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居民旅游公平感知与旅游参与、旅游收益的结构关系
中图分类号：F59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6）06-0023-08
在日益强化社会公平正义的当下，伴随着旅游景区的迅速发展，社区、景区间因旅游参与和利益分配不公而导致的矛盾与冲突也日益凸显。社区是景区发展的重要依托，景区是社区居民工作、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协调好旅游景区与周边社区间的关系，对旅游景区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作为主要的利益相关者，旅游社区能否以适当的方式参与旅游景区的开发规划与管理，并从旅游发展中获得公平的收益，是关系到景区可持续发展与社区和谐稳定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本文以崂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为例，尝试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究社区旅游参与、旅游收益和旅游公平感知三者间的结构关系。
一、研究回顾
（一）国外相关研究
1965年，美国学者Adams提出一种激励理论，即社会公平理论。[1]该理论起初侧重于组织分配公平方面，主要研究员工个人权衡其投入及产出是否等价，即结果是否公平。20世纪70年代中期，公平理论引入司法、教育、人际关系等领域，Thibaut和Walker在司法领域研究中发现公平的第二维度，即司法公平不仅包括结果公平，还应包括程序公平。[2]Greenberg指出程序公平强调用公平性原则来确定补偿机制和过程。[3]20世纪80年代后期，Bies和Moag通过实证分析提出互动公平，即交互公平。[4]至此，结果公平、程序公平、交互公平三维公平全部产生。Ryan在论述“New tourism”观点时引入了旅游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公平问题，提出“旅游公平”（tourism equity）概念，并提出旅游公平的目标是人人有机会参与旅游，指出在旅游发展过程中需关注可持续发展与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以促进旅游业的公平发展。[5]
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开始关注社区旅游研究。Murphy基于社区角度系统化地分析了社区参与旅游问题，探究了如何发挥社区在旅游发展中的作用。[6]1988年，他进一步以加拿大British Columbia省为例，探讨了社区参与旅游规划问题，提出社区与旅游企业合作可以共赢。[7]Richard R. Perdue等通过调查研究美国Colorado地区居民对旅游业发展的态度，认为社区居民态度与景区健康发展具有正向关系，积极的态度对旅游业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反之亦然。[8]Donald Getz以Scotland 的Spey Valley地区为例，通过研究发现居民的旅游收益感知影响他们对旅游业的支持度。[9]Donald G.Reid等通过引入自我评价工具研究社区旅游参与。[10]Daniel M. Spencer运用名义小组法（Nominal Group Technique，NGT）研究美国印第安部落，发现良好的旅游发展依赖于社区居民积极地参与旅游规划。[11]B. Bynum Boley等研究发现，适当授权与恰当经济刺激对社区居民支持旅游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2]Dimitrios Stylidis等将旅游影响的三重底线方法（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运用到旅游研究中，探讨社区居民的地方形象感知对旅游支持水平的影响，发现旅游对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的积极作用会增强社区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支持水平。[13]
资料显示，Lindberg与Johnson最早将结构方程模型（SEM）运用到旅游社区研究方面，主要研究人口统计因素、价值和社区居民对景区发展的立场三者之间的关系。[14]此后，相关研究不断出现。 Bachleitner和Zins运用该模型研究了旅游效应、社区居民态度量表与其他变量（旅游发展、旅游收益、基础设施、环境污染等）间的关系[15]。Yoon等运用该模型研究了经济、社会、文化及其整体影响与社区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支持程度间的结构关系。[16]Gursoy等运用该模型研究了社区与旅游发展间的关系，变量涉及乡土关怀、社区归属感、生态态度、旅游资源、当地经济水平、利益感知、成本感知、对旅游资源的支持（历史文化资源、文化事件）等。[17]Gursoy和Kendall运用该模型对大型事件发生地的社区进行研究，涉及变量包括社区关怀、社区归属感、生态态度、利益感知、成本感知及对大型事件的支持。[18]Stuart P. Cottrell等以德国Frankenwald自然公园为例研究社区居民旅游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发现社区居民的旅游满意度与当地社会文化、环境和经济的变化有关，其中经济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19]
（二）国内相关研究
