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艺术中的美学思想解读
琵琶自诞生以来就与文学艺术的水乳交融，交相辉映。唐代，由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从而带来文学与音乐艺术的繁荣。《琵琶行》作于816年秋天，当时由于白居易的直谏得罪了当朝的权贵，被贬为江州司马。这件事对他影响很大，从此，他早期的斗争锐气锐减，消极情绪日渐增多。作品借着叙述琵琶女的凄凉身世和高超演技，抒发了作者个人政治上受打击、遭贬斥的抑郁悲凄之情。在诗作中，白居易把琵琶女视为自己的风尘知己，与她同病相怜，写人写己，哭己哭人，宦海的浮沉、生命的悲哀，全部融合为一体，因而使作品具有不同寻常的感染力。“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是本诗的主旨。《琵琶行》在艺术上的成功还在于它运用了优美的、有乐感的语言，用视觉的形象来表现听觉的感受，萧瑟秋风的自然景色和离情别绪使作品更加感人。
宋元时期，文学作品的主要形式为词和曲，文风也较唐代婉约，琵琶作品也多以咏物为主，引物思情。情感?^含蓄，张于湖《琵琶亭》、刘敞的《琵琶亭》、苏轼的《采桑子，诉衷情――琵琶女》、岳珂的《次韵乔江州琵琶亭诗二首》、元代张可久的《越调?小桃红?离情》等，都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琵琶题材文学作品。
明清时期，随着外来因素乐的影响以及经济的繁荣，有关琵琶文学作品的也更加理性，内容不再限于思情与咏物，而是对乐器本体和音乐、音色、弹奏方面描写表现比较多。这是因为，琵琶发展到明清时期，各方面发展更加成熟，演奏技巧也更加精湛了，诗词表现琵琶本体艺术魅力已成为这时期的一种趋向，形成了明清时期的琵琶咏。琵琶的在文学上的价值也脱破了仅仅是咏物抒情的范畴。
在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中，要以儒家的“礼乐”思想和道家的“大乐与天地同和”思想为代表。“礼乐”思想源于西周的礼乐制度，礼是指人们日常的行为习惯和礼仪规范，乐是指有着政治意义的音乐。孔子是“礼乐”思想的奠基人，儒家的礼乐思想对中国民族乐器的音乐观有着深远的影响，儒家的音乐美学主张“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中和”的音乐是最完美的至上的音乐，重视音乐的政治、社会、伦理、教化功能，认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琵琶演奏家刘德海先生，秉承了儒家思想的精髓，把中和的美学思想在琵琶演奏的二度创作中加以运用和发展，他曾经说过：“当前，有些演奏家较多机会接触‘前卫’新潮音乐，演奏不和谐的噪音和稀奇古怪的音响，因过分‘热衷’而有可能疏远甚至丢掉乐器中最美的‘中和’之声，导致耳朵失灵美感失聪。”他主张琵琶演奏应追求“天、地、人”融为一体的最高境界，他提出：“万物对立统一的‘中和思想’取两极之中，以中为立足点，一分为三，合三为一，在矛盾冲突和缓解的三相（左中右）互动中，频繁的回馈信息，从差异中寻找新的美，寻找新的行动。这就是以中为归宿，以中平衡两极的‘中和思想’”。
关于道家的音乐音乐美学思想，《乐记》认为，“大乐与天地同和”观点，诱发于宇宙生生不息、风雨序次的和谐运动，而宇宙的和谐包含了音乐的和谐，天地之美其实就是音乐之美，所以乐者，天地之和也。道家的阴阳观点还体现在琵琶演奏手法上，琵琶中最基本的弹挑技巧是琵琶的灵魂，食指的弹奏使人感到阳刚有力之感，拇指的挑奏又使人感到阴柔婉约之美，这一阴一阳的完美结合无不体现出琵琶演奏的艺术魅力。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对琵琶音乐更深层次的影响，无不表现在重写意、轻写实的手法上，这也像中国国画与西方油画的风格上区别，油画注重写实，形象逼真，浓墨重彩，而中国画追求意境的表达“泼墨写意、淡写轻描”。中国传统的琵琶音乐也多为写意为主，如著名琵琶文曲《夕阳萧鼓》、《阳春白雪》、《月儿高》、《彝族舞曲》、《塞上曲》这些描写景色的音乐也极少运用直接临摹的手法，更多的是淡化的模仿和意境的表达，对景色的描写主要是用来抒发作者内心的审美情趣和对人生哲理的思考，去追求音外之意。这些文曲虽然有文字的标题，但这些标题只是把听众欣赏音乐引入到一个规定的情境中，有一种似画非画、似象非象的感觉，而不像圣桑的《动物狂欢节》那样通过音色、速度、节奏的变化将不同动物可爱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展现在听众面前。这也是琵琶中传统音乐美学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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