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挑战和机遇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新常态”一词首次进入中国老百姓的视野。近年来，“新常态”已成为观察中国经济的一大热词，也是当前分析研究中国经济的必要前提。
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关于新常态的特征，不同的学者虽然有不同的观点，但普遍认为中国经济进入了与高速增长阶段不同的中高速增长阶段。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GDP增速长期保持在8%以上，只有1979～1981年、1989～1990年、1998～1999年连续2～3年的增速低于8%。但是，自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持续低于8%并缓慢下降，2012～2015年增速分别为7.7%、7.7%、7.3%和6.9%，2016年初步统计结果为6.7%，创连续26年新低。
伴随着GDP增速下降，中国经济结构也出现重大变化。首先，服务业逐步成为产业主体。中国服务业增加值于2013年首次超过工业，占GDP比重达46.1%；2014、2015年，这一比重继续攀升至48.2%、50.5%；其次，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中国的需求主体。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于2012年达到51.8%，是2006年以来首次超过投资。2015年，这一数字跃升至66.4%。
无论是经济增速的下行，还是经济结构的优化，都表明中国正在进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原因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高储蓄、高投资的投资驱动和低成本劳动力的要素驱动。近年来，在这些增长动力持续减弱的同时，创新等新动力还无法接续，使我国经济陷入了增速下降的局面。
（一）投资驱动难以为继
投资增速的下降是我国经济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2016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8.1%，创1999年以来的新低。实际上，2003～2012年10年间，中国的投资增速一直高于20%，直到2013年跌破20%，并开始一路下滑。投资驱动增长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高储蓄、高投资。目前中国是全球储蓄率最高的国家，居民储蓄率超过50%，远高于欧美等国20%的平均水平。高储蓄一方面成就了高投资，另一方面造成了低消费。从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看，投资需求是消费需求的引致需求或派生需求。单纯扩大投资需求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但最终还是要由消费来实现。只有消费增加，才能使增加的投资需求取得预期的收益，才能促进经济的增长。相反，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增加，扩大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是没有持久动力的，甚至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二）要素驱动难以为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处于人口红利期，劳动人口比例高，社会抚养负担小，财富积累速度较快。但是，我国劳动适龄人口于2010年达到峰值后开始绝对减少，人口抚养比则转为提高，也就是说我国人口的红利期已经成为过去。中国劳动力平均小时工资与美国的差距从20年前的77倍下降到目前的11倍。此外，由于要素成本的不断攀升，中国劳动力成本较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高出5～7倍，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已加快向东南亚国家转移。可见，依靠低成本劳动力的要素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也无法继续。
（三）创新驱动还未形成
中国是教育和人才的资源大国，科研基础比较扎实，具有很强的创新驱动发展潜力。但是，由于市场体制和管理等方面还存在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国的创新驱动发展。以科技成果的转化为例，发达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率为60%～70%，而我国只有不到30%。这说明有太多的科技成果走不出实验室的大门，只能作为科研院所的陈列品。此外，创新主要是以企业为主体。企业创新需要持续投资，周期长且风险大。中国企业不堪忍受，选择引进技术来发展，实质上是把创新的任务交给了发达国家。这种发展方式虽然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企业生产只能在低水平上重复，使得中国制造业难有世界知名的品牌，且普遍面临“缺核少芯”的状况。2013年，中国芯片进口额首次超过原油，成为第一大进口商品。这些事实说明，中国企业整体“创新乏力”。
三、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挑战
在?济高速增长阶段，由于潜在需求旺盛、资产价格持续上涨，粗放增长模式下的一些矛盾和风险容易被掩盖和吸收。进入新常态后，伴随着增速下行和结构调整，原有的风险化解机制难以继续生效，原来被掩盖的矛盾和风险就会显露出来，并对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造成诸多挑战。
（一）地方债的风险逐步显露
经济的下行首先表现为楼市的下行，因而会使房地产企业暂停购地，使那些以土地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地方政府财力紧张。目前，中国政府的债务规模较为可观，但债务水平并不高于美日等发达国家。普遍观点认为，中国的地方债规模还不足以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但其发展趋势不容乐观。尤其是地方债的资金大部分来源于银行系统，如果无法遏制地方的发债冲动，或者地方政府未来几年的债务增长速度高于收入增长速度，则显性风险将急剧扩大，中国银行业出现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将大幅度上升。
（二）产能过剩的持续威胁
