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众的社会资本与政治信任
中图分类号： D630
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9-4474（2017）02-0001-10
一、引言
政治信任是指公众对党派、法院、政府等政治体系所持有的一种信念。这种信念不仅是维系政权合法性的一把钥匙，也是了解民众政治态度的独特视角。自从西方国家出现政府危机之后，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开始深入地研究政治信任。特别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社会资本成为衡量公民社会关系的重要概念，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转向社会资本与政治信任的关系研究。
我国目前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转型升级需要公民广泛参与和强有力支持。公众的政治信任度越高，越有利于降低政治成本，营造转型升级的稳定环境。转型升级能够创造更多的改革红利，提升社会资本水平，促进公民广泛参与和赢得强有力支持，中国公众的社会资本与政治信任的关系研究具有加快我国转型升级的实践意义。我国目前实证研究中的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局限在信任和网络，缺乏全面的测量体系，因此本文旨在建立全面的社会资本测量指标，探讨社会资本与政治信任的关系。
二、理论回顾
（一）社会资本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资本作为研究个体和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重要理论基础，逐渐成为政治学、经济学以及社会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社会资本概念最早是由皮埃尔?布尔迪厄提出的。他从工具主义角度研究，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这种资源是社会成员处在制度化的社??网络中，凭借成员身份而获得来自集体支持的资本，并对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1〕。皮埃尔?布尔迪厄关注的是个人层面，但是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的研究必须基于社会系统，关注社会层面维度，而不是狭隘的局限在个体单位〔2〕。他认为社会资本就是个体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中，依靠其生产性来帮助个体在社会结构内实现既定目标，依靠其公共性促成集体行动。虽然科尔曼将研究视野扩展到社会维度，但是仍然是社会学范畴。真正将社会资本引入到政治学领域的是帕特南，他关注社会资本与更加宏观层面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关系，试图通过社会资本这个“全新”的变量来解释意大利南北之间的差异。帕特南提出社会资本是整个社会拥有的，并且可以有效减少机会主义行为〔3〕。他认为，社会资本（诸如信任、规范和网络）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协作来提高社会效率。相比于帕特南，福山更加重视“规范”。福山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非正式的社会规范，这种规范对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有助于产生较高的人际信任，并有利于促进社会繁荣〔4〕。
帕特南的社会资本观给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领域的学者打开了一扇窗，社会资本的研究不再局限于社会个体以及所处的社会系统，而是将视野拓展到更加宏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越来越多的政治学学者试图通过社会资本这个变量的流量和存量来说明政府绩效、贫富差距、公民政治参与和政治信任等政治现象。
社会信任、规范和社会网络代表了公民的社会情感和网络结构，即社会资本可以分为认知社会资本和结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与政治信任的实证研究也应该依靠三要素展开，但是国内相关研究缺乏探讨规范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其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一些学者认为以互惠为核心的“规范”其本质就是一种信任；第二，信任和网络一直都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但“规范”这个词以至于太笼统，无法用概括的语言将其形容。本文认为，社会资本中的信任强调的是对他人的一种认可态度，而规范更多强调的是社会成员在交往过程中所履行的义务和遵守的价值观。前者更多的是自愿情感，而后者会更多受到制度、习俗和舆论的约束。虽然规范作为社会交往中形成的价值标准，抽象地存在人脑意识之中，但是我们可以用受价值观支配的人的行为举止来衡量“规范”，所以本文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延续了帕特南的定义，即社会资本包括信任、规范和网络，用以探讨与政治信任的关系。
