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思光文化哲学思想研究
作者简介：姜华，女，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文化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7）02-0035-06
劳思光文化哲学理论是近年来在港台地区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思想体系，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他认为，文化哲学一方面代表一种文化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对文化的解释和评定，而对文化所采取的态度又体现了一种文化取向或者说文化的发展趋向。因此，文化哲学从总体上说代表了一种文化发展的方向。劳思光的文化哲学理论体系主要通过文化观、文化理论模型及文化意识等理论建构起来。
一、源于人的自觉意识的文化
劳思光把文化看作人的一种创造活动，以此把人和动物相区分。他从文化的基本意义上说明，文化生活是与自然生活相对照才能成立的观念。人作为动物或生物世界的一个种类，原有属于自己的自然生活，但人类的活动不可能只有自然层面的生存活动，还有属于人独有的自觉层面的生活，而只有在自觉生活中才存在价值问题。因而，正是人所独有的这一自觉层面上的生活才构成了一个属人的有意义的世界，而人的文化活动以及此类活动的种种成果，都体现在这个有意义的世界中。
在劳思光看来，“文化是创造的活动……它的可能性就在于人的自觉意识，换句话说文化的根源就在于人的自觉的意识”，这种意识“就是追求那种超越自然的秩序和价值”；“文化活动的目的也就是一步一步地构成一种秩序，它是把秩序加到自然世界上，使世界接受这秩序而被改造”；“发展就是一种秩序变成另外一种秩序”；“每一种秩序，就是一种价值的实现”[1]（P85）。在这个意义上，劳思光认为，文化之所以成为文化，文化之所以是一种创造活动，都源于人的自觉意识这一条件。如果不从人的自觉意识这一根源来界定文化，也就无从说明文化之成为文化的特性和文化的根本特征，也就丧失了文化的意义及与自然活动相区分的可能。那么，劳思光所指的自觉意识是什么呢？他指出，自?X意识就是人不断追求那种超越自然的秩序和价值的意识。正是这种自觉意识决定了文化活动的目的，也可以说，文化的目的就是一步一步地构成一种秩序，并把这个秩序加到自然世界上，从而实现对世界的秩序化和改造。每一种文化活动的成果都是要建立一套秩序，而秩序的建立并不是一劳永逸的，需要不断改进和修改，这种改进和修改就是发展，文化的发展就是一种秩序变成另外一种秩序。在这个意义上，每一种秩序也就是一种价值的展现。由此，人建立秩序和创造秩序的能力就是文化产生的根源。
二、劳思光文化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基于文化根源于人的自觉意识的理解，劳思光主要通过文化理论模型和文化意识等理论框架来建构其文化哲学思想，以此明确其文化哲学的特性和定位，彰显自己的理论主张。具体而言，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化成长与文化变迁
在劳思光看来，文化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因为，面对现实客观世界的展开，已有的文化成果所笼罩的秩序总是有限的，一种秩序失效后就会出现新的问题，世界所呈现的就是越来越多问题的不断展开，也就总会不断取得新的文化成果来应对新的社会问题。劳思光将文化发展过程具体区分为两种，即文化成长与文化变迁。文化成长是就文化内在的发展和演变过程而言，文化变迁则是指不同文化之间的交互影响。换句话说，成长是就单一的文化的内部成长而言，变迁则是指众多不同文化之间的交互影响关系。文化成长遵循两大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发展原则。劳思光指出，文化活动就是一个不断向上和修正的过程，因而文化生活就必须是一种发展的活动才能保持文化自身发展的能力，故此发展是文化的第一原则。社会的发展不是持续斗争的需要，而是不断地整合的需要，它必须通过不断地调配才能达致稳定的状态。第二个原则是完成原则。文化成果要发挥功能就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形式条件，而要保证其真正的发挥就需要一个完成原则。因为，只有把已有的文化成果的功能充分发挥出来，才能展现该文化成果所存在的问题，才有文化的进步和文化的真正发展。
