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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企业家成功经验研究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18-04-19

民族企业家成功经验研究

  中图分类号:F092.6 文献标识码:A

  The Research of National Entrepreneurs’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s

  Luo Li(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Taizhou College, Tai zhou 225300,China)

  Abstract:Hu Xueyan and Rong Yiren have accomplish something really great in business. Beacouce of a higher state of consciousness that Rong Yiren reached his end-result is very different form Hu Xueyan.At the beginning of their business, Hu Xueyan relies on successful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 and Rong Yiren support by his signature style of undertone.Of all the money and all the success Hu Xueyan had obtain with the help from the offi cials.Rong Yiren’s achievements depended mainly on his ability to assess the situation. Finally,we know him as the outstanding businessman、State leaders and an extremely patriotic personage.

  Kay words:National entrepreneurs Hu Xueyan Rong Yiren rent-seeking powers assess the situation

  胡雪岩和荣毅仁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位著名的商人,他们都通过自己的谋略胆识,在内忧外患的大环境中成就了一番商业伟绩。然一个人境界的高下决定其志向的高下,志向的高下决定其眼界的高下。作为商界领袖,不同的思想境界决定了两人不同的战略决策,并导致迥异的事业结局。

  1.商场初征的路径选择

  1.1胡雪岩的风险投资策略

  胡雪岩生活的时代,恰逢中英鸦片战争全面爆发、太平天国运动声势日长、洋务运动蓬勃兴起,是艰辛与机遇并存的特定发展时期。他出生于安徽贵溪,古称徽州。徽州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有丰富商业内涵的文化概念,明清之际曾形成了最大的商帮――徽商。徽商一方面诚实守信,积极拼搏,忍辱负重,坚韧不拔;另一方面也具有精于算计、左右逢源的市井商人特质。这是胡雪岩生存的背景基础,也是他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胡雪岩出身于贫困人家,13岁孤身出外讨生计,19岁被杭州一钱庄老板收为学徒。在这期间,他吃苦耐劳,留心积累经验和人脉,在与各路来往客商的交往之中,逐渐练就了非同一般的眼力,“察人之所未察”。他果断出手,把代收的500两银子私自贷给王有龄进京补实,这种行为无论对钱庄和他本人都冒了很大的风险,但却是深思熟虑后的风险投资决策。年轻有为的胡雪岩不可能一辈子做小二久居人下,要发展必须有贵人相助,但身处底层的他不可能结识贵人。他随时寻找发迹的机会,经过审慎观察,见王有龄虽未中举,但颇有才华,且重情义,此次进京补实缺,将来必有前程,是奇货可居。后来实践证明他慧眼识珠,王有龄果得官爵,并知恩图报,扶持胡雪岩开设阜康钱庄,而胡也充分利用这官场资源,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他准确的判断力和超人的风险投资胆识,还表现在左宗棠陷入困顿之时,胡几乎是以全部家产为抵押,解决了左宗棠军队粮饷短缺的困境,协助他收复新疆,得到左宗棠极大的赏识并被委以重任。胡雪岩的风险投资,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以此赚取了人生第一桶金,被称为“红顶商人”,时有“做官当学曾国藩,经商当学胡雪岩”的评价。

  1.2荣毅仁的“潜龙勿用”战略

  荣毅仁,江苏无锡人,出生于清末中国最著名的现代工商业世家,伯父荣宗敬和父亲荣德生兄弟早年经营钱庄,后创办面粉厂和棉纱厂,被誉为中国的“面粉大王”“棉纱大王”,是中国民族企业的先驱。

  荣毅仁是天赋异禀的传统商人,弘毅、敦厚、智慧、并敢于创新,其经商才华在20世纪的本土华商中独占鳌头。他兼具中国传统商人的文化精髓,晋商的敦和诚信之风、徽商的敏学结仕之气皆圆融于身。同时,他成长的年代又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年代,“科学”与“民主”两杆大旗高举,洋务派与保守派、科学与玄学、革命派与改良派等论战开拓了人的视野,活跃了人的思维,引进新文化和新技术的呼声高涨。在此大背景下,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的荣毅仁,接触到了国外资本主义的先进文化,受到民族资本主义思想和新思潮的影响,后来成为民主党派民建的一员。他眼界开阔,思想开明,这为他以后成为一名工商业大资本家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尽管出身工商业世家,但荣毅仁的从商经历是脚踏实地的,从基础做起,从底层做起,从“潜龙勿用”到“现龙在田”,很好地践行着《易经》的智慧。首先担任无锡茂新面粉公司助理经理,在这个岗位上充分锻炼,六年后兼任上海三新银行董事、经理,而后又经过两年出任无锡茂新面粉公司经理。虽然其有家族资产作为基础,但是这种稳扎稳打、从基?幼銎鸬木?历使其得到严格的训练,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深刻体验到创业的艰辛,这也使他后来面对各种风云时能够表现出临危不乱、以安天下的领导者风范。   2.飞龙在天的巅峰战略决策