（二）政治信任
政治信任不仅是维系政权合法性的一把钥匙，也是了解民众政治态度的独特视角。第一个将政治信任运用于实证研究的是斯托克。他将政府信任问题纳入全国选举研究，将选民对政府的赞成和反对评价作为实证分析的数据依据，但他并没有提及政府信任和政治信任的概念〔5〕。对于政治信任的概念，一些学者简单地将政治信任定义为公民对政府的特定型信任。亨廷顿指出政治信任是指公众相信政府产生与自己期望相一致结果的信念〔6〕。然而政治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政治信任自然也应该具有多元的结构。简单地将政治信任局限在对政府的信任，严重地束缚了政治信任的应用领域。史天健同样将政治信任定义为一种信念，但与亨廷顿不同，他将政府延伸到政治体系，认为政治信任是政治体系或体系一部分会产生积极结果的信念〔7〕。刘昀献认为政治信任是民众基于理性思考、实践感知、心理预期等对于政治制度、政府及政策、公职人员行为的信赖，同时它也是一个历史的，不断调整、修复和发展的动态过程〔8〕。目前，更多的学者倾向于将该概念拓展到更宏观的体系层次。政治信任是民众与政治系统之间的互动，不仅包括民众对政治系统的弥散型信任，同时也应包括政治系统（政府、党派等）对民众的信任〔9〕。这种双向互动的过程有助于维系政权合法性和政治秩序，降低政治成本，获取较高的政治信任。 探讨社会资本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必须弄清楚政治信任来源于何处。目前学界存在两种主流的范式来解释政治信任的来源，即制度范式和文化范式〔10〕。制度范式强调政治信任遵循理性主义，公众是否具有政治信任或者政治信任高低程度取决于政治系统是否给公众带来利益。公众对党派、政府、官员、法院等政治系统的绩效评价将直接影响其信任的高低程度。文化范式强调公众在长期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受到历史经验、传统文化、伦理道德、社会资本等因素的影响，而形成较稳定的主观态度。制度范式强调的是短期的既得利益，政治信任波动性较强，而文化范式强调的是长期的价值观积淀，形成相对稳定的信念。
文化范式和制度范式解释政治信任的来源，那社会资本到底能否成为解释政治信任来源的理论呢？换句话说，信任、规范和网络能否提升政治信任，是否符合制度范式或者文化范式对于政治信任的解释，这都是本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社会资本对政治信任的影响
社会资本在政治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受到许多学者的重视，社会资本与政府治理、民主、自我效能感等关系的学术成果愈发丰富。但社会资本与政治信任的实证分析必须厘清一种关系：政治信任到底属不属于社会资本？厘清这个问题的关键点在于是否承认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相同？Narayan认为政治信任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本，对公众的政治行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1〕。但更多的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和政治信任是完全不同的概念〔12〕，他们强调了社会资本中核心构成要素的社会信任与政治信任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主体间平面网络化的横向信任，而后者是自下而上、点对点式的纵向信任；两者的本质联系在于，前者是后者的现实基础和实践基石〔13〕。
经过几十年的理论发展，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青睐。国内学者主要从城市和农村两个角度探讨社会资本与政治信任的关系，而国外学者则从社会资本三要素进行实证研究。
胡荣对我国东南沿海城市的小样本实证研究发现，社会资本能够促进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14〕。马得勇认为，乡村社会资本对政治信任、政治参与、政府治理具有积极的政治效应〔15〕。唐皇凤将社会资本分为情感型和结构型两种维度，得出情感型社会资本和政治信任存在正相?P，而结构型社会资本与政治信任无统计上显著相关性〔16〕。但是这种观点却受到国内一些学者的质疑。熊美娟将社会资本和政治信任的关系分为三种：社会网络与社会信任；社会信任与政治信任；社会网络与政治信任〔17〕。更多学者在研究社会资本与政治信任关系过程中，没有涉及互惠规范的实证分析，正如帕特南所说，政治信任的维度应包括规范、社会信任和网络。本文倾向于从规范、社会信任和网络三个维度分别探讨与政治信任的关系。
1.社会信任与政治信任
首先将社会信任与政治信任联系在一起的是阿尔蒙德和维巴。他们认为，公民是否参与政治活动取决于对其社会成员善意的信念。这样，社会的普遍信任就转换为政治信任〔18〕。Putnam在研究意大利南北经济差异时发现，社会信任加强了公民之间的合作交流，促进了社会稳定，从而提高了政府的治理绩效。公民的福利相应增加，会导致公民提升对政府的信任，即达到“使民主运转起来”的状态〔3〕。波?罗斯特恩通过对瑞典调查的实证分析得出，普遍信任源于对政府组织的信任而去信任“更多的人”，这表明社会信任与政府信任存在正相关〔19〕。