同样，文化变迁也存在两个基本观念。其中一个是创生和模仿。劳思光认为，一种文化吸收其他文化成果为己所用，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创生而是模仿。劳思光用韦伯的文化理论具体谈了创生和模仿的关系。他认为，韦伯揭示了资本主义文化产生的历史过程是不会重复的，因为只有新教伦理才能产生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非西方地区也会接受资本主义文化，但它们的资本主义不是从新教伦理产生的。对于非西方地区而言，接受资本主义文化就是模仿的问题，新教伦理则是创生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劳思光进一步指出，文化发展的目的就是要趋于文化整合，文化整合就是文化变迁的另一个基本观念。任何文化的成果的成长和变迁都需要通过调整和配合以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而这个稳定状态的实现就是文化整合的完成。
（二）文化理论模型
文化根源于价值意识并以建立秩序为目的，秩序的建立就是追求一个大家共同服从的规范，这种规范要具有普遍性。服从一种秩序规范代表接受某一种普遍性，而个体强调自身的自由就是在强调个体的特殊性。这就牵涉出文化所固有的矛盾，即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对普遍性与特殊性所持有的不同观点代表了不同的文化发展态度和不同的文化立场，对应的是不同的文化价值判断。劳思光据此划分出以下四种文化观，也就是四种主要的文化理论模型：一是由主宰性到外化观，也即黑格尔模型；二是由约制性到内化观，也即帕森斯模型；三是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模型；四是卢曼的系统理论模型。劳思光重点探讨了黑格尔理论模型和帕森斯理论模型。 劳思光指出，黑格尔的文化理论模型是在康德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理论模型的关键就是外在化。“外在化”是黑格尔本人在大逻辑中使用的，只不过他更常用“实现”这个词来表达。在黑格尔理论中，“实现”包含了目的性的含义，是理性的一步一步展开。黑格尔理论模型的特点是将我们的内心世界或精神世界作为唯一的真实，因为内在的世界是唯一的真实，故它当中就有唯一的实体。这个实体把自己外在化，也就是在现实世界中充分地实现。世界就是理性精神逐步实现的过程，而文化就是精神发展的表现，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价值观念的实现。可见，黑格尔把世界看成一个不断实现主体的价值理念的过程。
劳思光强调的另一个重要的文化理论模型是帕森斯模型。他指出，内在化观念是帕森斯理论成为一个文化理论模型的关键。帕森斯的目的是要找到一种可以自足的理论来解释人类行为。他认为，人的行为取向是受价值模型影响的，人与文化的关系基本上是：一套价值模式被我们接受以后就成为我们行为时的指引原则，如此就形成了一种社会秩序。一种秩序的形成，是已内化的价值观念与其他的已有行为模式之间形成一种调和的结果。一个文化秩序一经建立就要发挥其功能，也就是维持这个系统的运作。但已有的价值观念在接受了新的思想以后，会使原有的文化秩序和观念产生变化，这就需要重新再建立一套秩序，这就叫作整合，就是把新来的东西整合进已有的观念的整体中。整合的过程就是改变对世界原有的观念和行为态度，重新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这也是通过整合达成新的稳定性。由此，劳思光认为帕森斯文化理论模型代表了对西方文化发展的乐观主义态度，虽然这一点受到西方思想家的质疑和批判，但他对帕森斯理论模型持一种肯定的态度。
（三）文化的解放意识与建设意识
人对于文化生活的态度，也即人对于文化的态度和精神取向，就是文化意识。这涉及我们怎样去看文化，从哪个视域来看文化活动的意义的问题。劳思光把文化意识划分为两种，即建设意识和解放意识。建设意识认为文化基本上都是正面的创造，文化本身就是值得赞美的活动；解放意识则把以往的文化成果看成是对人的某种限制，认为人应该努力去破除这些文化限制。建设意识和解放意识是文化共有的两个方面，都具有普遍性。关于文化的建设意识和解放意识，劳思光认为，文化建设意识和文化的原始目的有必然的关联，解放意识则和文化活动的功能限制有不可分的关系。