国内对于公平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冯逸身较为系统地介绍了Adams的公平理论，并在介绍“管理心理学”时强调公平理论在调资、评奖工作中的应用。[20]随后，公平理论扩展到社会、体育等领域，90年代后进一步扩展并开始应用于旅游领域，主要研究旅游过程中的价格公平、旅游贸易公平[21]、利益分配公平[22]等，并系统提出旅游公平理念[23]。王德刚从旅游者权利方面探讨旅游公平，论述了旅游权利与旅游公平的关系。[23]庄晓平等提出旅游权利的主体除旅游者外，还应包括社区居民和旅游企业，指出旅游权利的属性包括道德属性和法律属性，两种属性相互补充，共同维护旅游权利。[24]刘晓静等提出了旅游社会公平维度体系，即旅游资源公平、居民出游机会公平、旅游公共服务均等化、旅游利益分配公平和旅游权利保障等五个维度，构建了相应的指标体系并分别进行了解释与评价。[25] 有关国内社区参与旅游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最初研究重点放在社区参与旅游规划开发的必要性上，随后开始探讨社区参与旅游开发和运营的可能性与可操作性。唐顺铁从社区旅游发展视角分析了旅游社区的演化机制及其互动关系。[26]刘赵平研究了旅游对社会文化的作用，指出旅游发展在给当地文化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会给当地文化带来一定的消极作用，并提出社区居民参与旅游规划是有效控制消极作用的重要方式。[27]刘纬华探讨了社区参与旅游开发规划的具体方式，指出社区参与旅游开发规划主要体现在参与旅游开发决策、参与旅游收益分配、参与旅游知识教育培训。[28]黎洁、赵西萍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动机进行了讨论，并深入分析了实现利益的公平分配所面临的问题，即解决社区参与的个人激励问题和个人偏爱问题、协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一致性等。[29]张朋、王波分析了英国南彭布鲁克的社区旅游参与与旅游发展现状并提出了对中国的启示。[30]张波综合分析与比较了社区旅游参与的三种典型模式，通过分析南非洛克泰尔湾的社区参与模式，指出通过合理的旅游经营权与收入分配使得社区居民的凝聚力增强，促进了旅游的可持续健康发展。[31]卢松、张捷以安徽古村落为例，研究了社区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提出住房补贴、教育、经济收入、社会福利、道路交通、基础设施、物价水平、就业机会等的改进是未来古村落旅游社区建设的重点。[32]
21世纪初，国内学者开始将结构方程模型（SEM）运用到旅游研究方面，起初侧重于运用SEM研究游客满意度。[33-34]杨兴柱等利用该模型研究农户参与旅游决策的行为结构模型，发现农户参与旅游决策的经济动机很强，且农户参与旅游决策有利于旅游的可持续发展。[35]唐文跃等利用该模型验证了居民对社区的依恋和资源保护态度的关系，发现居民对社区的依恋通过地方认同影响居民的资源保护态度。[36]许振晓等研究了九寨沟附近社区居民的地方感知与旅游开发规划支持度的关系，发现感知获益有助于居民积极地参加当地旅游发展。[37]马东艳以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为例，验证了社区居民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即旅游增权、社区参与、公平感知、旅游正负面影响之间的关系，证明社区参与对公平感知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38-39]
二、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
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是近年来数理经济学界最重要的综合性建模方法之一，是一种创建、预计和验证因果关系的方法，包括测量模型（Measurement Model）与结构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该模型主要应用于现实问题研究，其基本原理与思路是构建包含观测变量及潜变量的初始假设模型，然后通过数据拟合，检验初始假设模型是否成立。如果假设模型能拟合样本数据，就说明模型成立；否则就需要修正。本文尝试以社区居民旅游公平感知为切入点，在调查社区居民旅游参与行为、旅游收益的基础上，创建能够体现社区旅游参与、旅游收益和旅游公平感知间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
综合以上国内外相关研究，社区旅游公平感知的影响因素主要有旅游增权、社区参与、地方感知、地方满意度、经济收益、生态态度、感知成本等。本文在对上述诸多因素进行整合的基础上，综合选取社区旅游参与、旅游收益、旅游公平感知三个潜变量，从结构视角考察其内在关系，并着重关注社区的旅游参与、旅游收益对旅游公平感知的影响。社区旅游参与可以理解为将社区作为主要的开发者或参与者，发挥其在旅游开发及管理过程中的决策、规划、开发、管理、监督等职能，以实现景区与社区的和谐发展。本研究将社区旅游参与的内容限定为参与意识、参与旅游发展决策、参与旅游规划、参与日常管理等方面。从根本上说，社区收益是旅游业发展的首要目的，包括提高社区居民收入、保障社区居民生活质量与生活环境、保证当代人与后代人利益及环境利益。旅游公平感知是一种个人主观感受，指社区居民对旅游发展过程中是否公平而作出的主观判断，它包括对结果公平、过程公平、交互公平三个维度的判断。
根据上文综述可知，中外学者已验证社区在景区发展中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社区旅游参与和经济收入影响着社区满意度。本研究在崂山风景名胜区这一特定情境下对以上结论进行佐证，并基于文献综述构建理论模型，探索社区旅游参与、旅游收益和旅游公平感知3个变量间的关系，并利用实证研究数据进行拟合，验证假设。本文提出以下4个研究假设：