但是，有些学者得出了不同结论。Pamela Paxton对瑞典、日本、芬兰以及法国的研究一方面证实了波?罗斯特恩的研究成果，他认为从国家维度来说，社会信任与公共机构的信任显著相关；但从个体维度来说，社会信任与政治信任或机构的信任之间不存在相关性〔20〕。Kenneth Newton通过对42个国家的调查发现，至少有30个国家的研究证实，社会信任与政治信任之间存在一种正向关系，但是这种联系不一定紧密，也出现了芬兰、日本这些特例，其原因在于社会机构和政治机构在社会信任与政治信任的关系中起到了调节的作用〔21〕。
社会信任作为一种交往态度，代表的是人际交往过程中持有的信念。社会信任较高的人，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更加愿意相信他人，这当然也包括与公务员等政治机构工作人员的交往。公众很难将作为个体的信任评价与作为政治系统代表的信任评价进行区分，从而社会信任会对政治信任产生“溢出效应”。
基于相关文献的回顾和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的研究假设：
假设1：社会信任度越高的公民，其政治信任度也越高。
2.社会网络与政治信任
公众嵌入于特定的社会结构中，通过正式参与途径和非正式参与途径构建自身的社会网络，从而获取高质量的关系资本。公众的社会网络越广，接受的信息也就越丰富，这也将影响其认知和信念。相比于正式参与，那些自发的非正式的社会参与行为，能够更大程度的影响公众对机构、制度的信任〔22〕。这种政治效应是好还是坏？广泛参与正式社会团体以及非正式网络，将激励公众相互协作和信任，以至于他们会采取行动来监督政府行为，防止国家权力变异，从而提升政府的公信力〔23〕。但是Kim，Ji-Young认为社团活动、人际交往等社会参与并没有对政治信任产生显著的关系，因此质疑帕特南过分夸大社会活动的政治效应〔24〕。还有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可以从非政治的社会互动中发展出积极或者消极的政治后果〔25〕。
学者们对社会网络与政治信任的关系存在不同的看法，其主要原因是没有区分公众的社会网络到底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强关系的社会网络指的是以血缘、感情为纽带而建立的网络形态，其本身是一种封闭型形态。长期处于封闭网络环境的公众很难对网络之外的环境产生信任感，具有很强的排外性。弱关系的社会网络是公众依据兴趣爱好、职业等要素而自愿形成的网络形态，这种形态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处于开放型网络形态的公众更加愿意拓宽自己的网络结构，接受周围环境，这样社会信任对政治信任产生了“溢出效应”。 基于相关文献的回顾和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的研究假设：
假设2.1：开放型的社会网络越丰富的公民，其政治信任度越高；
假设2.2：封闭型的社会网络越丰富的公民，其政治信任度越低。
3.规范与政治信任
规范作为社会资本中重要的概念，其测量内容也一直都是学者们分歧最多的地方。但是学者们普遍认为“互惠”应该是规范中最重要的要素。Putnam将“互惠”定义为高度生产型的社会资本，认为网络成员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发生交换行为时必须遵守约定成俗的准则〔26〕。这种公民之间交往过程中的互惠规范在提高政府绩效、维护公众既得利益的同时，也能够培育公众的政治信任。公民在与政治系统交往的过程中，通过手中的选票来获取相应的政策福利。而政治家为了延续自己的政治生涯，获取较高的政治支持，就必须出售合乎民意的政策，培育公民的信任感〔27〕。
我们不难发现，不管是公民之间的互动，还是公民与政治系统的交往，互惠规范都能有效培育公民的公共精神，传播其它可以值得信任的信息，提升对政治体系的信任感。
基于相关文献回顾和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的研究假设：
假设3：互惠规范性越强的公民，其政治信任度也越高。
三、数据及变量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于2012年在中国大陆进行的“全国公民价值观状况”的问卷调查，此调查是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WVS）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调查采用了GPS/GIS辅助区域抽样的方法，调查对象为中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以及自治区内的18岁到75岁的公民。
（一）自变量
本文自变量为社会资本。正如帕特南所说，社会资本包括信任、网络以及规范三个方面，所以本文将自变量操作化为社会信任、社会网络以及规范并主要从三个维度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
1.社会信任