产能过剩一直是近年来中国产业发展的“顽疾”，每一次经济相对不景气时，都需要治理产能严重过剩问题。不仅传统的钢铁、水泥等基建行业产能过剩，而且光伏等代表未来新兴产业发展方向的高科技产业也存在产能过剩。中国的产能过剩已经从潜在、阶段性过剩转变为长期过剩，从低端、局部过剩转变为高端、全局性过剩。产能过剩会导致企业产销率下降、亏损额增加，扩大银行的不良资产，进而引发金融风险。然而，产能过剩的解决需要合并关闭一些工厂，这会导致失业，打击居民的收入和消费预期，由此使经济面临越来越明显的下行压力。 （三）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回归
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开始呼吁要“重新回归制造业”。以美国为例，为提高国内制造业吸引资本的能力，政府不断降低国内制造业的税负，并使暂时性减税措施永久化。同时，美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不断下降。据统计，2005～2010年，美国制造业工人的成本只增加了4%，而同期中国工人的工资以每年19%的速度递增。此外，第三次工业革命也为美国制造业回归做出了技术上的准备，使美国保持高端制造领域的领先优势。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回归将重构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并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这将使得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减弱。
（四）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增加
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不仅会面临更加复杂的经济问题，其政治和社会矛盾也会更加尖锐。究其原因，是因为社会发展初期阶段的主要矛盾只是简单的温饱问题，经济增长就能化解。然而温饱问题一经解决，人们就会产生对公平和正义的需求。此时，低收入阶段已经存在但并不突出的问题都会浮出水面，例如腐败问题、收入差距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环境问题等，都有可能引发社会和政治动荡。一旦和谐稳定的大局得不到有效维持，经济增长将无从谈起。
四、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机遇
新常态给中国经济带来的不仅有挑战，还有机遇。就当下而言，经济的转型升级有着不少有利条件。
（一）城镇化带来巨大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城镇化的速度相对滞后。这既是我国发展的不足，也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下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20世纪70年代，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先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高的城镇化率，上述国家当时的城镇化率都在80%以上。而我国2016年的城镇化率也只有57.35%，与发达国家相比至少还有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为我国经济的转型发展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二）大国优势提供内需支撑
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的内需不容忽视。目前，随着人均收入提高、年龄结构和受教育程度的变化，我国老百姓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很多新兴消费和新的商业模式也加速涌现。汽车、信息产品和文化产品已成为消费重点，将形成汽车制造、信息产业、文化产业等新型支柱产业。同时，随着互联网与消费的深度融合，企业对于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偏好与趋势有了更精准的分析与判断。这不仅有利于供给侧改革的推进，而且使我国的产业体系更为协调。
（三）结构调整释放持久动力
新常态下，中国的产业结构虽然相对过剩，但主要表现为一般加工业的过剩，高端制造业、新能源、环保产品、现代服务业等依然短缺，发展潜力巨大。当前，信息技术和制造业正处于深度融合发展阶段，高端装备制造、智能化的数控技术、新型轻合金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成为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动力。此外，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快速发展，不仅可以扩大内需、创造就业岗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还可以引领服务业与制造业实现更高层次的有机融合，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四）体制改革形成最大利好
改革是最大动力，也是最大红利。新常态下，由于经济增速放缓，因此更加紧迫的要求转方式、调结构。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使我们补上市场机制不完善、企业改革不彻底以及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等体制“短板”。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问题都做出了全局性的战略部署。此轮改革的核心依然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中改革的重点是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明确政府该干什么，市场该干什么，划清二者的边界，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实现简政放权。
（五）对外开放促进全面发展
近年来，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对中国部分制造业展开替代，对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发起了挑战。因此，我们需要在进一步的对外开放中寻求问题的解决。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是新常态下我国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转方式、调结构、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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