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社会分层与流动现状
中图分类号：F323.6；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4-0069-11
引 言
当代社会分层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平等形式，致力于消除社会经济中的不平等[1]。中国自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完善，社会、经济等方面的不平等状况发生较大改观，社会阶层结构伴随市场转型变化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研究者普遍认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中国阶层分化逐渐产生，社会差距有所扩大，新的结构不平等现象愈发明显，对现阶段中国阶层结构的探讨，学界形成了“断裂化”“中产化”“碎片化”“集团化”以及“结构化与再生产”五类观点[2-6]。较系统地刻画了转型期中国的阶层结构，特别是关注了城乡区隔差异与乡城二元结构，并普遍将农民工视为一个群体或者阶层，称为“新工人阶层”。
自20世纪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21世纪“新型城镇化”战略的相继提出与推进，大量农业转移人口（主要是农民工）集聚城镇，2015年农民工群体规模达到2.74亿人。中国社会结构已从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转变为新的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和城镇农民工三元结构。加之户籍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多数农民工未能实现市民化，经过多年的沉淀、繁衍和发展，农民工内部逐渐分化，从一个阶层扩展至多个阶层，形成了有别于城乡居民阶层结构的新阶层结构。当前学界虽然对农民工阶层分化、迁移意愿、社会融合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但多集中于个体微观视角和影响因素方面，对于农民工群体宏观阶层结构与阶层流动状况，缺乏概括性、多视角的综合研判[7]。与此同时，农民工由于缺乏合法性制度认同和主流文化接纳，被城市社会视为边缘群体，阶层流动受阻，容易受社会歧视和不平等对待，游民化现象日趋加剧，影响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
中国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战略通过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由农民工群体带来的社会风险隐患，达到社会公平与公正的目标。农民工市民化对中国既有的城乡社会阶层结构将产生重大影响，借助社会分层与流动视角，能够有效透视农民工群体内部结构与发展趋势，为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和户籍制度改革奠定基础，为引导农民工有序流动提供依据，为预防中国可能加剧的不平等现状提供借鉴[8]。因此，对于当前农民工社会阶层结构与流动现状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应用价值。
本文基于新型城镇化背景，借鉴“市场转型”“十大阶层”“再生产”“结构化”等社会分层理论，使用全国抽样数据和实地调查数据，运用经典统计分析方法，从不同维度和视角对农民工现阶段的静态阶层结构和动态流动情况进行系统描述；提出农民工阶层划分方法并建构分析框架；结合全国和调查数据，描述农民工社会分层与流动现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一、文献回顾
社会分层研究侧重对社会结构和分化结果的静态分析；社会流动研究着重描述结构因素对阶层文化与阶层形成的动态影响，关注阶层变迁过程。中西方学界在上述方面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和方法，但多数学者认为农民工只是新的（工人）阶层，对农民工群体内部阶层结构与流动现状的专项研究并不多见[9]。
（一）社会阶层的划分
社会阶层划分是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的基础，西方学界主要分为马克思学派、韦伯学派和社会等级测量学派。马克思阶层论和韦伯多元社会分层论是最基本的社会分层理论和分析框架，通常采用某种排他性原则来区分阶层。赖特等学者在原有资本资产剥削因素外，加入新的组织、技术等剥削因素，形成了新马克思阶层理论；韦伯学派则依据个体或群体对各种不同类型资源的占有水平划分阶层，同时，一些学者依据韦伯的社会封闭概念产权制度和文凭制度就是最主要的两种社会封闭与排斥方式。发展出了新韦伯分层理论[10-12]；社会地位等级测量学派则基于帕森斯的阶层定义相互关联的部门中拥有同等价值评价的一群人。选择财富、收入、声望等可量化的指标，划分出界限明确、高低有序的等级群体和人群阶层，职业声望法和社会经济地位指数量表是这一流派中最为重要的分层方法，后者进一步发展为国际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量表[13，14]。
