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体系及对我国的启示
市场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诸流派的重要流派之一，它所主张的经济体制，既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不同于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是创造性地提出把资源配置形式与社会制度分离开来，即取消计划和市场与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制度挂钩。市场社会主义认为，计划和市场都只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与社会制度的性质没有关系；始终坚持公有制在市场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并提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利用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以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
市场社会主义在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国家的制度安排问题，因为无论怎么界定国家，国家在不同形态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都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自苏东剧变发生以后，社会主义制度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诘难。资产阶级学者将苏联的全能主义国家管理模式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等同起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运行模式已宣告失败，社会主义制度已就此终结。而市场社会主义学者认为，苏联国家管理模式只是社会主义的多种管理模式之一，人们仍然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另辟蹊径。他们认为，苏联模式存在着两大问题：一是国家经济建设效率低下和产品服务质量低劣，无法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二是权力高度集中化的官僚主义和决策失误，以至于政府的经济行为只是在表面上进行强有力的管制，实质上却引发了同市场自由主义一样的“无政府状态”：“始终不变的卖方市场，黑市的腐败和投机，以及在优先照顾领域以外的巨大浪费和产品的恶劣质量。”[1]14这就必然导致政治领域的自治和民主建设的滞后。当然，市场社会主义的学者也提出，社会主义国家需警惕西方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以放任自由的方式去治理经济。这种做法的隐患已经被下述事实所证实：隐藏在市场背后的资本主义的暴力性掠夺，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贫富加剧。
市场社会主义者在设计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时，将国家职能放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充分总结了以往的教训，针对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提出重新界定和塑造国家的职能。尽管他们并未提出“国家治理”这个概念，但他们对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做出的相关制度设计已经基本具备了现代国家治理的理念。这不仅为西方社会主义流派对社会主义国家职能的定位和治理提供了设计蓝图，也为解决当前我国在社会转型中所面临的国家治理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一、市场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国家治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明确自身基本的价值取向，即国家治理的前提及样式。市场社会主义学者由于来自不同的国家，其制度背景、经济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都存在着巨大差异，这就需要我们对其所构想的国家治理体系的价值取向进行必要的辨析。概括起来，市场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提高效率
市场社会主义者坚持将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模式的核心要素之一，始终将国家看作承担公有资产保值增值目标的最高代理人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导者。这一价值取向秉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因为如果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建设只能是空中楼阁，正如马克思所言，“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夺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2]。美国学者普兰纳博?巴德汉和约翰?罗默指出，传统社会主义的迷误之一，就是认为社会主义建设完全依赖于人的高度自觉性，而实际上，人们的行为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样，把大部分时间用于追求自己的物质利益。[3]9罗默[4]196还认为，改变人的偏好和价值观仅仅依赖于道德课程是不可能的，必须从物质条件出发改善人们的社会关系。美国学者施韦卡特[6]196也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效率的发展目标不是仅仅为了在指标上超越资本主义国家，更多的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他们都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追求利润是服从全社会的真实需要，公有制经济的增值只是实现广大民群众需要的基础条件，而不是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把资本增殖及其最大化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
2.促进平等
