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吴忠信日记》再探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时代背景

时间：2018-03-23

　　中图分类号：K8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7）02-0056-08

　　Abstract： Since the inception of the National Dunhuang Art Research Institute in March 1943， care of the Mogao Grottoes and Yulin Grottoes has since been incorporated into government management. Founded in the most intense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National Dunhuang Art Research Institute has its own special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nd background. With the gradual opening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from both the Mainland and Taiwan， the history of the Dunhuang Academy has become a brand new academic field among Dunhuang Studies.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s from Taiwan， including The Diary of Wu Zhongxin which was just opened to the public in the last three years， this paper supplement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founding of the National Dunhuang Art Research Institute.

　　Keywords： The Diary of Wu Zhongxin； National Dunhuang Art Research Institute； Historical Background

　　拙作《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时代背景与史事日志》于2013年在台北出版。其主要依据台北国史馆藏《教育部档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央研究院院史资料》等百余种史料，较完整地说明了1941―1949年国立敦煌研究所成立前后的史事与背景，大要包括：

　　1. 成立敦煌?术学院的构想，系监察院长于右任在1941年10月5日抵莫高窟时，由随行学者卫聚贤首先提出。于右任嘱意在莫高窟工作的张大千任院长，为张所婉拒。随后于右任在1942年1月12日于国防最高会议（国民政府最高权力机构）提案成立敦煌艺术学院（并获通过），希望招容大学艺术系学生到莫高窟读书与工作，然依据当时甘肃省与敦煌县的主客观条件，无法达成该建议，于是教育部改办以研究员为主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2.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与抗战时期“西南是抗战根据地，西北是建国根据地”的号召有很大关系。1942年下半年至1943年底，中央要员吴稚晖、于右任、朱家骅、吴忠信、蒋中正、胡宗南纷赴河西，目标都直指“巩固河西，收复新疆”，开始安排部队及机关进驻河西。1941年11月蒙藏委员委员长吴忠信考察青海，成功说服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自河西撤军。如河西不畅，则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断无设立的可能。

　　3. 甘新公路与南疆公路的通车，使敦煌重回历史中心。抗战时期最大的国防工业甘肃油矿局（玉门油矿）对整个西北地区都有重大影响，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与之也有密切关系。至于胜利后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同仁大批离职，与玉门油矿人员急于复员返乡情况，颇为近似。

　　4. 1943年12月西北建设考察团团长罗家伦建议蒋中正：西北建设专款“苟不集中使用，力量更为削弱”。经中央设计局决策，教育部在1945年4月27日通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奉行政院令，该所裁撤，业务由中央研究院接办。”同时遭裁撤单位包括南洋研究所、中国医药研究所、两广地质调查研究所等。裁撤并无特别针对性，时间为胜利前，而非胜利后。要之，抗战时期的敦煌，无报纸、无广播、无中等以上学校，莫高窟史料也极其有限。迟至1970年12月才由前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苏莹辉在台北刊布第一篇回忆文章。后来常书鸿所长及同仁陆续发表回忆文章，常书鸿的奋斗历程，才得以渐次彰显。

　　在拙作付印后，2016年4月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开放《吴忠信日记》、2013年2月国史馆获赠李铁军文献、2015年7月国史馆出版《胡宗南先生日记》等新史料，足以强化其时代背景，尤以《吴忠信日记》最具价值，兹补录于下，以匡不逮。

　　一《吴忠信日记》介绍

　　吴忠信（1884―1959），字礼卿，安徽合肥人，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会员，1912年任南京警察总监，其后追随孙中山先生讨袁、护法，1935年4月任贵州省主席，1936年8月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1941年9月13日奉兼甘、宁、青党政工作考察团团长，1944年9月至1946年3月任新疆自治区主席，为西北政坛关键人物之一。

　　《吴忠信日记》现藏党史馆，起于1927年，迄于1957年，对相关人物、职名、相关谈话记录及个人感想，巨细靡遗，为近代史之重要史料。　　二收复河西与新疆的经过

　　1941年10月23日，吴忠信自重庆飞抵兰州，甘宁青监察使高一涵（后派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在机场迎候。晚间吴忠信在监察使署拜晤甫由莫高窟访问归来之于右任、高一涵。

