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的军队政治工作思想和实践探析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1-0061-03
习近平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胡耀邦“是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1]。在1946年6月至1949年4月的华北解放战争中，胡耀邦先后担任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政委（1946年7月至1947年7月），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政委（1947年8月至1948年7月），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1949年2月起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1948年8月至1949年4月）等职务。胡耀邦提出，政治工作人员和政治机关在战场上的总任务是“在思想上、政治上贯彻执行上级的决心，实现本军的作战意图，歼灭敌人，完成任务。”[2]11他的军队政治工作思想和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延安时期就曾担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非常重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1948年8月他到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担任政治部主任，在部队检查工作时他发现，由于连续作战，有的部队党委工作制度不够完善，存在着不少游击习气，缺少健全的请示报告制度，党员作用也发挥得不够。经过仔细调查，他明确指出一些部队党委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党委组织欠健全、生活欠正常、工作欠充实、职责欠明确”[3]152。他同部队领导交换意见后提出，团以上党委应吸收下一级军政主要负责党员干部参加，要设常委，并进一步健全党委组织。要建立党委会议制度，常委会要多开，要有讨论，允许争论，要反对任何委员不倾听旁人的意见和随便制止旁人发言，侵犯其他委员权利的举动。党委要经常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使组织生活更加正常化。党委的主要职责是掌握部队尤其是干部的思想政治情绪，适时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方针和计划，认真实施党的政策和上级指示，并定期检查总结，以充实党委工作。
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胡耀邦还突出抓了连队党支部的建设。他说：“要使支部成为名副其实的领导骨干，成为连队堡垒”[2]61。1949年4月太原总攻发起前，连队党支部还处在半公开的状态。他在当年2月提出，要彻底公开党支部，以发挥党支部在连队中的战斗堡垒作用。他要求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抓好士兵委员会的工作，开展民主运动，把连队互助小组、战斗小组建立在扎扎实实的基础之上。通过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的模范作用，活跃连队思想政治工作，激发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他特别强调战时的支部整理问题。他说：“军队支部与地方支部有些不同，军队流动性大。许多走上了健全轨道的支部往往一下子就垮下来了，就是这个道理。因而军队支部的整理是经常性的。就是说：每经一次大的战斗或大的补兵之后，必须作一次大的整理”[2]61，使支部工作走上更健全的轨道。
