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发展理念的科学社会主义透视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7）03-0104-07
新发展理念是科学发展观的深化，其中共享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内含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的价值意蕴，与西方社会倡导的利润分享、包容性增长、互联网分享经济等存在根本区别。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内涵是“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1]。因此，从科学社会主义视阈透视共享发展理念，旨在夯实中国特色共享发展的理论根基。
一、共享发展理念的科学社会主义意蕴
在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中，无论古希腊理想国、古代中国大同社会还是近代西方空想社会主义都对实现人人平等的共享有强烈诉求，但由于缺乏正确历史观指导，这些闪耀着智慧火花的思想终究是空想。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吸收人类思想优秀成果基础上实现历史观革命，从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根本上为人类指出了实现平等自由的共享之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没有直接使用“共享”概念，而常常以“公有”、“社会所有”、“集体所有”等表达共享内涵。
（一）共享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类前景的科学展望
任何正确的理论都必须从正确的逻辑前提出发。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认识必须以厘清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作为出发点。在西方思想史上主体与客体长期被局限在认识论的二元对立中无法建立正确关系。资产阶级思想家总是从自然意义上抽象理解人的主体性，并将人的主体性建构在对私有财产的永恒占有上。马克思历史观的革命性在于通过实践建立起沟通主体与客体的桥梁。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实践活动既“自由自觉”，又受到客体制约，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因此，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2]60。马克思正是从“现实的人”出发揭开了人类历史之谜。
资本主?x政治解放使人享有基于私有财产的主体性，追求各自利益的“理性人”创造了比以前所有世代都要高的生产力，但资本主义实践在张扬人的主体性的同时又使人越来越受到客体的支配。建立在市场经济自由平等乐园之上的政治自由只是一种虚幻的形式自由，在市场经济平等交换的背后是资本对劳动剩余价值的剥夺，人从拜神教摆脱出来又进入拜物教，主体的实践活动被市场“看不见的手”摆布而陷入周期性危机。在马克思看来，人在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化大生产中表现出了主体性，同时又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中限制了主体性。因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追求“自由自觉”的能动性将打破资本主义私有制对生产实践的限制，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实现更高形态的实践活动，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共享话语的出场。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的主体性受到商品规律支配不同，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共享理念将使物质资料的商品生产逐步作为客体受人的发展规律的支配。“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将等同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要的资料。” [2]330主体真正开始从事人的实践活动，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史前史”与“人类史”的分野。“史前史”是人受自然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人类史”是主体自由自觉的创造史。
（二）共享是人民主体地位的真正确立
人的主体地位的真正确立体现在既不受制于客体也不征服客体而是在与客体共生中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共享是人民群众对物质生产从控制到超越，最终开启自由自觉的精神生产的起点。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共享主体的生成是人类实践演进的结果。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已粗线条勾勒出共享主体历史觉醒的三个阶段：人的依赖、物的依赖和自由全面发展。前资本主义社会人必须以整体的形式在相互依赖中与自然发生关系，人不得不受制于自然和社会等级。资本主义等价交换的市场法则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服从，建立在对物的私人占有基础上的原子人展开生存斗争，社会分裂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产主义社会人真正作为社会的人有能力挣脱物质利益束缚，在对客体的共享并与客体的共生中实现自由全面发展。共享主体是经历人的依赖与物的依赖两个阶段后的历史生成，正如马克思所说，“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 [3]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似乎超出了马克思的批判语境，市场“看不见的手”处于政府的干预之下；无产阶级从一无所有变为各种现代化产品的消费者；日益发达的金融市场可以让每个人都成为投资者。但如果我们从另一角度审视，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并没有真正确立人民的主体地位。20世纪以来先后爆发的生产危机、经济滞涨、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依然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提在《21世纪资本论》中用工业革命以来几百年的历史数据向人们说明资本主义国家贫富差距正在严重恶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工具理性展开了大量批判。所以，资本主义借助政府干预、新技术革命以及全球化对生产关系的调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也就不可能化解资本主义生产实践中人与商品经济、人与资本的对立。 （三）共享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为先决条件
科学社会主义视阈下共享前提是社会物质资料生产能满足所有人民群众基本的物质需求，使人从相互追逐物质利益的生存斗争转向对物质资料生产的支配与共享，人与人之间的三大差别消除，劳动不再是强制而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劳动时间真正成为人全面发展的空间。这一切都以社会生产力足够发展为前提，“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2] 86。
