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关系检验
中图分类号：F124.7；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7）04-0041-10
一、引言
自库兹涅茨提出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倒“U”型关系后，收入分配问题成为了经济学家关注的热点研究问题。同时，伴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体系迅速发展，并对收入分配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然而与此同时收入分配差距也在不断拉大。自2013年以来，我国基尼系数均在0.4以上，超过了国际认可的收入分配差距警戒线，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0.44。缓解收入差距的继续拉大已经成为我国目前需要密切关注的问题，明确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对于探寻改善收入分配差距的途径非常重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都有很重要的影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和渠道已经在大量文献中有所研究，而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作用和渠道却还存在一些争议。美国的金融发展路径比较成熟和具有代表性，因此研究美国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作用非常具有理论和实证的意义。中国的金融发展目前处在尚未完善的早期阶段，因此可以借鉴本文研究进一步推动中国的金融市场改革来缓解收入不平等拉大的趋势。
二、文献综述
（一）理论研究
Banerjee和Newman（1993）从信贷的可得性对职业选择的影响分析，指出信贷市场的不完善使得穷人因为信贷资质不足，无法获得充足的创业资金，通常只能为资本家打工。富人由于信贷资金的增加而拥有充足的资金成为雇佣者，与穷人建立雇佣关系，从而获得超额利润。这种职业结构存在代际传递性，从而不断地扩大收入差距；Galor和Zeira（1993）、Aghion和Patrick（1997）认为金融发展会影响个体的投资决策，技能型劳动者未来收入增加的预期使得人们更倾向于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而且相对于实体资产投资的长周期和低收益，金融资产投资的高收益更能吸引投资者。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会使得穷人无法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因此“马太效应”会进一步拉大收入不平等程度。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从金融中介的影响出发，指出在金融化发展的不同阶段，金融中介服务费用对收入分配的作用不同。在金融发展初期，高额的中介费使得穷人无法享受金融服务，对富人更加有利。而伴随着金融发展的日渐成熟，多层次的资本市场逐渐建立和完善，资本配置效率提高，准入门槛和中介费用也逐渐降低，因此穷人的金融市场参与度也大幅提升，逐渐通过参与金融市场获得收益，缩小了收入分配差距。
（二）实证研究
关于金融发展和收入不平等之间影响关系的实证研究有很多，结论却不尽相同，研究样本和时间跨度的选择都会影响研究结论。
Beck等（2004）用52个国家的跨国横截面数据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和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Kappel（2010）通过将研究样本划分为高收入、低收入两个子样本去检验不同收入水平下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低收入国家的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不显著，而高收入国家却截然不同，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改善收入不平等状况。David等（2010）用15个欧洲国家的面板数据发现金融发展能够提升收入不平等；Tan和Law（2011）使用3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验证了金融发展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非线性关系。Bradford（2013）使用美国1967―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验证了美国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正向的线性关系。何静（2014）基于1960―2012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和收入不平等两者之间存在线性关系，金融发展会通过经济增长拉大收入差距。而Clark（2006）基于83个国家的横截面数据研究发现，在金融发展的初级阶段，收入不平等会随着金融发展扩大。而在长期看来，当金融发展到?_较高水平阶段，收入不平等会随着金融发展逐渐缩小。
三、理论分析
美国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渠道主要有下面五种：
（一）信贷市场
信贷市场主要通过利率和个体职业选择两种渠道影响收入分配。
1. 信贷市场的快速发展是金融发展的重要特征，而利率作为信贷市场的核心在收入分配的调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利率上升，居民更偏向于储蓄行为；利率下降，储蓄带来的利息收入减少，居民更偏向于投资，可以通过较低的成本获得信贷资金投资于收益较高的项目。因此，利率的调节可以实现收入在储蓄者和投资者之间的再分配。在这一调节过程中，利率市场化程度越高，越能反映出资金供求状况的真实情况，投资者的信息越充分，越能公平地参与信贷市场。因此，利率市场化是适应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深化的必要选择，金融化也通过金融创新和金融改革“倒逼”利率市场化的形成，通过利率的调节使得资金在不同投资者之间的转移，进而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