二、通过帮助和教育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胡耀邦始终将加强对干部的帮助和教育作为提高干部质量的切入点。他指出：“干部决定一切，要把工作做好，自然需要有工作能力的干部。但干部的工作能力并不是天然生成的，一半是由于实际工作和战斗锻炼；一半是由于上面的教育和帮助。在通常的情况下，对干部我们也应该一面教育、一面使用、一面帮助；这样既可以把干部能力提高，又可以把工作做好。”关于如何对干部进行具体的教育和帮助，他说，“并不是叫上面去代替下面的工作，而是说上面给下面一个工作任务，不只是有原则的指示，而且要有具体指示怎样的方式方法。特别是下面感到困难的时候必须循循善诱，让他们敢于提出困难，帮助他们克服困难，不要硬逼和碰；当他们工作完不成任务或犯了错误的时候，必须谆谆告诫，帮助他们得出经验教训，不要一味训斥责备，要发扬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这样就使他们接受每一任务不会感到压力太大，而觉得胜任愉快，积极性和创造性就可以大大发挥，工作能力自然提高，工作也就可以做好了。”[2]36-37他说，任何一个领导干部都要做到这一点，以耐心深入的工作作风和热心勤劳帮助教育干部的精神促进干部队伍的建设。
由于作战时有伤亡，各级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的及时补充，成为战时政治工作必须重点解决的问题。胡耀邦提出，要坚定地推广在连队中行之有效的“评荐干部”的经验。所谓“评荐干部”，即连队干部的提拔要在连队群众评比的基础上，由群众向领导推荐，然后由领导选定，加以任命。推荐中要强调选拔经过考验的战斗骨干，注意德才兼备。这样做的结果，是大批优秀的战斗骨干被提拔起来，包括不少“解放战士”，被提拔为连、排干部。胡耀邦还要求做好家属工作，使干部在紧张的战役中没有后顾之忧。他指出：“要打好仗不能轻视家属工作，不要认为这是小事，这件事做好了，对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是会起到积极作用的。”[2]63在太原战役中，兵团专门召开了家属工作会议，讨论做好家属工作的措施和方法，要求各级政治机关都重视家属工作。还在山西太谷组织了家属学校，让她们住在一起，学政治、学文化，不断得到提高，使干部集中精力打好仗。
三、用办报纸带动思想政治工作
曾在中央苏区和陕甘宁边区长期参与和领导办报的胡耀邦深深懂得报纸是领导工作的重要武器，因此非常注意发挥报纸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引领带动作用。在晋察冀部队工作期间，他先后领导了第四纵队的《前卫报》和第三纵队的《前线报》的编辑出版工作，以使它们发挥更大作用。他特别强调共产党的报纸一定要讲真话，讲实话，实事求是。他说：“党的报纸，军队的报纸，关系着党和军队的形象，绝不能说假话，吹牛皮。那样一搞报纸就会威信扫地，再也没有人相信你了。”[3]155有一段时间，《前卫报》模仿大报，社论较多。胡耀邦说，社论这种形式比较严肃，连队干部、战士接受起来有困难。社论要少写，写好，选题要慎重。有些社论的内容可改用连队讲话材料的形式写，这就可以自由些，文字要通俗、生动，尽量使用群众自己的语言，让连队指导员拿起来就能读，战士一听就懂。后来根据他的指示，《前卫报》三五天发表一篇言之有物、通俗活泼的讲话材料，深受连队欢迎。 1948年8月胡耀邦到第一兵团工作后，发现兵团还没有一张报纸，立即着手筹建。他设法从石家庄运来印刷机，还动员一批印刷工人来，并调集编辑人员，组成了报社。当年10月3日，在太原战役即将打响前，第一张《人民子弟兵》报在太原前线诞生。胡耀邦对这张兵团级报纸的办报方针提出了新的要求，他说，办报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大家的思想认识，增长大家的知识技能，解决大家的疑难顾虑，提高大家的信心和斗志”[2]9。要达到这个目的，在内容上一定要与当前中心任务和广大士兵的要求紧密结合起来。一方面把领导的思想变为群众的思想；一方面把群众的智慧和模范行动，加以大大的发扬和普及。在语言上力求通俗，为广大士兵所乐于接受。他还不断为报纸写文章，通过报纸指导工作。在下部队视察时，胡耀邦常常亲自给战士带些《人民子弟兵》报去，甚至送到战壕里。对于太原前线部队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促进团结，巩固部队，加强思想动员，活跃部队文化生活，提高部队战斗力，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四、把贯彻上级方针与澄清模糊认识结合起来