资本主义私有制以矛盾形式为共享准备生产力条件。一方面，资本“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4]683；另一方面，资本将大多数劳动者的消费需求限制在劳动力价值范围内，而且使劳动者处于机器取代人的失业威胁中，生产力进步节省的时间并不能转变为劳动者的自由时间，劳动者一直生存在创造必要生活资料的循环奴役中，跨期消费或跨代际消费的金融工具仍然不能避免市场供求失衡的各类经济危机爆发，也就是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毁灭”。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经历三次工业革命正朝着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但在资本制造的技术垄断和虚假消费中，人们并没有享受到多少休闲反而更加忙碌、承受更多失业压力。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破坏式增长终将为人类实现共享铺就道路。“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因此，“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5]217-219。
二、科学社会主义视阈下共享实现的生成性和整体性
马克思通过创立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揭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运动，科学判断出人类历史不可能终结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是朝着共享的趋势发展。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预测慎之又慎，仅从所处时代条件出发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粗线条勾勒。但是，人类实践的主客体总在历史中生成与发展。由此，可以总体把握人类共享发展在时间维度主客体趋近统一的进程，以及在空间维度从经济到政治再到精神的整体展开。
（一）共享发展在时间维度的生成性
共享之所以在时间维度不断生成，是因为主体在实践中对物质生产的超越需要经历主体对客体的改造和主体自我改造的过程，“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6]60。主体在超越物质生产后并不是停止生产，而是在新的起点开始自由自觉的更高形态的生产。因此，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中蕴含着共享的三次演进。
第一次演进是破除资本对劳动的奴役。科学社会主义共享的起点是劳动从资本的奴役中摆脱。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已表现出这一趋势，如股份制和合作制的出现，马克思对这两种变化给予了高度评价，他称前者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消极扬弃”，后者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积极扬弃”，这些都是向社会主义共享的过渡。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的主要任务是“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 [2]272，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主张立即废除私有制，消灭私有制“实际上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7]。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对农民自主经营的土地要采取保护措施，通过合作社的形式逐步引导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这说明劳动摆脱资本奴役需要一个过程，因为让个体条件不同的所有劳动者参与社会化大生产并分享劳动成果，需要生产力的足够发达和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也特意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 [6]348。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出现产权社会化趋势，劳动者地位由此有了某种程度提高，同时国有资本参与市场竞争，已表现出向共享的过渡。
第二次演进是实现人对物质生产的支配。共享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主体为更好满足物质需求从而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手段。在马克思看来，打破资本对劳动的奴役实现对物质生产的共同支配是人类进入“自由王国”之前在物质生产的“必然王国”中获得的“自由”，“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8]。所以，只要能实现人对物质生产的控制，任何共享手段都可以采纳。不可否认，马克思的确尝试性提出在生产领域取消商品货币，实现计划调节的共享手段，这一点确实具有时代局限性，但马克思同样非常清楚的表达了在分配和消费领域仍然需要实施等同于价值规律的方式，他还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分配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有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4] 114。传统社会主义忽视马克思对共享目的的论述而将马克思受时代局限提出的共享手段作为社会主义的原则坚持，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社会主义与市场结合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共享手段的伟大创新，如何让商品生产被人控制从而更好地为人的物质需求服务是二者结合的精髓。
第三次演进是实现物质生产与人的发展相统一。共享的最终归宿是人超越物质资料生产的生存斗争实现自由全面发展。不断创新与进步的科学技术取代了大量劳动者直接从事的繁重体力和部分脑力生产活动，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是人的“第一历史活动”，但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除了要进行物质生产满足物质需要外，还能从事属于人的其他活动，比如科学艺术等。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就在于为每个人指出了超越物质生产进入“自由王国”的可能性。很多人认为共产主义是空想，因为人的欲望会无限膨胀而资源是有限的，人不可能超越物质生产的生存斗争，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将人的物质需求无限放大。资源的确有限，但真正人的合理的物质需求并不是无限的。圣雄甘地说，地球能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满足不了人类的贪婪。很多研究都表明，人的基本物质需求是有限度的，超过这一限度物质不但不能使人幸福，反而使人在物欲的膨胀中身心疲惫。当然，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还在于超越了很多唯心主义思想完全脱离客体仅仅在意识中或其它神秘的存在中寻找脱离物质生产的幻想。马克思说，“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6] 929。 （二）共享发展在空间维度的整体性