　　1941年11月21日，吴忠信抵西宁，青海省主席马步芳率党政军高级人员、王公活佛千百户及士绅二百余人盛迎。

　　溯自民国二十二年（1933）马主席（步芳）任师长时代，曾来南京一次，八易寒暑，未离青海一步。虽然迭经中央各大员赴青邀请，但卒未成事。于是，国内人士对于河西现状及与青海当局雅有误会，而中央与地方隔阂日深，一般认为已至无法调整之境地。

　　吴忠信往昔与马氏昆仲素不相识，此次相见，深感马步芳豪爽果敢、深明大义，青海政治亦足称述。吴忠信在西宁一周，每天都与马步芳有三小时以上的谈话，果然获得重大成就。11月26日吴忠信日记：

　　马主席昨既决定赴渝晋谒蒋委员长，则余于此行之一般政治目的可谓业已到达。河西扼西北军事政治与经济之冲要，所属玉门油矿尤为国防唯一命脉，中央势必以加强管理河西为上策，君等精力既难担负处理河西之大任，影响所及，青海政治反为河西牵制而难展，余深为惜焉。惟望君等力量退离河西，庶几中央与地方同受实利，亦即君等政治便利倍增矣。余并可为君等保证，国军之驰骋疆场从事抗日者甚众多，无需再调君等队伍应付敌人，故君等部队将来可在青海训练，以负国防上对西藏与南疆之责可耳。

　　马主席曰：“吴先生，汝言甚是。”余曰：“等环境若此，奈何不离河西？”马主席乃曰：“我等退出河西，将绝啖饭地矣，盖我青海军有饷而无粮，舍在河西，就地筹粮，无能为也。”余曰：“既是国家军队，理应一律看待，君等有饷无粮，自属悖于情常，只须君等军队退出河西，余当代为请求中央发饷发粮，以与他地军队同样待遇。”马主席起言曰：“诚若是，我之直辖第一百师之驻河西张掖者，可先撤回青海。”

　　12月4日吴忠信在武威会马步芳之兄骑5军军长马步青，日记：

　　畅谈国防大计，马军长认为新疆在国防地位上甚为重要，中?杏ι璺ㄈ暗夹率∈⒅飨?确实拥护中央。

　　1941年12月18日，吴忠信在重庆陪同马步芳出席国民党第5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午间蒋中正召见共餐，马步芳报告青海政情，蒋予嘉勉。次日再应蒋中正之邀共进晚餐，吴忠信续谈西北问题，提出“调整青海，巩固甘肃，相机收复新疆”的方针。

　　12月20日下午，吴忠信与马步芳具体讨论河西撤兵步骤，马步芳同意青海军队负担西藏、新疆南部国防责任，双方协议《青海军政办法草案》。12月27日与总参谋长何应钦会商，达成《河西军队撤回青海，由中央另派军队接防》《青海军队之粮饷，自后与中央其他部队一律待遇》《骑5军军长马步青任以柴达木屯垦督办》《青海军队担负对西藏及南疆之国防责任》《青海政费由中央酌予补助》要项。吴忠信日记：

　　青海局面之调整，于焉告一段落，成绩若是美满，诚属出人意外。

　　1942年1月7日在西安的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已接获通知，且有感想：

　　何（应钦）总长微（5日）电：马步芳驻张掖之82A、100师拟调驻青海，所遗防务，以第10师接替，并将定远营分校移驻张掖。此事如能实现，不仅西北战场有进步，抑且可通新疆也。[1]

　　1942年3月10日行政院会议，特派马步青为柴达木区屯垦督办。1942年4月中旬，蒋经国、蒋纬国兄弟赴河西，借参观玉门油矿与敦煌莫高窟之机，接受河西骑5军马步芳、青海省主席马步青接待，加强彼此关系。6月马步青部陆续开出河西，胡宗南部于8月顺利接防。

　　河西换防之际，1942年7月3日，第8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悄抵迪化与新疆督办盛世才密谈{1}，了解盛世才与苏联决裂因果{2}。7月11日朱绍良回重庆报告，于7月20日再奉蒋中正命，再赴迪化面告支持盛世才之意。迄于8月9日蒋中正“决定巡视西北”、研议“河西驻军之派定”{3}。

　　1942年8月15日蒋中正抵兰州，会见西北重要军政长官，17日在兰州对1500余党政军干部讲“开发西北的方针”，随即进抵河西，深入视察玉门油矿。8月21日蒋中正日记：