2. 信贷市场会通过影响个体的职业选择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这是因为资金是决定市场个体职业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穷人的信贷资质不足，无法获得充足的创业资金，因此通常只能为资本家打工，获得固定工资收入。相比较而言，富人获得资金的渠道就丰富很多，除了本身的资本积累之外，还可以通过信贷市场获得资金。拥有充足的资金使富人能够成为雇佣者，与穷人建立雇佣关系，从而获得超额利润。这种职业结构会在代际之间循环，进而不断地扩大收入差距。这种局面可能会随着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发生改变，发达的信贷市场拥有更加对称的市场信息和更好的识别功能，能够通过更加充分的信贷服务帮助打破这种职业代际循环，进而改善收入分配状况。 （二）金融中介服务
金融中介服务是金融化过程中的重要部分，它能够帮助资金在不同层次的客户之间进行有效的配置，从而帮助实现追求最大收益和规避风险的目的。金融中介服务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渠道：中介服务费用和多层次的资本市场。
1. 金融市场参与者在享受服务和收益的同时必须支付一定的费用。Greenwood（1990）指出在金融化发展的不同阶段，金融中介服务费用对收入分配的作用不同。在金融化发展初期，穷人因为无法负担服务费用而不能获得金融服务，富人则可以通过金融市场活动获得高额收益。该阶段金融中介服务质量的提升会对富人更加有利，会进一步拉大收入不平等。在金融化成熟阶段，激烈的行业竞争使得金融中介服务费用大幅降低，穷人的金融市场参与度也大幅提升，可以从金融市场获得收益，收入不平等缩小。因此，不同收入层次的人群通过金融市场所获得的收入大小是决定金融化对收入分配的调整方向的决定性因素。如果富人在金融化过程当中收益更多，则将恶化收入分配状况，如果穷人收益更多，则将改善收入分配状况。
2. 伴随着金融发展的深化，能够满足不同层次需求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逐渐建立，不同的投资行为调整了收入分配状况。主板市场可以帮助符合资质要求的企业获得融资，也可以帮助投资者通过股票投资获得收益，从而对收入分配状况进行调整；相对于主板市场，创业板市场准入门槛较低，不过分注重企业的规模和过往业绩，而是比较注重企业的发展空间和内在潜质，对企业资格审查时更加看重企业的行业和经营现状、发展计划及成长空间，因此吸引了大量有融资需求的中小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创业板市场不仅能够解决这类企业的资金需求，还能避免企业股权的分散，降低企业包装、重组所需的费用，节省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创业板市场方便、快捷的退出机制也是帮助金融市场进行资金配置的有效方式；非正规金融服务体系也是金融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股权集资、民间借贷等融资活动。伴随着金融中介之间愈加激烈的竞争，银行不断进行金融创新，扩展其业务覆盖范围，使得低收入者和中小企业这些过往较难获得贷款服务的市场参与者获得贷款服务的机会增多。但是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银行进行贷款业务时不仅要面对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还要面临高昂的监督成本，因此银行就会采用信贷配给手段，这会导致很多贷款资质不足的中小企业无法获得所需要的贷款，非正规金融服务体系可以弥补这一信贷缺口。非正规金融部门拥有地缘优势和信息优势，因此可以更好地识别风险，也可以制定更优的利率。尤其是在农村这种贷款需求旺盛、信息不对称严重，而且正规金融部门较少的地方，非正规金融服务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Floro（1997）发现非正规金融机构和正规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关系：一种是平行关系，即借款者首先向正规金融部门借款，没借到或者借款额度不够的话再转向非正规部门借款；另一种是垂直关系，首先由非正规金融部门向正规金融部门申请借款，然后再将资金转贷给借款者。
（三）公司行为
金融发展通过影响公司的经营行为和投资行为，使得非金融部门公司的利益与金融市场的利益趋于一致，从而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公司和金融市场之间的关系主要包括公司向金融市场投资和公司从金融市场融资两种，这两种关系通过不同的渠道作用于收入分配。
1. 公司向金融市场投资主要是因为金融化的发展改变了原来的经营环境和盈利模式。公司的内部利润及借款不仅用来生产投资，还有一大部分被用来进行金融市场投资，这种转变主要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公司代理制度的实行。公司代理制度的实行分离了公司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公司管理者和所有者的利益不统一，从而产生了委托代理问题。管理者因为面临可能被免职的风险，因此更加看重短期内的利润最大化目标，这也就导致了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出现。相对于生产和人力这种长期投资，金融市场投资获利更快，尽管风险较大但收益也较高，因此满足了管理者的短期盈利目标需求。然而过度关注金融市场投资会对公司的长期盈利能力产生危害，也会影响工人工资和福利的提升。而且因为金融市场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对股东利益的影响也不确定，因此公司的金融市场投资行为会在一定程度上恶化收入不平等现象。为了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公司所有者通过激励机制来使得管理者的利益目标与之统一，其中优先认股权及期?嗉だ?这种新型支付方式能够很好地缓解这个问题。优先认股权和期权激励将股东和管理者的利益统一，管理者有充分的动机去提升公司的短期股价，这虽然忽视了公司经营的长期利益，但是却使得股东和管理者获得收益，工人的利益被一定程度地侵占。加之随着工会力量的削弱，工人无法占据工资谈判中的主动权，这会进一步助长公司高管、股东的利益与金融市场利益的一致性趋势，这将进一步恶化公司高管和工人的收入差异。
