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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从五伦作起

作者:张祥平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3-04-24
五伦是指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夫妇循礼、对朋友忠诚宽容、同道相谋(君仁臣忠)。这五伦由近到远,每个“伦”内都协调有序(“伦”的含义是次序)。
多数人都想成家立业。古文明之后,成家与立业相辅相成。
一个什么业都没有立的男人很难成家,因为女人的本能是不与无业的男人生儿育女。近代以来略有变化:在福利国家中,生儿育女有社会保障,成家就不一定以立业为前提。不过,不愁温饱的多数成年人还是想立业。
围绕小家庭的立业常被称为私业,以天下为家的立业称为公业。近代以来,君子为了学习海盗,必须丑化君子(参见第二章)。丑化的方法是:建立一个高不可攀的标准“大公无私”,然后把君子都说成是伪君子,再按照基督教的理想标准(只有很少的神父能达到),把君子描绘成嘴里说着仁义道德,心里却是男盗女娼,满脑子都是个人的私心。
上个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委托一批学者编篡《辞源》,西历1915年出版,列有专条:“大公,谓公之至也,如云大公无私。”
《辞源》编辑部有不少饱学之士,不会不知道“大公”这个词出于明代王夫之(船山)的《读通鉴论》,但却未引其源:“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如果援引这个词的源头,大公就不能解释为“公之至也,如大公无私”,而必须解释为“把小范围的私推广到大范围(天下)”。以天下为家,就是大公,。大公不必无私,不排斥私心,而是要把私家的范围扩大到普天之下。无私不可能大公,顶多只能小公,如某人背了一块大石头,把自己和石头一起沉到河中,给人们做跳板(《荀子·不敬0302》)。
儒家不提倡这种不人道的大公。宋明之后虽有“明天理,灭人欲”的说法,但其作用主要是反对奢侈浪费,与佛教相抗衡。在宋明时代,佛教主张的清心寡欲导致生活节俭,比较适于环境条件较严酷的中国国情。理学没有要求每个人都不吃不喝不繁殖,在朱熹看来:“饮食,天理也;要求美,人欲也”(《朱子语录·卷十三》)。理学从处世出发提倡节俭,不同于佛学,不是从厌世出发而提倡节俭。
儒家倡导的五伦不是大公无私,而是珍重自然契约中的私:天赋人伦。这样的私有利于个体生存和群体延续。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可以说成交易互利:孝敬父母的人,子女也会孝敬自己。这个交易不是当场交易,而是远期交易;不是一对一,而是上中下环环相交。德制学选的制度保证多数人都能顺利成交;正如一对一的顺利成交也需要法制钱选的制度保证一样。
友爱兄弟姐妹的人,兄弟姐妹也关心爱护自己,是现代所说的交易互利,但是不限于经济交易,还有许多文化的和天伦的交易互利。
文化交易互利的成本最小,因为把人们最容易拥有和最不会丢失的东西当成资源。父母与儿女的关系,是天生就有的,相互之间的帮助,是最不会丢失的,有许多年都是互利的,幼年和老年不是互利,但是从代代相传来看,仍是有付出也有获取(不育后代者例外)。兄弟姐妹之间也有血缘纽带,是自然的,不会丢失的,相互之间的帮助,在时间上更长久。
经济交易互利的成本比较大(参见第6-4节关于儒家与法家的讨论),把生产过程所需要的东西当成资源。
武力征服的成本介于文化交易和经济交易之间,可是风险最大。造反组织的内部通常是文化交易,雇佣军的经济交易多一些。
尊儒的皇帝把天下当成自己的家,也就是“家天下”。这个家是动词:一方面是要求最高管理者要像对待家里人一样对待被管理者,另一方面是按照管理家庭一样管理天下,例如以孝治天下,长幼有序,为政以德,克己复礼等等。
君子学海盗之后,把“家天下”说得十恶不赦。在丑化君子的年代,许多学者都从最坏的意义上理解家天下,也就是把天下的好处全都用到自己的家里。
大肆批判家天下的结果是:管理者不把被管理者当成自己家里的人,只当作大机器上的螺丝钉;天下不是最高管理者的家,只是一架征服自然的大机器。
要求最高管理者把天下当成自己的家,从可持续发展来看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多数家长都希望家人说自己是个好人(立德),多数家长都不愿意污染自己家里的生态环境,也不愿意自己家里遭劫遭灾(立功),多数家长都希望把自己的经验教训传给后代(立言)。