总之，国内学者借鉴西方已有理论成果，立足中国现实问题，结合社会经济转型背景，形成了一系列本土的社会阶层划分理论。1978年之前，“两阶级一阶层”是普遍认同的阶层划分方式。此后，随着市场经济改革、城镇化深入与户籍制度调整，计划经济时期决定阶层地位的政治性、制度性、行政性标准，被一些新的因素取代，新的社会阶层分化趋势逐渐明显。学者相继提出了多种阶层划分方法，包括十大阶层划分、职业分类法、利益群体区分法、多元指标分层法、新马克思和新韦伯法、“两阶级一阶层”改良法等[1]。
（二）社会阶层结构与社会流动
阶层结构能直观揭示社会不平等状况，而社会流动则是判别社会公平的重要视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阶层结构一直处于变化状态之中，社会流动较为频繁，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
1.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西方学者重点关注蕴含于阶层结构中的分层秩序及其变迁机制。泽兰尼的“再分配理论”认为，政治化原则是苏维埃国家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其阶层结构包含等级化和体制化特征，体制内精英以国家名义控制经济资源，依据个人的阶层地位进行资源再分配[15]。倪志伟针对现代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提出了“市场转型理论”，认为经济市场通过与再分配经济的竞争，将削弱再分配体系中政治权力的作用，继而改变社会分层秩序并构建新的阶层体系[16]。罗纳塔斯的“权力转变理论”则认为，即使政治权力在市场改革中失去绝对统治，但其依然是分配体系中的重要因素，社会阶层结构改变有限[17]。 国内学者更多关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趋势。中产化理论认为，市场化和城镇化将提高公民教育水平、增加白领职业，创造大量向上流动机会，使中产阶层增加、社会底层减少，中国阶层结构将从“金字塔型”过渡为“橄榄型”[3]。断裂化理论则认为，各类资源将逐步积聚于精英联盟，社会将分裂为相互隔绝、相互对立、差异鲜明的两部分――少数上层社会和多数底层群体，断裂社会虽不会发生社会动乱，但矛盾激化后会引发社会冲突[5]。结构化和再生产理论指出，中国的阶层结构和差异格局业已稳定并呈现结构化，这种状况将持续延续并导致阶层再生产[6]。碎片化理论则判断，中国阶层已逐步分化为多元的、相互交叉的群体碎片，阶层结构将以界限不明的群体碎片形式存在[18]。集团论认为，当代中国没有稳定的阶层结构，相关利益群体不断分化、解组和重整，阶层多以集团化形式呈现[2]。此外，李强认为“倒丁字型”是中国当前的阶层结构，该结构的社会张力小、社会风险性大，城乡二元分隔是其形成的主要原因[19]。
2.社会流动研究。社会流动是改变阶层状态的重要渠道，主要指社会成员社会地位的变化，分为向上、向下和平层流动。在社会流动研究的诸多方面，中西方观点较为一致。学者普遍认为，社会结构变迁和社会开放性程度是影响社会流动的两大基本因素，分别体现了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包容、公平程度对社会流动产生的影响，综合两大因素可以有效评估社会固化与开放程度。较好的社会分层体系应是开放而有弹性、可渗透并可流动的，是非结构化的，结构化的表现不是流动的停滞，而是长距离流动的减少与短距离流动的频繁[20，21]。“技术理性功能主义绩效论”和其相反论断是社会流动机制研究的两大观点：前者认为工业化的深入将使技术理性逻辑取代意识形态逻辑，流动机会将按绩效最大化原则进行分配，不受背景因素影响；反对者则基于“市场转型论”与“权力转变论”提出，技术理性只是影响流动的诸多因素之一，政治、制度、利益、文化等要素的作用同样显著[22，23]。
（三）农民工相关研究
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在社会分层与流动视野下关注农民工的不平等状况。研究发现，农民工的收入较从前改善明显，但其社会地位、职业阶层、财富水平依然远远低于城市居民，农民工社会流动率显著偏高的同时，其相应阶层流动收益却相对低下；城市居民在职业分层体系中具有明显优势，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存在显著的不平等状况[24-26]。第二类研究通过对比先赋和自致。两大因素在地位获得过程中所体现的不同重要性，判断农民工分层与流动体系的机制公平性。研究发现，家庭出身、家庭背景、个体特征等先赋因素对农民工阶层的代际流动影响显著，而流动经历、社会资本等自致因素对社会转型期农民工的阶层地位获得同样作用明显[27，28]。