共享发展理念反映了主体与客体在相互作用中生成的不同于以往任何社会的全新关系，这种全新关系涵盖人的经济、政治和精神活动各个方面，在空间维度表现出整体性，是人与自我、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
首先，共享体现为“个人所有制”与“社会所有制”相统一的经济关系。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首先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共享是人与人之间全新的经济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其概括为“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4]874。学术界对“重建个人所有制”一直存在争议，笔者认为，这一命题的前提是“个人”与“社会”实现统一，从这一前提出发，“重建个人所有制”既可以是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又可以是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还可以是消费资料“个人所有制”。这里关键是理解“个人”与“社会”的统一。马克思构想的是人类控制物质生产进而超越物质生产的全新经济关系，这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要求，这种经济关系中人与人之间是合作与共享而不是分裂与对抗。所以，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内在一致。当然，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二者统一的程度和方式会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都将趋于统一。
其次，共享体现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政治关系。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建立在经济关系之上，共产主义经济共享决定政治共治。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构想了这种共享的政治关系：“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w，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2]294资产阶级虽然也宣扬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共享政治关系，但这种所谓的“共享”是财产私有者之间的“社会契约”，即便这种形式平等劳动者也无法公平享有，如同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这种“契约式”政治关系同样表现出经济关系中的“利己主义”，马克思称资产阶级政治关系为“虚幻的共同体”，共产主义共享政治关系就是要建立“真实的集体”。当然，“真实的共同体”也有程度之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由于劳动还是谋生手段，“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 [6]304。只有当人与人之间的三大差别完全消失，资产阶级法权的形式平等才能彻底超越，每个人真正享受到所需要的权利，国家也失去阶级镇压的属性，成为自我管理的组织。
再次，共享体现为“劳动”从“谋生手段”转变为“自我实现”的精神关系。马克思创立的新唯物主义是西方近代认识论哲学向现代生活哲学的转折，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超越了西方近代哲学仅从认识论角度探讨人的精神自由的二元对立，也超越了西方现当代哲学关注人的精神生活时的孤立和虚无主义。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精神生活空间的开启关键在于劳动从手段变为目的，劳动的本真状态不是亚当?斯密所认为的“牺牲”和“停止安逸”，而是在克服外在障碍中“自由的实现”、“自我实现”、“主体的物化”。劳动之所以并没有使人感觉到自由是因为“劳动还没有为自己创造出这样一些主观的和客观的条件” [5]112-113，马克思提出了劳动自由的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劳动具有社会性。二是劳动具有科学性。前者是劳动自由的社会关系条件，即建立共享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后者是劳动自由的生产力条件，即实现人对自然界的支配和控制。“只要社会还没有围绕着劳动这个太阳旋转，它就绝不可能发展到均衡”[9]。劳动不仅是主体自我价值的实现过程也是主体间精神财富的共创过程。
三、科学社会主义共享意蕴对中国共享实践的启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古老中国的创新实践。她不是什么别的主义，无论如何“特色”都是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习近平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10]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共享意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实践无疑具有重大启示意义。
（一）在改革中处理好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坚守共享底线
科学社会主义共享的基础是主体在实践活动中顺应社会化大生产发展趋势，历史地摆脱等级服从和资本奴役关系，建立共建共享的经济关系。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使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先完成资本主义未完成的历史任务。经过民主革命和短暂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通过极端公有制使从封建剥削和殖民掠夺中解放出来的广大劳苦大众不经过资本奴役直接成为生产的主体，这种“一大二公”的平均主义共享虽然在形式上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共享原则，但由于超越了生产力发展阶段，不能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共同“富裕”成了共同“贫穷”。改革开放以来党冲破思想藩篱，顺应时代潮流，准确定位社会发展阶段，建立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创造性结合，奋力开启一条兼顾效率与公平、个人与集体、先富与后富的渐进共享之路，以较低代价快速完成了西方几百年的工业化道路，无论经济总量还是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质的飞跃。但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客观条件不同，加之发展中各项制度和公平体系建设不够完善，出现了“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不断触及科学社会主义共享底线。因此，如何使中国特色共享发展坚守这条底线是一个时代课题。
