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而无行 不免于死—评韩非的悲剧性政治命运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3-04-25
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大的毛病就在于念念不忘政治。于是乎就在纸上屠龙，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有政治上的微言大义。搞政治时就改不了这种毛病，以为跟写文章是一回事。只会引经据典做长篇大论或者上万言书，对现实中的人性、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一无所知。或者是虽然有所知晓甚至极为精通，却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到处推销，唯恐天下人不知道自己有多坏。结果或者身败，或者名裂，甚至身败而兼名裂，连本该收取的知识专利费都泡了汤。中国战国时代的杰出的思想家韩非悲剧性的政治命运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事例。
教猱升木，养虎噬人。那些自以为是、一意孤行的书生们真乃愚不可及！古今中外，凡是在思想上崇尚现实主义政治的观点，却看不清现实政治斗争本身，又缺乏政治心计与手腕，因而在政治斗争中惨遭失败的知识分子，无一不遭到后世的辱骂与误解。作为纯粹的思想家的尼采，他的悲剧也是如此。他被纳粹分子当成了精神偶像，被世界上的芸芸众生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地唾骂。其实就尼采本人来说，又何曾有过一丝一毫的种族主义与扩张主义的思想？
纵观中国历史，君主有权无限纵欲，臣子百姓们只有惟命是从的传统保留节目每一朝每一代都在上演，人们从来就乐此不疲。韩非不过是将这种专制制度下的普遍的政治行为模式加以理论化罢了，并没有做出什么真正出格的事情，后人又何必对他们视若寇仇呢？敢于做坏事的人不受谴责与伤害，只是研究了如何做坏事的人却身败而名裂，这样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学术上都是不够绝对公正吧？
现实中利害关系冲突与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原本就是一种客观存在与客观规律，并不需要人们去发现论证后才发挥作用。知识分子发现了那些大秘密后，便大声嚷嚷，希望引起人们的注意与赢得社会的赞美，这实在不是一种明智的行为。统治者一般都是相信，“邦之利器，不可示之与人。”何必对这些学说推崇备至，让天下人都知道了自己的内心深处的奥秘？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隐真示假，为而示之不为，能而示之不能，这是统治者的不二法门。再加上统治者们一贯假仁假义，怎么会将那些戳穿一切道德伪装的大实话奉为神明？他们害怕会因此而损害了自己的公共道德形象，危及自己的统治的稳定与合法性。
统治者自有家传秘学与天赋，怎么要这些只会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者来教？表现得比统治者还高明，恃才傲物，目中无人，这一向就是政治上的大忌。对于统治者来说，需要的只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指挥起来得心应手的愚忠之士或者无耻之徒，并不需要直谏之臣或者王者之师。统治者的统治手腕都是讲究恩威并用，软硬兼施，力求将那些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整得服服帖帖，老老实实地为我所用。知识分子一门心思想做王者师，完全是一厢情愿！
韩非在自己的文章中宣称按照某某标准或某某法令这个应该杀头，那个应该斥退，其实只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并没有针对具体的人。但是言者无意，听者有心，韩非这样说难免不会被某些人理解成为采取某些行动的先兆了！在人们尤其是既得利益者的习惯性思维方式中，言语就是行动的前奏。韩非的那些公开的言论已经等于是把自己的公共形象定义为贪官污吏、庸碌无能之辈，靠裙带关系与阿谀奉承来博取富贵之徒的嫌恶者与铲除者了，这岂不是自寻死路？那些既得利益者为了个人的私利可以不顾一切，公共利益与国家安危根本就不会关心，谁敢反对他们将遭到无情的打击，距韩非生活的时代不远的改革家吴起的悲惨下场还不能够警醒他吗？即便没有李斯的嫉妒与陷害，根据韩非的个性与行为模式，最终也难逃一死。
宦海风波可以吞没一切，仕途原来是如此曲折与凶险，这样我们才能够对那些有满腔报国之志与济世之才却因为个人小节而遭受误解的政治家抱有同情的理解。他们不得不自污其行，对那些奸臣们虚与委蛇，为的是获得为国尽忠的机会，免得打草惊蛇，四面树敌，以致遭受奸臣们的嫉恨与陷害。一个人要是一点欲望，一点缺点都没有，别人还怎么来利用你，跟你合作？最高统治者怎么能够驯服你，让你为之卖命？完美的品行在理论上是统治者的专利，一个人要是汲汲于这方面的修养，恐怕会被统治者疑心为有取而代之的野心吧！
韩非在他的著作中写了一些“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的理论，却没有能力来实践，只能寄希望于别人的赏识与推行，这样等于就是将自己的生死荣辱都统统掌握在别人的手中了。要是自己有足够的权势来推行自己的主张，那些正人君子们倒不会抱怨与攻击了。中国人不分古人与今人在现实利害关系与力量对比方面都是极为清醒明白的，上至最高领袖，下至平头百姓，都深谙于此。先秦诸子，在谈及人性恶与利害关系冲突的时候，总是语焉不详，一笔带过，或者只有结论，没有推理过程。其实这些人都现实精明得很，唯恐自己的片言只语被那些道德至上论者抓住，纠住不放，整得死去活来，青史留污名，子孙后代都抬不起头来。就连善养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的孟夫子都未能免俗，说出了“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这样的庸俗势利的话。至于孔夫子这个汲汲于名利，老谋深算的人更加不会把那些危险的词句挂在嘴边，一部《论语》全部都是些不用动多大脑筋就可以得出的老生常谈与世俗之见，全部都是些温柔敦厚的牢骚话。他们这些人都是打算往上爬，因此会时刻留心自己的一言一行，决不会给当政者以误解，断绝了自己的晋升之路。
