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经营效率视角下地方政府平台贷款与商业银行的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3-0069-06
引言
地方投融资平台是地方政府金融创新的产物，是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的代理（Remy， 2001）。自2008年以来，为应对并缓解国内面临的全球性经济下行压力，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和手段，其中地方投融资平台作为一种债务性融资工具，在弥补地方资金缺口、推动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万剑，2013）。
时至今日，这类巨额债务对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困扰。据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全国地方政府行政债务余额约为30万亿元，日趋严重的地方政府债务累积已经成为影响我国未来经济稳定发展的隐患。另一方面，我国商业银行顺势承接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类贷款，虽然扩充了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规模，学界却不能以此为依据来判定商业银行是否处于高效率状态。基于“经济理性”假设，商业银行在拓展中间业务等新的市场空间的过程中变得“懒惰”，在无形中降低了商业银行业务创新能力以及资源配置效率，不利于商业银行综合竞争力的提升（王建旭，2015）。
通过动态地研究商业银行承接地方投融资平台类贷款的经营效率，国外学者认为商业银行中的政府债务融资会“挤出”私人部门贷款，增加银行的“懒惰”效应。Li（2005）通过32个国家政府公共贷款数据的实证检验，认为存在公共资本挤出私人投资的可能性。Bartels（2009）使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观察了包括中国在内的32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贷款数据，认为政府贷款会挤出私人贷款。
较国外实证研究而言，国内关于政府公共贷款对金融市场发展，尤其是商业商业银行效率的文献相对不足。张志艳（2012）等学者从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视角出发，通过静态和动态两种维度观测国内商业银行经营效率，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商业银行寻求利润不能只以赚取利息差为主，应提倡金融改革与创新。唐雪松（2012）对中日两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进行比较性研究，认为中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低于日本商业银行，其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商业银行来自于中间业务和金融市场创新能力的非利息收入与净利差水平较高。
然而，国内学者多以案例分析的定性视角研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市场风险，没有将政府公共贷款与银行效率的关系纳入实证研究范畴，缺乏衡量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对商业银行效率影响的经验证据。因此，本文基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的扩张对商业银行运行效率的研究视角，构建了观测我国商业银行在新时代背景下，纳入地方政府投融资贷款业务后经营效率的测度模型。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地方政府融资与我国商业银行
在我国，由于金融体制的因素，决定了商业银行贷款是公司融资所需的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之一。而大多数金融资源受政府所控制，其表现形式为国有性质的商业银行站到金融业界的半数以上（万剑，2013）。基于这一国情，政府政策和资源更为倾向于国资背景的企业、事业单位，而民营企业则较难融资。Brandt（2003）认为，国有银行对非国有企业但款式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信贷歧视，国有银行更倾向于贷款给具有政府信用担保的国有企业。陆正飞（2009）将这种现象同宏观经济背景进行匹配，发现信贷歧视在信贷政策收紧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
我国的国企尤其是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企业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作为现代企业必须进行公司化管理，参与市场竞争并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另一方面，一定程度地服从于政府的治理意愿，与国外市场环境相比较多地参与了非市场行为，埋下了非理性经济行为的隐患（李娟娟，2011）。因此，我国商业银行作为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的代理人，“?H政府”的意识和行为，使得商业银行投放大量银行信贷资金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业务当中，商业银行受到的政府机构直接或间接行政干预导致了大规模的平台类贷款。鉴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H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较其他中间业务更容易成为国内商业银行青睐。
（二）地方政府贷款与中间业务“挤占”
基于国外的长期经验证据视角，商业银行承接地方投融资平台类贷款的经营效率受到商业银行业务结构分布的影响。Bartels（2009）等国外学者认为，商业银行中的政府债务融资会“挤出”私人部门贷款，增加银行的“懒惰”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和调整期，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还不够健全，商业银行的业绩评价与绩效考核政策仍处在以量定效的初级层面，对于贷款质量的后续评价和追踪评估缺乏相应的联动机制（唐雪松，2010）。地方投融资平台作为地方政府投融资的代理人，商业银行在“亲政府”的意识下较多地涉入平台资源分配竞争，弱化了中间业务的市场空间，不利于商业银行综合竞争力的提升。鉴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
H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受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影响，承接有此类业务的商业银行更容易发生过度投放贷款。
综合以上两点假设，下面本文将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与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两步实证研究，探求此类贷款对我国商业银行经营发展的影响。 二、商业银行效率的测度
（一）数据包络分析模型的构建
