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时代“道德危机”的社会学视角分析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7）05-0131-02
[作者简介]聂炎炎（1992- ），男，汉族，安徽安庆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自媒体对公众道德感的挑战
自媒体概念由美国学者丹?吉尔默提出，逐渐形成学界共识。自媒体以个人传播为主，每个人都是信息传播源媒介，极大拓展了公众的舆论空间，同时也带来虚假信息泛滥、道德边界推移、欺诈性消费等社会问题。尤其是在商业化运营的操控下，自媒体平台直接造就了信息营销市场，使得受众的物质需求，甚至精神层面的信誉度、同情心、责任感等都成为了被消费的产品。于是当消费过程发生冲突时，即会产生一连串的对峙与消耗。其中类似“狼来了”现象对公众道德底线的挑战就是典型范例。以“罗尔”事件为例的自媒体舆论话题，冲击着网络信息泛滥时代的道德底线，让充满善意同情的话题参与者怒不可遏，最终由民政部门出面才最终确认事件真实信息。真相是事件的真实发生，而事件的结局却是公众与当事人的集体消耗。在出现一次又一次的信任危机之后，公众的神经变得愈加脆弱，这种敏感度又激发了道德底线的提高，以至于“狼”真的来了之后却无人问津悲剧的出现。支付宝的“校园日记”同样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况，社会内部的信用机制是社会有机结合的韧带，缺乏社会信任的维系不仅仅会导致人情淡漠，同时会造成人们的心理危机与精神恐慌。但自媒体平台的出现，为个体成为信息发布者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鉴于在法律层面上还未对此展开制度性的约束，对自媒体的社会功能进行理性分析具有广泛社会价值。
二、自媒体“道德危机”的理论分析
（一）功能论分析
功能论视角是社会学理论视角中比较经典的视角，其代表人物有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帕森斯等人。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提出了“手段―目标”理论，即社会作为一个文化体系为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规定了目标，但是在结构安排上却并没有提供达到上述目标的合法手段[1]。笔者认为自媒体带来的“道德危机”是由社会结构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自媒体具有“去中心化、草根化、碎片化”等特点[2]，这使得自媒体平台的信息发布成为了获取社会援助的重要途径，导致信息发布者为达到影响公众视野的目的，刻意的加工信息达到发布消息的“亮点”，从而产生了含有大量“水分”的新闻消息。即使事件是真实发生的，但对事件背景的随意放大已成为常态。
信息在转换成文字的过程中导致一部分缺失，并混入再造成分，“目的性”的信息再造会诱导信息发布者刻意为之，最终形成了“标题党”与虚假炮制，让传统社会救助陷入被动的危机。但是另一方，这种“目的性”发布的“反功能”也是显而易见的。就信息传递的内容本身而言，完整的事件信息会在质疑声中逐渐曝光，最终使得信息发布的最终目的得以实现。这种虚假消息传播的方式显然是不可取的，公众可能为此回头一次，但第二次就很难再轻易取信。就后续信息发布者而言，为了弥补信息转换过程中的遗漏、转换等问题，将信息加工的更为全面，如配以图片、视频、政府公信力等确凿的消息。就公众而言，对于自媒体新闻的辨识度逐渐形成更加全面、系统的思维，对于信息的加工整理也从简单的表面理解过滤到事深度问题式思考。
（二）冲突论分析
冲突论视角是在对功能论反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是分析社会现象的经典理论视角，其代表人物有美国社会学家科塞、德国社会学家达伦多夫等。从冲突论的角度看，任何社会以及社会集团之间都存在着冲突，自媒体消息发布以及传播过程信息的不对称，导致冲突现象难以避免。在自媒体消息传播的过程中，冲突双方之间的关系也能用社会学家埃利亚斯的“内局群体”与“外局群体”理论来解释。信息发布方往往处于“内局”位置，诱导着整个舆论的走向，而受众往往处于“外局”地位，在整个消息发酵的过程中处于被动的地位，然而这种被动地位却在大V与推手的造势下继续被动的传播着，任凭信息内容是如何的反转，绝大部分的受众只能被影响，很难发挥主导局势的作用。在自媒体带来的舆论冲突中，冲突的双方是信息的两端―发布者与受众，冲突的具体形式会在消息回复、后续消息发布、网络“口水仗”、相关部门的调查等方面体现。