至于老子，五千言的《道德经》，说了很多揭穿老底的深刻的见识，几乎就是一部阴谋诡计的教科书。他既然聪明如此，又不愿意腆颜媚上，恐怕难容于当今之世。最后他干脆就辞去公职，乖乖地骑牛西行，出国考察定居去了。这样也是一个好办法，最主要的是可以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只有寥寥几个人，如韩非子和墨子这两个本性纯真的人，才小孩家口没遮拦，由着性子乱说。其实，统治者看来，这些人不看风向，不察上意，四处乱说，令人极为厌烦。既然这种人对权术如此之熟悉，总有一天会忍不住付诸实践，到时候无法遏制，总是个祸害。无权无势就敢这样狂妄，要是让这种人掌握了重权那还得了？不如趁其在羽翼未丰，势力未成之前将其翦除，免得尾大不掉，养虎为患。不如做冷处理，将其政治生命冻结，甚至终结其肉体的生命，这样可算是万无一失了，好歹是消灭了一个潜在的动乱分子。
孔夫子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本来，作为被统治者，对国家大事就不必投入过多的感情，自有肉食者谋之。好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过分聪明对于其他较为平庸的人就是一种威胁。自我暴露又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与技巧，实在不是处世之道。权势争夺者时刻在趁机铲除竞争对手。因为天下的财富、权势与荣耀是有限的，少一个竞争对手就意味着自己多了一份机会。如果要求最高统治者的保护的话，那么就必须心甘情愿地做他们的驯服的工具，自己的独立意志、才华与尊严更要统统收敛。归根结底，没有权力就没有一切。为了获得权力，最终也将丧失除权力以外的一切。
我极为尊崇与热爱的思想家顾准先生，在其《评韩非》一文中对韩非子进行了严厉的抨击，似乎中国古代专制社会的一切弊端与惨无人道的毛病都要由韩非子一个人承担。顾准先生的文章一贯公允，但是在这篇文章中，有失客观、公正与冷静的风度。竟然破口大骂韩非是精神错乱，有违学术规范。其实与那些对自己残酷迫害的人一样，顾准先生在这里恐怕也是同样犯了投鼠忌器的毛病。他对秦始皇不置一辞，对李斯没有一句批评，似乎是在避重就轻。韩非在与堂蹊公的辩论中声称要慷慨殉道，最后不也是做到了吗？
学术界的前辈张中行先生在评价法家学派的政治理论家与政治家时似乎不无幸灾乐祸之感，说什么，不给别人留条活路，在日暮途穷之时，自己最后就会发现自己也没有活路。话虽然解气，但是还是没有触及到事情的真相。事实上是，一个人要是对自己的信念过于执著，难免就会以身殉道，以身试法。因为思维的逻辑已经启动，行动的程序已经展开，自己就象一个被催眠的人一样，爱与恨，生与死都置之度外，对现实中的利害关系满不在乎，胸怀着伟大的信念与献身的激情而无法自拔，任由神秘的宇宙的规律与历史的意志将自己当作得心应手的工具，来实现某些先定的命运。
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一般都是刚愎自用，自负其才，类似于那种尼采笔下的具有超人意志的狂人。这种类型的人不善于以柔克刚，韬光养晦，自己有几分才华，就要统统地表现出来，一项都不能少，否则的话就会感到巨大的失落与烦恼。他们并不在乎自己的理论会在现实中造成何等影响，其实也没有能力去加以干预，只求引起公众的注意，是非成败则任由他人评说。这种人其实还是处在那种青春期的表现狂热的情绪的状态中，并没有真正的成熟。伟大的思想家与精神病患者尼采，就是这种人物的典型代表。他曾经对着黑暗怒吼——我是太阳！他的思想的光辉的确可以照亮自己的头脑，却无法照亮世界的黑暗。这位伟大的思想家被他愿意给予光明的同胞们当作了精神病人而送进疯人院，最终死在了那里。
这些惊世骇俗的知识分子们的见识远远地超出了一般的流俗之见，但是自以为偷窥到了世界的真相，自己就掌握了某种神秘的力量，别人就必须对其毕恭毕敬，言听计从，这种情绪其实是一种原始社会的巫师传统的残留。实际上，这类人虽然聪明绝顶，洞察一切，但是还没有聪明到善于隐藏自己的聪明并且消除他人的猜忌的地步，洞察他人的隐秘却看不见竞争对手与敌人在自己前进道路上设置的陷阱。最聪明的人，使用了一切阴谋诡计，却不被人知晓，甚至还要嫁祸于人或者沽名钓誉。反正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无耻的小人总是左右逢源，如鱼得水。
韩非自己也认为，“事以密成，语以泄败”，“夫贵人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知焉，则身危。”看来他并非没有自知之明，也不是对现实政治斗争的残酷与黑暗一无所知。之所以这样执著，完全是因为求真的意志在驱使着他不顾自身的安危，不顾世人的误解，将自己所探索到的残酷的真相公诸天下。尽管有这样的权力意志，韩非子本人对于祖国还是未能忘情，要他参加或者指挥灭韩战争，恐怕他就下不了手。这样看来，他并不是李斯这种趋炎附势的无耻之徒，李斯这种人有奶便是娘，根本不在乎什么仁义道德。只要是主子，他随时准备磕头并且为之奉献自己的一切才华，绝对不会有什么正义感或者自尊心。在最高领袖看来，还是这种奴才型的知识分子比较听话，容易驾驭。象韩非这种纯粹的书生，根本就派不上用场，留之无益，不如杀了干净！
对于韩非来说，真理的诱惑与荣耀，后人的质问与责难，这一切纠缠在心中，不得解脱。权力意志本是一个客观存在，建立在人性恶基础上的人类的行为模式本身就是最强有力的逻辑，任何人都不可能反其道而行之。为了推行彻底的法治，就必须拥有一个绝对的权威，但是主张君主拥有一切权力，不受任何制约，这就已经为君主有权无限纵欲无论在思维逻辑上准备了逻辑前提，在行为模式上提供行动条件了。既然已经挑破了这层薄薄的遮羞布，任何邪恶无耻的结论就是呼之欲出，不可阻遏了。