社会信任即普遍信任，指的是公民对陌生人的信任。相比于特殊信任，普遍信任能够帮助公众拓宽社会网络，实现更广泛的合作，所以众多学者更为强调普遍信任对政治生活的作用。我们采用问卷中的“一般来说，您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还是和人相处要越小心越好？”问题测量社会信任，回答选项包括：1.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2.要越小心越好；8.不知道。为了便于数据分析，我们将选项1赋值为1，选项2赋值为0，选项8赋值为缺失值。
2.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指的是个人在人际交往中形成的关系集合。
一方面，人们可以通过参加社团组织来拓宽社会网络，这也被称为自发性社会交往，即所谓的开放型社会网络。所以我们选择问卷中“下面我将列举一些组织，请问你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吗？”的问题测量社会网络，涉及到运动/娱乐组织、教育/艺术/音乐，文化组织、专业协会、消费者组织等组织类型。回答选项包括：0.不是；1.一般成员；2.积极成员。本文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来测量公民的社团参与（见表1），由于宗教组织的载荷系数低于0.3，不适合测量社团组织，本文将宗教组织剔除。统计结果显示，因子分析的KMO值为0.816，Bartlett球度检验卡方值为5431.420，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通过最大方差法正交旋转共提取了2个因子，最终的累积解释贡献为64.538%，我们分别命名为公益组织和互益组织。本文对以上指标的评价转换为二分法赋值，分别将参加公益组织和互益组织的赋值为1，不区分一般成员和积极成员，将不是其成员赋值为0。
另一方面，人们也可以通过熟人交往（如聚会）来拓宽社会网络，这也被称为封闭型社会网络。人们聚会常常谈论一些国家和世界的大事，这将直接影响人们的政治信念。我们选择问卷中“通过和家人朋友或同事聊天了解国家和世界大事的使用频率如何？”问题，回答选项包括：1.每日；2.每周；3.每月；4.小于每月；5.不用。为了简化回归方程，本文对以上指标的评价转换为二分法赋值，将选项1到选项4赋值为1，选项5赋值为0。
3.规范
中国社会的规范包括个人对个人的交往规范和个人对社会的集体规范〔28〕。不管是人际规范还是集体规范，互惠一直都是核心概念。对于人际规范的测量，我们选择问卷中“关心和帮助周围的人”的问题，回答选项包括：1.很像；2.像；3.有些像；4.只有一点像；5.不像；6.完全不像。对于集体规范，我们选择问卷中“做有利于社会的事情”的问题，回答选项包括：1.很像；2.像；3.有些像；4.只有一点像；5.不像；6.完全不像。本文对以上指标的评价转换为二分法赋值，将选项1、选项2以及选项3赋值为1，?x项4、选项5、选项6赋值为0。
（二）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政治信任。基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府结构，本文对政治信任的客体选择为中央政府、人民代表大会、政党、行政机关、警察以及法院。调查中的测量题目为“你对下面这些组织的信任程度如何？是很信任、信任、不太信任，还是根本不信任？”，回答选项包括：1.很信任；2.信任；3.不太信任；4.根本不信任；8.不知道。本文将选项1赋值为4，选项2赋值为3，选项3赋值为2，选项4赋值为1，选项8赋值为缺失值，即数值越大，信任度越高。
本文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来测量公民的政治信任（见表2），统计结果显示，因子分析的KMO值为0.861，Bartlett球度检验的卡方值为7315.130，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共提取了1个因子，最终的累积解释贡献为67.956%，我们将提取的因子命名为“政治信任”。
（三）控制变量
基于相关文献研究，本文将影响政治信任较大的一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放入回归模型，这样可以有效地控制其他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人口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以及收入。性别变量的重新定义和赋值为：0.男性；1.女性。年龄为受访者的实际年龄，取值范围为18岁到75岁。教育程度为受访者的最高学历，重新赋值为：1.没学历；2.小学；3.初中；4.高中；5.大学（含大专）。收入变量的测量方式为“如果将全国人民的平均家庭收入分为十等份，请看这个量表，1表示家庭收入最低层，10表示家庭收入最高层。请您在量表上选择一个数字表示你家的家庭收入水平？”，回答选项赋值为1（最低层）到10（最高层）。 政治参与包括传统政治参与和非传统政治参与。传统政治参与的测量题目为“在过去历届选举中，你是都投了票、有时投票，还是从未投票”，涉及到业主委员会、村委会/居委会以及地方人大选举。回答选项为：1.都投了票；2.有时投票；3.从未投票；8.不知道。在后续研究中，凡经历至少一种传统政治参与编码为1，未经历任何传统政治参与编码为0，不区分传统政治参与的种类。