  2.1借势立业,胡雪岩个人财富聚集战略

  在晚清前现代经济的场景里,在传统规范的约束、少数家族的垄断、外国经济势力的强势入侵的笼罩之下,想通过单枪匹马的个体经营活动而致富的空间极为有限,政治是获取财富的有效途径,[1]商人用财富获取权力和官员用权力获取财富的两条腐败套路必然纠结在一起。胡雪岩创造的财富神话,是以官商结合,借势立业为其达成的路径。他曾捐纳取得道员资格,并利用与王有龄的关系代理湖州公库并办丝行,说服浙江巡抚黄宗汉入股开办药店,终于攀附上左宗棠。

  同治元年(1862),左宗棠的部队与太平军作战,“晌项已欠近五个月,饿死及战死者众多。”粮晌短缺使左宗棠困扰万分,胡雪岩以其敏锐的嗅觉认定左宗棠必将是清朝力挽狂澜的重臣,于是决定雪中送炭,于三日之内筹得十万石粮草,顿解左宗棠燃眉之急。从此左宗棠对他有依靠更有关照,提供了大量经办粮台转运、接济军需物资的业务,并要求本部清军将攻取太平军时所缴获之物无论大小,悉数存于胡雪岩之钱庄中。另外,在左宗棠受命西征新疆后,所需军费一直不能落实,在胡雪岩的策划与运作之下,左宗棠说服朝廷向外资银行贷款,共借六次,总额达一千六百万两,史称“西征借款”,这些款项与利息的运营全部由胡雪岩经手操办。

  有了资本,胡雪岩便在各市镇广设商号,频繁从事贸易活动,其生意约分两大类,一是利用官场关系经营公权下的商业,例如为政府筹措外资贷款,采购军火、机器等物资,二是经营民用商业,涉及大米、生丝、茶等大宗商品的倒卖,构筑了以钱庄、当铺为依托的金融王国,短短几年“以小贩贱竖,官至江西候补道,衔至布政使,阶至头品顶戴,服至黄马褂”, 在构建了炫目的财富大厦的同时,也获得了巨大的政治荣誉。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中有记载:“私财亦二千万。”《一叶轩漫笔》中亦云“富可敌国,资产半天下。”“清史而立货殖传,则莫若胡光墉。”[2]

  2.2审时度势,荣毅仁的家国战略宗旨

  实业救国是荣毅仁的人生经营宗旨。荣毅仁生长在中国近代新旧交替、四处战乱之时,在那个官僚资本排挤、日本帝国主义威逼利诱的战乱年代,他的家族凭借智慧和力量,在解放前开办了包括纺织、印染、面粉、机械等二十多个工厂,均革新传统的手工作坊,应用先进的机器生产,保持与世界领先水平同步,成为当时最有实力的家族企业

  新中国成立之前,上海及江浙一带的大资本家多举家外迁,有的去了台湾,有的去了国外。荣氏家族其他成员也陆续离开大陆,唯独荣德生、荣毅仁父子决定留下来,建设新中国。建国后,他成为与政治风云密不可分、并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顺势而起的企业家。早期向毛泽东提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能否转化成为非对抗性矛盾的问题。[3]后审时度势,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率先实行公私合营,将自己的商业王国无偿交给国家,这一壮举有力地支持了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戏称他“红色资本家”,给予“爱国又有本领”的评价。继而担任恒大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华东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为新中国的工业振兴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工商界的典范。接着是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两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直至五年任期的国家副主席。

  3.商业巨贾的落幕

  3.1公权博弈私权,胡雪岩的败局已定

  胡雪岩以一介商人戮力跻身官场,利用权力寻租,迅速积累了巨额财富,但成亦官场,败亦官场。这种过分依赖公权力聚集财富甚至发国难财的做法,也将其置于利益纠葛的漩涡。因为商人和官员的行事原则毕竟有诸多不同之处:商人既然以牟利为宗旨,必然唯才是举、唯利是图,其他因素?t少有顾忌;而仰食国家俸禄的官员们则以恪守“廉洁奉公”的圣训为要务,私下纵有各种“灰色收入”,绝不敢公然从官款中挪取。胡雪岩既然通过捐纳跻身官员之列,自然要遵守官场规则。然而他从根本上又是一个商人,总是按商人的谋利原则行事,在代政府向外贷款中浮报利率,将实付利息与应付利息之间的差额据为己有,为自己取得了周转资金并赚取利差,也就是今天的吃“回扣”,自以为是精明机巧,实则涉嫌侵蚀公款,触犯了官场禁忌。