最高管理者把天下当成自己的家,以身作则;地方官员就把地方当成自己的家,自己要当好的父母官,而不是只满足当公仆。所谓的公仆在推卸责任的时候是仆,捞好处的时候不是仆,而是盗。
父母官应该有父母心,有些父母甚至为了儿女作出自我牺牲。例如70岁的吴凤考虑到自己年迈多病,来日不多,就用自己的头感化土族头人,废止用活人头祭神的蛮习[1]。
家天下落实到基层是宗族,每个族长,以及有教养的宗族成员,都努力立德,立功,立言。最好是三立俱全,其次是二立,再其次是一立。如果只有一立,最高是立德,其次是立功,第三是立言。三立的基础是礼:“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2003》)。
《礼》是《周礼》、《仪礼》、《礼记》的通称。南宋之后的考试内容以《礼记》为主。因为必须具备《周礼》和《仪礼》的基本知识,才能领会《礼记》的精神。
《周礼》相当于现代的国家组织行政法,加上干部职责和待遇的各项规定。《仪礼》相当于把外交部礼宾司的一套程序规定用到内部的重大事务之中。《礼记》则引导人们把外在的行为规范内在化,变成人心中的东西。一个人无论处在社会中的什么地位,什么层次,都可以从礼的规定中得到好处。共同遵守的规定使较大地域上的人们都受益,这一点对于西方社会也不例外,只不过不叫做礼。在英美社会中称之为习惯法,在欧洲大陆称为成文法。违法受审相当于事后救火,克己复礼相当于消除隐患,所以德治的管理成本比法治小。
在文明社会中,只靠一个人做不成什么事业,一定要组织起来才能做事业。即使单纯立言,也要得到出版或网络的支持才能成事。一切正式组织都有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有了礼,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就在行动上易于协调。中国人总结了一个对联:文章本六经得来,事业从五伦做起[2]。
在欧美社会中,事业不必从五伦做起,而是可以从物质许诺做起:签订合同,事先说好收益分配。中国不具备欧美的资源条件和法制条件[3],所以发展出小成本的协调方式。儒家志士与皇室互动(参见第2-2节),用西方术语来说其实就是权力制衡:我跟你协调,你也有义务跟我协调。如果皇室不尊儒,不接受礼的约束,就得不到志士的拥护:旧志士会死谏,新志士不与昏君建立君臣关系(参见第1-2节关于愚忠的讨论)。
越是文明的社会,需要履行的义务越多,精神面貌好,人就幸福,;精神面貌差,就自找烦恼。西方经济学家曾经统计国民生产总值与人均寿命的关系,发现中国人很特殊:在国民生产总值较小的时候,人均寿命却较大[4]。究其原因,是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好,文化覆盖替换了经济覆盖。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描写过一个儿童汤姆,在被迫刷篱笆的时候,故意装出津津有味的样子,引得小伙伴儿们也想刷篱笆,最后还用自己心爱的小物件换取刷篱笆的机会。
人类在获得温饱之后,有许多事情可以使人得到欢乐,关键在于从什么角度去看待这些事务。
事业从五伦做起,从立德的角度来看,并不是忍辱负重:这是为了长远利益,不是大公无私。
礼制是在单纯法制和大公无私之间履行中庸之道:单纯法制只有外在的行为约束,不能变成人心中的东西,大公无私强调了人心中的东西,却不可能真正落实到管理实践中。
礼的效益还不止于此:夫妇之间“爱之以敬,行之以礼”(《礼记·文王世子0814》),比现代人爱之以情,行之以情更可持续。未婚的青年如果没有礼,只有情,就等于放弃最美好的时光。上了床,就再也不可能体会出关关雎鸠和寤寐嗣服,不可能体验宝玉黛玉之情,不可能领略梁山伯祝英台之情,不可能领略罗米欧朱丽叶之情,只可能领略三十岁甚至四五十岁的成年人之情。除了早夭的人之外,每个男人和女人都会成为三十岁的成年人。在十六岁和二十六岁之间,不妨先享受一下金不换的青春:知书达礼,衿持含蓄,憧憬未来,辗转反侧……
近代以来有人大反三从四德,反而害了许多妇女(参见第6-5节李某报复案)。即使西方的妇女也开始反思,不再强求浪漫的婚姻,而是探索婚姻的底线:诚实[5]。心理学研究显示,尽管女性和男性受到感情驱使的时候都缺少理性,可是多数女性的感情持续时期比男性长,如果不能把爱和行建立在敬和礼的基础上,最后吃亏的往往是女性。