将自己的虽然才华横溢，却不太冠冕堂皇的见解向全天下人展示，希望获得肯定与赞扬，归根结底是一种童稚未脱的状态。只希望通过言论来获得天下人的关注与实现自己的价值，这是知识分子的迂腐之见。他们不知道获取现实中权力就可以强制全天下人来关注，这才是一本万利、事少功多的大买卖。这个世界上，作学术的人就好比是生态食物链中的初级生产者，只有那些掌握了最高权力的政治家才是最高级的消费者，才能够将这些理论分解、消化与吸收，为我所用。思想上的制高点与政治上的制高点其实是完全重合的，占领了这个制高点就可以居高临下，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因此知识分子们打破头也要争取这个优越的地位。
韩非的也跟两千年后的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亚维里一样，在自己的著作大肆宣扬种种反道德与非道德的学说，自己的人品却无可非议，但是却被他人误解为毫无原则与节操的阴谋家。看来这个世界上的坏事就是做得说不得，那些做坏事的人是最不愿意坦白地将坏事承认为坏事的，总要文过饰非，死不认错。总而言之，自己完全是无辜者，被不可抗拒的神秘的命运、领袖的意志与卑微的地位操纵与限制，不能承担任何责任；或者就干脆将责任推到那几个倒霉的知识分子的头上，说自己完全是按照某某的主意与学说行事的。中国人一贯是这样善于诿过于人，西方人在这方面也是毫不逊色。
在十九世纪时，伟大的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提出了进化论的假说，其思想核心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本意是为了解释生物的进化的原因。不料，有一帮学术流氓将他的这些学说移植到人类社会的领域内，提倡强者生存，消灭弱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为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的剥削与压迫以及西方国家对殖民地人民进行野蛮屠杀与掠夺等罪恶行径辩护，其余毒余患至今未了。
二十世纪初，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大师弗罗伊德的泛性论学说公布后，众多的纵欲主义者为自己的不道德的行径辩护时，总是振振有词地拿他的学说来抵挡一番。其实弗洛伊德本人的私生活极为严谨清白，泛性论深刻地反映了人性的本质，把色情狂与流氓教唆犯的帽子扣在他的脑袋上，岂不冤哉？
根据人类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任何一种人文理论一旦公布，其阐释与发挥的权力就不归发明者所有，只能由最强势的集团任意取舍，为我所用。知识分子往往陶醉于自己的聪明才智中，只求自己的学说广为人知，对自己学说的社会效果往往不加关注，或者被心怀恶意之徒歪曲滥用，或者好心办了坏事，甚至为虎作伥。以古鉴今，舞文弄墨，著书立说者，不可不慎也！
文章写到这里，又想起了伟大的爱因斯坦在面对人们的质问他为什么公布质能方程式，从而为制造原子弹开辟了道路时所表现出来的至大至刚与真实坦白的态度。原子弹是一种巨大的杀伤性的武器，它的使用是毫无人性的，不过寻根究底，发表质能方程式的爱因斯坦恐怕就是始作俑者，他在其中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呢？爱因斯坦目睹了自己的发现被政治家与军事家们滥用，亲眼目睹了原子弹在实战中造成的巨大破坏，清夜静思，扪心自问，是不是也觉得惭愧，觉得需要忏悔呢？是不是也会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悔恨呢？是不是也应该有负罪感，觉得自己就是帮凶呢？
这一段故事，朱健老前辈的如椽大笔，写得荡气回肠，我实在万分钦佩，不惜整段整段地抄录如下。
当爱因斯坦遭受这样的质问时，“他以一种谦逊的态度说，自己具有‘一个不可救药的标新立异者的顽强品格’，但没有‘冒被人看作只不过是一个老伪君子的风险’的那种‘勇气’。那么，今天像‘街上流行红裙子’一样腻烦人的‘我别无选择’，四十年前，爱因斯坦如此郑重地说给全人类听，便决非矫情，也非妄语；而是直面历史质询时巨人式的坦诚，是他顽强品格的真实体现。
“历史的质询并未一次性了结。在他生命的黄昏岁月，又来了新的、更根本性的‘挑战’。这次是来自法国。一九五五年一位资深的历史学家在与爱因斯坦的并非不友好的通信中问他：当他在一九○五年首次发表相对论时，难道没预见到他的方程式可能产生的危险后果？他在二月二十八日的复信中(五十天后他与世长辞)，把他的顽强品格发扬到了极致——无私无畏、至大至刚人性之美的极致。这位即将走完他漫长的人生之旅的老人，面对触动他的功业与荣誉之‘基石’的诘难，回答得既轻松，又庄严；表现出他成熟了的睿智，从容而真诚的自信。他自嘲自谑是‘一个可怜的家伙’，似乎被认为‘因发现、发表质能关系式而在造成我们今天所处的可悲形势上出了大力’。他平静地指出，在一九○五年科学研究的水平上，预见到会‘发展出原子弹’，是‘根本不可能’的。然后，他毫不含糊地宣称：但是，即便知道会有今天，要想隐瞒由狭义相对论得出的特殊推论也是荒谬的。这个理论一旦存在，这个推论也就存在，不可能一直隐瞒下去。”
爱因斯坦的回答显得即沉重又幽默，包含着一种自嘲的智慧，但是还是有推卸责任之嫌。还不如干脆地承认，作为一个最伟大的科学家，自己的求真意志就是人类的求真意志的最集中体现，想要探求与掌握客观世界的奥秘，主观上想要为人类造福，却必然给人类带来最大的灾祸！
韩非大概也是属于这种具有强烈的求真意志，而且真诚有余、老练不足的知识分子。他一心想以法治来代替人治，为了维持逻辑上的一致性，不得不先确立君主权力无限的前提，再一帆风顺、毫无障碍地推理下去。不料却把绝对专制的魔鬼从瓶子里放了出来，世界为此遭殃，自己也深受其害。韩非就象浮士德一样，为了获得无限的智慧与权力，不惜将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魔鬼。一切知识分子类型的政治家，要获得最高权力来推行自己的理想，恐怕都要经过这个过程。韩非也未能免俗，只是他还不够精明老练，因此而丢了性命。