2. 公司从金融市场融资使得公司不再仅仅依靠内源融资来满足经营的需求，金融市场为公司经营和扩大生产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金融发展的深化促进了金融工具的创新，除了传统的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两种渠道，还有更多的融资渠道，包括商业票据、银行承兑汇票及融资租赁等等。金融市场融资的成本会随着金融化的加深而降低，成本的降低相应地就会使得公司利润增加，有助于提升工人的福利和工资。
综上分析可知，在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公司行为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公司治理中的委托代理问题使得公司管理者更加关注公司的短期收益，将大量资金投入金融市场，从而忽视了公司的长期发展，这会减少工人的收入和福利，增加高管的收入，使得收入不平等状况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另一方面，金融的发展使得公司的融资渠道多元化，公司能够获得充足的资金投入公司的生产经营中，这将会大大增加公司的利润，有助于改善工人的福利和收入水平，这种影响渠道能够帮助改善收入不平等状况。因此，金融发展通过公司行为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结果并不确定，要根据两种渠道影响的大小来决定，在金融发展的不同阶段也会存在较大的差异。 （四）经济增长路径
金融发展可以通过影响经济增长来间接影响收入分配。
1.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问题，涌现出了丰富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成果。
金融发展理论的演变揭示了不同阶段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传统金融发展理论指出金融市场存在金融抑制，市场的不完全使得价格存在扭曲，资源配置效率不足，资本不能流向良好的投资机会，而是更多地流向了一些“特权”阶层，大量需要资金支持且发展前景良好的中小企业无法满足融资需求，因此只能借助于内源性融资，但是内源性融资很多时候无法满足真正的融资需求，导致企业错失了很多投资和发展机会。而且通常该阶段的通货膨胀率很高，实际利率为负，这就会削弱居民的储蓄倾向，抑制资本的积累。麦金农和肖（1973）指出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资本积累以及技术进步都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作用。针对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他们指出放松金融管制是发展中国家应该选择的正确的改革路径，不应该长期过度依赖外国资本，应该通过内源融资完成资金自助，完成从金融抑制到金融自由化的转变，使得均衡利率能够真实反映资本的稀缺性，消除金融抑制，促进经济发展。
内生金融发展理论基于内生增长模型，通过将金融发展包含在模型中，研究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内生金融发展理论认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金融发展和金融服务的需求也是不同的。金融体系具有分担风险和汇集信息等多方面的功能，不仅能够降低交易成本，还能创造流动性来帮助投资者，通过影响资本配置效率和储蓄率来影响经济增长。
除了理论研究，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也佐证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Goldsmith（1969）最早使用35个国家的跨国数据来对两者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金融发展的深化伴随着国民收入的提升，两者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但是由于研究方法的不足，文章没有对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系统性参数进行研究，也未能对两者之间的因果影响关系的方向进行论证。在20世纪90年代后，大量的学者通过改进实证方法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研究结论基本上都支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Lin Liu（2003）通过使用109个国家35年的数据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带动作用，并且这种影响作用随着样本时间的延长而增大。金融发展通过两种方式――加快资本积累和促进产量增长――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后者的影响作用更加显著。Levine（1997）通过计量分析发现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率和效率的提升、物质资本的累积。而且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其影响效果越明显，同时金融发展还可以对未来10～30年的经济增长率和资本累计状况进行预测。Levine（1998）发现股票市场和银行发展水平、经济增长率、资本累积率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与私人储蓄率之间关系很弱，说明金融发展并不是对经济活动的被动反应，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并不是单纯反映了同时影响两者的同步性因素，金融发展是一个先行于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的指标，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能够帮助更多企业获得外部融资，经济增长速度更快。Rajan（1998）从微观角度考察一个国家内部不同行业对外部融资的依赖程度来分析，发现金融发展增加了外源融资的渠道、降低了融资成本，提升了行业增长率和经营效率。