英国学者G.A.柯亨将“平等”作为社会主义价值规范的核心，并将之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价值规范融合的基础。他特别把“机会平等”作为重要的平等主义原则，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建设所应执行的必要原则。柯亨强调：“当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得以实现的时候，结果的差异反映的只是趣味和选择的差异，而不是天生和社会的能力与力量的差异。”[3]约翰?罗默将机会平等划分为自我实现和福利机会平等、政治影响机会平等和社会地位机会平等，同时将自我实现理解为一种需要奋斗的自我改造过程，是自我实现机会在高水平上的平等。这也就意味着“需要一种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不低于任何其他社会组织达到的使每个人自我实现机会平等的水平上，使自我实现的机会平等”[4]。这种最大限度地提高自我实现的机会水平的要求同时伴随着第二项要求，而社会组织还要具备最大限度地提高政治影响的机会平等程度，自然也要实现第三项要求。当然，罗默指出，现有的任何社会组织都无法同时满足这三个目标，因为对这三个目标的认识可能存在不同的偏好。他主张，社会组织应当在自我实现与福利的机会平等方面对那些可能获得最少机会的人给予帮助。[3]15 三、市场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途径
市场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途径回答的是“如何治理”的问题，其核心要义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
1.治理民主化
戴维?米勒认为，如果缺乏某种共同体意识，市场社会主义的治理就不能在全社会层面运作。[5]222而在当前，共同体的唯一可行形式就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主要包括两种政治形式：一种是利益集合政治，即原有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所存在的公民投票政治；另一种是对话政治，即公民以公共利益为取向的讨论和协商，力图就所有人所关心的事情达成共识。米勒注重积极参与，要求普通公民既要有较强的开展合理讨论的能力，又要极为情愿地以公共利益而不是私人利益为取向。同其他市场社会主义者一样，他虽然反对传统民主国家通过详尽的计划来进行全能治理，但仍然希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代议制对全社会形成某种总的控制。英国的索尔?埃斯特林认为，对全民所有的公共资源配置应采取“允许更广泛的社会参与，并且还能内化外溢效果”，“在决策过程中常被忽视的特别利益的代表，更有必要参与计划活动”[1]125。这些学者普遍认为，通过民主政治手段对社会资本进行一定程度的民主控制，可以消除资本市场的不合理影响。在这种治理模式中，除了专家参与制定国家经济建设计划之外，决策层还应当包括公务员、企业家、工会和消费者的代表，他们更有必要参与计划活动。代表们将按照行政级别，在国家一级，计划委员会应与政府、大企业等机构联合起来；在地方，政府应与生产厂家、社区挂起钩来，以保证国家能够真正成为公共利益的监护人和总体经济管理的监督人。另外，他们还要求对微观单位企业的内部决策管理推行民主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无论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还是经典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经济管理，都存在着企业内部的等级制和管理权力过分集中问题。市场社会主义者坚持认为，既然民主在管理国家方面是合理的，那么它在管理经济企业方面也是合理的。他们认为，通过合作企业系统内的工人自我管理的直接民主方式和国家层面上的代议制民主的相互协调，将会形成立体的民主治理模式。至于具体的实施方式，约翰?德雷泽克认为，改造民主的建设过程中不应局限于投票方式，在实践中应更多依赖于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协商民主以解决冲突的多元文化。[7]11
2.治理法治化
市场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体系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构建“市场―国家―社会”的稳定治理结构。这需要通过法律明确界定三者的职能权益，因此D.Miller强调指出，治理的现实协商运作需要一套规范的宪法方案：“为了使公民权切实可行和市场有效运作，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正式形成，内部有不同的分工，且在规模上有所限制。最重要的是需要拥有一个宪法国家，管理权力需要明晰划分，将其写入宪法，以一个宪法法庭为支撑”[8]。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一般民主决议奉行的是简单的多数主义，这不仅要受限于适当的法律秩序，而且要对个人自主给予宪法保护。“每个人在与他人参加共同活动时，都有平等的权利参与同这一活动相关的决策，这种确定的参与权利不仅适用于政治领域，同样也适用于社会和经济领域。”[9]市场社会主义特别强调市场只能在给定的规范框架内运作，在所有制问题上，他们则认为社会主义政府也应同资本主义政府一样，应依靠公司法、审查实际经济活动和政策，来规范资本所有权与在市场中实施的权力的关系，尤其是私人所有权范围的“最大化”需要严格的法律限定，“可让与、可传递权利应该被具体地修正，以相应缩减终身所有权……对重要的不可再生资源的所有权也应根据收入权、转移权和有限的传递权加以限制”[10]；在劳资关系方面，他们认为工厂法是全社会对劳动力市场运行的一种必要的限制，但随着市场的全球化，对劳动者权益的维护也需要通过相关国际法来确保。另外，他们认为，在福利分配方面也应有新的规范，通过所得税、最低工资立法和收入补贴等措施以增强信念，即由自发的市场力量所导致的负效应，必须由国家和国际的立法来纠正。[11]
四、市场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体系对我国的启示
市场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体系虽然只是一种蓝图、一种设计模式，但该模式是可以实现的，是具有试验性的：只要实践没有被陈规所束缚，最后又根据实践来修正甚至改变该模式，就可以发展成为一种合理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也是在实践中不断推陈出新、与时俱进的。所以就此而言，两者在很多方面都承担着共同的课题和面临着相同的挑战，这就为彼此之间的相互借鉴和学习提供了契机。市场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体系对我国的启示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明确国家治理的价值目标