H1：社区旅游参与对社区旅游收益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社区旅游参与对社区旅游公平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社区旅游收益对社区旅游公平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4：社区旅游参与通过旅游收益对社区旅游公平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基于以上假设，本研究尝试构建了社区旅游参与、旅游收益、旅游公平感知间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三、案例地选取与研究方法
（一）崂山风景区概述
以“海上第一仙山”、道教名山而著称的崂山，耸峙于黄海之滨、青岛市郊，其主峰（巨峰，又名崂顶）海拔1 133 m，是中国18 000 km海岸线上唯一海拔过千米的高山，因其碧海连天、山光海色的独特美景，成为国内外著名的旅游胜地。崂山风景区面积446 km2，目前可游览面积161 km2，海岸线长达87.3 km，主要游览区有巨峰、流清、太清、九水、仰口、棋盘石等。据《崂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10―2025）》，景区主要涉及北宅、沙子口、王哥庄、夏庄、惜福镇5个街道办事处的190个社区，居民人口约25.79万人。选择崂山风景名胜区为研究案例具有典型意义。首先，青岛是国内外知名度和美誉度较高的海滨城市，崂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是“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2009年，国家旅游局），自然旅游资源与人文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其次，崂山风景区可游览范围广，当前游览范围涉及14个社区，外围还有近30个社区交叉分布，常住人口众多，较国内其他风景名胜区来说，其复杂性较高，典型性较强，调研中资料可获取性充足。 （二）问卷设计
本研究在查阅文献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设计相关调查问卷，然后进行小范围预调查，结合实际情况对测量指标进行修改和完善，最终形成正式问卷。问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信息的统计，包括职业、性别、年龄等；第二部分由3个潜变量和21个观测变量构成，3个潜变量为社区旅游参与、旅游收益、旅游公平感知。其中社区旅游参与观测变量参考杨兴柱等和Barbara的研究成果，包括社区参与本地旅游决策、参与旅游规划与日常管理、参与景区形象维护、参与景区环境保护、参与景区旅游教育培训、参与景区旅游投资。社区旅游收益观测变量概括为：居民从景区旅游开发中获益、居民旅游收益在年收入中占有较大比重、景区旅游收益部分用于社区公用服务设施建设、景区旅游收益部分用于社区文化保护与传承。旅游公平感知采用三维度理论，即结果公平、程序公平及交互公平。其中结果公平维度有4个观测变量，包括政府及开发商能给失地居民合理的经济补偿、政府及开发商对每位居民的补偿措施一致、居民旅游收益与其贡献相吻合、旅游收益分配方案符合大多数居民意愿；程序公平维度有4个观测变量，即政府及开发商对社区居民的补偿机制管理到位、居民可通过正式渠道表达对收益分配问题的看法、对居民感觉有失公平的决定有正规的质疑程序、政府及开发商对损害居民权益行为的处理及时有效；交互公平维度有3个观测变量，即政府及开发商与社区居民沟通顺畅、政府及开发商按时向居民公开景区运行和年度红利情况、政府及开发商尊重和重视居民反映的问题。测量采取李克特5级量表制，1～5分别表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和非常同意。
（三）数据采集
本次调研的数据采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预调查，于2015年11月在仰口景区附近曲家庄社区以及北九水景区内观崂社区向居民发放问卷100份，回收有效问卷86份。通过信度与效度分析，删除不达标的题项，并根据发放问卷中受访者对部分题项的疑惑作出调整。第二阶段为正式调研，于2015年11月、2015年12月、2016年1月在崂山风景区选取河东、卧龙、青山、黄山、雕龙嘴5个不同社区进行了3次调研，具体方式采取随机偶遇、面对面现场填答及回收，共发放问卷530份，回收有效问卷474份，有效率达89.4%。
四、数据分析
（一）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
经统计调查所得的474份有效问卷，其人口统计学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根据表1可知，此次调查男女比例较均匀；从年龄结构看，调查数据主要来自于18～45岁的人群；从居住年限看，在社区居住超过10年的占主体地位，反映出调查数据较能说明社区状况；从教育程度看，社区居民学历层次普遍较低，知识素养不高；从职业分布看，以农（渔）民和个体旅游经营者（旅游购物摊点、农（渔）家宴）居多；从家庭收入来看，年家庭收入5万元以上的最多。
（二）问卷信度与效度分析
通过SPSS17.0对样本进行可靠性分析，得出总体量表的科隆巴赫α（Cronbach α）系数为0.902，旅游参与行为、旅游收益、旅游公平感知3个潜变量的α系数分别是0.801、0.798、0.831，都高于基准值0.7，表明模型具有较高的内在质量，样本的可靠性较强。[40]
