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研究中国现代物理学史的动力和态度
杨振宁是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之一，在物理科学内，在理论物理多个方面，都作出了骄人的成绩，被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赛格雷誉为世界“三大全能理论物理学家”之一。鲜为人知的是，杨振宁对中国现代物理学史研究也有浓厚的兴趣，并且以累累硕果而引起世人瞩目。杨振宁研究中国现代物理学史取得了哪些主要成果？他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现代物理学史？本文就这些问题试做一个归纳与探讨。
一、杨振宁研究中国现代物理学史的重要成果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杨振宁投入了很大的热情和精力去研究中国现代物理学史，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例如，《王淦昌先生与中微子的发现》说的是1952年，美国科学家戴维斯（R.Davis，Jr.）用Be7的K电子俘获实验证实了中微子的存在，这一发现打破了1930年泡利（W?Pauli）提出中微子可能存在的假说后，关于中微子存在的实验久久未能取得成功的僵局，引起了世界的轰动。然而，世人并不知晓，戴维斯实验验证中微子的方法是由中国浙江大学科学家王淦昌于1941年提出的。杨振宁为此与另一位中国科学家写了《王淦昌先生与中微子的发现》一文，发表在中国《物理》杂志上，澄清了这一历史事实。
又如，早年我国物理学家赵忠尧与电子对产生和湮灭的事情。1930年留学美国的中国青年科学家赵忠尧发现了重元素（如铅）对硬γ射线的“反常吸收”现象和与“反常吸收”相伴的“额外散辐射”。以此为实验基础，美国人安德森于1932年发现了正电子，1933年英国的布莱克特和奥克里尼阐述了正负电子对产生和湮灭的过程。这两个标志性的事件证实了英国物理学家狄拉克1928年提出的量子电动力学理论，安德森还因此获得193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由于种种离奇而又微妙的原因，赵忠尧两项实验的重要性在国际物理学界的经典文献中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反映。所以杨振宁与李炳安用英文合写了《赵忠尧与电子对产生和电子对湮没》（载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dern Physics A，Vol.4.No.17，P4325，1989）一文，说明了赵忠尧的实验不仅发现了电子对产生和湮灭的现象，同时也促进了正电子径迹的发现，和其他中国著名科学家一道，纠正了这一令人遗憾的事，澄清了事实真相，以正物理学界视听。
除上述以外，杨振宁还为吴大猷、吴健雄、邓稼先等中国杰出的科学家写过小传、传记或文章，介绍并充分评价了他们的科学贡献，以及许多有关吴有训、周培源、黄昆等中国杰出科学家其人其事的文章，宣传了他们的科学贡献。
二、杨振宁研究中国现代物理学史的动力――中国责任感
杨振宁自幼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四岁时母亲就用《龙文鞭影》的故事教他识字三千，初中两个暑假父亲专请清华历史研究生给他讲《孟子》。抗战八年在西南联大所受的本科和硕士教育，及亲历的刻骨铭心的国难危机、个人与家庭的危险艰难等，这些经历不但使他了解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也熟悉中国百多年来受到列强侵略的屈辱史。在他因做出科学上的巨大贡献即将获得世界科学最高殊荣――诺贝尔奖的前夕，父亲给他题词“每饭勿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此家训更是让他终生难忘。他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血管里流淌的是中国人的血液，没有忘记过自己是炎黄子孙的一分子，没有忘记过自己的“根”在中国。与他共事达16年之久的华裔物理学家聂华桐教授动情地用“根”和“血浓于水”五个字，描述和评价了杨振宁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对中华民族的深厚感情：“杨振宁对自己的‘根’从来没有忘记过，他身在美国，心里对中国的情形是非常记挂的，一直关心中国各方面的发展。”“杨振宁是牢记根本的一个人，对中国有非常深厚的感情。……他关心中国人的生活是不是在改善，关心中国的科学技术是不是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关心培养中国的人才，关心中国的前途。对于在美国的中国人，他也在可能的范围内，尽力扶助。不仅我们这批知识分子，就是在华侨社会的人，也都得到了他的帮助，这种血浓于水的感情，对于中国的那种骨肉之情，在我和他相处的16年里，是深深地感受到了的……”。
现实中的杨振宁也确实如此.人们都会记得1957年12月10日，他在庄严的诺贝尔奖颁奖晚会上发表演讲，公开谴责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入侵、对中国人的野蛮杀戮和无耻掠夺，并向世界宣称自己“为我的中国根源和背景感到骄傲”。自那以后，他总是反复强调自己获诺贝尔奖时是中国国籍。在1982年他为自己60岁生日而出版的《杨振宁选集》写的“评注”中，他也一再说起自己对中国恒久而深刻的感情。正是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正是这种对中华民族血浓于水的深情，使杨振宁时时处处都自觉地认识到自己对中国有一份神圣的责任。
杨振宁这种“中国责任感”的意识，我们还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1936年，正是日本侵略中国，国难当头之际，14岁的杨振宁正在北京崇德中学读初三，一次他代表学校去中山公园参加演讲比赛，他演讲的题目就是《中学生的责任》，并获得了二等奖。
