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环境指标视角下的中亚五国投资环境分析
投资环境也称投资气候或商业环境，是对投资者在投资时外界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在内的外部条件综合描述。对投资环境的研究始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二战后的迅速发展，而“投资环境”概念最早由伊西?特利法克和彼德?班廷于1968年提出，建立了一个用以评价国家投资环境的指标“冷热分析法”，通过包括政治稳定性等七个因素在内的系统来评价一国的投资环境。罗伯特?斯托伯夫则于1969年提出“等级尺度法”，选取八项构成投资环境的要素后分别进行赋值，对一国的投资环境优劣程度进行打分。综合不同评估指数并合理化设置评价方法成为近年来评估投资环境的主流研究法，如Goberman和Shapiro综合利用人类发展指数等多个指数，综合评估了投资环境。国内多采用AHP层次分析法、可拓综合评判法等定量评估投资环境。投资环境的概念综合了多种影响投资的直接和间接因素，如，包括了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人力资本等因素的自然禀赋影响因素，包括市场化程度、税收负担、基础设施、资金融通等经济因素以及政治形势因素等。
近几年?a能持续高速增长使我国对海外资源与国际市场的依赖性持续增加，而中亚国家不仅有丰富的能源和矿产资源，也有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这些客观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我国目前经济去产能的目标;从政治角度看，中亚五国地处欧亚大陆的核心，是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中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因此，从政治角度和经济角度来看，对中亚五国的投资合作基础良好。对中亚五国投资环境的分析与评估，能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的走出去行为，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二、 指标概述
本文将在已有研究基础上，选择政治环境、安全环境、宏观经济发展程度、外商投资环境以及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五个指标构成的投资环境评价体系模型，对中亚五国的投资环境进行分析与评估。其中，政治环境是指一国在特定时期内的政治环境是否平稳，如是否面临政府更迭风险、换届选举是否能顺利进行等;安全环境是指来源于国际国内，影响一国安全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外部情况与条件。将用《2015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报告》中对各国遭受恐怖主义威胁以及国内恐怖袭击活动的强弱程度的得分和排名来衡量;宏观经济发展程度是一国企业生存、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可用一国名义GDP与实际GDP增长率来衡量;外商投资环境指标可用一年内进入到该国的FDI流量来衡量;交通基础设施水平是指一国在能够协助社会生产的顺利进行、居民生活与出行而提供的公共交通服务系统的完善程度。可用公路、铁路、航空、水运等指标综合衡量。数据来自对《全球竞争力报告2015-2016》中公路、铁路、航空、水运和基础电力五项数据指标分别赋以0.4、0.3、0.1、0.1、0.1的权重后加权求和而得。赋值区间为1-10，10代表最高发展水平。
三、 基于投资环境指标的中亚五国投资环境分析
1. 中亚五国投资环境现状。流入中亚国家的外资主要进入到石油、天然气、制造业、钢铁、电力和银行等行业，所流向的国家通常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如哈萨克斯坦在1993年～2010年期间吸收了80%以上流入中亚地区的FDI。
政治稳定性方面，中亚国家的政治局势普遍稳定，总统长期执政，政府更迭风险较小。哈、乌、塔三国总统长期执政，但哈萨克斯坦的“哈里发战士”组织的影响无法在短期内消除，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的去世将引发该国政治局势动荡。吉尔吉斯斯坦曾在2005年发生“颜色革命”，且国内政局在2010年再次发生动荡，尽管目前国内政局开始逐渐稳定，但仍面临新旧政权交替和政党冲突风险;土库曼斯坦国内政局相对较为稳定，未来面临的政局动荡风险较小。该区域内普遍存在的政府腐败和民族、宗教冲突等因素也将增加在区域内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
