念”下，通过历史学家的“综合”，把具体的历史事件联系成一个连贯的有意义可循的整体。
在康德的认识论中，“综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康德认为构成知识的起点不是亚里士多德、莱布尼兹所强调的概念，而是判断。形成判断就是综合的过程，所以康德对一切对象的先天知识，都经过了纯粹直观杂多的给予，经过想象力的综合，再由知性范畴给综合提供知识所必要的统一性，才形成知识。而沃尔什很明显是借用了这种构成观点来处理历史知识的形成过程的。特殊的历史事件都是相互独立的，如果历史学仅停留在编年史的阶段，那我们看到的就只是毫无关联性的流水账，这就像是被感性直观接受处理的经验杂多一样，本身不构成知识，必须依靠知性的综合才能形成知识，这个过程在历史学研究里就是历史学家对编年史的处理，使之具有可理解性和统一性。
通过综合，历史学家对历史形成了知识，而这样的知识所对应的对象也有着明确的限制。沃尔什强调历史学家在适当的观念综合各种事件而在历史中找到可理解性时，这种可理解性并不来自于历史中根本的最终原动力，而是来自历史学家的判断。换句话说，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不是所谓历史本身而只是历史学家通过综合，自己构建出来的研究对象。就像康德认为人类只能对处于时空中的对象获得知识一样，历史学家也只能对那些他们所可以提供论证的“历史素材”给出历史知识。
不管是唯心主义的直觉的观点还是兰克史学的观点，都是将历史素材的获得简单的等同于一种直接的接受。但事实上，虽然历史素材似乎是直接给予我们的，但是其实那都是历史学家的先验因素参与的结果。对于唯心主义的直觉，沃尔什的批驳基于对过去历史人物思想的重建是一种依靠了历史学家所设定的普遍性原则的运作而获得的，在这个过程中是概念的推理在其作用，而不是什么直觉。对于兰克史学，让史料自身呈现出其意义，沃尔什同样是认为史料本身并不构成证据，而真正具有史料意义的，除了给予我们的史料，还必须包括历史学家现在的观念对史料证据性的判断。康德认为，感性虽然是被动的，它的对象是被给予的，但在经验形成的过程中，已经有知性主动的参与了。沃尔什可以说是把这一观点，用于处理的历史学中的“先验”和“经验”问题，即普遍性原则和历史素材。
康德的批判哲学不但要解决科学知识何以可能，还要解决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的问题。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为一种科学的形而上学扫清障碍，奠定基础，而不是像近代分析哲学那样要拒斥形而上学。
与此相应的，沃尔什虽然提出了分析的历史哲学（历史学的知识论）和思辨的历史哲学（历史学的形而上学），但是他并不是如后来的分析历史哲学家们那样，是要彻底的排除历史学中的形而上学。作为一个受到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影响的现代哲学家，沃尔什也认为思辨的历史哲学应该定性为“完全错误的思路”，是“企图从外部来领会历史”，“对实际工作着的历史学家是不可能有任何号召力的”。但是，沃尔什也像英国唯心主义或观念论者一样，强调在历史学研究中形而上学的不可或缺性。“这种类型的哲学思维究竟有没有任何前途，是另一个问题”，因为形而上学与“任何一个人对于历史所采取的航程做出一种站得住脚的道德辩护”有着密切的联系。历史的形而上学，对历史学的发展有着一种范导作用，这一点从19世纪历史学的空前发展中可以获得支持。任何历史解释都是建立在道德和形而上学的信念之上的，而历史学家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历史的解释。沃尔什最后还强调“只要‘恶’被看作构成为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就总是会出现的”。
这说明沃尔什对历史哲学的分析是一种全面的分析，从人们对历史的本体论的要求来说，他是肯定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形而上学性的，他所反对的是这种形而上学对历史学的知识来源的误导。沃尔什提出的分析的历史哲学也是为了说明历史学知识的“可能性、使用原则和界限”，以使历史学的知识能够找到自己建立的正确基础。
所以，沃尔什并不是要把这两种历史哲学截然分开，固定或对立起来，而是要把它们放置在各自应该适用的位置上，避免它们对对方势力范围的非法侵占。
三、沃尔什历史哲学的意义