国内外学者依据不同理论提出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划分方法，在社会阶层结构、社会流动机制、农民工相关研究等诸多方面成果丰硕，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和借鉴价值。但当代中国正处于“四化同步”过程中，阶层结构不断变化，社会流动普遍加快，农民工的分层与流动状况并不稳定；而以往研究所用数据较为偏早，多将农民工视为一个新工人阶层，从单一户籍视角关注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分层、流动不平等现状，较难准确、全面地揭示农民工社会分层与流动的最新现状。
二、阶层划分、分析框架与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新型城镇化背景，分别从横向户籍视角探讨农民工与城镇居民之间的阶层差距，从纵向代际和代内视角分析农民工内部的社会流动情况；结合市场转型、权力转变、再分配秩序再造等社会现实情境，透视农民工群体的阶层再生产、结构化、社会封闭等状况；继而客观全面地呈现当代农民工社会分化、阶层结构、社会流动的最新现状。
（一）农民工的社会阶层划分
当今学界在采用调查数据划分社会阶层方面，主要使用赖特模型和格德索普模型，通常将农民工视为同质性较强的一个层级。但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民工涌入城镇社会，历经多年发展，其内部显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农民工的阶层流动趋势从“自发”过渡到“自为”，代际和代内之间的阶层多元分化已由经济层面向政治和社会层面扩展[29，30]。在此背景下，以赖特和格德索普模型为代表的西方阶层划分模型，对农民工阶层问题的反映较为有限。
陆学艺教授的“十大阶层”理论着力解决中国社会分层问题，将职业作为阶层划分的基础和纽带，将劳动分工、权威等级、生产关系、制度分割作为阶层分化机制，将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视为阶层社会经济地位的表征，在继承西方模型的同时综合了中外主要理论成果，深刻准确地构建了当代中国阶层模型，避免了将农民工视为一个层级[3]。这有助于对农民工社会分层与流动问题的透视与呈现，有助于农民工群际、群内之间的多维度对比分析。
本文主要借鉴“十大阶层”理论模型，基于新型城镇化背景，结合实际调查情况，将原有产业工人阶层分割为技术工人阶层和非技术工人阶层。最终形成高低有序的5个等级、11阶层，作为进一步分析的基础（见图1）。
（二）分析框架
新型城镇化与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密切相关，而农民工是“以人为本”城镇化的核心与直接利益相关者。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资源的再分配秩序将会重新调整构造，政治权力和体制作用对资源的支配能力将会有所变化，经济结构与市场化程度将会产生改变，对农民工既有分层体系与流动模式产生深刻影响。
在此背景下，本文选择不同参照群体，在横向维度下通过户籍视角对比农民工群体与城镇居民之间的阶层分布与群际差异，运用“中产化”“断裂化”等理论，分析农民工的阶层结构和等级格局，进而判断识别农民工社会分层体系的平等性和结构性问题；纵向维度包括代际和代内视角，通过比较不同时点、时期和职业生涯阶段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流动情况，描述农民工的社会结构变迁与阶层流动历程，识别地位继承性的强弱化趋势、阶层边界的显现与否以及阶层流动的潮流，进而评估农民工流动模式“结构化与再生产”“社会封闭”和“阶层固化”等公平性情况；进一步地结合已有分析结构，判断农民群体内部的社会分化程度。最终，通过把握个体生命历程与家庭、社会变动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现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制约农民工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结构因素与主导机制，并对未来社会分层与流动的开放性趋势予以判断，达到呈现当代农民工社会分层与流动宏观现状的研究目的。分析框架如图2所示。 （三）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国家卫计委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和西安交通大学“新型城镇化与可持续发展”课题组深圳P区调查。前者是中国官方针对流动人口进行的全国性专项调查，该数据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全国农民工的基本情况；后者是相关学者针对农民工群体的专项调查，该数据代表了中国新型城镇化重点地区农民工的最新状况。通过对比全国和深圳数据展现的不同情况，可以初步推断现阶段全国农民工的阶层分化程度，对农民工未来的分化趋势、分化方向做出预判，对分层体系的结构性风险进行感知和防范。