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还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有些研究表明两者互为因果，也有一些分析表明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因果关系，还有一些研究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会因为国家的国情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以及国民受教育程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Patrick（1966）认为金融发展的类型会受到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在经济发展的早期，经济水平较低，此时主要是供给引导型金融，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需求跟进型金融逐渐占据主导地位。Felix（2003）将样本74个国家按照其金融发展水平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研究发现，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样本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在金融发展水平中间区域的样本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也是促进作用，不过这种作用要大于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区域的作用。而在金融发展水平?^低区域的样本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没有确定性的影响。
2.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存在很多研究，1955年提出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表明，随着人均GDP的提升，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会先扩大，当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也就是经济进入较为发达阶段，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会随着人均GDP的上升而下降。很多研究验证了倒“U”型曲线关系假说，但也有很多研究提出不同结果。Adelman（1971）用43个国家1957―1962年的数据证实了倒“U”型曲线的存在。Deininger（1998）基于108个样本国家的数据发现，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假说在90%的国家都不存在。世界银行对88个国家的数据进行研究，认为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不同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变化状况有很大的差异。在样本研究期间，中国和新西兰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显著上升，意大利和法国的收入不平等水平有显著下降，而其他大多数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都无显著变化。
（五）经济政策
金融发展助力其他非金融部门的发展，因此也催生出对其有益的经济政策。
经济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在不同国家表现不同，这里以美国为例进行分析。对美国而言经济政策主要指包括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在内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出得益于金融的发展，放松了对金融业的监管，并通过这些政策将影响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从而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
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框架被Palley在Financialization：What It is and Why It Matters一文中简化为“新自由主义盒子”。如图1所示。 1. 全球化政策包括资本的全球流动、跨国商务及自由贸易等一系列政策。在全球化的推进过程中，华盛顿共识起到了进一步的促进作用，消除资本管制和鼓励金融市场开放得到贯彻，金融发展进一步深化。有关全球化政策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存在着各种争论。部分学者认为全球化政策使得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全球更有效率地流动，因此高技术工人和精英阶层会占据竞争的优势位置，获得更高的收入。而普通工人，尤其是非技术工人由于在工资谈判中能力下降而收入降低，因此全球化会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然而，另一部分学者认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从全球化中获益不同，发达国家更能享受到全球化政策的红利，收入不平等会得到改善，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不平等会恶化。
2. 小政府政策主要包括了养老金改革和储蓄政策改革等措施。这些政策改变了退休收入的支付方式，以401（k）退休储蓄计划为例，账户持有人账户中的资金在提款之前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而且这部分资金可以自由投资于股市或者共同基金，所赚取的盈利也不再被征税，因此账户持有人更愿意将资金投资于股市和基金。新型的养老金计划对金融发展的激励作用主要是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增加了股票的投资需求，一定程度上抬高了股价；第二，使得部分金融从业人员有了高额收入，比如收取经纪人佣金和资金保管服务费；第三，通过识别投资者身份，为金融集团化提供了政治支持。小政府政策有利于金融市场的发展，但是对雇员收入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金融危机前，大部分雇员获得较高的收益，而危机后却基本都蒙受了较大的损失。另外，因为减少了对富人的高收入征税和资本收入所得税，小政府政策会引起财政赤字，会对雇员的工资和福利有负面影响，而相应金融从业人员的收入不断上升，最终会加剧收入不平等。