敬和礼的底线正是诚实:不管丈夫作了什么,只要以诚相待,他与妻子之间的关系就比与其他女人的关系更密切。在底线之上,一个值得尊敬的男子除了不说谎之外,还有更多的自尊心。恢复理性的人比寻欢作乐时的自尊心多。女人利用这些自尊心约束丈夫,比利用女权主义有效得多。尤其妊娠期之后的妻子,丈夫变情的概率很大,把婚姻建立在非礼无敬的所谓爱情基础上,一定会伤害女性。中国大陆的妇女地位表面上举世第一,男人的自尊受到挑战,可是大陆女性的自杀率高于男子,成为全球独一,很说明问题(参见第8-2节)。有些现代人反对爱之以敬,行之以礼,认为这会让婚姻减色,其实恰恰相反:婚姻要靠着文明有礼才能长久,才能永葆青春。
清代画家沈复在《浮生六记》中记述了他和妻子芸相爱一生的基础:芸结婚好几个月还对沈复恭敬如新,沈复说你别对我这样,咱们又不是外人。芸听了从不反对,可是沈复给芸披衣服的时候,芸照样心怀感激地说谢谢。终于有一天,沈复不耐烦了,说你再这样就是伪君子。芸说圣人的教导难道是不对的吗?沈复说只要在内心里保持恭敬就行了,用不着这么多礼数。芸楞了,好久才说:在家里对父母也是只在内心里保持恭敬吗?沈复非常感动,转嗔为笑,安抚妻子。后来生儿育女,直至死别,两人从来没有红过脸,时日愈久,感情愈浓。
芸在知书达礼的宗族中成长,对于婚姻生活不但没有妨碍,反而能够锦上添花。芸把童年时代的天真和青春时期的清纯保持了一生。现代人很少有人能比得上,除了虔诚的基督徒。
近代林徵因选择梁思成而不选徐志摩,也是得益于爱之以敬,行之以礼。徐志摩这样的现代诗人学了西方人的浪漫,却学不到西方人的笃信,很靠不住。即使在欧洲,20世纪仍有不少妇女得益于爱之以敬,行之以礼,只不过名词上不称为“礼”。尽管她们不是修身的人,却是“虔信基督教的传统妇女”[6]。
“今天的问题已不是弗洛伊德时代的性压抑,恰恰相反,性的泛滥倒是以爱的压抑作为其昂贵的代价。”[7]
二十世纪之末,一个女学者谈到自己在婚姻咨询时遇到的一个典型案例:一位新女性各方面条件都很好,可是多次交男友都没有成婚,原因是这位新女性不隐瞒自己曾有过非爱情的性史。对方虽然是新男性,也有过非爱情的性史,可是全都不愿意找一个有性史的女性为妻。这位新女性的男友全都素质较高,各方面条件很好。如果这位新女性隐瞒自己的性史,本来也不难成婚,不难建立自己的家庭,可是这位新女性认为,如果对方连非爱情的性史都容忍不了,那还有什么真正的爱情?如果爱情也要建立在相互欺骗的基础上,作人还有什么尊严?
女学者的忠告是:男性与女性之间对爱情的理解很不一样;女同胞不要受一时的情感驱使,要善于保护自己[8]。
调查发现:2/3的女婚外恋者和1/5的男婚外恋者重情,2/3的男婚外恋者同时拥有两个以上的性伴侣,调查中的女婚外恋者全都只有一个性伴侣[9]。
男性与女性之间不但对爱情的理解十分不同,也不但在受精卵之中有先天的不同,而且进入学龄之后,还有许多源于先天的不同,直到成年时期,仍然差别很大,甚至在购物这样的小事上也体现出来[10]。
在女人的一生中,只有很短的时期对男人具有纯生理的魅力。进入生育期之后,妻子很难靠着纯生理的魅力来笼住丈夫。
西方的女权主义者常常不愿意生育,甚至不结婚,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西方社会出生人口下降,已经引起许多学者的担忧,因为即使地球的资源无限可用,也需要海盗们生出小海盗,法制钱选社会才可持续。
儒家主张夫妇以礼相待,最重要的目的是保护母亲和儿童,保证宗族延续。孝和悌都要建立在确定的血缘关系中:“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诗经·关雎》朱熹注)
从男人的本性来看,谈起爱情的时候,只认对方是个女人,不考虑对方将是母亲。大多数的哺乳动物都是这样,狒狒、叶猴、古猿等甚至要杀害非亲生的小狒狒、小叶猴、小古猿。母系社会的起源,内驱力就是母古猿保护自己的子女[11]。儒家用礼来保护母亲和儿童,所以中华古文明是唯一一个延续到现代的文明。
保护儿童最需要礼,西方社会也不得不制定许多法律来保护非成年人。儒家用礼来保护,不但成本小,而且是从家庭这个源头上保护儿童和后代。
笔者在高校中从教多年,有些天资很好的大学生因为父母婚变而改变了一生的命运,常令笔者叹息。至于中小学生,真正见诸媒体的案例远远小于教育工作者所知。
2000年九月,成都一所私立中学为了维护校园中的人文环境,拒收离异子女,实在是确有苦衷;该校在200人左右的家长会上宣布这一决定,出乎意料地获得长达3分钟的掌声[12],说明年轻的母亲们直觉到这一决定不但有助于自己孩子的教育,而且有助于约束丈夫和自己保持婚约。
对于单亲儿童心理压力的真实感受,媒体很少曝光。仅以2000年的一则报道来看:某十二岁的小学生一日被父亲的情妇诱到某华屋,夜间醒来发现自己的父亲与“阿姨”正在作爱,其父嘱托女儿不要将此事告诉母亲。女儿不但同意了,而且为了维系父母的关系,小小年纪守口如瓶。直到小姑娘在一篇作文中倾吐此事,才被教师传到媒体[13]。