1983年，杨振宁在香港看到《人民日报》登载中国总理的《经济振兴的一个战略问题》的报告，他即在《大公报》复刊庆祝会演讲时说，总理的报告“是非常重要的，是给中国以后20年的经济发展和全国总的发展方向一个蓝图。根据这个蓝图，我们了解到，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是负有重要的，而且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杨振宁从上世纪80年代起对中国现代物理学史的研究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进行了许多研究，或与其他华裔科学家合作，或指导中国的研究生进行研究，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正是他这种对中国的责任感的重要表现。 三、杨振宁研究中国现代物理学史的态度―积极、热情
由于对中国现代物理学史研究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杨振宁对此的态度始终是积极、热情的。
1987年，杨振宁从台湾记者江才健口中得知他想写一本关于美籍华人著名实验物理学家吴健雄女士的传记，便“立即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他立即对江才健说“像吴健雄这样杰出的科学家，是很应该有一本传记的，这件事如果中国人不做，外国人也一定会做。不过中国人来做当然更好一些。”杨振宁除热情地给江才健提了许多写作意见外，还特别对江才健谈到近年美国写科学家传记的热烈景况和这些新传记的客观写法，希望江才健能在这方面引起注意，不要象中国过去许多传记那样非褒即贬，或用小说文体的主观写法。他还热情推荐并亲自陪江才健去买了一本当时刚刚出版，谈论20世纪晚期物理科学进展中科学家事迹的书（该书还谈论到了华裔物理学家丁肇中寻找到J/ψ粒子那段历程）。江才健的《吴健雄：物理科学的第一夫人》一书写作完成后，杨振宁为该书作了题词：“中文的科学家传记，往往写得肤浅幼稚，使人不忍卒读。本书以严谨忠实的态度写出了吴健雄教授的为人及她成功的背景，为此类传记书开一新纪元。”给作者极大的鼓舞。象江才健这样得到过杨振宁的热情帮助和指导进行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学者还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的张奠宙教授、广西大学物理系的甘幼?r教授和甘肃兰州大学物理系研究生彭岳等。
杨振宁对中国科技史研究与对中国现代物理学史研究的态度一样，都是热情积极态度的，如他注意购买收藏外国人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书（如他书架上有日本人三上义夫用英文写的介绍中国古代数学的书）；他在阅读外国人写的物理学史书《第二次创生》中发现有中国人科学贡献受到推崇而自己过去也不知晓时，他立即对此作进一步研究，并将研究结果在国内《物理》杂志发表；他不但对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相当了解，对中国科学家在中国解放前后在国内外做出的杰出科学贡献也相当关注和了解。例如他对中国“两弹一星”、对中国最先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经过、数学家陈景润的贡献和工作方式等等，其关注和了解程度实在为国内许多科技工作者所不及。“一九五○年代在数学、物理学与工程方面华裔的贡献已经很多了，很受国际的注意。而在生物学与医学方面的西方杂志中，华人的名字还不太多。可是一九七○年、一九八○年代以来，情形已经完全不同了，华人已经打入世界生物学与医学界的前沿，简悦威、徐立之、胡大一和好几位别的生物学与医学研究者，我想已经被提到诺贝尔奖委员会多次了。”作为出身和研究物理学的杨振宁，对在数、理、工程方面尤其在生物学与医学方面华裔科学家的贡献及其历史变化和其中佼佼者被提名诺贝尔奖的情况如此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如果不是对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的研究有洋溢的热情和持久的积极性，恐怕是难以做到。他不仅自己对中国科技史充满热情，也时刻用自己的这份热情感染和影响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最终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从事这一项工作，更好地提升中国科学在世界的地位和促进中国科技的发展。
四、结语
在杨振宁看来，“写科学史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因为科技史既能使人们了解历史，从历史中去总结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也能给后人以启迪，促进科学事业的发展。而“促进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正是杨振宁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是他所以要尽一份中国人的责任的目的之一。
综上可见，杨振宁是出于一种强烈的中国责任感而重视中国现代物理学史的研究这件大事的。他对中国科技史尤其是现代物理学史研究那种热情积极的态度，身体力行的工作作风，以及在研究中表现出的严谨认真、求真务实和客观理性的科学精神，为我们研究中国科技史树立了榜样。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吸引更多的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共同开展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以促进中国科技更快、更健康地发展，从而为加快中华民族的复兴作出更多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