基于中国公民实际的政治生活情况，本文对非传统政治参与测量主要包括请愿、抵制、和平示威和罢工。测量题目为“人们可能采取不同的行动表达自己的意愿，请问您是否参加过下列活动，如果没有参加过，您是有可能参加，还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参加”，回答选项为：1.参加过；2.可能参加；3.决不参加。在后续研究中，凡经历至少一种非传统政治参与编码为1，未经历任何非传统政治参与编码为0，不区分非传统政治参与的种类。
政治兴趣的测量题目为李克特四分量表题目，即“你对政治感兴趣吗”，回答选项为“1.很感兴趣；2.有点感兴趣；3.不太感兴趣；4.一点也不感兴趣；9.不回答”。本文将选项1到选项4分别赋值为4、3、2、1，选项8和选项9赋值为缺失值，即数值越大，兴趣越大。
主观社会阶层的测量为“人们有时会把自己划分到高低不同的阶层，您认为自己在社会上属于哪一个阶层？”，选项1到选项4分别表示高层、中高层、中层、中下层以及下层，选项8表示不知道。本文将选项1到选项4分别赋值为4、3、2、1，选项8赋值为缺失值，即数值越大，主观社会阶层越高。
四、?y计结果
我们对本文涉及的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3。
（一）我国公民的社会资本和政治信任
由表3可知，我国公民的社会信任度较高，大约64.4%的公民认为社会上绝大多数的人是可以信任的，只有35.6%的公民认为与人相处越小心越好。在社会网络方面，67.3%的公民倾向与朋友家人聊天；12.7%的公民加入了互益组织，6.5%的公民加入了公益组织，说明公民更愿意加入互益组织，满足自身的利益需求。在规范方面，82.4%的公民倾向帮助身边的人，愿意做有利于社会的事情。
中国公民的政治信任分布情况如表4所示，中国公民的政治信任度普遍偏高。中央政府的信任度依然是最高的，83.8%的公民认为中央政府是值得信任的（包括信任和很信任），接下来信任度由高到低分别是人民代表大会、政党、法院、行政机关以及警察。中央一级的政治信任度（中央政府、政党）明显高于地方一级（行政机关、警察）的政治信任度，即“央强地弱”的格局依然存在。
（二）社会资本与政治信任的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在控制性别、教育、主观社会阶层及政治兴趣等变量的基础上，探讨社会资本对政治信任到底是否有显著性影响以及影响的稳定性。同时，本文逐次建立5个模型探讨控制变量、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见表5。
首先我们在模型1中加入了人口学变量（年龄、性别、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回归结果显示，收入水平与政治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p<0.001），说明收入水平会影响政治信任的程度，收入越高的人，其政治信任度也就越高。教育程度与政治信任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p<0.001），说明教育度会影响政治信任的程度，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其政治信任程度也就越低。但是年龄、性别都不显著，说明年龄、性别对政治信任几乎没有影响。
在模型2中，我们加入政治兴趣、传统政治参与、非传统政治参与以及主观社会阶层变量，结果发现，收入水平对政治信任影响由显著变为不显著，非传统政治参与对其影响也不显著。同时，政治兴趣对政治信任具有显著正向关系（p<0.001），说明政治兴趣越高的人其政治信任度越高。与政治兴趣一样，传统政治参与对政治信任具有显著正向关系（p<0.001），说明经历过传统政治参与的人的政治信任度比没经历过传统政治参与的人高。主观社会阶层对政治信任同样具有明显正向关系（p<0.05），说明主观社会阶层越高的人，其政治信任度也就越高。
在模型3中，我们加入了自变量社会信任，结果发现：社会信任对政治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p<0.001），说明社会信任度越高的人，其政治信任度也就越高；其他变量的显著性和方向没有明显改变。
在模型4中，我们加入了熟人交往、互益组织以及公益组织，发现：熟人交往与政治信任具有明显的负向关系（p<0.01），熟人交往越频繁的人，其政治信任度越低；互益组织与政治信任具有明显的负向关系（p<0.01），越参与互益组织的公民，其政治信任度越低；公益组织与政治信任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p<0.01），越参加公益组织的公民，其政治信任度越高；其他变量的显著性和方向没有明显改变。
模型5加入了规范，我们发现规范对政治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p<0.05），说明遵守规范的人的政治信任度比不遵守规范的人的政治信任度要高。其他变量的显著性和方向没有明显改变。
五、讨论与结论
（一）我国公民社会资本水平
我国社会信任水平普遍偏高，大约64.4%的公民认为社会上绝大多数的人是可以信任的。杨明认为，经济增长形成的乐观主义情绪是社会信任的根源；近年来的共同危机，特别是汶川地震中表现出来的众志成城的互助精神，是社会信任偏高的主要原因；而政府的有效治理是其功能性原因〔29〕。文化主义者认为社会信任源自于文化积淀，民族意识和文化传统会对社会信任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