首先，文化建设意识与文化的原始目的有必然联系，这是文化定向性的问题。文化的原始目的就是层层地进步和创造，这种创造是不可逆转的。不管是较低层的文化还是较高层的文化，都体现不断地发展建设的趋势。这样，文化就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成长、层层开展的过程。文化定向性对于文化发展过程来讲指的是形式上的定向性，文化发展过程内在地要求一种确定的秩序，存在着一种不可逆转性或定向性。因为意向性是文化活动的基本特性，而文化活动本身都是意志的选择过程。意志的因素与目的是不可分的，有了目的就一定是不可逆转的，原因在于，“文化是一种自觉的活动，有目的，所以就有定向性” [1]（P171）。文化生活总是从低层走向高层，这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过程。所以，文化的过程有个基本性质就是定向性，它是不可逆转的。劳思光说，回看古典哲学，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观点就是定向性的。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世界的历程就是指向本性的实现，人的发展也是如此，人的存在和发展也指向既定的方向。把世界看成是有目的的，就是看成不可能逆转的，因为目的论的观念和不可逆转的观念，两者在意义上是不可分的，有着必然的关联。因此，亚里士多德对文化定向性是肯定的，他觉得文化有一个基本的方向，凡是不符合这种方向的都是一种错误或一种堕落。
在建设意识上，劳思光将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近代西方文化中的启蒙思想、康德与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哲学和韦伯的工具理性主义以及中国的儒家思想都归于具有典型的建设意识特征的文化思想。如黑格尔将世界看作精神力量逐步实现的过程，通过自我的自觉意识的普遍化来寻找绝对精神的意义。把文化当中各种阶段和演变的可能都囊括在理论系统里，这就是黑格尔的正反合的理论。由此，世界是一个螺旋式的向前推进和上升的过程。文化中各方面的现象通过这螺旋式的上升过程得以展开，每一个阶段的文化成果都有功能的限度，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有所改变，但改变以后它还是要去实现价值。所以，当文化成果的功能发展到一定阶段走向失效的时候又会有新的发展出现。黑格尔理论所表现的这种建设意识就是把世界看成一个不断进步的发展过程，即不断实现主体的价值理念的过程。一切的活动都是为了实践人所肯定的价值，这里也包含了个人的行为和社会的制度。
其次，解放意识则与功能限制的问题相关联。功能限制是指，一方面每一种活动和制度有正面的功能，另一方面它的功能和效力都是有限的。由于人的认知的不完全性及客观存在的开展，使任何文化成果都面临修正的问题，因此任何文化都必?存有继续性地改造的可能性。文化成果之所以建立是因为其有一定的功能，当出现了新的问题时文化成果的限度就会显露出来。这里的一个原因就是由于人的认知的不完全性决定了制度功能的限度，即使是某个阶段某一套制度是最好的，它仍有一天会失效，由此决定了这个世界是不断展开的过程。因此，功能限制是不可否认的，这正是文化必须发展的基本依据，也是解放意识的根据。解放意识对于文化而言是一种普遍意识。在典型意义上，劳思光把中国的老庄思想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想都归为一种解放意识。如他指出，老子在人生态度上追求无为，这种无为对文化活动的态度是将文化生活看作一种无意义的追求，“它本身不代表什么内含的价值。这种意识很明显跟儒学不同，因为儒学是要去建设文化秩序”[1]（P199）。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则认为参与现象世界就是自我的一种沉迷。所以说，老庄所代表的解放意识是一种彻底的解放意识，不是去反对某一种特定的文化秩序，而是认为建设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老庄所代表的解放意识是要从一切文化活动中解放出来，而不是某一种特定的文化秩序。老庄所持的就是一种否定的文化观，而不是针对任何一种特定的文化建制。 最后，在劳思光看来，建设意识和解放意识是对待文化的两种基本的态度，但不管是建设意识为主的文化还是解放意识为主的文化都具有自己不可克服的问题。建设意识的绝对化一味追求稳定性，只发挥稳定性往往就会走向文化的自我封闭化。因此，以建设意识为主导的文化模型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出现对现有文化的反抗，原因就在于建设意识会导致文化出现自我封闭的局面。而解放意识的出现是为了对抗已经教条化的文化模式，其重点在于打破现有文化秩序的限制。但如果片面以打破限制为唯一目标就容易走向自我否定。建设意识的问题是可能走向独断主义，而解放意识则可能走向文化虚无主义。由此，劳思光指出要衡量某个理论能否代表建设意识或解放意识，就要看它能否避免走向文化的独断主义或文化虚无主义，这是用来评定一套理论高低的重要的价值标准。
三、劳思光文化哲学的价值和局限