2012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以2011 年全国全员流动人口年报数据为基本抽样框，按照PPS法对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15～59 周岁流动人口进行抽样。样本总量为158 556份，农业户籍人口为133 653份。经筛选符合农民工身份的样本数为117 460份，男女比例为1.43∶1，年龄结构近似正态分布，较好代表了全国基本情况。
西安交通大学“新型城镇化与可持续发展”课题组在2013年12月，采取便利抽样与配额抽样相结合的方法，调查了深圳市P区23个社区的流动人口，共获得农民工样本2 071份、市民样本972份。经筛选符合本文研究的农民工样本数为1 930份、市民样本数为859份。其中，样本的户籍来源地覆盖了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基本涵盖了农民工和市民所从事的所有典型行业与职业，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分布合理。样本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科学性，适合进行深入系统地分析研究。
三、农民工社会分层与流动现状
在既有分析框架下，本文主要使用描述性统计、交互分析、流动表分析等经典方法，对农民工社会分层与流动现状进行统计描述和分析比较。
（一）横向维度下农民工的社会分层现状
阶层结构能够直观反映农民工的社会分层现状，通过对比全国和深圳农民工的阶层结构，初步判断农民工阶层等级分化情况；引入户籍视角，进一步明晰农民工与城镇居民的群际差异、等级格局和不平等状况。
1.中国农民工的阶层结构。如图3所示，全国和深圳市的农民工阶层结构均呈“金字塔型”，全国拥有更加明显的顶层、底层两级化趋势，9%左右的农民工分布于社会上层和社会底层，这与陆学艺[3]、孙立平[5]对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判断基本一致；深圳农民工则在中间层级分布较多，在上层和底层分布较少；与此同时，超过43%的农民工处于中中层及以上的社会等级，与以往研究关于农民工多数处于社会中下层及底层的判断具有很大不同。
从图4更加细化的社会阶层分布发现，11个阶层同样呈“金字塔型”分布，各阶层的梯度分布平滑有序；农民工大部分集中于工人阶层（非技术工人为37.67%、技术工人为21.04%）和商业服务业劳动者阶层（15.08%），极少分布于党政事业单位负责人和农林牧渔人员阶层。
农民工已基本告别以农林牧渔为主的第一产业，走向以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员阶层为主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并向更高层级扩散。这与同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司全国流动人口调查结果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农民工在技术工人阶层的分布位列第二，仅次于非技术工人阶层，从侧面也印证了本文对于两者进行单独区分的必要性。这说明，在全国范围内，伴随新型城镇化等“四化”推进，城镇市场新增大量就业岗位，在城镇社会旺盛人力需求的拉力作用下，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历经多年打拼，多数农民工完成了生计资产的初期积累与生计策略的初步转换，适应并融入了城镇化的工作与生活方式，在市场等机制的作用下，农民工群体内部由原始的单一阶层逐步分化形成了不同阶层。深圳市作为改革开放的首位城市和农民工的主要流入城市，农民工阶层分布与全国总体情况接近，但阶层结构更加合理、更加贴近现代化社会，具有较强的代表性、独特性和前瞻性。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罗纳?塔斯的“权力转变论”[17]。
因此，通过对深圳市农民工社会分层与流动情况的研究，能够有效判断中国农民工社会分层和流动的现状，并对农民工分层、流动的演化方向做出可靠预测。基于上述分析，结合数据实情2012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并非针对社会分层的专项调查，故由于数据所限，本文仅在本部分分析全国农民工社会等级的宏观分布。。我们重点选用西安交通大学调查数据表征全国农民工社会分层与流动情况。