不过我们还是应该对韩非加以同情的理解，客观真理，无论是自然界的客观真理还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真理一旦被发现，就不可能一直隐瞒下去，否则，研究它的人将成为某种在道德上不真诚的人了。不管这个真理带来的是福是祸，人类必须承受，这是人类获得智慧的必然付出的恰如其分的代价。这种矛盾也纠缠在韩非的心中，他与堂蹊公的激烈辩论，既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也是为了将内心中的矛盾刻意压制下去。他未必不知道这些理论都是非道德甚至是反道德的，但是自己既然已经开始了这种探索，无论有什么危险与矛盾，他是不肯知难而退，浅尝辄止了。
这也是知识分子的可爱或者可憎之处，丈夫嫉没世而名不称也，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实际上，权力意志的最高的表现就是死亡意志，那些胸怀大志，不愿意与草木同朽的人，最终都是生死置之度外，日暮途穷，倒行逆施，最终不能全身。看来，奋其私智，谋其私利，贻害于己，贻害于人，这是某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不可避免的悲剧性的命运了。这也是整个人类的命运的一个缩影，也许人类获得智慧，就是为了更快、更彻底地走向灭亡的最终结局吧。
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任何一个有志有为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愿意将自己的命运与弱势者的命运结合起来，自觉自愿地从事扶弱制强的伟大事业，最后在学术上得出了反人民的结论其实也并不是什么怪事。既然不愿意站在人民一边，无法获得与掌握人民革命的伟大力量，就只有将自己的满腹经纶与文韬武略货与帝王家了，因此不得不对君上大拍马屁。韩非就曾经写出了君主有权无限纵欲，无须害怕任何天地鬼神与报应的彻底的唯物主义的光辉篇章。以现在的观点看来，这难道不是进步与科学的吗？正所谓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但是从人民的立场来看，这难道不是助纣为虐吗？
这个世界上到底有什么真理，其实谁也不能说清楚。任何一个政治家以及知识分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说话，这就是追求真理、自由与正义的唯一途径。至于升官发财，争名夺利，到底是否能给追求者带来真正的幸福与尊严，是否能够避免灾祸，则非我之愚所能知也！永远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标准，自觉自愿诚实地工作与正直地生活，也许这样就可以保全性命。即使不能保全性命，也能在历史上留下清白无暇的名声吧？
古今中外的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是权力意志的崇拜者，只要当世弄权，后世留名，自己的学说被那些心怀恶意的人歪曲滥用也不在乎。一般说来，那些有极度的才华与超人的见解的知识分子傲气凌人，贱视一切在才智上不如他们的人，认为自己就应该是天生的指挥者与统治者。他们向往的是杀伐决断皆取决于我的自由意志，内心崇尚的是超人哲学——“吾一生之活动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崇尚超人哲学的另一个表现就是鄙视那些道德高尚的人为弱小的群体服务的种种举动。象尼采就认为，“只要是出现牺牲、服务以及仁爱的眼光的场合，那里就同时有欲主宰别人的意志。在那里，弱者沿着秘密的小径，偷偷摸摸地进入城堡，甚至是进入最强者的心中——并获得权力。”
他们不愿意采取以柔克刚，收买人心的手段来保护自己的生命与利益，鄙视政治家的种种为人民服务的表演，认为这是弱者或者是虚伪的表现。他们给一般的民众以及比较平庸的知识分子造成了威胁与侮辱，使他们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其实这些人一盘散沙，懒散成性，根本就不是什么强者，这样的骄傲与孤立，简直是在自寻死路。古今中外的历史上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性的命运都证明了这一点，并不独韩非是这样。没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不愿意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说话，是曰无品行。心里怎么想，嘴里竟然就怎么说；嘴里说出来，行动上又做不到，是曰无行动。品行与行动，合称二行。此二行者，乃安身立命之根本，著书立说之宗旨，任何一个读书人，希望有所作为而失此二行者，鲜克有终矣！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道德原则上是最高尚的，在政治立场上是最安全的。任何政治势力以及任何个人，不管抱有什么动机，只要承认这一条的最高权威，我们就应该支持与赞美他们，自己也应该尽力去实践这个理想。难道至高无上的美德与正义竟然害怕被别人模仿？即便那些人是在利用与歪曲，那也没什么。西人云，伪善是邪恶向美德所作的敬意与让步。的确如此，伪善总比赤裸裸的暴力与邪恶好多了。何况大道容众，大德容下，走这条正道的人多了，正道才会越来越宽广，才越有利于最广大的人民的利益得到维护。
