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智库建设定位与发展路径浅析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7）185-0050-03
当今世界呈现全球化、信息化、多元化的发展态势，政府复杂决策的实现须依赖多种资源配置和大数据信息的融合分析。高校智库作为我国智库体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从拥有的学科背景、人才资源、研究手段、基础条件、成果推广等多个方面考量，均具有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其积极参与和效能发挥有利于政府完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有力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高校智库首先具有智库的“四大”特性[ 1 ]：即独立性、非营利性、现实性和政治性，其相对独立性发轫于学术自由的传统；非营利性则是高等教育公共性的拓展；现实性指问题导向的实务研究；政治性指受政治因素影响服务国家战略。高校智库除了具有智库的一般特征之外，还具有教育性、专业性和公正性特征[ 2 ]，即教育性是高校人才培养功能的本质；专业性是高校学科互动与科学研究的优势；公正性指现代教育对客观公正历来的追求。
据统计，我国高校智库约为700个，主要集中在“211工程”及“985工程”高校，700家高校智库占2 595所普通高等院校的27%。高校智库集聚了全国80%以上的社科力量，包括近半数的两院院士、60%的“千人计划”入选者、学术带头人、中青年骨干以及大规模的研究生队伍。在中国排名前10的智库中，高校智库有3所；在排名前20的智库中，高校智库占到20%。因此，高校智库建设呈现繁荣局面，凭借其独特的天然优势，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1 高校智库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1.1 高校智库的功能定位不够明晰
高校智库建设在总体上缺乏合理的规划布局，有的高校混淆了传统科研基地和智库之间在角色定位、运行机制和成果实施等方面的差异，不切实际地“转型”以追求形式创新。有的高校单纯跟踪热点，脱离自身实际特点，跟风建设智库，同质化、同题化倾向严重。这造成了科研经费和人力资源的浪费，影响了高校智库的研究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的提高。有的高校管理者和科研人员虽然紧跟形势开展智库研究，但缺乏资政议政的意识，仅仅出于“象牙塔”情结，热衷于理论基础研究，陷入“偏学术研究”的误区，与社会实践不能有效衔接，甚至严重脱节。有的高校科研人员在智库研究方面，对政府关注的重大、热点问题的实质理解不够透彻，缺乏政府管理者的本位思考和问题导向意识，对决策者的思想动态和决策过程不了解，只是以旁观者的身份纸上谈兵、教条式地开展学理研究，导致研究成果学术性强，或者是低水平的观点重复，缺乏可操作性和真正的创新亮点。
此外，高校与政府之间联系不够紧密，由于供需信息不对称，不能及时了解政府的真实需求，拿不到一手资料，造成了数据分析和论断的偏差。另外，高校缺乏畅通的成果转化渠道和资政途?剑?即使有建设性的研究成果，也往往被束之高阁，难以真正转化为政府决策。
1.2 高校智库的运行机制不够灵活
高校智库的科研经费很大部分源于政府，具有不同程度的官方属性，但不同智库在资源配置、信息获取等方面的不均衡性差异较大，有的高校智库只有政府冠名，但没有政府长期的稳定性经费投入，影响科研人员投入的积极性，造成智库研究成果质量不高。
大部分高校智库依托学院建设，没有相对独立运行，也没有专拨经费，对智库科研人员的评价指标采用的是和高校教师“唯学术论”标准，以项目、经费、论著、专利、获奖为重要指标，智库科研人员参与政府决策咨询在评价指标中权重较小，缺乏对政策与战略性研究科学、灵活的考核机制，导致智库科研人员要顾及职称评聘等现实问题，难以心无旁骛地从事智库研究。高校智库在人员聘用上单纯依托学院教师“双肩挑”，未能实行市场机制，没有充分利用政府和社会资源，把政府管理人员和社会资深人士纳入研究队伍。有的智库承接企业横向委托课题不足，难以保证持续的经费投入，运行效果欠佳。
1.3 高校智库的成果产出不够突出
高校智库一般以向决策部门提供决策建议等作为成果产出形式，具体以“成果要报”或“内参”等作为载体，通过内部呈送途径进入决策部门，反馈形式也多以权威决策者“批示”等形式实现其成果价值。
一方面，即使高校科研工作者承担了大量委托课题，或应用性招标类项目，但由于在问题导向的把握不足和应用实践的深入不够，真正能够得到决策部门采纳和直接实施的成果很少，导致投入产出比偏低。
另一方面，这种决策过程通过高校人员研究、内部渠道呈送、专业部门审议，形成的研究成果艰涩难懂、专业性强，基层公众难以领会，同时因为没有通过公开的网络、影视、音响、出版物、报刊等纸质和电子媒介，直观地向广大受众以生动形象的方式推广宣传政策，从而使研究成果的社会认知度和舆论影响力难以提升。
2 高校智库建设发展路径要实现“三个转变”
2.1 实现从“宽泛”到“专业”的转变