　　马子云（步青）奉令撤防河西，移驻柴达木屯垦，此其关于统一西北，收复新疆之效，实非浅?埃?殊为抗战中最大之成就也。拟定新疆进行程序及收回主权方案。

　　同日蒋中正日记“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

　　西北文化与运输建立计划。移民西北计划。西北宗教与民族政策之研究。设立宗教文化学院。

　　蒋中正在河西有如是构想，几天后的8月29日，适为教育部长陈立夫交付高等教育司决定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人事。可见进抵河西，前进新疆，是当时政界热烈的氛围与焦点{1}。

　　蒋中正系与宋美龄同行河西，1942年8月29日至31日，宋美龄由朱绍良、吴忠信陪同，抱病代表蒋中正自嘉峪关径飞迪化宣慰盛世才，表达国军进驻安西、玉门，协助新疆之决心。

　　迄于9月21日，蒋中正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总理纪念周讲《视察西北之感想》，对西北各省进步迅速，备致称许。9月30日蒋中正日记：

　　河西与新疆土地不但尚未开发，而人民且未开化，此乃不到实地未能测见也，乃知西北建设开发与开化，须同时并举，此其所以较难耳。

　　因此，1943年2月9日常书鸿能够搭飞机迅速到达兰州，3月25日进抵敦煌，3月27日就让这所“国立研究机构”得以在莫高窟办事，则是明显的打铁趁热，应运而生之结果。

　　1943年9月4日，新疆监察使罗家伦陪同盛世才在重庆出席国民党第5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新疆情势大致底定，此次会议云南省主席龙云亦远到参加。蒋中正日记：

　　国内统一与团结之表现，为抗战以来最足自慰之一事也。　　1944年8月29日，行政院会议决定由吴忠信接任新疆自治区主席，盛世才改任农林部长，9月11日盛世才飞重庆，10月5日吴忠信抵迪化履新，新疆真正回到中央范围。

　　三驻防敦煌及河西部队的英勇事迹

　　2013年2月，前河西警备总司令李铁军夫人李曾华倩向台北国史馆捐献《国军入新纪实》等史料，涉论前驻防敦煌国军在新疆的作战经过{2}。

　　规复新疆，对促进胜利及战后中国前途，都有重大影响。盛世才反苏，当然机不可失，因此1942年7月，蒋中正除指示第8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对盛世才多方联系外，一面又令在河西武威成立第29集团军司令部，由李铁军出任总司令，随时准备入驻新疆。青马撤走后的河西走廊，进驻部队包括新编48师（师长谢义锋，驻张掖）、46师（师长徐汝诚，驻酒泉），58师（师长叶成，驻武威）三个步兵师，为了便于指挥，以上三个师合编为新2军，由谢义锋兼任军长，作为入新的先头部队。其后未久，又将驻防兰州的杨德亮42军，也拨归29集团军，作为后援部队[2]。

　　张大千、向达、夏鼐等人回忆中，多次谈到他们与敦煌及河西部队互动与忙碌的军运。这同样是刚于莫高窟成立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人员所面对的环境，如1943年1月15日，北京大学教授向达致中央博物院秘书曾昭??之通信：

　　现在自酒泉至敦煌驻军，为中央42军。玉门以西，为42军、48师。军长杨德亮，云南昭通人，回教徒。48师师长谢某（义锋），湖南耒阳人。两人皆于11月底在千佛洞见到，俱甚朴实。杨氏以有重庆友人介绍过，有事甚愿帮忙。敦煌驻军为48师142团，团长郏国选（字国宣），浙江温州乐清人，与作民（夏鼐）同乡，军校5期生。一营营长彭培根，湖南新化人。两人达俱与谈过，甚洽，思吾辈帮忙亦甚殷。[3]

　　1944年4月17日夏鼐日记：

　　上午七时半由兰州启程西行，乘坐西北公路局的班车。同行者包括国军团长郏国选，浙江乐清人，去年驻防敦煌，现时移驻永登，与向达甚合得来，曾结伴考察汉代玉门关附近边防遗迹。

　　1943年11月1日，新疆督办盛世才电陈蒋中正：哈密之苏军红8团撤退，营房已经接收。驻防河西部队于是开赴新疆，然而不久，这支部队却遭遇不幸，其英勇足以加载史册{1}。李铁军回忆：

　　民33年（1944）2月，余奉命以新组之第29集团军总司令名义入新，同时奉命将河西警总，交陶峙岳接任。新2军之48师谢义锋部，以团为单位，分驻?西、鄯善、吐鲁番一带。