2.户籍视角。城镇居民的社会分层情况如图5、图6所示。总体看，城镇居民的社会等级分布呈现“橄榄型”，结构重心位于中部；而社会阶层分布近似“烛台型”，商业服务业劳动者、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阶层占比为前三位，分别达到22.47%、21.19%和15.95%，农林牧渔人员阶层只有0.12%的占比。
对比发现，城镇居民在上层、中上层展现出整体性结构优势，从党政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到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分布明显偏多，这是农民工所不具备的。两个群体在中中层的分布相似，但城镇居民以办事人员阶层为主，农民工则以技术工人阶层为主。农民工的主要社会等级位于中下层，占比达到城镇居民的一倍，其中，农民工以非技术工人阶层为主，城镇居民以商业服务业劳动者阶层为主。
这说明，城镇居民与农民工之间的阶层不平等虽有较大改善，但依然存在。城镇居民阶层分布集中度低，多为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人力资本存量与质量普遍优于农民工群体；农民工的阶层结构则从农村社区传统的“倒丁字型”逐步过渡为“金字塔型”，更多分布于雇员阶层和蓝领阶层。对比李强[19]的研究结果发现，当代农民工的“金字塔型”结构良好衔接了城镇“橄榄型”和农村“倒丁字型”结构，成为城乡二元结构之间的纽带，缓解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之间的张力，降低了由结构性问题导致的阶层冲突等社会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而城镇居民更加科学健康的阶层结构，是未来农民工市民化发展的主要参考依据。
（二）纵向维度下农民工的社会流动现状 社会等级的改变体现农民工社会地位的本质变迁，社会阶层的改变则更加细致地表现出农民工社会地位的变化路径。本文主要使用流动率和流动距离分析表现农民工社会流动的整体情况，用流动表分析揭示社会流动的机制模式。
1.代际视角。如图7所示，农民工社会等级的代际流动近似“正态分布”结构，平层流动是该结构的几何中心，随着流动距离的增加，发生流动的农民工人数递减；农民工的社会等级世袭率达到43.11%，总流动率达到56.89%，包括36.63%超越父辈等级的农民工和20.26%低于父辈等级的农民工。图8展示了更加微观的农民工社会阶层代际流动情况，“+1”流动是代际阶层流动的峰值，以其为中心向两侧延展，分布形态为“左偏分布”；62.12%的农民工超越父辈阶层实现向上流动，24.40%的农民工低于父辈阶层，仅13.47%的农民工实现了代际阶层继承。从农民工社会等级的代际流动特征和趋势来看（表1），上层体现出一定程度的代际继承性――父辈为上层、中上层等级的农民工子女，比其他等级出身的农民工子女更多地进入了上层与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和底层并未出现明显的代际继承性，下三层的出身分布十分接近其在总体结构中的平均分布，各个等级背景的农民工成为中中层的几率几乎相等。
基于上述数据结果发现，农民工群体的代际流动模式以向上流动为主，近4成农民工实现了代际社会等级的提升，逾6成农民工实现了代际社会阶层的提高。这一方面是由于农民工父辈的社会地位普遍偏低，子女较容易超越父辈实现上升流动；另一方面农民工作为“草根精英”，比父辈具有更优越的人力资本和竞争优势；此外，农民工父辈多处于计划经济时期，社会流动机制更多受出身、成分等先赋因素制约，而农民工是改革开放后产生的群体，受益于此时期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其社会流动机制的科学化、市场化程度大幅提高，农民工比父辈具有更加多元的选择和更加公平的流动环境，这与倪志伟[16]的分析推断较为一致。
在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代际继承中，子承父业的“再生产”现象并不明显，社会层级结构显示出较好的开放性和公平性，但上层与中上层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封闭”。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农民工多出身底层、生计禀赋有限有关。随着中国城镇化改革的深入与农民工市民化的推进，农民工生计资产将有效提高，这一情况应会有一定程度的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中中层作为社会流动的中枢和纽带，是农民工从社会下层向上跃迁的重要踏板，其在数据分析中显示的公平性对于背景“较薄”的农民工是一个利好消息。与此同时，一定比例的农民工出现了向下流动情况，这是由于中国正处于“双重转变”进程中，虽然城镇新增了较多就业岗位，但不少岗位缺乏稳定性，农民工的失业风险和转业概率较大，这些因素都有可能造成下降流动。
2.代内视角。代内流动能够反映农民工职业生涯社会地位的变化，而打工前、初次打工和当前打工时期是农民工职业生涯三个重要时期，本文分别用T0、T1和T2表示。