数据包络分析，即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它属于线性规划方法的其中之一，基于相对效率的概念，将拥有多个相同投入指标和多个产出指标的同类型单位或单元进行分析，评价单位或单元的相对有效性，得出一个投入与产出效率的综合性结论。
假设市场有N家商业银行，每家银行包含p项投入以及q项产出。其经济效率的首先取决于每家银行的最低实际产出成本，通过下列线性规划计算得出。
MinMCi=mi xi （ i = 1，2，…，n）
s. t. xi ≥αX
yi ≤αY
上式中，mi 代表由第 i 家商业银行各种投入的经济价值所组成的 p维向量； xi 、yi 分别表示第 i 家商业银行每种投入量及产出量所形成的向量； X、Y分别表示n 家银行的投入及产出构成的矩阵。
假设第 i 家银行的产出 yi需要的实际生产成本为 Ci ，则：
E=MinMCi /Ci
式中，E 为经济效率，是最小成本占实际生产成本的比重。若 E = 1 ，则银行的实际生产成本正好等于最小成本，此时银行可以最低的成本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即银行的经营是有效率的；若 E<1，则银行的实际生产成本大于最低成本，说明银行的资源配置不处于最优状态，即银行的经营是低效率的。
（二）模型中指标与样本数据的选取
本文希望经过数据包络分析来测度商业银行效率值，然后在多元回归模型中将上步结果作为被解释变量。根据我国商业银行的特点，笔者在DEA方法模型中，共选取了5个指标，其中投入指标为存款总额、营业费用和固定资产净值，产出指标为银行贷款总额、税前利润总额。
本文的样本为18家A股上市的境内商业银行，包括5家国有银行和13家股份制银行。样本选取的银行属于经营范围涉足全国，其规模、利润水平和影响力等方面在市场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具有市场代表性。样本数据取自上市公司的年报，此期间为2006―2015 年。样本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部分通过报告和其他信息的计算得出。
（三）样本银行的效率值测度
限于篇幅，在此不对样本银行经营的效率值测度详细描述，数据分析结果（见下页表1）。
分析下页表1可以得出，样本的效率值存在明显波动，观察效率平均值，大致上是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
以上是通过数据包络分析计算出18家A股上市的境内商业银行在2006―2015这十个年份中的效率值，也是本文的通过两步法进行实证探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是否以及怎样影响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第一步。本文的下一步是通过建立一个多元线性回归的模型，将上一步算出的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值看作解释变量，经过多元线性回归拟合以及格兰杰因果性检验的定量测度来检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对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效应。
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对我国商业银行效率影响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一）回归分析模型中解释变量的选取
考虑到商业银行的经营特性和模型的准确性，本文除选取了地方政府融资类平台类贷款规模这个指标外，还选择了影响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其他四个因素作为多元回归模型的解释变量。五个解释变量的具体定义分别是：
1.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规模。规模指标的大小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银行贷款总额占商业银行贷款总额的比重，记为 GL（Government Loan）。由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的相关数据未得到正式统计和公布，所以本文选取商业银行各年年报中公共基础设施管理类行业的贷款额来近似代替。
2.银行资产规模。总资产可以体现各商业银行的规模大小，因而本文比较某一样本的总资产占全部样本总资产之和的比例来定义各商业银行的规模大小，记为 S（Size）。
3.股权结构。本文中的样本全部为A股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和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了探究不同所有权结构的经营效率差别，在此把股权结构设为1个虚拟变量，五大国有商业银行数值设为0，剩余13家股份制银行设为1，记为ES（Equity Structure）。
4.净利差。指平均生息资产收益率与平均计息负债成本率之差，反映?Y金交易过程中的价格行为，体现了商业银行的自身效率。本文将净利差作为反映收取利息的获利能力的指标作为解释变量，记为 NIM（Net Interest Margin）。
5.非利息收入水平。若商业银行过多依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赚取利差，其中间业务及其他非利息业务的服务水平和能力将会不断下降，因此本文计算各家样本商业银行营业收入减去利息净收入后所得到的非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来衡量非利息收入水平，记作NI（No-interest Income）。
（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根据上述，现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如下：
EVit= β0t+ β1tGLit+ β2tSit+ β3tESit+β4tNIMit+ β5tNIit+ μit
（j = 1，2…5； i = 1，2…13； t=2007，2008，…，2014）
公式中的EVit表示各个商业银行不同年份的效率值（Efficiency Value），β0t代表常数项，βjt代表各影响因素的系数值，μi 代表随机误差项。
本文使用逐年回归对五个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相较于面板回归的优势在于各影响因素在十年中的每一个年份的系数都可得出，从而观察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在不同年份和规模下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和变化，特别是测度政府平台类融资系数值的变化。因此，使用逐年回归的分析方法比采用面板回归更具能达到研究的目的。 （三）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所得的结果
经过SPSS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结果（如下页表2所示）。
从下页表2中可以看出，2006―2015年的R2 都大于80%，表明回归模型可以较好地拟合商业银行效率的变动，因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是适合的。从得到的结果可观察出，本文所选的5个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变化的解释因素基本都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虽然，NI和部分年份中的个别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考虑到解释变量间可能存在多重的共线性，可在模型中删除。另外，在结果中值得一提的是，在全部十个年份中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GL）的值都通过了10%显著性水平的检验且系数均为负数，这表明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对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在一定程度上起负面作用，同时表明实证结果呼应前文所做的定性研究。