　　此刻由苏联所支持的蒙古陆空军，支持哈萨克首领乌斯满巴图尔暴动，新疆及安西乱事日甚一日{2}。1944年3月2日起苏联飞机迭由外蒙入侵新疆承化、奇台上空，对我驻军轰炸扫射{3}。

　　1945年1月30日伊宁沦陷，预7师师长杜德孚坚守83日后成仁。3月，伊犁全境失守。其后阿山、塔城两区亦发事变。战争长期牵动着河西的人心及物价，包括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4}。李铁军回忆：

　　谢义锋师长于接到长官部批令后，即率郏国选团、周由之团，于民34年（1945）1月上旬，分由精河，大河沿沿天山北麓隘路，经可可齐大坂，进出伊宁，为主攻部队……不幸我新45师郏国选团长，于攻陷敌可可齐大坂之际，为敌炮火击中，双手齐断，谢师长在同一地指挥，亦几遭不测。

　　是时，1945年2月美英苏三强领袖在雅尔塔密会，罗斯福急欲苏联对日参战，竟牺牲我国战后重大利益。8月抗战胜利举国欢腾之际，新疆边陲依然烽火高举{5}。1945年9月11日夏鼐在河西武威日记，心境已与一年前大不相同{6}：

　　赴武威公路局询问车辆，以西行军运急迫，一两日无车。

　　9月14日日记：

　　有军车二十余辆，由兰州运兵去迪化。据一由兰州来客云，由兰州至此，兵车中士兵已死十余人，曾见路中倒毙一兵尸，不仅不理，连拖到路旁田地中去，也嫌太费事，仅弃置路上，能不令各车之士兵见之寒心。又云新疆乌苏油矿最近遭飞机轰炸，飞机共三十架，国籍不明，吾方兵车（即最近美国运来之一吨半卡车）被毁二十余辆云云。

　　在新疆频频告危之际，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却因同仁纷纷离职、经费无着，改隶中央研究院所，衡诸整体西北局势，所面临的艰困，亦称难之至矣。

　　四由《吴忠信日记》再看经济崩??

　　现存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时期与教育部往来的公文档案，一半以上都在讨论经费。由《吴忠信日记》或可略窥抗战时期整体公务机关的窘境。

　　1942年1月，行政院训令教育部筹办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之初，法币已进入信心危机时机，物价也到了难以挽救的边缘。3月11日吴忠信记：

　　上午偕（蒙藏委员会秘书周）昆田在上街沐浴，很普通浴室两人用去18元之多，又在市面打听物价，以自来水笔一枝，在抗战前约值30元，今则1千5百元，西服一套在平时6、70元，今则2千元以上，猪肉菜油约8元一斤，其他日用品无不涨价，现仍继续增高，实堪忧虑。

　　1943年6月14日，常书鸿抵已达莫高窟两个月，立即致电教育部求援，是因国库未发当年度1―6月份经费，连生活费都未汇到。

　　其后，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就开始举债度日，同仁生活困难，无法维持。1943年7月27日再致函陈教育部长陈立夫，请求派常书鸿到重庆面呈一切。常书鸿在重庆获得教育部同意修建围墙专款经费20万元，于9月22日离开重庆。对照9月24日吴忠信日记：

　　现在物价日高，余个人生活深感困难，最近一年除上海银行借支若干，余均变卖物品维持，此次在城除特托陈蔼士先生{1}代向农民银行借支，能否成功，不日当可回话，整个公务员生活，确已至挣扎时期。

　　1943年10月15日吴忠信主持蒙藏委员会会议又记：

　　据各组长报告，不外私的方面，生活维艰已至最后阶段；公的方面，因经费困难，业务无法推进。现在经济危急至于如此地步，若不积极设法调整，必至人心解体，影响社会，影响抗战。　　1944年3月25日莫高窟围墙开工，因物价上涨，还是需要借贷。常书鸿《我在敦煌四十年》谈到围墙修筑工程的困难：

　　我们因此债台高筑，经过再四向重庆教育部函电催促，如同石沉大海，未见分文寄来，挨到1944年年底，连经费和工资，我们共向敦煌县政府挪借了5万多块钱。

　　比对1944年2月10日吴忠信日记：

　　近一月来，物价平均又涨百分之三十，所有公教人员无不叫苦?B天，现仍上涨无已，政府无法阻止，亦无法调整，这是政府当前最困难问题，亦是公务生活严重之时期。

　　依吴忠信在重庆所描述的物价飞涨情况，则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再度遇到经费困难，毫不意外。1944年3月23日吴忠信日记：