  此外,官场中还存在着残酷的派系斗争,依附于某一政治派别的商人极可能沦为其他派别攻击的目标。在李鸿章和左宗棠的政治斗争中,胡雪岩靠拢左宗棠,自然就处于李鸿章的对立面。李为了遏制左的势力,打压左的财政支柱“胡财神”,也势在必行。1883年,正当胡雪岩因大量囤积生丝,资金周转困难之时,阜康号遭到了挤兑。[4]官府非但没有及时救市,维持金融市场稳定,反而推波助澜,开始反腐调查,追查刑部尚书文煜在阜康号中所存银两来历不明案件,最后下令“即由顺天府向该号商按照定款如数追出,以充公用”,[5] “所有阜康银号应交充公银十万两,著拨给顺天(府)以充赈需,即由刘秉璋①严行催追,如数解交顺天府,毋稍迟延。”[6] 利用官款过多,与政府官员交往过密,一旦为政治风浪所波及,就难逃倒闭的命运。光绪九年(1883)冬,胡雪岩在上海、杭州、北京等地的票号如多米诺骨牌般纷纷倒闭,传奇财富帝国随之烟消云散,并殃及他票号。“巨家如刘云记、金蕴青皆相继坏事,其余商店接踵倒闭,不知凡几,诚属非常之祸”。[7]

  公权力过于强大且不得节制是传统商人生存艰难的另一因素。在前现代的法律框架中,官、商力量地位不对等,公权力过于强大,且与私人权力间缺乏法律的界分,其代表主体官府可以毫无顾忌地跨入私法的领域。 [8]商人以及其所代表的私人权力有时固然可以附庸于官方谋取商业利益,但就整体而言,则始终处于从属和被利用的地位。在官府同商人进行各种交易中,不是契约关系,商人被期望产生利税,在他们破产倒闭时,官府很少考虑其维护市场秩序的职责,往往因自身利益受损而翻脸,急于主张自己的“优先受偿权”,甚至还将债务人名下的全部财产都延揽来担保自己债权的实现,损失却只能由商人承受。胡雪岩虽然可仰人鼻息,借公权力牟取巨额利润,却终究难以摆脱火中取栗并最终引火烧身的宿命。   3.2荣毅仁的华丽转身

  在经历了“文革”动乱后,1979年,荣毅仁积极探索经济发展之道,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直属国务院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CITIC),并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当时中国经济格局仍然游离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人们还在争论市场经济到底姓“资”还是姓“社”,荣毅仁首先跃入国际市场的汪洋,成为“敢于闯荡国际市场的先行者”。当时“左”的流毒尚未肃清,不少人常常议论中信方向究竟对不对头:“荣毅仁真傻,放着部长不当,却去搞这有风险的新玩意儿,他的苦头还没吃够呢!”有人质疑:“再搞这种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东西,怎么能说得清楚?”荣毅仁却对中国经济拨乱反正的大趋势有最准确最深刻的判断,敢为天下先。他说:“资本主义社会经常使用的方法,不应被视作只适合于资本主义经济环境。”

  他善于创新和利用市场规律,敢于应用新思想,在他的带领下,中信公司开创了多个中国第一:第一个开展国际租赁业务,第一次在外国发行债券,第一个经营房地产业务,第一个开展国际经济咨询业,第一个涉足国际商用卫星通信事业等等,为改革开放摸索路径、积累经验。比如,当时中国急需化纤品,在建的国家重点工程―――江苏仪征化纤工程,因投资不足准备下马,下马导致的损失更无法预料。加之“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封闭式思维阻力巨大,荣毅仁力排众议,提出发行海外债券。他对主管部门领导说:“融资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出了问题我负责。”从而让这个项目起死回生。在国外发行债券,这是新中国成立33年来第一次,一时被誉为“借蛋孵?u”的“仪征模式”可谓敢为天下先的模式。

  以政府支持为强大后盾,荣毅仁以其非凡的身份与经历,成为一位有广泛国际影响的人物。他雍容大度,气宇轩昂,英语流畅,引西方人士侧目。他交友广泛,善结名流,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也是荣家的座上客,美国洛克菲勒、前国务卿基辛格以及世界驰名大企业的首脑几乎都是他的朋友。特别是将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聘为顾问,令舆论诧异。他以政治家的卓越眼光和商人高超的智慧,帮助中央打破当时西方对中国的所谓制裁,让世界有了了解中国的窗口。

  他以当年大上海资本家的“长袖善舞”、财技逼人而所向披靡。荣毅仁办公室有两样东西十分醒目:一是一个大屏幕的电子显示器,屏幕上不断刷新着各种信息、数据,令人眼花缭乱。二是一幅巨型彩照―――荣毅仁与邓小平亲切握手。这是他的智慧与真情的表达。