小姑娘的心理压力有多大?媒体中轻描淡写。笔者却想起《国王头上长了角》的故事:一个国王的头上长了角,可是害怕被臣民知道,所以每一次理了发,都要杀掉理发师。最后,全国只剩下最后一名理发师,不能再杀了。国王严令理发师守口如瓶。理发师每次给国王理了发,夜里都做梦,吓得半夜里醒过来。后来理发师实在忍不住了,就跑到森林里对着一棵大树大喊:“国王头上长了角,国王头上长了角,国王头上长了角!”这才感到心中好受一些。
故事的最后也很有启发性:一个乐器师正好看中了理发师喊话的那棵大树,砍下来做成一把提琴。当乐师们在国王宴会上演奏时,这把提琴传出了理发师的声音:“国王头上长了角,国王头上长了角,国王头上长了角!”事情再也藏不住了,国王干脆摘下王冠。从此,戴王冠的国王就成了头上长角的国王。
儒家说的礼乐,其实就是把男人或女人头上的角,以及其他一些源于动物的隐私,变成与文明社会相容的东西,通过一定的礼仪,使得人们既能够享受世俗的生活,又不危及家庭和谐,不危及子女教育,不危害文明社会的群体延续。汉唐宋明清,尤其是宋明清,中国社会中的父亲们只要没死,就不会让自己的子女失去父爱,更不会抛弃自己的子女撒手不管。至于母亲,无论东方西方,多数人都没有丢失母系社会前后的天伦之情。
为了母亲,为了孩子,天下的男男女女,请爱之以敬,行之以礼!
朋友之间的忠恕关系,仅次于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和夫妇关系,是人间第四个容易得到又不容易失去的东西(参见第6-5节关于丁龙的讨论)。
同道和君臣不是每个人都有,也不像前四伦那么自然,但是儒家利用前四伦的自然关系,增加同道和君臣关系之中善的成分和光明的成分(参见第8-2和8-3节),大大地减少管理成本,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参见第1-2节关于愚忠的讨论)。
有些人为了丑化君子(参见第2-2节),把中国两千多年中的内部和平时期计算得越来越短。按照这些人的统计方法,欧美社会内部一天和平也没有!
例如水浒梁山上的聚义厅,从现代来看只是一个很小规模的黑社会,比西方的许多黑社会都小。而且《水浒传》中的英雄不像西方黑社会那么黑: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因为当时的皇帝在宏观治理上敬宗收族,尊儒举贤,虽然微观操作中会出现贪官,但是宏观秩序不可动摇,所以宋江愿意接受招安,替天行道。
事业从五伦做起,是小成本管理取得大效果的文化资源。

注释:

[1]钱穆:《中国历史上的道德精神》,引自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27~128页。
[2]《楹联集锦》,安徽黟县西递村,购于1996年,第13页。
[3]张祥平:《德治中国》,载《中国国情国力》,2001年5月刊,第48~50页。
[4]北京大学90年代第二学位所用《经济学》教材,版本待查。
在于从什么角度去看待这些事务。
[5]佩吉·沃恩《一夫一妻制神话》,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10~111,142页。
[6]木子:《文明边缘的公婆——欧域生活琐记之二》,载《华声月报》1997年第6期。
[7]罗洛·梅:《爱与意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引自《文摘报》1988年6月12日第4版。
[8]笔者听自一次广播,女学者似为陈一筠,待查。
[9]《星星夜谈》,女学者丁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00年11月28日22:45~23:00。
[10]张祥平:《生命之歌——从细胞到万物之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7~181页。
[11]张祥平:《生命之歌——从细胞到万物之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7~152页。
[12]刘畅:《这所学校为何拒收“离异子女”》,载《中国青年报》2000年11月25日第2版。
[13]《北京青年报》2000年(月日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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