安全环境方面，中亚地区总体经济发展速度较为缓慢，经济基础薄弱，导致国内矛盾较为突出，社会稳定性较低，恐怖袭击活动较为频繁。国际方面，民族问题错综复杂，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也长期盘踞在该地区，并与中国的“东突”势力联系紧密，是“东突”势力最主要的国外基地之一和国际恐怖主义向中国渗透的主要通道。而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势力干涉下的“颜色革命”影响到中亚国家政局的稳定性和政府执政力度。来自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三股势力”对中亚国家形成了长期的安全环境隐患。但近年来，中亚地区开始着手改善国内民生条件、促进经济发展的努力，五国的安全环境开始有所改善。其中在内陆地区的乌兹别克斯坦以及经济实力较强的土库曼斯坦的安全环境较好，基本没有面临恐怖主义威胁，而经济对外依赖度较高的哈、塔、吉三国的安全环境相对较差，但也显著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015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报告》对中亚五国的恐怖主义威胁程度排名与得分见表1。
宏观经济发展方面，世界经济在金融危机后发展长期疲软，全球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5.1%下降至2016年的3%。尽管实施了一系列诸如拉动内需、加强基础建设和促进出口等经济增长刺激政策，但受累于全球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走低、俄罗斯在乌克兰事件后受国际制裁因素的影响，中亚五国在2007年～2016年的宏观经济增长态势仍不容乐观。从经济总量来看，哈萨克斯坦的名义GDP远高于其余四国，但从2014年始呈下降趋势，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总量持续上升，而其余三国的经济总量规模较小，且均在波动增长趋势;从经济增长率波动角度看，中亚国家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其中乌兹别克斯坦国内实际GDP增长率总体表现较为平稳，而其余四国的经济增长均经历了大幅波动。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中亚国家经济增长率下降，其中，土库曼斯坦的实际GDP增长率发生大幅下降，说明该国经济对抗外部冲击的能力较弱。 外商投资环境方面，五国中仅有哈萨克斯坦由于投资政策制定、法制方面较为完善，且经济基础较好，能源储量丰富等因素使得进入该国的FDI流量显著高于其余四国，而天然气资源较为丰富的土库曼斯坦的FDI流入量次之，其余三国的吸引外资能力较弱。在外商直接投资的市场准入度方面，五国的经济发达程度与其对外资的准入限制呈正相关关系，即经济越发达，对外资进入本国的限制也越多：其中，哈萨克斯坦对外商投资的准入限制最高，市场准入度是五国中最小的，准入度次之的是经济发展状况次之的乌兹别克斯坦，而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土、吉、塔三国则对外资的限制进入最少，市场准入度也是最大的，其允许外商投资者在国内不受行业限制地投资，投资范围可以覆盖国内各经济领域。
交通基础设施水平方面，中亚五国均为内陆国家，没有出海口，交通运输方式以铁路、公路为主，且货运能力有限，交通运输基础薄弱。仅哈萨克斯坦在交通运输、通信、互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较为完善。乌兹别克斯坦国内公路通车里程4.3万公里，无高速公路，通行能力较差;铁路总长6 000公里，空运较为发达，且电力供应相对充足，能少量出口邻国;土库曼斯坦国内公路通车里程1.4万公里，无高速公路，铁路总长仅为4 000公里，电力资源丰富，在满足本国需求的前提下，向伊朗、土耳其和阿富汗等国出口。对五国基础设施综合指标计算结果见表2。
2. 中国对中亚五国的投资现状分析。从投资存量角度来看，中国对中亚五国投资总量较其在亚洲地区的总量偏低;在投资量增长率上，中国对亚洲地区的投资在金融危机、“一带一路”与国际产能合作的国家战略的冲击下出现大幅波动;对中亚五国的投资在2005年～2006年期间有大幅波动，在2008年～2009年金融危机影响下大幅下降后开始逐年上升。但伴随2012年中亚五国投资环境恶化，对该地区的投资增长有所回落。
从投资流量角度，2000年前，中??企业对中亚国家投资规模基本低于万美元，但投资流量自2003年始持续波动上升，中国对亚洲地区和中亚五国投资的流量总量分别呈现出波动上升和波动中下降的趋势，而两者的增长率均在波动中下降。其中，全球金融危机促使部分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回流至亚洲地区，使得投资流量在2008年有较为明显的增长，而“一带一路”战略从理念提出到实施，刺激了中国在亚洲地区的投资流量总量增长，总量在2014年达到峰值;对中亚地区投资流量总量则在2012年到达峰值，随后逐年下降，原因可能是在当年在国家对中亚国家FDI政策刺激下，增加了对其在采矿、公路建设等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的影响，但随后在世界经济整体发展趋势放缓、中亚国家内部分化日益严重以及2013年的乌克兰危机等利差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对中亚五国的投资流量增长从2012年后大幅下滑，并持续保持低位。