沃尔什的历史哲学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了康德的批判哲学，但这种借鉴是否就代表了批判哲学在历史哲学中的贯彻呢？ 分析的历史哲学可以说产生于对齐美尔提出的那个康德式问题：“历史科学如何可能？”的回答。我们看到康德作为西方哲学史一个承上启下的哲学家，对于后代的哲学家都有着重大的启发意义，但是康德对于历史的处理，更多的是从实践理性的角度展开的，而不是把历史作为历史学这样一门知识学科来进行处理，虽然康德从他前瞻性和对理论的卓越洞见，在其历史哲学中表现出许多从后来分析的历史哲学来看都是值得肯定的观点，但是康德并没有像《纯粹理性批判》中那样，首先从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能力进行批判，而是试图去直接去讨论历史的本质，所以造成了是否存在“第四批判”的长期争论。何兆武先生认为存在“第四批判”，但他认为康德把人文科学的认识理解为一种先验道德力量的驱使，从而可以不通过批判而直接使我们直接的“明心见性到”。（1）
从沃尔什的评述中，我们发现康德的处理是有问题的。康德用合目的性和和规律性来处理历史问题，虽然有其有启发性的一面，但这样也就混淆了历史与历史学这两个不同的东西。作为将历史理解为一种具有道德意义的现实对象的哲学思考，它刺激了其后思辨历史哲学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却也引起了历史学与历史哲学的分裂和历史学家们对历史哲学的厌弃，这种局面恐怕也非康德本人所乐见。人们毕竟期望历史学是一门知识体系，既然是知识，那么它就应当与广义上知识有着基本的一致，如果康德要为一切知识寻找形而上学的基础，并且要严格限制它们适用的有效范围，那么他也不应将历史学排除在这个努力之外。
在这之后，也有很多哲学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狄尔泰，他试图通过建立“历史理性批判”完成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他的目的是要将理性建立在历史的根基上，以此给人文科学奠定基础。但是正如沃尔什所说，狄尔泰的思想和他提出的一些重要概念虽然对后来的历史哲学家们有重要的启发，而且他也提出了历史知识的基础问题，但狄尔泰提出的对历史的内在理解，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内在性的，它必然会带来对历史的外部理解，克罗齐论述阐明了这一点。这样的话仍然可能因历史学的研究对象的混淆而导致这种尝试的最终失败。
而沃尔什提出分析的和思辨的历史哲学，其意义并不仅仅是一种划分方式，它也是一种历史哲学的思维框架。这种框架为我们明确：历史学要成为一门科学，它就需要历史哲学上的限制。对于历史本身的研究，只能是建立在一种思辨的形而上学基础上，从科学性的角度讲，它对历史知识的产生有着范导作用，并且它还承担着人们对历史所要求的伦理学意义。但是这样的一种思辨性研究，不能成为历史学科学性的坚实基础。所以，一种建立在对历史学家本身的思考、研究方式、历史知识的形成、性质、有效性的思考，才是历史学所要求的哲学基础。沃尔什的划分廓清了历史哲学的研究对象，为历史学寻找到了自身科学性的哲学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沃尔什提出了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划分理论，第一次较为完整地回答了“历史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使康德的批判哲学的要求在历史哲学中真正得到了贯彻。
对历史任何一种单一的处理方法而不加以限制，或者导致我们对历史的实践性要求直接影响到历史学的研究，致使历史知识与政治宣传混淆在一起；或者一种来自于历史决定论的设计，将让我们不得不面临一种人类的历史主体性完全被剥夺的困境。
沃尔什的历史哲学是一种对康德哲学的在历史哲学领域的继续和发展，正是这样一种继承，在有关历史的哲学思考中划出了一个知识的范围。让我们可以确定历史知识在这个极其有限，但却确实存在的范围内是可能的，而伦理学的要求可以在这里保持起码的克制，虽然这种克制相较在自然科学中的克制要微弱许多。它使得当历史作为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时，不会被主观的目的性完全吞噬，也给人类保留下了作为历史主体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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