但愿这个世界上就只有美好的道德风范流传了下来，至于其它的那些见不得人的种种阴谋诡计与权术，是否绝传，是否有人继承事业，又与我们何干？如果人人都忘记了这些邪恶的东西，难道不是更好？难道不是更有利于那些善良正直的人们生存下去？当然，如果人人都是些邪恶无耻之徒，那些邪恶的理论流传下来倒也没有什么，因为斗来斗去，发现势均力敌，彼此之间谁也没吃亏，就不必要采取极端的行动来讨回公道。但是问题就在于有些人极度精明残酷，有些人则比较懦弱善良，这样一来就会产生以强凌弱、以智诈愚的现象，那些邪恶的理论就起到了火上浇油与推波助澜的作用，致使大局糜烂而不可收拾。最后不得不以独裁权力来扫荡一切，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了。这种结局谁都不满意，但是怎么也避免不了。
呜呼，吾道穷矣！夫复何言？欲闭口而无语，将息交以绝游。德人无累，知命不忧。齐死生，忘荣辱。随波逐流，和光同尘可也。
教猱升木，养虎噬人。那些自以为是、一意孤行的书生们真乃愚不可及！古今中外，凡是在思想上崇尚现实主义政治的观点，却看不清现实政治斗争本身，又缺乏政治心计与手腕，因而在政治斗争中惨遭失败的知识分子，无一不遭到后世的辱骂与误解。作为纯粹的思想家的尼采，他的悲剧也是如此。他被纳粹分子当成了精神偶像，被世界上的芸芸众生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地唾骂。其实就尼采本人来说，又何曾有过一丝一毫的种族主义与扩张主义的思想？
纵观中国历史，君主有权无限纵欲，臣子百姓们只有惟命是从的传统保留节目每一朝每一代都在上演，人们从来就乐此不疲。韩非不过是将这种专制制度下的普遍的政治行为模式加以理论化罢了，并没有做出什么真正出格的事情，后人又何必对他们视若寇仇呢？敢于做坏事的人不受谴责与伤害，只是研究了如何做坏事的人却身败而名裂，这样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学术上都是不够绝对公正吧？
现实中利害关系冲突与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原本就是一种客观存在与客观规律，并不需要人们去发现论证后才发挥作用。知识分子发现了那些大秘密后，便大声嚷嚷，希望引起人们的注意与赢得社会的赞美，这实在不是一种明智的行为。统治者一般都是相信，“邦之利器，不可示之与人。”何必对这些学说推崇备至，让天下人都知道了自己的内心深处的奥秘？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隐真示假，为而示之不为，能而示之不能，这是统治者的不二法门。再加上统治者们一贯假仁假义，怎么会将那些戳穿一切道德伪装的大实话奉为神明？他们害怕会因此而损害了自己的公共道德形象，危及自己的统治的稳定与合法性。
统治者自有家传秘学与天赋，怎么要这些只会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者来教？表现得比统治者还高明，恃才傲物，目中无人，这一向就是政治上的大忌。对于统治者来说，需要的只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指挥起来得心应手的愚忠之士或者无耻之徒，并不需要直谏之臣或者王者之师。统治者的统治手腕都是讲究恩威并用，软硬兼施，力求将那些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整得服服帖帖，老老实实地为我所用。知识分子一门心思想做王者师，完全是一厢情愿！
韩非在自己的文章中宣称按照某某标准或某某法令这个应该杀头，那个应该斥退，其实只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并没有针对具体的人。但是言者无意，听者有心，韩非这样说难免不会被某些人理解成为采取某些行动的先兆了！在人们尤其是既得利益者的习惯性思维方式中，言语就是行动的前奏。韩非的那些公开的言论已经等于是把自己的公共形象定义为贪官污吏、庸碌无能之辈，靠裙带关系与阿谀奉承来博取富贵之徒的嫌恶者与铲除者了，这岂不是自寻死路？那些既得利益者为了个人的私利可以不顾一切，公共利益与国家安危根本就不会关心，谁敢反对他们将遭到无情的打击，距韩非生活的时代不远的改革家吴起的悲惨下场还不能够警醒他吗？即便没有李斯的嫉妒与陷害，根据韩非的个性与行为模式，最终也难逃一死。
宦海风波可以吞没一切，仕途原来是如此曲折与凶险，这样我们才能够对那些有满腔报国之志与济世之才却因为个人小节而遭受误解的政治家抱有同情的理解。他们不得不自污其行，对那些奸臣们虚与委蛇，为的是获得为国尽忠的机会，免得打草惊蛇，四面树敌，以致遭受奸臣们的嫉恨与陷害。一个人要是一点欲望，一点缺点都没有，别人还怎么来利用你，跟你合作？最高统治者怎么能够驯服你，让你为之卖命？完美的品行在理论上是统治者的专利，一个人要是汲汲于这方面的修养，恐怕会被统治者疑心为有取而代之的野心吧！
韩非在他的著作中写了一些“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的理论，却没有能力来实践，只能寄希望于别人的赏识与推行，这样等于就是将自己的生死荣辱都统统掌握在别人的手中了。要是自己有足够的权势来推行自己的主张，那些正人君子们倒不会抱怨与攻击了。中国人不分古人与今人在现实利害关系与力量对比方面都是极为清醒明白的，上至最高领袖，下至平头百姓，都深谙于此。先秦诸子，在谈及人性恶与利害关系冲突的时候，总是语焉不详，一笔带过，或者只有结论，没有推理过程。其实这些人都现实精明得很，唯恐自己的片言只语被那些道德至上论者抓住，纠住不放，整得死去活来，青史留污名，子孙后代都抬不起头来。就连善养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的孟夫子都未能免俗，说出了“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这样的庸俗势利的话。至于孔夫子这个汲汲于名利，老谋深算的人更加不会把那些危险的词句挂在嘴边，一部《论语》全部都是些不用动多大脑筋就可以得出的老生常谈与世俗之见，全部都是些温柔敦厚的牢骚话。他们这些人都是打算往上爬，因此会时刻留心自己的一言一行，决不会给当政者以误解，断绝了自己的晋升之路。