3. 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政策指通过削减社会福利支出、放松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来提升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尽管提高了工人工作的积极性和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但却削弱了工人的社会福利，包括失业救济、最低工资制等。因此工人被迫以最低工资就业，收入减少。相应的，企业的利润却得到了提升，拉大了收入不平等。
4. 放弃充分就业政策是对传统宏观经济目标的调整，降低了充分就业的重要性，更加重视低通胀。金融发展支持了向低通胀目标倾斜政策的实施，但这却沉重打击了劳动工人，不仅加大了工人就业的难度，也降低了他们在工资谈判中的能力。
新自由主义盒子政策总体来看从多方面对工人收入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又因为金融发展支持了金融从业人员的收入，这都会一定程度上加剧收入不平等。
四、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了美国1967―2015年的宏观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由于包含不同金融体制，以及处于不同金融发展阶段的样本国所带来的内生性的影响。基于以往文献对金融发展的定义，本文定义了两个不同的变量指标来衡量金融发展，分别通过两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对比验证了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笔者从多个数据库收集了较为全面的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控制变量数据，能够更好地分离和验证金融发展以外的影响收入分配的其他因素。
（一）模型设定
笔者使用美国1967―201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在借鉴已有文献的研究基础上，建立如下计量模型来探讨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ineq=β0+β1financialization+β2financialization2+β3control+ε
被解释变量ineq代表收入不平等程度，financialization代表金融发展程度，control代表对收入不平等有影响的其他控制变量。如果β2不显著，则表示金融化程度与收入不平等之间是线性关系；如果β2显著，则证实了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尤其当β1>0，β2<0，说明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倒“U”关系。
（二）变量选择说明及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Gini，代表收入不平等程度。这里使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数据来源于US Census Bureau的《当前人口调查》（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解释变量fir，代表金融发展程度。变量主要反映金融发展对资本市场上资金配置效率的提升程度，但遗憾的是找不到官方衡量指标，因此本文在借鉴了已有文献的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对fir进行两种定义：一、金融相关比例fir1=金融相关总资产（金融、保险、房地产、租赁等）/GDP；二、金融相关行业产值占比fir2=金融相关行业总产值（金融、保险、房地产、租赁等）/所有行业总产值。数据来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控制变量是指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对收入不平等有影响的因素，本文选取以下7个变量。
人均国民产出的自然对数LnGDPpercapita。借鉴已有的关于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研究，选取人均国民产出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来控制经济增长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同时通过取自然对数消除异方差。数据来源于WorldBank。
经济周期inverseu，本文采用??后两期的失业率的倒数1/Ut-2。更高的失业率和更加严重的经济衰退都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的拉大，这是失业造成的失去工资收入的直接影响和经济衰退时收入水平下降的间接影响的综合结果。但是这种作用并非仅仅针对劳动工资收入，经济的下滑同样会使得资本的利用率下降，也会使得资本收入下降，因此无法直接判断出收入不平等的最终变化情况。而在经济衰退后的周期性复苏的早期阶段，会由于利润的快速恢复和工资的停滞使得收入不平等拉大。一般使用失业率的倒数来测量经济周期的作用，而且实证经验发现滞后两期的失业率能更好地表现经济衰退后利润收入和工资收入的分离行为。失业率数据来源于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中的Labor Force Statistics。 工会密度Union，Union=工会人数（非农业）/总劳动人数。美国的工会组织在工资谈判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工会密度越大，工人的谈判力量越强，对工人收入的提高越有利，因此工会密度与工人的工资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美国的工会密度开始受到比较严重的腐蚀，这种现象对集体劳资谈判占主要地位的行业的影响尤其明显（Fichtenbaum’s，2011），工人工资水平下降，会拉大收入不平等。数据来源于Unionstats.com。