（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的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上页表2的实证结果，2006―2015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规模与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之间关系均为负相关，说明如果我国商业银行扩大政府公共类贷款的规模会对起经营效率产生负面作用。另外，还需补充说明以下其他解释变量。
首先，??证结果说明股权结构与经营效率呈负相关，即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略逊于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这也与其他一些学者所研究成果是一致，国有银行若要增强竞争力还须深化改革，加强金融创新。
表3揭示了2006―2015年地方政府平台类融资规模对国有商业银行和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表中数值分别为回归模型中GL的系数值。可得到结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负面影响比对股份制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更大。由于自身的特殊性，国有商业银行有能力且实际也获得了更多的融资平台类贷款，从而减少了其他类型利息收入业务和非利息收入的业务，使得运行效率较低。
其次，净利差与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大规模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就意味着我国商业银行的获利仍依赖着传统型业务的净利差水平，而非提供表外服务等非利息收入业务获利，结果导致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下降。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将会逐步放开银行存款利率的管制，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进程，若按目前状况，我国商业银行会在面对外资银行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位置。
最后，通过进一步研究实证结果，显示主要变量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规模（GL）的系数值的绝对值为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
根据对结果中GL系数的分析发现，2006―2009年该系数值呈下降趋势，2009年降至最低，之后开始逐渐回升。这样的结果说明此类贷款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产生的不利影响的程度先增强，之后减缓。究其原因，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政府发起了4万亿元市场刺激计划导致 2009 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规模迅速增长。此时，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受到的负面影响也逐渐增大。但经过2010年政府的限制和整顿后，快速抑制了此类贷款的野蛮增长，因而系数值的绝对值开始下降，对银行经营效率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开始变小。系数值的变化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与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关系。
四、结论与展望
本文主要研究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与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之间的关系。立足于研究结论，笔者认为，监管和治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对于促进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避免大范围的系统性以及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有重要意义。面对未来利率市场化的大趋势，为促进我国商业银行的长足发展，本文结合上述研究、前人研究以及学者的讨论，分别从监管者和银行自身两个主体，提出以下三个观点：
第一，作为监管者的政府应改变绩效考核机制，拓宽融资渠道。首先，要摒弃主要以 GDP 为标尺的考核制度，这样可以减少对银行信贷资金的依赖同时也遏制了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而产生的过度融资需求。此外，为减轻银行承担地方债务贷款的压力，监管者可以促进发展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模式。数据显示，近70%的地方政府融资流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因此依据不同的基础设施建设类型，可以设计相应的PPP模式。这样不仅能拓宽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满足私人单位理财目标，还能有效提升社会资源分配以及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
第二，监管者应加强对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必须严格按照一致性原则履行对地方政府贷款的审批程序，防止商业银行盲目追求此类贷款的利润而忽视风险，过度对地方政府投放信贷。至于现存贷款，可先根据数据分析对地方债务进行五级分类，将次级、可疑类、损失类的贷款打包给资产管理公司来运作处理并吸取教训。此外，监管者应规范地方政府的负债行为、建立起问责制度，从法律和制度上保证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和财力水平的匹配，对举债过度等行为追究相关政府的责任。如2016年11月9号财政部颁布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务管理办法》中，强调了问责机制。
第三，商业银行自身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需加快角色转变，深化并落实金融创新。我国经济仍处在快速发展阶段，地方政府的大额融资需求短期内也不会消失，但银行业也面临着竞争加剧、利率市场化的挑战。这要求我国商业银行一方面转换目前角色以适应未来变化；另一方面，借力金融市场改革与多元化的契机，由传统的贷款人向金融服务商转变，能够统筹社会资金，提供综合金融产品，以提高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