至于老子，五千言的《道德经》，说了很多揭穿老底的深刻的见识，几乎就是一部阴谋诡计的教科书。他既然聪明如此，又不愿意腆颜媚上，恐怕难容于当今之世。最后他干脆就辞去公职，乖乖地骑牛西行，出国考察定居去了。这样也是一个好办法，最主要的是可以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只有寥寥几个人，如韩非子和墨子这两个本性纯真的人，才小孩家口没遮拦，由着性子乱说。其实，统治者看来，这些人不看风向，不察上意，四处乱说，令人极为厌烦。既然这种人对权术如此之熟悉，总有一天会忍不住付诸实践，到时候无法遏制，总是个祸害。无权无势就敢这样狂妄，要是让这种人掌握了重权那还得了？不如趁其在羽翼未丰，势力未成之前将其翦除，免得尾大不掉，养虎为患。不如做冷处理，将其政治生命冻结，甚至终结其肉体的生命，这样可算是万无一失了，好歹是消灭了一个潜在的动乱分子。
孔夫子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本来，作为被统治者，对国家大事就不必投入过多的感情，自有肉食者谋之。好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过分聪明对于其他较为平庸的人就是一种威胁。自我暴露又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与技巧，实在不是处世之道。权势争夺者时刻在趁机铲除竞争对手。因为天下的财富、权势与荣耀是有限的，少一个竞争对手就意味着自己多了一份机会。如果要求最高统治者的保护的话，那么就必须心甘情愿地做他们的驯服的工具，自己的独立意志、才华与尊严更要统统收敛。归根结底，没有权力就没有一切。为了获得权力，最终也将丧失除权力以外的一切。
我极为尊崇与热爱的思想家顾准先生，在其《评韩非》一文中对韩非子进行了严厉的抨击，似乎中国古代专制社会的一切弊端与惨无人道的毛病都要由韩非子一个人承担。顾准先生的文章一贯公允，但是在这篇文章中，有失客观、公正与冷静的风度。竟然破口大骂韩非是精神错乱，有违学术规范。其实与那些对自己残酷迫害的人一样，顾准先生在这里恐怕也是同样犯了投鼠忌器的毛病。他对秦始皇不置一辞，对李斯没有一句批评，似乎是在避重就轻。韩非在与堂蹊公的辩论中声称要慷慨殉道，最后不也是做到了吗？
学术界的前辈张中行先生在评价法家学派的政治理论家与政治家时似乎不无幸灾乐祸之感，说什么，不给别人留条活路，在日暮途穷之时，自己最后就会发现自己也没有活路。话虽然解气，但是还是没有触及到事情的真相。事实上是，一个人要是对自己的信念过于执著，难免就会以身殉道，以身试法。因为思维的逻辑已经启动，行动的程序已经展开，自己就象一个被催眠的人一样，爱与恨，生与死都置之度外，对现实中的利害关系满不在乎，胸怀着伟大的信念与献身的激情而无法自拔，任由神秘的宇宙的规律与历史的意志将自己当作得心应手的工具，来实现某些先定的命运。
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一般都是刚愎自用，自负其才，类似于那种尼采笔下的具有超人意志的狂人。这种类型的人不善于以柔克刚，韬光养晦，自己有几分才华，就要统统地表现出来，一项都不能少，否则的话就会感到巨大的失落与烦恼。他们并不在乎自己的理论会在现实中造成何等影响，其实也没有能力去加以干预，只求引起公众的注意，是非成败则任由他人评说。这种人其实还是处在那种青春期的表现狂热的情绪的状态中，并没有真正的成熟。伟大的思想家与精神病患者尼采，就是这种人物的典型代表。他曾经对着黑暗怒吼——我是太阳！他的思想的光辉的确可以照亮自己的头脑，却无法照亮世界的黑暗。这位伟大的思想家被他愿意给予光明的同胞们当作了精神病人而送进疯人院，最终死在了那里。
这些惊世骇俗的知识分子们的见识远远地超出了一般的流俗之见，但是自以为偷窥到了世界的真相，自己就掌握了某种神秘的力量，别人就必须对其毕恭毕敬，言听计从，这种情绪其实是一种原始社会的巫师传统的残留。实际上，这类人虽然聪明绝顶，洞察一切，但是还没有聪明到善于隐藏自己的聪明并且消除他人的猜忌的地步，洞察他人的隐秘却看不见竞争对手与敌人在自己前进道路上设置的陷阱。最聪明的人，使用了一切阴谋诡计，却不被人知晓，甚至还要嫁祸于人或者沽名钓誉。反正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无耻的小人总是左右逢源，如鱼得水。
韩非自己也认为，“事以密成，语以泄败”，“夫贵人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知焉，则身危。”看来他并非没有自知之明，也不是对现实政治斗争的残酷与黑暗一无所知。之所以这样执著，完全是因为求真的意志在驱使着他不顾自身的安危，不顾世人的误解，将自己所探索到的残酷的真相公诸天下。尽管有这样的权力意志，韩非子本人对于祖国还是未能忘情，要他参加或者指挥灭韩战争，恐怕他就下不了手。这样看来，他并不是李斯这种趋炎附势的无耻之徒，李斯这种人有奶便是娘，根本不在乎什么仁义道德。只要是主子，他随时准备磕头并且为之奉献自己的一切才华，绝对不会有什么正义感或者自尊心。在最高领袖看来，还是这种奴才型的知识分子比较听话，容易驾驭。象韩非这种纯粹的书生，根本就派不上用场，留之无益，不如杀了干净！
对于韩非来说，真理的诱惑与荣耀，后人的质问与责难，这一切纠缠在心中，不得解脱。权力意志本是一个客观存在，建立在人性恶基础上的人类的行为模式本身就是最强有力的逻辑，任何人都不可能反其道而行之。为了推行彻底的法治，就必须拥有一个绝对的权威，但是主张君主拥有一切权力，不受任何制约，这就已经为君主有权无限纵欲无论在思维逻辑上准备了逻辑前提，在行为模式上提供行动条件了。既然已经挑破了这层薄薄的遮羞布，任何邪恶无耻的结论就是呼之欲出，不可阻遏了。
将自己的虽然才华横溢，却不太冠冕堂皇的见解向全天下人展示，希望获得肯定与赞扬，归根结底是一种童稚未脱的状态。只希望通过言论来获得天下人的关注与实现自己的价值，这是知识分子的迂腐之见。他们不知道获取现实中权力就可以强制全天下人来关注，这才是一本万利、事少功多的大买卖。这个世界上，作学术的人就好比是生态食物链中的初级生产者，只有那些掌握了最高权力的政治家才是最高级的消费者，才能够将这些理论分解、消化与吸收，为我所用。思想上的制高点与政治上的制高点其实是完全重合的，占领了这个制高点就可以居高临下，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因此知识分子们打破头也要争取这个优越的地位。