外贸依存度trade。trade=净出口贸易总额/GDP。萨缪尔森定理指出，国际贸易会影响要素的相对价格，提高本国充足要素的价格，降低本国稀缺要素的价格。美国的技术和资本要素相对充裕，国际贸易会提升拥有资本的精英阶层和高技术水平工人的收入，相对降低非技术工人的收入。因此国际贸易会拉大收入不平等。数据来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进口份额importshare。importshare=进口总额/GDP。20世纪70年代，美国从一个净出口国向净进口国转变，很多工资水平较高的出口行业下滑，而低成本的进口使得国外的廉价劳动力和国内的劳动力发生竞争，导致美国工人的工资下降，因此进口份额会拉大收入不平等。进口份额和外贸依存度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尽管渠道有所不同，但两者之间可能存在较强的共线性，因此在回归分析时，可以分别使用两个变量进行验证。数据来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女性劳动参与比例femaleLF。美国20世纪60、70年代的女性劳动参与比提升比较明显，而随后在80年代收入不平等程度有了显著上升，因此女性劳动参与比例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影响关系。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女性劳动参与比例的提升更多的来自收入水平较高的家庭，因为贫穷家庭的女性大多已经参加了劳动，因此女性劳动参与比会进一步提升高收入水平家庭的收入，会拉大收入不平等。数据来源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受教育程度edu。文中指25岁及以上有大学及以上学位的人数比例。受教育程度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研究结果有很多，目前比较普遍接受的结论是倒“U”型理论，即在教育水平较低的阶段，大学教育给工人工资带来的溢价更高，会拉大收入不平等；在教育水平较高的阶段，大学教育对工人工资带来的溢价变得不明显，会缩小收入不平等。数据来源US Census Bureau。
各变量的统计特征如表1所示。
基于以上变量，可以建立如下多元回归模型
Ineq=β0+β1fir+β2fir^2+β3LnGDPpercapita+β4（1/Ut-2）+β5Union+β6trade+β7femaleLF+β8edu+ε
（三）实证过程
1. 以fir1为解释变量。
使用膨胀因子法VIF对解释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检验发现trade和LnGDPpercapita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多重共线性，这与之前的一些文?I研究结果类似，是因为trade中包含了LnGDPpercapita的影响，因此回归时将LnGDPpercapita剔除。
宏观时间序列数据很多具有趋势性，因此很可能出现虚假回归，因此回归前需要检验数据的平稳性。使用ADF检验发现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大多数控制变量（union和inverseu除外）均存在单位根，为不平稳的时间序列。将各非平稳变量进行一阶差分，ADF检验表明序列为平稳序列，说明原序列为一阶单整序列，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为了防止检验方法单一带来的结果的不精确性，本文还采用了PP检验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与DF检验一致，这里就不再赘述。
由于原序列为不平稳的时间序列，故需要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通过Johansen test检验协整秩的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可以拒绝“协整秩为0”的原假设，即存在协整关系。
因为变量之间协整关系的存在，因此通过协整回归来检验收入不平等和金融化之间的长期关系。这里没有使用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回归，是因为尽管使用差分模型使得数据的平稳性有了保证，但是回归模型所能反映的经济意义却大不相同了。
表4给出了协整回归的结果，结果反映了变量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回归分析时，首先对仅包含解释变量的模型进行回归，然后通过逐步向模型中添加控制变量的方式来检验控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
模型1是将被解释变量Gini对解释变量fir和fir^2进行协整回归，回归结果显示一次项回归系数为正，二次项回归系数为负数，且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因此说明收入不平等和金融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在金融发展的初期阶段，金融发展会拉大收入不平等；在金融发展的成熟阶段，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有改善作用。研究结果与实际经济状况相符合，在金融发展的初期，金融市场的参与门槛及中介费用较高，一般只有高收入水平的人才能够从金融市场获利，因此会拉大收入不平等；而在金融发展的成熟阶段，金融市场的准入门槛及中介费用都降低，低收入水平的人也能通过金融市场获利，因此会缩小收入不平等。
模型2中加入控制变量edu（受教育程度）和union（工会密度），回归结果表明控制变量对金融发展的系数符号没有影响，只是降低了回归系数的大小。受教育程度edu前的系数为正，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高等教育给工人工资带来的溢价会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而更高。工会密度union前的系数为正，说明工会力量越强大，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这虽然与理论预期不相符，但模型中其系数不显著，因此不予详细讨论。