贯彻上级党委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意图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胡耀邦非常善于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把贯彻上级方针与澄清官兵思想上的模糊认识结合起来，以稳定部队情绪，坚定战斗信心。解放战争初期，我军着眼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不为一城一地所束缚，进行了大范围的机动作战。出于此种考虑，1946年10月11日，晋察冀部队撤离了当时我军所占领的最大城市――张家口，陈正湘任司令员，胡耀邦任政治委员的第四纵队退到了灵丘地区。撤离张家口的行动在干部、战士当中引起了很大的思想波动，有的埋怨不该放弃，有的摸不清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究竟有多大，也有的听了蒋介石的吹嘘觉得气闷。胡耀邦认为这时非常需要稳定部队的情绪，于是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以“不得了，还是了不得”为题发表讲话，阐明了丢失张家口并非不得了，敌人一时得逞也没有什么了不得。他说：“国民党反动派反对人民，孤军深入，占领一城，就要分兵把守，分散兵力；而我们才是真正了不得。我们为人民解放而战，到处得到群众配合。失去张家口确实可惜，但没有了包袱，反而可以集中兵力，机动作战，看准哪里有把握打仗，就打哪里，最后就可以收复张家口，将来甚至解放比张家口更大的北平、天津、上海。”[3]105胡耀邦这一番极有针对性和说服力的讲话传达下去以后，对澄清模糊认识，振奋大家的精神，起了很大作用。
1948年6月上旬，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在河北平谷先后用两个旅，扭住多出自己四倍兵力的国民党傅作义集团两个军，激战七天七夜，掩护第四纵队对北宁线实行攻击。在七天七夜的平谷阻击战中，三纵一些指战员流露出抱怨的情绪，说纵队领导光知打了撤、撤了打，老是被敌人追着跑，不知道集中兵力歼灭敌人。时任三纵政委的胡耀邦得知部队的这一思想动向后，立即为纵队《前线报》写了一篇名为“牵着笨牛的鼻子跑”的社论。社论以生动的语言、严密的逻辑，通俗地阐明了战中进攻与钳制、主角与配角、被动与主动的辩证关系，对部队理解执行上级作战意图，树立坚定的作战决心帮助很大。据时任三纵司令员的郑维山回忆：“及至得知四纵并四旅在南线的胜利，人们对这篇社论的印象更深了，流传更广了，说是家喻户晓，也并不为过。事隔三十余年，凡参加过那次艰苦征战的同志，一提起那段往事，都不约而同地称为‘冀东牵牛战’。”[4]201
五、严格维护战场政策纪律
1949年4月太原总攻发起前，我军参战总兵力一度达二十五万人之多。胡耀邦深知参战部队人数愈多，愈需要加强战场政策纪律教育。当年2月，胡耀邦在检查部队冬季整训工作时，发现虽经一再强调，还是发生了多起在战场上违反群众纪律的事件。胡耀邦针对这一现象严肃指出：“战场上的群众纪律遵守得好，才能保证将来打进太原以后，把城市政策纪律执行得好。”他建议兵团党委做出决定，在部队开展“二月大整纪”运动，“全军进行一次严整纪律的普遍教育与大检查。”①为指导这一运动的开展，他指示兵团《人民子弟兵》报发表了“严整战场纪律”的社论，要求“各部队对已经发生的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情，严格进行检查处理，反对任何姑息与放任的态度。”①他还以太原前线政治部的名义制定了《入城守则》，发到前线所有部队，要求“使全军所有的同志，都能去严守纪律，去执行政策，并且能去监督和维护政策纪律，所有干部必须成为遵守纪律执行政策的模范”，并要求“攻城战役结束后，除警备区治安部队外，全部撤出城外，除战争破坏（大炮摧毁甚多）外，将太原完好地交给人民”[3]146。政治部又编印了政策纪律教材，宣扬了临汾战役、晋中战役中执行政策纪律的模范事例，在部队中反复进行教育。
为了使战场政策纪律真正落到实处，在太原总攻发起前的一次兵团党委会后，胡耀邦专门交代第十八兵团政治部干部科科长梁秀昆，在三天内骑马跑遍太原前线兵团所属团以上党委，找党委书记检查，看他们在前委会后是怎样传达贯彻前委关于城市政策指示的。方法是三言两语谈完就走，一是督促，二是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好的做法交流传播。梁秀昆后来回忆说：“我拿着耀邦同志亲自签名的介绍信出发了，到军、师、团各级党委都找书记亲自谈，发现有的已开始传达贯彻，有的还没有动。他们听了我传达的耀邦同志意见后，普遍反映兵团党委抓得紧，检查工作的方法也值得学习。都简要地说明本单位的安排或打算，有的还打听其他单位贯彻的情况。我也作了些必要的介绍，三言五语地提出意见，就又赶往另一个单位了。我如期地完成了任务。就这样从党委、领导的角度，抓了入城政策纪律，问题发现得及时，好的做法交流得也及时，使城市政策的贯彻在党委先落到实处，部队自然被带动起来了。”①