韩非的也跟两千年后的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亚维里一样，在自己的著作大肆宣扬种种反道德与非道德的学说，自己的人品却无可非议，但是却被他人误解为毫无原则与节操的阴谋家。看来这个世界上的坏事就是做得说不得，那些做坏事的人是最不愿意坦白地将坏事承认为坏事的，总要文过饰非，死不认错。总而言之，自己完全是无辜者，被不可抗拒的神秘的命运、领袖的意志与卑微的地位操纵与限制，不能承担任何责任；或者就干脆将责任推到那几个倒霉的知识分子的头上，说自己完全是按照某某的主意与学说行事的。中国人一贯是这样善于诿过于人，西方人在这方面也是毫不逊色。
在十九世纪时，伟大的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提出了进化论的假说，其思想核心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本意是为了解释生物的进化的原因。不料，有一帮学术流氓将他的这些学说移植到人类社会的领域内，提倡强者生存，消灭弱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为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的剥削与压迫以及西方国家对殖民地人民进行野蛮屠杀与掠夺等罪恶行径辩护，其余毒余患至今未了。
二十世纪初，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大师弗罗伊德的泛性论学说公布后，众多的纵欲主义者为自己的不道德的行径辩护时，总是振振有词地拿他的学说来抵挡一番。其实弗洛伊德本人的私生活极为严谨清白，泛性论深刻地反映了人性的本质，把色情狂与流氓教唆犯的帽子扣在他的脑袋上，岂不冤哉？
根据人类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任何一种人文理论一旦公布，其阐释与发挥的权力就不归发明者所有，只能由最强势的集团任意取舍，为我所用。知识分子往往陶醉于自己的聪明才智中，只求自己的学说广为人知，对自己学说的社会效果往往不加关注，或者被心怀恶意之徒歪曲滥用，或者好心办了坏事，甚至为虎作伥。以古鉴今，舞文弄墨，著书立说者，不可不慎也！
文章写到这里，又想起了伟大的爱因斯坦在面对人们的质问他为什么公布质能方程式，从而为制造原子弹开辟了道路时所表现出来的至大至刚与真实坦白的态度。原子弹是一种巨大的杀伤性的武器，它的使用是毫无人性的，不过寻根究底，发表质能方程式的爱因斯坦恐怕就是始作俑者，他在其中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呢？爱因斯坦目睹了自己的发现被政治家与军事家们滥用，亲眼目睹了原子弹在实战中造成的巨大破坏，清夜静思，扪心自问，是不是也觉得惭愧，觉得需要忏悔呢？是不是也会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悔恨呢？是不是也应该有负罪感，觉得自己就是帮凶呢？
这一段故事，朱健老前辈的如椽大笔，写得荡气回肠，我实在万分钦佩，不惜整段整段地抄录如下。
当爱因斯坦遭受这样的质问时，“他以一种谦逊的态度说，自己具有‘一个不可救药的标新立异者的顽强品格’，但没有‘冒被人看作只不过是一个老伪君子的风险’的那种‘勇气’。那么，今天像‘街上流行红裙子’一样腻烦人的‘我别无选择’，四十年前，爱因斯坦如此郑重地说给全人类听，便决非矫情，也非妄语；而是直面历史质询时巨人式的坦诚，是他顽强品格的真实体现。
“历史的质询并未一次性了结。在他生命的黄昏岁月，又来了新的、更根本性的‘挑战’。这次是来自法国。一九五五年一位资深的历史学家在与爱因斯坦的并非不友好的通信中问他：当他在一九○五年首次发表相对论时，难道没预见到他的方程式可能产生的危险后果？他在二月二十八日的复信中(五十天后他与世长辞)，把他的顽强品格发扬到了极致——无私无畏、至大至刚人性之美的极致。这位即将走完他漫长的人生之旅的老人，面对触动他的功业与荣誉之‘基石’的诘难，回答得既轻松，又庄严；表现出他成熟了的睿智，从容而真诚的自信。他自嘲自谑是‘一个可怜的家伙’，似乎被认为‘因发现、发表质能关系式而在造成我们今天所处的可悲形势上出了大力’。他平静地指出，在一九○五年科学研究的水平上，预见到会‘发展出原子弹’，是‘根本不可能’的。然后，他毫不含糊地宣称：但是，即便知道会有今天，要想隐瞒由狭义相对论得出的特殊推论也是荒谬的。这个理论一旦存在，这个推论也就存在，不可能一直隐瞒下去。”
爱因斯坦的回答显得即沉重又幽默，包含着一种自嘲的智慧，但是还是有推卸责任之嫌。还不如干脆地承认，作为一个最伟大的科学家，自己的求真意志就是人类的求真意志的最集中体现，想要探求与掌握客观世界的奥秘，主观上想要为人类造福，却必然给人类带来最大的灾祸！
韩非大概也是属于这种具有强烈的求真意志，而且真诚有余、老练不足的知识分子。他一心想以法治来代替人治，为了维持逻辑上的一致性，不得不先确立君主权力无限的前提，再一帆风顺、毫无障碍地推理下去。不料却把绝对专制的魔鬼从瓶子里放了出来，世界为此遭殃，自己也深受其害。韩非就象浮士德一样，为了获得无限的智慧与权力，不惜将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魔鬼。一切知识分子类型的政治家，要获得最高权力来推行自己的理想，恐怕都要经过这个过程。韩非也未能免俗，只是他还不够精明老练，因此而丢了性命。
不过我们还是应该对韩非加以同情的理解，客观真理，无论是自然界的客观真理还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真理一旦被发现，就不可能一直隐瞒下去，否则，研究它的人将成为某种在道德上不真诚的人了。不管这个真理带来的是福是祸，人类必须承受，这是人类获得智慧的必然付出的恰如其分的代价。这种矛盾也纠缠在韩非的心中，他与堂蹊公的激烈辩论，既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也是为了将内心中的矛盾刻意压制下去。他未必不知道这些理论都是非道德甚至是反道德的，但是自己既然已经开始了这种探索，无论有什么危险与矛盾，他是不肯知难而退，浅尝辄止了。