从对中亚五国的主要投资行业与企业角度来看，中亚国家独立之初，中国对中亚国家的投资主体以中小企业为主，投资领域集中在轻工业产品贸易、餐饮服务等行业中，投资规模较小。伴随着中石油在1997年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大规模石油和石油相关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的进行，中国对五国的投资主体形成了以中石油、中石化等大型国有企业为主，向能源资源开发、基础建设、工程承包等领域投资集中的特点（具体见表3）。
四、 对策建议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中亚五国的投资潜力较大，但也存在如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落后、政府腐败、法制环境不健全等问题，中国企业需要在充分评估其投资环境后进行投资。
1. 政府层面。中亚五国在制度、法律、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等方面差异显著。各国利益诉求不一，经济体之间缺乏合作的内在动力以及有效协调机制，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缓慢，也制约了区域内各国利用优势互补进行协调发展。因此，可以通过顶层设计对区域进行投资政策制定和产业布局，如将能源资源和矿产类投资项目重点布局在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环里海石油圈”内交通运输基础相对较好，且运输成本较低的富油气国内;工程类项目可以主要布局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哈萨克斯坦;水电工程建设可以在水资源储量丰富的塔吉克斯坦。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优化方面，除哈萨克斯坦外，其他四国的FDI流量与存量指标表现较差，原因可能是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抵触、投资政策制定透明度不高、官僚主义盛行和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因此，为了促进中国企业在区域内国家的投资和保护企业投资利益，政府应与投资国之间积极签订或修订区域性的投资准入与保护协定，协助企业熟悉和了解各国相关投资政策和法律制度，同时，可以通过中国企业在东道国建立的民间商会、海外投资者协会等不同渠道，对中资企业投资目的进行明确宣传，并从制度层面制定企业在投资国的经营行为规范，为中资企业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为中亚地区的开发与投资构建多个融资渠道。除土库曼斯坦之外，其余均为上合组织成员，从2006年开始，上合组织通过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对塔吉克斯坦的公路、电网修复、吉尔吉斯斯坦的水泥厂建造以及乌兹别克斯坦的土壤改良等方面执行了9亿美元的贷款，上合组织也为受2008年金融危机和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走低的影响的中亚国家经济恢复提供了大量贷款帮助。但企业对外投资来源单一，且中小企业较难获取资金，因此，可以通过协助中亚国家加入WTO等方式，搭建规范有序的区域经济合作平台，依托上合组织联合其金融机构，通过建立中亚区域投资合作基金，利用亚洲开发银行的贷款等为投资企业提供多渠道融资支持。
2. 企业层面。从企业经营策略角度来看，中国企业在中亚地区开拓市场，是中国企业整体“走出去”战略实施的一个部分。因此，在中亚地区投资的企业应该构建国际投资格局，建立一个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投资平台。需要避免出现“价格战”等不可持续的竞争手段;在中亚地区经营的企业可以通过在投资东道国履行其社会责任以树立中国企业积极的社会形象;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要熟悉和了解东道国投资相关的法律法规，利用法律手段进行维权。
从企业的风险防范与规避角度来看，由于中亚国家与中国在政治、经济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而企业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将面临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风险，因此，企业需要通过强化风险意识、建立内部风险预警和控制机制等方式来尽量降低风险。首先，企业可以参考商务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定期发布的对外投资风险信息，前者从政府驻外机构角度为企业提供东道国投资风险信息，后者则从企业海外投资实践经验角度提供经验借鉴;其次，企业可以加强境外工作员工的安全教育培训，提高其安全防范意识;最后，企业需要加强与东道国政府、相关主管部门以及当地群众的沟通，保持与其之间良好的关系，并妥善处理可能发生的矛盾与冲突，从而将在风险事件发生时，获得来自政府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