图9、图10和表2显示，通过首次外出打工（T0～T1时期），21.92%的农民工社会等级得到提升，60.47%的农民工社会等级未能提高；从更加细化的社会阶层流动状况观察，39.47%的农民工社会阶层实现上升，37.77%的群体社会阶层没有改变。从农民工的流动特征和趋势来看，上层、中上层显示出很强的排斥性――该层人员多由本层流入，其他层级流入人数比率虽然不低，但这与其他层级人数基数较大不无关系；中中层具有一定程度的排斥性，中下层和底层流动则较为正常。
图11、图12和表3表明，在城镇打工期间（T1～T2时期），65.28%的农民工社会等级没有变化，仅21.66%农民工的社会等级进一步上升；从社会阶层流动状况来看，城镇务工期间，实现阶层进一步上升的农民工比例明显降低，仅为26.38%，更多的农民工（56.68%）只是在同一阶层内转换职业，社会阶层下降的农民工比例不大（16.94%）。另一方面，T1～T2时期社会分层体系显示出的阶层闭包特征强于T～T1时期，特别是上层、中上层表现出极强的社会排斥性，在T1时点处于上层的农民工有68.58%流出至中中层和中下层。
总体来看，农民工的代内流动以平层流动为中心，随着流动距离的增加，产生流动的人数逐步减少，社会等级流动比社会阶层流动的尖峰分布更为明显。农民工通过进城务工这一生计策略，打破了城乡二元就业市场分割，普遍实现了社会等级的改变与社会阶层的突破；但在城镇务工期间，由于社会竞争压力较大，超过半数农民工未能再次提升社会地位，部分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出现下降。从农民工社会等级的流动路径看，农民工初次进城打破了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等壁垒，多数跃迁至中中层和中下层，实现了社会地位的提高；而在城镇务工期间，农民工社会流动受阻，多数社会层级对其他层级农民工的进入保持了不同程度的排他性，较多农民工受到各个社会等级尤其是偏上等级的社会排斥和封闭。这从侧面显示了农民工群体内部的阶层结构逐渐出现“结构化”和“固化”趋势，城镇社会对农民工群体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社会排斥，户籍制度对农民工的阶层流动依然具有一定影响。这与李路路[6]的研究结果保持一致。
这说明，农民工作为“底层精英”，生计资产普遍高于农村居民的平均水平，进入城镇社会后多数能够找到较好的职业进而提升自身社会地位。在城镇社会，农民工的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等普遍低于城镇居民，加之较上层级的职业岗位偏少并趋于饱和，农民工的上升流动受到极大限制，数次更换职业也多属于同一等级阶层；即使如此，依然存在一定比例的农民工精英通过重组生计资本、调整生计策略，进一步巩固并加强了自身竞争力，继而实现社会地位的又一次提高，但这一比例不高。
总之，农民工依靠“外出谋生”普遍提升了自身地位，初次上升流动受益于制度藩篱阻碍的打破，二次上升则需更多体制机制的改革和自身资本的储备；农民工长距离流动较少、短距离流动较多也从侧面说明，农民工在城镇的社会分层体系呈“结构化”倾向。 四、主要发现
本文使用全国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典型地区调查数据，从横向、纵向两个维度，户籍、代际、代内三个视角，运用经典统计分析方法较为客观地描述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当代农民工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现状，得到如下主要发现：
1.当代农民工阶层结构呈“金字塔型”，介于农村“倒丁字型”结构与城镇“橄榄型”结构之间，有效缓解了二元城乡社会之间的结构紧张。与此同时，全国数据显示，农民工阶层结构有“两极化”和“断裂化”趋势。一定比例的农民工分布于社会底层，可能成为无业、失业和半失业等“游民化”群体，对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具有一定隐患。农民工的阶层不平等性虽然有所改善，但与城镇居民依然存在一定差距。
2.当代农民工多数摆脱了阶层代际“再生产”命运与乡土社会束缚，但阶层代内“再生产”现象依旧明显。农民工打破制度壁垒进城务工形成的结构性流动结构性流动：复杂工业社会的功能、组织必要性造成产业增加与分工细化，引起岗位增加与阶层流动。，虽较为活跃，但城镇务工期间的循环性流动循环性流动：因社会流动机制或个人资本储备而产生的社会流动。，却反映出阶层体系“结构化”的趋势。需要注意的是，大量农民工伴随社会流动实现了职业的去农化，这对我国未来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既是风险又是机遇，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3.当代农民工已经产生层级分化，分化程度正日益扩大。农民工社会地位高于农村居民但低于城镇居民，普遍从事非农化职业，属于雇员阶层和蓝领阶层。位于较高层级的农民工，多数处于人力资本需求高的阶层，少数散落于经济资本、权力资本需求高的阶层。同时，部分农民工出现层级下降和“触底”情况。