模型3和模型4的回归结果表明，控制变量的加入不会影响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方向，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系数。trade（贸易依存度）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国际贸易的发展能够拉大收入不平等。这是因为国际贸易提升了美国相对充裕的资本要素和技术要素的价格，对具有这两种要素优势的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有提升作用，因此拉大了收入不平等。用变量importshare（进口份额）替代trade（贸易依存度）进行回归，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基本保持不变。变量femaleLF（女性劳动参与比例）系数为正，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结果与前文分析一致。随着经济的发展，更多的美国女性进入劳动市场，而且这种现象在高收入水平家庭更加明显，因此女性劳动参加比例会拉大收入不平等。inverseu的回归系数为负，在12%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伴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收入不平等水平会缩小，这主要是因为在经济萧条时，不仅仅工资性收入会下降，资本性收入也由于资本利用率的降低而下降。 回归系数的大小表明了控制变量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大小。从系数大小上看，trade（贸易依存度）和femaleLF（女性劳动参与比例）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作用要远大于edu（受教育程度）和工会密度（union）。
协整回归结果反映了收入不平等和解释变量金融发展，以及控制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倒“U”型）。要考察各变量之间的短期均衡关系，需要使用误差修正模型。误差修正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调整系数为0.052，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即当金融发展和受教育程度、工会密度等变量对收入不平等的短期作用偏离其长期均衡时，会以0.052的调整力度恢复到长期均衡状态。
通过VECM系统稳定性检验来验证回归模型的可靠性，稳定性判别图如图1所示，图1显示不仅模型本身假设的单位根在单位圆内部，伴随矩阵的全部特征值都落在单位圆内部，表明该系统是稳定的。
2. 以fir2为解释变量。选取金融相关行业产值占比fir2对模型进行验证。与前文一样，首先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单位根检验、协整秩检验，检验结果与对fir1的检验结果一致。协整回归的结果如表5所示。
以金融相关行业产值占比fir2作为金融发展指标的模型回归结果与以金融相关比例fir1作为金融发展指标的模型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各变量的符号均相同，大小也相差无几。进一步验证了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倒“U”型关系。
五、结论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分析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探析了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渠道及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影响关系。
文章的理论分析探究了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的五种渠道：第一，金融发展通过信贷市场影响利率和个体职业选择影响收入分配。通过利率的调节影响资金在不同类型的投资者之间的转移，通过参与者在信贷市场中的信贷可得性的不同影响市场个体的职业选择；第二，金融发展通过金融中介服务的中介服务费用和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两个渠道，帮助资金在不同层次的客户之间进行有效的配置，从而帮助实现追求最大收益和规避风险的目的；第三，金融发展通过影响公司和金融市场之间的投融资行为来影响公司的经营行为和投资行为，使得非金融部门公司的利益与金融市场的利益趋于一致，从而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第四，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动态关系，金融发展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影响资本配置效率和储蓄率来影响经济增长，而经济的增长也会促进金融的发展；第五，金融的发展不仅促进金融部门的发展，也助力了非金融部分的发展，催生出一系列相关的经济政策，从而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
文章实证部分利用美国1967―2015年的宏观时间序列数据，对收入不平等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检验，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在金融发展的早期阶段，收入不平等伴随着金融发展逐渐拉大，而在金融发展的成熟阶段，收入不平等伴随金融发展逐渐缩小。此外，文章还证实了受教育程度、工会密度、贸易依存度及女性劳动参与比例对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正向影响，以及经济周期的波动对美国收入不平等的?向影响。
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对其作用渠道和影响关系的分析具有很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我国目前金融发展还处在相对早期阶段，金融市场不完善，处在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倒“U”型关系的左侧，即金融发展会拉大收入不平等阶段。因此借鉴美国较为成熟的金融市场发展和改革对促进我国金融和经济市场健康发展，缓解收入不平等拉大有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