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特殊国情和肩负的历史使命，处理好经济发展中主体与客体间的辩证关系显得尤为关键。改革开放前的极端公有制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忽视了客观条件的制约，社会主义改革就是重新强调生产力客观条件，但在对历史教训的吸取中也要注意避免出现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矫枉过正，只有处理好主客体辩证法才能做好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创造性结合这篇大文章。这要求我们一方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做大“蛋糕”；一方面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调整和完善生产关系，使共享理念渗透到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环节，分好“蛋糕”。总体来说，一是处理好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有学者研究，劳动者技能水平越高，在企业中越容易获得共享地位，反之则相反。劳动力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程度越低，劳动者与企业的共享程度越高[11]。从全球范围来看，第三次产业革命以来资本逐渐社会化，劳动与资本出现融合趋势，社会主义既要规范金融资本运行，又要借鉴诸如员工持股、员工参与企业管理等资本主义国家有益经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混合所有制企业实行员工持股计划是资本与劳动合作的新起点。二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不是无边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12]政府要在促进城乡、区域、行业协调发展，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体系中大有所为，提升人民群众在经济发展中的获得感。 （二）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注重人的全面发展，拓展共享空间
科学社会主义共享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导向，这与新自由主义倡导极端个人主义的“理性人”截然不同。科学社会主义共享不是盲目崇拜生产力，而是通过发展生产力使人从物质生产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真正从事属于人的活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力已高度发达，但人并没有因此而感到幸福和自由，反而被资本逻辑主导的工具理性裹挟，在商品、资本、金钱三大拜物教中异化为丧失存在意义的“单面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配置资源，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不断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与此同时，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等现代性弊病也不断显现，日益侵蚀着人们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中国特色共享发展就是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拓展共享空间，深入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真正实现人民的幸福和自由。
中国特色共享空间的拓展关键是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建立正确的劳动观，使劳动不仅仅是用抽象时间计算的资本增殖手段，还是劳动者实现自我价值的感性活动。随着生产的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大量繁重机械的体力劳动逐渐被机器取代，脑力劳动逐渐成为劳动的主要形态，社会主义要充分利用新一轮技术革命，创造出更符合人的劳动规律的新的生产业态，使劳动过程逐渐成为个人价值的实现过程。劳动观的转变会使人的幸福感从对物质消费的满足逐渐转移到生产过程的自我实现，一方面有利于遏制过度消费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另一方面有利于避免粗制滥造导致的产能过剩，真正实现供给与需求的统一，使突破经济学需求与资源之间内在矛盾成为可能。全社会要形成尊重知识、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自我实现的劳动观也有利于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互助关系，提升人们参与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能动性，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建设反过来又为拓展共享空间提供制度保障。
（三）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作用，把握共享节点
科学社会主义共享是主客体间相互作用的不断实现，如何科学准确把握共享?点是不断推进共享实现的关键。共产党作为带领人民群众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目标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把握共享节点中具备理论与实践优势，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如此分析，“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2]285。中国历来是一个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集中制有利于广汇民智、广聚众力，在推进共享发展中比多党制能更好将主客体进行统一。
中国共产党对共享节点的把握是在实践中的不断探索。在经历了社会主义极端公有制历史教训之后，邓小平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3]并制定了从温饱到小康再到现代化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党的十六大对小康和现代化又进行细化形成“新三步走”战略，提出建设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任务。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明确全面建成小康和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节点，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定位经济“新常态”，并将“共享”确定为指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今后长远发展的理念，推进中国特色共享发展进入新境界。“落实共享发展是一门大学问，要做好从顶层设计到‘最后一公里’落地的工作，在实践中不断取得新成效。”[1]只有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不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才能在主观与客观、历史与逻辑、理论与现实的张力中把握共享实现的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