总之，当今中国正处于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市场转型和权力转变共同作用于农民工的社会分层体系，其社会阶层结构和再分配秩序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处于不断变化和再塑过程中。目前来看，农民工的阶层结构呈“金字塔型”并向“橄榄型”过渡，“结构化和再生产”现象已经发生，“社会封闭”和“阶层固化”情况初步显现，但“碎片化”和“集团化”特征尚未出现。农民工分层与流动体系的平等性、公平性、开放性较父辈有较大改观，但依然与城镇居民存在一定差距。随着我国“四化同步”的开展，可以预见农民工的社会分化趋势将进一步扩大，而农民工分层与流动体系的公正、平等与开放是农民工市民化成功的关键。
五、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一）政策建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未来中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优化劳动力配置则是其重要内容。农民工作为中国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未来供给侧改革的主要着力点。新型城镇化战略和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能够有效引领农民工分批有序市民化，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经济健康发展。当前，农民工内部已分化为高低有序的不同阶层，但相应的社会流动模式尚存一些问题。如果社会封闭和阶层固化现象社会资源通过各种形式转化为子代或自身的竞争优势（或劣势），出现精英（底层）循环现象。始终显著，技术理性绩效原则未能占据社会流动的主导地位，则极易诱发下层社会特别是草根精英的不满。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农民工市民化优化社会结构、连通城乡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是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依据农民工自身特征与生计资本特点，结合中国社会、政策环境，本文从社会分层和流动视角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实行差别化市民化政策，推动农民工有序融入城镇，促进社会优化转型。基于农民工既有阶层结构，实施“重视上层精英，扩大中层部分，减少底层占比，适度关注回流”的策略。优先推动生计资产较高的上层农民工实现市民化，在全社会形成示范和带头效应；充分发挥中层农民工“纽带”与“缓冲带”作用，通过公开选聘、增设岗位和政策倾斜等手段，扩大中层的农民工占比，作为下一阶段市民化的重点对象；关注底层农民工，通过开设公益岗位、开展就业创业辅导，提高该部分农民工的再就业能力；对于回流农村的农民工，支持其在农村二次创业，充分发掘其 “草根精英”的作用，带领农村群众脱贫脱困。这样，农民工的阶层秩序和市民化顺序将以个人能力为准则，社会成员能够普遍接受和认可，从而实现有序市民化的目标。
2.创新选人用人制度，提升农民工的人才价值，建立公平科学的社会流动平台。弱化户籍身份和家庭出身在选人用人过程中的作用，突出绩效为主和能力为先的基础作用，确保选拔机会的公正，形成“公平流动、鼓励竞争”的风气。加强农民工再教育和技能培训工作，完善技术水平、技术职称与上升流动的有机衔接，结合农民工不同特点特长，制定不同的就业政策，避免“千部一腔，千人一面”。营造农民工公平的社会流动氛围，确保城镇化和市民化的顺利进行。
3.发挥农民工中介作用，打破人口三元结构，实现多群体协同发展。发挥农民工中介与过渡作用，使农村居民自由选择发展区域，使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有机衔接。通过在城乡不同阶层设置差异性岗位，引导农民工合理按需流动，形成农民工和城镇、农村居民之间职业的良性互补。在提高农民工自身资本的同时，降低城市用工成本，增加农村发展空间，避免二元分割下的紧张和冲突，缓解市民化对城乡社会的冲击，保障各部分人群的可持续发展，推动中国社会的“中产化”，确保我国小康社会顺利建成。
（二）研究展望
未来研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充实数据规模，采集多区域样本，对比不同类型城镇化地区农民工社会分层状况；第二，使用高级数理分析方法，更加细化和准确地揭示农民工社会流动的深层机制与模式机理；第三，考虑政策调整，结合相应研究结果，规避城镇化过程中的社会不平现象和城乡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