　　上午九时召开本会组长会议。归纳言之，不外经费与人事均感困难，影响工作推进。当前物价日高，而公务人员待遇无法增加，即以余个人而论，生活日益艰难，现持借债，但借有穷时，瞻望前途，殊属忧虑。从前余于七年前初到重庆，白米三四元一大斗，现至一千四五百一斗，此不止少数公务员问题而已也。

　　1944年1月1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正式成立，1月19日发函教育部公文，“为向英伦采购参考书籍八种，请拨专款并设法准许空运”，3月28日却得到教育部“碍难照准”的回复，看来教育部很不通人情。而参看3月28日吴忠信日记：

　　上九时出席行政院会议，大家都以公教人员生活的问题讨论，多时未得结果。现在不仅公教人员生活成问题，已渐渐影响工商业方面，市场可卖之物将卖完，经营工商业的人，多已破产或无利可图，且无处可以借贷，情形大为不佳。

　　吴忠信日记显示，整个行政院各部会都有困难。身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等同部长）的吴忠信，不但推动公务有危机，而且个人也靠借贷度日，中央机关尚且大发无奈之叹，况能顾及地处边陲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乎？

　　1942年4月1日，行政院曾指令教育部“准拨（敦所）开办费5万元，经常费每月1万元，自开办之月份起支”，迄于抗战胜利（1945年8月），教育部补助敦所的生活费就达到每月50万元，物价上涨的速度得以概见。

　　1943年12月，西北建设考察团团长罗家伦建议蒋中正“西北建设专款用途嫌不集中，故难见成效”，导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有结束之议。1944年3月27日吴忠信日记亦记：

　　我向（蒋）总裁建议，边疆地广人稀，一时不易建设，须集中人力财力，办一二件急需的事，尤应着重边疆一般政治，以求地方之安定，徐图建设。

　　在电话不通的年代，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从开办起，只能以频发公文催促教育部发钱，亦可怜见最高教育当局的尴尬。然而教育部长朱家骅、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他们仍然对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给予大力支持，这是值得感念的。

　　五其他参考史料

　　1. 对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高一涵的再认识

　　1941年11月2日吴忠信抵兰州日记：

　　上午考察监察院甘宁青监察使署，该署规模简单，经费不多，高监察使一涵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于中国学术界颇有地位，从政西北以来，曾亲莅青海、河西，并遍游甘南各县，对西北边情及民间疾苦，甚为明了，与西北各省军政长官相处，亦称融洽。

　　吴忠信日记多次写到高一涵，高一涵系由监察院长于右任推荐予教育部长陈立夫，经选派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高一涵在甘肃的地位，足与省主席谷正鼎、第8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相当，他们往来密切。高一涵兼任主任委员，有充分的人脉，也足以代表教育部对敦煌工作的重视。

　　常书鸿于1943年2月9日抵达兰州，即以高一涵的甘宁青监察使署作为第一次筹备委员会的召开地点。1943年3月15日高一涵亲率常书鸿等由兰州出发，于3月27日抵达莫高窟，随即对洞窟修整、积沙清除指示甚详，对外都有重大的象征意义。

　　2. 一次特殊的敦煌展览会

　　据教育部1947年9月15日所出版的《教育通讯》复刊4卷2期，由陈之佛、徐伯璞{1}撰《十年来之美术教育》一文记载：

　　（1942年8月11日）甘肃省政府乘全国工程师学会在兰举行年会之际，举办“西北文物展览会”，事前曾商请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2}，将?、豫两省所成绩，参加展览，后因运输不及，仅以该团在敦煌所得成绩之一部份，送会陈列。迩时适值蒋主席巡视西北过兰，观览后对该团成绩颇致赞许。（P.20）

　　对照1942年8月23日蒋中正在兰州日记，确有这次展览：

　　晚间5时后在后花园船厅内由（甘肃省）谷（正伦）主席招待约英、美、俄人士四十余人，茶会后即到建设、农业、交通各展览会，观甘肃物产之丰富与进步之速，殊堪欣慰，此为西北破天荒之盛会也。