这也是知识分子的可爱或者可憎之处，丈夫嫉没世而名不称也，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实际上，权力意志的最高的表现就是死亡意志，那些胸怀大志，不愿意与草木同朽的人，最终都是生死置之度外，日暮途穷，倒行逆施，最终不能全身。看来，奋其私智，谋其私利，贻害于己，贻害于人，这是某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不可避免的悲剧性的命运了。这也是整个人类的命运的一个缩影，也许人类获得智慧，就是为了更快、更彻底地走向灭亡的最终结局吧。
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任何一个有志有为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愿意将自己的命运与弱势者的命运结合起来，自觉自愿地从事扶弱制强的伟大事业，最后在学术上得出了反人民的结论其实也并不是什么怪事。既然不愿意站在人民一边，无法获得与掌握人民革命的伟大力量，就只有将自己的满腹经纶与文韬武略货与帝王家了，因此不得不对君上大拍马屁。韩非就曾经写出了君主有权无限纵欲，无须害怕任何天地鬼神与报应的彻底的唯物主义的光辉篇章。以现在的观点看来，这难道不是进步与科学的吗？正所谓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但是从人民的立场来看，这难道不是助纣为虐吗？
这个世界上到底有什么真理，其实谁也不能说清楚。任何一个政治家以及知识分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说话，这就是追求真理、自由与正义的唯一途径。至于升官发财，争名夺利，到底是否能给追求者带来真正的幸福与尊严，是否能够避免灾祸，则非我之愚所能知也！永远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标准，自觉自愿诚实地工作与正直地生活，也许这样就可以保全性命。即使不能保全性命，也能在历史上留下清白无暇的名声吧？
古今中外的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是权力意志的崇拜者，只要当世弄权，后世留名，自己的学说被那些心怀恶意的人歪曲滥用也不在乎。一般说来，那些有极度的才华与超人的见解的知识分子傲气凌人，贱视一切在才智上不如他们的人，认为自己就应该是天生的指挥者与统治者。他们向往的是杀伐决断皆取决于我的自由意志，内心崇尚的是超人哲学——“吾一生之活动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崇尚超人哲学的另一个表现就是鄙视那些道德高尚的人为弱小的群体服务的种种举动。象尼采就认为，“只要是出现牺牲、服务以及仁爱的眼光的场合，那里就同时有欲主宰别人的意志。在那里，弱者沿着秘密的小径，偷偷摸摸地进入城堡，甚至是进入最强者的心中——并获得权力。”
他们不愿意采取以柔克刚，收买人心的手段来保护自己的生命与利益，鄙视政治家的种种为人民服务的表演，认为这是弱者或者是虚伪的表现。他们给一般的民众以及比较平庸的知识分子造成了威胁与侮辱，使他们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其实这些人一盘散沙，懒散成性，根本就不是什么强者，这样的骄傲与孤立，简直是在自寻死路。古今中外的历史上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性的命运都证明了这一点，并不独韩非是这样。没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不愿意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说话，是曰无品行。心里怎么想，嘴里竟然就怎么说；嘴里说出来，行动上又做不到，是曰无行动。品行与行动，合称二行。此二行者，乃安身立命之根本，著书立说之宗旨，任何一个读书人，希望有所作为而失此二行者，鲜克有终矣！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道德原则上是最高尚的，在政治立场上是最安全的。任何政治势力以及任何个人，不管抱有什么动机，只要承认这一条的最高权威，我们就应该支持与赞美他们，自己也应该尽力去实践这个理想。难道至高无上的美德与正义竟然害怕被别人模仿？即便那些人是在利用与歪曲，那也没什么。西人云，伪善是邪恶向美德所作的敬意与让步。的确如此，伪善总比赤裸裸的暴力与邪恶好多了。何况大道容众，大德容下，走这条正道的人多了，正道才会越来越宽广，才越有利于最广大的人民的利益得到维护。
但愿这个世界上就只有美好的道德风范流传了下来，至于其它的那些见不得人的种种阴谋诡计与权术，是否绝传，是否有人继承事业，又与我们何干？如果人人都忘记了这些邪恶的东西，难道不是更好？难道不是更有利于那些善良正直的人们生存下去？当然，如果人人都是些邪恶无耻之徒，那些邪恶的理论流传下来倒也没有什么，因为斗来斗去，发现势均力敌，彼此之间谁也没吃亏，就不必要采取极端的行动来讨回公道。但是问题就在于有些人极度精明残酷，有些人则比较懦弱善良，这样一来就会产生以强凌弱、以智诈愚的现象，那些邪恶的理论就起到了火上浇油与推波助澜的作用，致使大局糜烂而不可收拾。最后不得不以独裁权力来扫荡一切，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了。这种结局谁都不满意，但是怎么也避免不了。
呜呼，吾道穷矣！夫复何言？欲闭口而无语，将息交以绝游。德人无累，知命不忧。齐死生，忘荣辱。随波逐流，和光同尘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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