六、通过强大的政治攻势瓦解敌军
1948年11月，太原外围战斗基本结束，我军在12月初将阎锡山守军围困在以太原为中心长宽不到十五公里的狭小地区之后，转入长围久困，展开以瓦解阎军为主的政治攻势。第一兵团于当年11月中旬成立了对敌斗争工作委员会，由华北军区副参谋长、敌工部部长王世英和第一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负责。兵团之下，各师成立政治攻势委员会，团、营设政治攻势中心指导小组，连设政治攻势小组。这个组织系统专门负责了解敌情，分析形势，研究敌军心理，及时提出对策；培训政治攻心骨干，总结和推广各部队的经验，不断提高斗争艺术、斗争水平，改进斗争方式；妥善安置投诚起义人员，检查和监督部队对俘虏政策、投诚起义人员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 负有这场“攻心战役”指挥之责的胡耀邦，对政治攻势作战的目标、对象、方法、工作依据等方面都做了认真考虑。在对敌斗争工作委员会的成立会议上，他指出，关于对敌政治攻势的目标，“要有低的，也要有高的。从低级到高级都要定”。目标高的比如争取阎锡山，低的比如“造成敌人内部动摇、悲观失望；减少敌人的仇视和顽抗；零星逃亡一直到起义。”政治攻势的对象，主要是阎锡山的军队，此外还有他们的党政人员，中小特务，警察宪兵等。“方法是无孔不入，有空隙就钻进去，这样就可以发现无穷的‘宝藏’。对于太原城内外数十万工人、学生、商人、职员和市民，我们也要加强政治宣传工作，然后通过他们，开展对敌人的政治瓦解工作。”胡耀邦强调，政治攻势是一种特殊的战斗，要严格把握其工作依据，包括：第一，中央的对敌政策和城市政策；第二，军事上的需要；第三，根据敌人内部的情况，“要从俘虏中来，到敌军中去”[2]20-21。这场攻心战打了半年之久，一直持续到攻打太原城垣前夕，先后瓦解敌军一万二千多人，加上原先瓦解的人数，共达三万余众，约占阎军当时兵力的四分之一，有效促进了太原战役取得胜利。
七、将战时政治工作的重心放在作战一线
胡耀邦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源于他深入一线的踏实工作作风。在日常的行军中，胡耀邦很少骑马，而是同战士们走在一起。战斗打响之后，他总是到旅、团指挥中心参加指挥，或者到前沿阵地去为战士鼓劲。在1947年11月10日的石家庄战役中，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八旅在市街战斗中为敌所阻，时任第三纵队政委的胡耀邦先是到八旅指挥所指挥战斗，当八旅二十三团遭到敌人二梯队团的反击时，他又深入到战斗十分激烈的突破口亲自指挥。二十三团这一仗至关重要。如果打不退敌人的二梯队团，就有被敌人反出来的可能，那就意味着前功尽弃。胡耀邦冒着炮火，指挥着二十三团最终将敌第二梯队压了回去，大部歼灭。后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对三纵司令员郑维山说：“当我知道你们消灭了刘英的二梯队团，就知道夺取石家庄已经问题不大了。”[4]123在他的带领下，部队政治机关的干部、记者和在部队体验生活的作家，都纷纷走上前线，极大地推动了战时政治工作向作战一线倾斜。
在强调政治工作要到作战一线的同时，胡耀邦坚决反对政治工作人员代替包办下级或某一部门工作的事务主义做法。当时，有的部队存在“主要的政工人员单纯参加指挥、搞军事，而政治机关人员大部甚至全部搞民工、照看伤员、照看俘虏，使战场政治工作不活跃甚至陷于停顿状态”的现象。胡耀邦指出，政治工作人员必须懂得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领导上推动全盘工作，而“不需要也不应该用很多人去代替包办这些部门自己的组织，去搞所谓保证工作。而应该是加强这些部门自己的组织，建立他们自己的独立工作能力，考查他们的工作，了解情况总结经验，然后给予指导。”[2]12在他的指导下，各级政治工作人员和政治机关以更大的精力在思想上、政治上贯彻执行上级党委的决心和意图，保证了作战任务的胜利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