在自媒体带来的“道德危机”问题中，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受众对于在阅读与传播消息过程中的行动目的是多方面的，不仅为了追求新闻阅读，而且包括社会、情感、政治等目的。社会学家科塞提出了“社会安全阀”理论，借助该理论能有效缓解虚假的自媒体消息对道德秩序冲击的各种问题。科塞认为通过安全阀可以帮助社会及时排解出敌对情绪，而不至于破坏整个社会的结构。多次的舆论炒作都是最终由相关责任部门的实际问题调查回复才“平息众怒”，因此对于安全阀的设定不仅需要在个体商业化运营的自媒体平台上着力，还需具备实体公信力的权威部门发声。从着手实际问题的调查出发以传统媒介为工具，高效的为自媒体民众提供权威声音，同样是缓解社会冲突的重要途径。
（三）互动论分析
互动论视角侧重于从个人层面分析社会现象，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的社会学家霍曼斯和布劳。霍曼斯认为：当个人的行动没有得到期待的报酬或者受到了没有预期的惩罚时，就可能产生愤怒的情绪，因此会出现攻击行为[3]。自媒体平台满足了大众的偶像心理，如微博一开始就是明星大腕的网络偶像空间，而个体通过类似的发展粉丝方式也成为了自己心中的“明星”。基于自媒体平台运营出现了许多网络公司，这些公司存在的目的是制造大V平台或者10万+的阅读量推信，也就是创造具有大规模受众的消息，对于网络话题的营销占据着消息推力上的主导地位。形成了网络公司、消息发布者与消费者受众之间的博弈。网络公司作为消息的推手与消息发布者的合谋，以及消费者受众作为巨大的消费市场成员而整体被消费均成为常态。一旦这种常态的稳定性被“局内人”道破玄机之后便使得受众体验到了受损。互动论中的参照群体理论认为，参照群体不仅具有地位比较的功能，还具有引导行为和态度的功能。如果?c起初的消息不一致，甚至颠覆了消息的真实性，那么受众的“明星”心理则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展现出来的回应也会是剧烈的反抗。由于消息两端沟通的不完善与不彻底，导致消息发布者抱有私心，消息受众人云亦云，沟通的缺失让舆论走势转承起合，形成了自媒体传播的隐患。
三、自媒体时代公众道德问题的思考及对策建议
（一）加强法制监管
自媒体平台是随着互联网普及后的新生事物，法律制度监管相对薄弱，通过制度的约束提高自媒体行业的规范要求才能从信息的源头保证道德的公允水平。对于恶意虚假宣传造成的混乱行业秩序的自媒体行为，要加大打击力度，让网络社区秩序井然，让民众的道德在规范的环境中得以发挥功效。由于消息的平民化，自媒体在加强监管方面难度相比传统媒体较大，但可以通过自媒体平台的责任人负责制进行监管引导。自媒体平台运营商也在政策的指引下做好重要信息的真实性核查工作，对于不负责任的肆意言论加强管理，对于一般事件上升到公众事件的临界阈值要做好指标监控，对待公众聚焦的事件要及时高效的发出权威声音，不让受众的道德遭受虚假的粉饰。
（二）规范社会安全阀建设
自媒体既是消息的发布者，又是消息的获益者，这对于受众而言缺乏有效的监管评价机制，而社会安全带阀的构建则是从回复受众疑惑的角度，加强规范其消息的全面真实性，让信息的交换在充分的弹性范围内，也让公众道德的等待时间在合理的范围内。应落实社会安全阀的监管效率，避免信息的不对称性引起的自媒体信息传播问题。完善各类平台的信息回馈机制，在制度的设定和履行上进进一步推进。
（三）提高受众理性思维
广大受众既是自媒体信息传播的参与者，同时又是监督者，对于消息的真实性要勇于发声，提出合理质疑。应提高个人的理性批判思维和参与监督意识，对于自媒体信息的传播不盲目跟风，待消息全面发布后再做出理性判断，共建共享的理性网络社区。政府作为公信力的代表需要积极参与到自媒体的共建过程中，加强社会的网络道德建设工作，做好网络空间的舆情引导。例如广电总局面对传统媒体道德下滑开展的“净化工程”、“监察工程”就是对传统媒体的参与和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