我国公民的社会网络主要以熟人交往为主，大多数公民愿意与亲人朋友交往，而通过加入社团组织与陌生人交往的人数偏少。换句话说，中国公民的社会关系符合传统“差序格局”。
我国公民社会表现出很强的互惠规范性，绝大多数公民愿意去帮助周围的人。“礼”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强调的是有序、有仁、有道的人际交往，提倡互帮互助。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礼是社会公认的维系社会秩序的规范，这种规范不是依靠权威来得到保障，更多的是社会传统和历史文化起着调节作用。虽然近年来出现了诸如“碰瓷”等信任危机事件，但是强调人际之间要亲善和睦的传统文化价值观仍主导着公民的价值观和行为。 （二）社会资本与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
首先，社会信任对政治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信任强调的是普遍信任，即越信任他人（特别是陌生人）的公民，其政治信任度也就越高。公民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观常常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其政治信念，公民的社会态度确实影响了其政治态度。一方面，社会信任通过政治绩效桥梁来影响着政治信任。理性主义认为，公民是否信任政府，取决于能否从政府那里获得利益。另一方面，公民在测量自身政治信任的时候，常常以对代表政治机构的具体官员的信任评价来替代对中央政府、政党等政治机构的信任评价。而普遍信任度越高的公民，越倾向于相信官员，从而导致其政治信任度越高。
其次，社会网络对政治信任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回归分析结果中，熟人交往、参与互益组织对政治信任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参与公益组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本文主要通过与家人和亲戚朋友的交往频率来测量公民的人际交往。正如费孝通所言，中国乡土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血缘关系为主轴的差序格局〔30〕。一方面，差序格局造成的结果就是对交往较少的陌生人产生高度警惕，造成社会信任度降低，从而降低政治信任度。另一方面，排斥陌生人的人际交往本身就代表一种封闭的社会网络。公民越倾向于熟人群体交往，其接受外界信息的渠道就越有限，那么关系资本就越可能产生副作用，产生消极的社会资本。与陌生人相比，公民更愿意将一些负面消极的信息和价值观与熟人分享，这样就增加了熟人群体对社会国家的负面评价，从而对政治信任产生负面作用。陈云松认为，中国社会的人际交往常常伴随着聚餐和?局，这些活动虽然增加了个人层面的关系资本，但同时也对政治信任带来不利〔31〕。邹宇春的研究也证明了饭局网的社会资本对制度信任具有副作用〔32〕。为什么参与互益组织和公益组织对公民政治信任会产生不同的影响？Kenneth Newton的研究发现，参加志愿性团体的公民并不大愿意表达自身真实的政治信任态度。志愿性活动与政治信任存在一定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并不是很强，且存在不一致现象。公民往往不能真实地表达自身的政治态度，原因可能在于其面临的政治控制和社会压力〔21〕。
最后，规范对政治信任具有正向影响。帕特南认为，规范是可以促进公民合作行动，从而增加公共利益的高度生产型的社会资本。遵守互惠规范的公民更愿意帮助周围的人，更具有无私服务集体的情感。berg，Martin认为垂直的互惠规范能有效促进公众对地方政治领导的信任〔27〕。与社会信任一样，互惠规范能够给公民和政治机构带来利益，符合理性主义的价值取向。信任是互惠的前提，公民愿意帮助他人和奉献社会，是因为他们信任其他公民。而互惠是信任的结果，信任他人加强了彼此之间的交流，促进合作，从而产生互惠效应。换句话说，遵守互惠规范的公民，往往其自身的社会信任度也较高，互惠规范与信任之间的互动有助于提高公民的政治信任度。
我们发现，社会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在公民社会语境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仅直接影响着政治信任，还对社会网络和互惠规范产生着一定的影响，从而间接着影响着政治信任。社会资本本身是一个多维度概念，其不同维度对政治信任产生不同影响，如果单纯用某种维度来代替社会资本，将大大降低实证研究的科学性。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概括社会资本与政治信任的关系，而应该从规范、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的维度来分析与政治信任的关系。同时，社会资本和政治信任作为一个国家地区长期发展的历史产物，自然也具有社会属性、政治属性以及历史属性。不同学者基于不同国家地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说明了我们的研究必须要结合具体的政治环境、经济发展和历史文化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