目前，有些高校的智库建设片面追求面上繁荣和建设的数量，有的研究基地再挂个牌子就成了智库，偏离基础学科的本源，生硬转型向单纯的现实研究，本末倒置，既无法对现实问题形成实践指导，又动摇了原有学术基础；有的高校没有利用已有的基础研究优势和实际把握现实的领域提升研究质量，而是什么热就跟风做什么，造成同质化的弊端。以上现象，导致高校智库建设貌似方向“宽泛”，无所不包，无所不能，但专业水平大打折扣。
当前社会问题多样复杂，智库研究不可能面面俱到关注所有社会问题，必须做好规划，有所取舍，形成特色研究方向，实现差异化发展。如美国的兰德公司聚焦军事和国防发展领域；布鲁金斯学会关注中东问题研究；胡佛研究所侧重美俄关系和东欧问题研究；英国的亚当?斯密研究所重视市场经济；法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凝视欧盟成员关系的研究。新型高校智库必须抛弃“万金油”的宽泛研究想法，聚焦方向，持续发力，才能在专业领域内做好政策建议。 此外，高校智库的“专业性”体现在要依托自身多学科融合的综合优势，基于开放视角和多源异构信息耦合对特定领域的问题开展研究。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决策者对科学决策的需求本源上是对学术研究和知识创新的迫切需求。
如“雾霾治理”问题，涉及环境、化工和能源等自然科学领域，而且与产业规划、法律维权、行政管理和公共卫生等社会科学领域密切关联，这就需要学科交叉开展研究。
又如“南海问题”研究，一要边疆史地、海洋科学提供史料支撑，二要信息计算、地理遥感提供科学数据，三要法学、传播学等做好发声，建立对话，才能构建起南海研究多学科协同创新体。总之，高校智库要把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技术性、科学性和规律性与哲学社会科学的普适性、思辨性、人文性和?通性相融合，突破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各自的局限性，理性制定出普适性实施方案。
2.2 实现从“虚拟”到“实体”的转变
目前国内高校智库基本上都是虚体运行，主要挂靠在高校二级单位，没有固定的专项经费和人员编制，责任和义务也很难明确，智库与原来的教学科研组织分工模糊，定位不清，考核评价标准没有差异，这样的研究机构只是具备了部分智库功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智库。
参照国外高校智库的运行模式，国内高校智库应突破体制约束，大胆探索机制创新，把智库从“虚拟”做到“实体”，可考虑和二级单位平行设立实体智库，配备固定人员编制和稳定的运行经费，智库争取到的项目研究经费少缴或免缴管理费，盈余用于智库后续发展或成果激励。同时，高校智库应在人员聘用上实行“开放流动”的运行模式，实行高校教师、政府官员互聘的“旋转门”制度，适度保持固定人员，通过横向委托、参与申报、有偿转让等形式，联合校内外“流动”研究队伍开展合作，对固定人员的薪酬根据个人能力和声望一人一议并对其产出的高质量成果另行奖励，对其考核评价与职称晋升侧重决策成果的质量、层次和影响力，与高校教师的科研评价体系有所差别，但同时要根据设定周期内的整体工作，对固定人员进行后评价，以决定其是否适合继续在智库工作，从而使智库真正做到“开放流动”。
此外，高校应与行业、区域主管部门积极合作，发挥行业、区域影响力，例如工信部高校依托工信部成立创新中心和重点实验室，在行业内推动新一代通讯、先进制造、高端装备等“硬件”转型升级的同时，也可以在“工信融合”“工业文化”“军民融合”等方向设立智库，在产业布局、行业立法、标准制定、体系完善等方面为行业主管部门提供决策建议，在“软实力”建设方面彰显特色。也可考虑发挥高校在经济发达地区设立的校外研究院的“窗口”作用，在关键技术攻关、服务技术创新体系、产学研用合作的基础上赋予其智库的新功能，高校智库主动与企业开展协同合作，在解决企业实际问题过程中获取实践经验和社会资源，进而形成自身品牌，同时企业通过购买高校的智力成果，为智库提供资金支持，这也是高校智库保持独立性的重要条件。
2.3 实现从“资议”到“外宣”的转变
高校智库在建设初期阶段为政府部门决策建议的过程呈现为“资政”和“议政”两个层面。
其中，“资政”可以更多地理解为“服务型”，即行业、地方高校根据行业、区域决策部门的需求，拓展社会服务的功能，依托自身的知识融合、学科交叉、人才丰富的优势，为解决实际问题开展实务性研究，现实性、操作性强，但受决策部门的影响较大。“议政”可以更多地理解为“对话型”，即在人文社科领域颇具影响力的综合性高校，在为决策部门提供现实问题解答的同时，更多的基于文化的深厚积淀，根据问题的研究背景及其演变过程，探寻历史发展规律，在实践到理论的凝练上“高屋建瓴”，从而提出有震撼力的时代性、标志性话语，并善于与决策部门进行对话，使得决策建议更加客观和理性。
但观察国内政策研究的实际情况，由于高校智库承担任务多来自于行政部门，行政权力过早或过度介入政策研究过程，限定了智库的研究思路，同时智库本身对研究成果获领导批示或部门采纳的过度强调，使得高校智库在“资政议政”方面更多是对既定政策的解读和论证，治理形态难以产生“独立见解”[ 3 ]。
因此，高校智库要创新决策研究的产品形式，通过决策发布、学术报告、专家访谈、科普活动及网络媒介等形式对外传播，实现从“资议”到“外宣”的拓展，凭借与媒体的合作关系，向上将大众尤其是边缘人群的利益纳入到政策制定的方案中，向下以民众解读政策的形成、实施和评估，提升政府的公信力，通过政府委托关系与公众市场关系的制衡，形成“政府―智库―公众”三方共同作用的智库产品的竞出机制[ 4 ]，推动决策部门主动采购智库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