劳思光致力于文化哲学研究，主要是以探讨西方现当代文化危机为动力，其所展开的研究工作也是为了克服这种文化危机而做的努力，并在研究现代文化及当代的反现代文化的思潮的基础上，尝试为现代文化危机问题提出自己的一定的理论论断及主张。因而，对其文化哲学思想应给予客观的评价。劳思光文化哲学思想的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劳思光通过文化意识的分析，指出西方社会现代文化危机的内因和解放意识的盛行有着内在的联系。他认为，文化的建设意识在实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逾节的问题，逾节的问题容易导致具体问题的绝对化或??断的趋向。一切正面理论都有功能性的限度问题，如果逾节使用，原先正面的东西在这时候就会成为发展的障碍。任何正面的理论都有可能被逾节使用，在理性上，人们往往坚持那些已有的东西是有价值的，但当它被绝对化后却往往走向反面，成了恶的力量。由此，劳思光指出当代文化存在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人们觉得一切文化生活都是一种限制，从而不自觉地想去保护人的自然欲望，这在后现代思潮中就尤为明显。在后现代思想的影响下，人们最感兴趣的东西就是取消禁制，这种主张在目前的社会中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情。“人们反对一切文化的制度，这种反对不是一种理论上的排斥，而是心态上的抗拒。……这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一种普遍的心态，凡是限制都是不好的。”[1]（P239）问题是人类自有文化以来，总有一些事情可以做，有些东西被肯定，有些事情不可以做，有些东西被否定。如果什么都可以、都被肯定就是无所不为，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就是文化危机。这种态度其实就是解放意识的逾节使用，这逾节的后果就是容易引致文化虚无主义的泛滥，而这正是当代西方文化问题的主要表现。
其次，通过对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的分析，劳思光强调文化的定向性与多元性的统一。劳思光分析了文化的定向性和文化的多元性的关系，指出传统哲学都认为文化有一定方向性，这是一种传统的看法。但到了近代以后，对文化定向性的质疑成为西方现代思想的主要趋向。对文化定向性的质疑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是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比较来质疑文化定向性的问题。文化定向性假定了文化取向的普遍性，因此近代以来对文化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反思造成了对文化定向性的怀疑。二是从文化的多元性出发，后现代思潮强调文化的多元性，反对文化的定向性。后现代思潮强调奇异性、文化的多元性，认为文化的定向性与文化多元性之间存在必然冲突。这种冲突表现在文化的多元性包含着文化的差异，反对文化的宰制性，支持文化的多元性，其实就是反对文化的宰制。
对此，劳思光指出，所谓定向性是指形式上的定向性。任何一种文化本质上都是一种自觉的文化，它的发展过程就是层层向上，由较低层发展至较高层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不可逆转的。这与多元性并不存在逻辑上的冲突，多元性不是形式上的多元性而是指内容上的多元性。定向性不能以多元性来否定，即使强调文化的多元性，也不可能认同文化是一种由高到低的发展趋向。所以，文化的定向性并没有限定文化发展的内容，强调文化定向性并不存在文化宰制的问题，形式上的普遍并不妨碍内容上的多元。文化的定向性就是指形式上的目的性，任何文化都如此。明确了这一点，就可以使人们认识到，人类的文化活动的宗旨就是不断创造文化。因而，劳思光通过对文化定向性与多元性关系的分析，为我们理解现代关于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野。
再次，通过分析黑格尔文化理论模型和帕森斯理论模型，丰富了文化哲学研究视域。劳思光认为，近代文化理论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取向，一种取向是社会科学的取向，也可说是文化科学；另一种是文化哲学的取向。在文化哲学方面是黑格尔的模型，在社会科学方面是帕森斯模型。黑格尔这个模型对于我们研究文化的重要贡献在于其理论系统中所透露的取向立场，即我们如何去看文化。黑格尔从人的自觉能力推出了一个内在的精神世界，然后以内在的精神实体来解释文化现象。对黑格尔来说，文化活动就是人自觉性的能力一层一层向外展开的成果。相对于黑格尔的文化理论模型，劳思光主要肯定了帕森斯理论模型的价值意义。他认为，帕森斯与黑格尔不同，黑格尔认为价值观念有一种自动性，然后这种自动性往外开展，这不是他的想法。帕森斯所采取的路线不是往外开展，他的内在化的观念恰巧跟黑格尔外在化的观念成为对比。