尽管没有从根本上超出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但是市场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仍然力图坚持以实现社会主义为价值目标和指导方向。当然，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所面对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因而它不是解决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实现这些价值目标，而是在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之上生成社会主义因素，进而从根本上改造原有的社会制度体系和国家职能。这就导致了其实现目标及其方案必然充满改良和空想性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与此不同，二者有着本质区别。我们首先要明确自身的治理目标和方向。我们自身的制度性质决定了国家治理的价值目标必须以为人民谋福祉为根本。同时，作为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我国所面临的治理问题远比市场社会主义者所设想的更为复杂。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建设迅猛发展，由此带来利益群体的分化和价值观的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统一的核心价值观，很容易导致社会的分裂和共识的缺失。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际上就是为国家治理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整合并重塑全社会对当前国家治理的认同感。只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各类治理主体并体现在诸多治理主体的执行规则和方法当中，国家治理体系才能在实践中有的放矢、行之有效。为此，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各类治理主体特别是党和政府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承担起宣传国家治理价值目标的职责，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社会的内化和普及化，促进政府公务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治理的认同并自觉践行，从而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2.完善国家治理结构
其一，市场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和我国的国家治理都强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在经济转型时期，我国的社会结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促使社会分工的细化和社会主体的专业化，单一的社会关系逐步瓦解，社会阶层出现分化，由此引发了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同时也导致了利益诉求的多样化。所以，国家治理首先要充分调动各类主体的积极性。大多数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国家要继续发挥更多的作用，因为国家治理的复杂性需要国家这个强有力的权威机构来协调；市场是实现国家治理的必要手段，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着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其确切的价值目标，它追求的是人的全面发展，所以，市场的作用是有限定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治理，不应停留在资本和官僚机关“二选一”上。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只有将尽可能多的社会事务交由自愿性民主自治的社团进行管理，个人自由和社会福利才会得以最大程度的实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并成为重要的建设力量。对于国家治理过程中新兴的这一力量，我们需要对其进行必要的引导，以确保其能够自愿形成合理的组织架构，能够以协商的方式处理相关的利益事务。
其二，市场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和我国的国家治理都强调并赋予国家治理以丰富内容。市场社会主义者注意到了治理主体和治理客体的多元化，意味着利益诉求多元化，因而他们要求在治理内容上应全面系统地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要。而就业、福利保障和生态建设都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这自然就应成为国家治理绩效的考评依据，也符合国家治理必须与时俱进的基本要求。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国家治理的内容除了保持和加快经济发展速度，还要把就业、福利保障和生态建设这些与民众息息相关的内容纳入其中，甚至可以把民生和生态建设这些内容作为国家治理绩效的考评依据。
3.规范国家治理行为
在市场社会主义者看来，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家管理的过程中，往往受制于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导致国家的发展和决策会犯诸多非理性的错误，进而使经济和社会发展滞后甚至崩溃。市场社会主义虽在其治理模式中强调民主和法治这两大原则，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市场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中，民主不是单一的和片面的，它渗透到各个角落，不仅包括传统的政治领域，即对政府官员的职权进行更加严格的约束，还包括经济领域，如企业中规范私人资产者和管理层的经济权力。该治理模式的实质是将代议制民主、直接民主和协商民主结合起来，以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此而言，我国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应当重视民主，为各类国家治理主体提供平等对话的权利和平台，以增进其对国家治理政策设计的参与程度并加深其对国家治理政策的理解和实施的贯彻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