表2数据显示，C13、C19题项与总和的相关系数小于0.4，降低了量表的总体信度，删除后可提高总体量表的可靠性，故删除该两项。另外，从题项删除后量表内部一致性α系数的数值变化来看，C13题项删除后，α系数从0.902变为0.908；C19题项删除后，α系数从0.902变为0.912；其余题项删除后量表的系数均比0.902小。由此可看出，C13、C19与其余题项的同质性不高，可考虑删除。
表3数据显示，3个潜变量的因素负荷量均大于0.7，临界比在5.3以上，组合信度都大于0.7，平均变异数萃取值均大于或接近理想值0.5，说明潜变量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潜变量解释观测变量的变异量较大。最后，各潜变量的相关系数普遍小于平方差的提取，表明现有保留题项普遍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
本研究运用AMOS17.0对样本数据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经估算得出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拟合指数。此结构方程模型绝对拟合指数χ2/df=2.716，RMR=0.046，RMSEA=0.052，GFI=0.933，AGFI=0.912；相对拟合指数NFI=0.934，RFI=0.923，IFI=0.941，CFI=0.941；简约拟合指数PNFI=0.512，PCFI=0.516，PGFI=0.520。各拟合指数均符合各指标的研究经验值，表明整体模型的适配度较好，拟合结果良好。[41]21-24
（三）结构模型的检验及修正
本研究利用AMOS17.0进一步探索旅游社区旅游参与、旅游收益与旅游公平感知间的关系，求出其拟合指数，运用最大似然估计法（ML）获得路径系数。标准化路径系数是判断结构方程模型预先假设是否成立的依据，系数越大表示在相互关系中的影响越大，重要性越高。[41]22样本数据拟合理论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原始模型的整体拟合指数良好，但修正指数（MI）仍有改进空间，因此可以对模型进行进一步的拟合与评价。
假定理论模型中各观测变量均不相关，修正指数MI显示“e2e6”、“e7e8”、“e12e13”的MI值分别为14.358、14.586、13.331，说明观测变量C2与C6、C7与C8、C12与C14所测量的特质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41]240若将其设定为共变关系，既不会出现逻辑问题，又可以减少卡方值，经修正后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见表4，可见各项指标均达到标准水平，且比原始模型的整体拟合度更高。
通过对修正后的结构方程中的结构变量进行检验发现，4个理论假设的路径系数都大于0.05，呈明显的正向作用，故此4个理论假设均获得验证，[41]223具体参见图2。这表明以上假设模型（图1）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1）社区旅游参与对社区的旅游收益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γ11=0.715），因此H1得到验证；（2）社区旅游参与对社区公平感知具有正向的直接效果（γ21=0.283），H2得到证明；（3）社区旅游收益显著影响社区旅游公平感知（β21=0.521），H3得到验证；（4）社区旅游参与通过旅游收益对社区旅游公平感知的间接影响也达到了显著程度（γ11β21=0.391），因此，H4也得到了验证。 五、结论与讨论
（1）随着旅游业的深度发展，社区居民的公平观念日益增强，如何协调景区旅游发展与社区间的关系，实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是当今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社区旅游公平感知较差会削弱社区对景区旅游发展的支持度，使旅游发展的整体效果大打折扣，不利于景区的长远发展。因此，在旅游开发中，应积极促进社区旅游参与，进行适当的授权，在权衡贡献的前提下使社区从旅游发展过程中受益，实现旅游景区发展的良性循环。
（2）本文以崂山风景名胜区为例，从过程和结构两方面研究社区居民在参与景区旅游发展中的收益情况，探究社区旅游参与对旅游公平感知的影响，以及社区旅游收益从中所起到的中介作用。文中社区居民旅游参与、旅游收益、旅游公平感知关系模型是在总结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的一个具有因果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模型由3个潜变量和21个观测变量组成，3个潜变量分别是社区旅游参与、旅游收益、旅游公平感知，各潜变量间存在4种关联且均得到了验证。研究表明，社区旅游参与、旅游收益均可影响社区居民旅游公平感知，但通过旅游收益的推动作用，社区旅游参与对旅游公平感知的影响更为显著。
（3）本研究分别针对3个潜变量设计了21个观测变量，经过一系列的信效度检验、验证性因子分析和模型检验后，删除了冗余因子C13与C19，并分别将C2与C6、C7与C8、C12与C14设定为共变关系，从而提高了结构模型的信度与整体拟合度。
（4）本文所构建的模型是包括参与和收益两条途径的动态模型，因而此模型的优化需要时间考验。不断完善测量工具是未来的研究重点，同时，还需对模型做进一步修正、改进，以提高评价准确度。今后将选择不同地区、不同时段的社区进行更加广泛深入的研究。本研究为探讨多重角度审视旅游公平感知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将有助于旅游公平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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