若从哲学立场去看帕森斯理论的取向，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内在化和稳定性这两个观念。一切的文化秩序在他看来都是从一个稳定秩序走向另一个稳定秩序，一切制度的功能都在于建立稳定，稳定还没有建立的时候就是所谓的动乱的时期。文化的方向总是一步一步地建立秩序。稳定性的建立的关键在于内在化，即把外界不同的需要规范化，吸收到意识里面，等到规范化明确的时候，把它投射出去规范人的行为，如此就可以建立秩序和制度。所以，他说：“我们现在为止的社会科学在处理价值问题上没有离开帕森斯的模型，在讲人类行为的时候，背后假定的想法都是帕森斯基本的假定，这正是帕森斯了不起的地方，对于处理当代西方文化问题的确是开出了一个新的视域，虽然他的乐观主义理论仍遭到西方思想家的质疑。”[1]（Pxv） 最后，通过分析西方现代文化危机的后果，劳思光提出，人的两种物化存在状态是与文化发展方向相背离的一种倒退。劳思光认为，西方现代文化危机的后果就是人的理性成了与具有多方面价值和意义的人的现实存在相分离的工具理性。他指出，现代文化中工具理性概念的根源在于休谟提出的“理性为欲望服役”的观点。依照这种看法，人的理性只能作为欲望的工具，而意志本身无所谓理性化，意志只以欲望为方向，理性意志在此就成为虚幻。倘若人根本不存有求合理的意志，那么一切行为都只由利害关系、趋乐避苦的考量决定，这样，行为的道德性根本不能建立。而在这个意义下，所谓的不合理行为也只指计算利害不精确而已。“自休谟（Hume）提出‘理性为欲求服务’的论断，虽然之后的康德、黑格尔都努力重建理性的引导功能，但休谟的观点事实上在社会运作的层面逐步展开。他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契合，从而改变了人的自我形象，人对理性意志的自觉逐渐泯没，只凭计算利害的能力而与其它的动物相区别。”[2]（P126）于是，在人类文化活动及社会活动中，人的自觉自主地位逐渐消失，人成为物化的存在。其中，物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上：一种是“依循科技精神的衍生”；另一种则是人自身的“物化”存在状态。科学精神发展出科学主义，就是把人看成为一种自然对象来研究，这样人也就成为一种物。而资本主?x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商品拜物教，人变成了商品，人被看作经济动物或消费动物，只作为一个消费环节而存在，人成为了一种物，而人的这种物化的生存状态成为现代人的普遍的异化的命运。这样，人的物化使人作为文化生活的主体的地位全部消解了。人本质上是文化的创造者，这是人所具有的不同于动物的特殊能力，但是现代社会中人沦落为一种物的存在时，这是文化的倒退，也就从根本上背离了文化活动的方向，导致了西方文化危机的出现。
我们在肯定劳思光文化哲学思想的积极意义和理论价值的同时，也要注意到其理论所存在的局限性和限度。劳思光文化哲学思想的一个主要理论局限性就在于，其思想主要受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哲学和文化功能主义学派思想的影响，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他一方面把文化问题还原为文化意识问题，将文化活动看作意识实现展开的过程，脱离了物质和实践活动，文化问题变成了一个抽象的和形而上的问题。另一方面受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和文化功能主义学派影响，认为文化活动的目的就是构成秩序，文化的发展也就是一种秩序代替另一种秩序，文化发展的根源也都是由人的文化意识所决定的。这样，劳思光的文化思想就在根本上否定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社会实践和社会物质条件是决定文化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动力，具有一种文化唯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论倾向。
总之，劳思光的文化哲学思想对于丰富和拓展文化研究的视域和文化哲学研究范式有其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其理论对于我们认识和处理当代人类社会出现的一些文化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一个新的态度和理论向度。但不可否认的是，其文化哲学思想也有其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理论限度，这是需要我们格外注意和加以借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