  在他的经营之下,中信公司成长为一个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扇窗口。“我从1979年担任中信公司的董事长9年以来,共投资、合资搞了209个企业。”[9]中信公司先后在海外发行债券共6次,总金额近6亿美元。还在国内经营外租赁、外汇银行、咨询服务、房地产业等方面的业务,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迅速发展成一个拥有近60亿人民币资产,集生产、技术、金融、贸易、服务等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标杆,成为海外关注度非常之高的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风向标之一。《三联生活周刊》李鸿谷评价说他是引发中国市场经济的很重要的一个人物。美国《财富》评选出的1986年世界50位“最富魅力的企业家”中,荣毅仁榜上有名,他是新中国成立近40年大陆企业家跻身此行列的第一人。著名的“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曾经评价荣毅仁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懂得国际经济规则、同时又在西方拥有人脉资源的人。

  4.战略眼光高下之考量

  4.1个人视阈樊篱终未超越

  胡雪岩事业成功的道路上已然隐含了令其败落的诸多因素:有受洋商排挤的因素 [10],外国商人在不平等条约和武力的双重保护下,大肆倾销商品,开办企业,掠夺劳工,中国商人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应对此类剧变,倒闭停业者众多;有经营问题遭到挤兑的因素[11],有政治斗争与公权力的清算。也有人认为是骄奢淫靡导致了“一时灯火楼台,很快灰飞烟灭”的结局。[12]一言以蔽之,战略眼光的不足,人生格局的狭小是其败落的根本原因。

  胡雪岩可谓为富且仁,以博爱为宗旨开设的“庆余堂”,接济世人,并向军队提供药品,也曾解囊支持清政府,赢得胡大善人的美名和爱国商人的美誉。但由于出身于底层,个人修养的先天不足,自下而上创业的艰难,始终以个人为人处世为首要,虽有善举,很难有大的人生格局与高的精神境界,未能从根本上对国家做出贡献。对金钱贪婪,一味地以权力寻租追逐利益,却没有清醒意识到官商结合的巨大风险,没有及时从官商结合的态势中摆脱出来,沦为左宗棠与李鸿章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狭小的人生格局决定其缺乏战略眼光,使他发迹暴富后,不思个体利益的超越,不思对国家、社会、百姓有更多的担当,而是急于享受创业的成果,生活腐败在所难免,“他营造庭园,收姬纳妾,邀友狎妓”[13],他常自谓“一不做官,二不图名,但只为利,娶妻纳妾,风流一世,此生足矣。”狭隘的个体意识可见一斑。汪康年在《庄谐选录》中分析道:“杭人胡某,富坷封君,为近今数十年所罕见。而荒淫奢侈,迹迥寻常所有,后卒以是致败。”

  4.2民族大义成就商政业绩

  荣家是商贾世家,有实业兴国、护国、荣国的传统,有以民族大义为重的传统,对名利也有更为深刻的判断与长远的眼光。毛泽东曾说 “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荣毅仁不仅继承了家族民族资本家的传统,还完美地演绎了从民族资本家到新中国政治家的角色转换,是跨越资本与政治之间鸿沟的第一人。[14]

  荣毅仁本人更是一位接受过新思想、经历过新思潮的荣家传人,既有审时度势、敢于创新的才干,也有高瞻远瞩的民族大义。他曾经说过,生意人的眼光,既要看得准,还要看得远。建国前夕,中国的资本家纷纷离开大陆,荣毅仁没有为一己利益而抛弃国家,而是对共产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方针充满信心,毅然决定留下来发展实业,坚定地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之后成为最大的实业家。1956年,他审时度势,在经过反复权衡与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将自己的商业帝国无偿地上交给国家,支持新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他赢得社会的敬佩与赏识,成为新中国管理层的一分子,为他提供了更高的视域。   文革之后,他精准判断时世,在危机关头冲破重重阻力,锐意改革,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创下辉煌业绩。他关注的是国家的发展、国家的利益,其思想之大气,境界之高远,非胡雪岩可比。1987年访问美国时,正值他圣约翰大学同学毕业50周年纪念日,他应邀讲话时回顾了自己的奋斗历程,动情地说:“祖国,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人民、土地、物华、人情以至她的前途,她的一切,是一种永恒照耀我们去追求真理的光。只有在这种光的照耀下,才能逐步接近真理,认识真理。而掌握了真理,就能为祖国增光。”正如自己的座右铭:“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 荣毅仁去世后的盖棺定论: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伟大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战士。他辉煌的人生轨迹正是其颇具战略眼光的正确抉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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