　　一、西北文化团体之指导与组织应速着手。二、文化团体应以喇嘛为中心，推及回、蒙各民族与（以）宗教为方针。三、拉卜楞寺与敦煌为组织之基地。四、移民计划之速定。

　　8月29日上星期反省录再记：

　　兰州之各种展览会，殊令人更觉西北物产之丰富，与我国之伟大矣。

　　西北文物展览会显然并非敦煌艺术的专展，但必为蒋中正及中央要员一次参观敦煌艺术的重要展览{3}。

　　3. 抗战时期河西另一项重大建设

　　抗战时期全国最大的国防工业甘肃油矿局在玉门，全国最大的土坝水利工程肃丰渠（鸳鸯池水库）在金塔，都在河西。

　　当1941年于右任提出设立敦煌艺术学院建议的同时，他也在积极倡议西北“十年万井”的计划。依据甘肃省政府1943年提供中央设计局西北建设考察团的统计资料，河西人口122万人，分布极不均匀，有河渠之处，才是精华所在，河西可垦荒地428万市亩，兴建水利工程，将是重振河西最重要的工作。

　　1942年8月下旬蒋中正在河西访问，9月1日行政院即通过蒋中正交议的“永登至敦煌十七县水利工程，以十年为限，每年拨一千万元修建”{4}，这是近代有计划开发河西水利事业的开始{5}。　　1942年10月1日甘肃水利林牧公司经理沈怡{1}与在敦煌工作的向达自兰州启程西行：

　　因有向君同行，凡是河西的一草一木，他都道得出本源来。我对河西过去水利情形，虽不能说了如指掌，至少也得其大概。这次的河西之行，可?^“考水”与“考古”兼而有之，一路兴趣之浓，自不待言，旅行的最末站是敦煌。回到兰州，经过一番筹备，便于32年（1943）2月宣布成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后改设安西）四个工作站，并以酒泉为工作总站，其他三站均归其节制。到了32年（1943）年底，居然把数十年没有见到水的土地都上了水，一下子就恢复了80多万市亩的灌溉面积，经费还没有花到1千万元。这是第一年不到十个月的成绩。第二年同样办理，花的钱同样不到1千万元，恢复的灌溉面积将近有1百万市亩。若论收益，则第一年有106万市石，第二年有153万市石的粮食。[4]

　　在沈怡及原素欣主持策划下，金塔县鸳鸯池水库工程在1942年6月开工，迄1947年7月落成放水，总蓄水量1200万平方公尺，受益10万市亩，估计增收小麦3万石。在河西走廊，建设如此宏大工程，堪称奇迹。落成之时，蒋中正特颁原素欣羊裘皮袍一袭，以奖其劳。报纸争相报导，大大鼓励了当时河西工作的技术人员。

　　沈怡是西北建设考察团成员，他一贯主张以有限资源、最节省的开支，从事最有用的事，推测其相当程度地影响了罗家伦对西北建设专款“苟不集中使用，力量更为削弱”的建议。

　　六结语

　　1942年9月6日蒋中正曾思考“以河南灾民移迁河西”方案。1944年4月25日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与甘肃省主席谷正伦在西安针对河西移民，谈了三个小时：

　　有田无水，政治不良，负担不了，所以人民逃亡；沟渠办好，有住、有食、有穿，方能移民。找些年轻，而有终生志愿于边疆者，方不至中途变更，一事无成。[1]342

　　敦煌事业在“拯国故于濒危”，需要绝对的“毅力”与“决心”，需要绝对的“人才”与“经费”，信其然哉。

　　自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开始，其成员即来自于全国各地，家庭与子女教育一直成为重大挑战。理想易于沦为口号，主事者要有智慧及担当。

　　在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时期遭遇的困难，相信仍不免投射于现今的环境。

　　鉴古知今：这是一所因为国家政策而成立的学术机构，它的理想与努力成果，必须让包含中央在内的各级政府充分认识了解，经费也必须仰赖各级政府的全力支持。任何自力更生、自谋财源的想法，都是不务本业，不切实际。

　　敦煌文化所创造的价值，对社会的贡献，绝非任何金钱可以衡量的。这所学术机构最重要的工作，在于专注于洞窟保护，以学术为基础，弘扬敦煌文化。弘扬敦煌文化，就是光大中华文化。

　　敦煌的荣耀，是全体中国人的荣耀；让敦煌研究院在各方面都成为世界第一，将是我们民族进步伟大的象征。

由《吴忠信日记》再探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时代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