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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爱情小说的历时性研究

作者:潇霖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3-04-02
时间的一维性或不可逆性,造成了一切历时性事物———如当代爱情小说———那自然演进的趋势。我们要显示的,就是爱情小说这种文学生态的自然进化趋向。

在新时期,爱情文学成了思想解放的突破口和文学发育的生长点。爱情题材的文学也有自己的“题材史”。在“文革”中,“爱情”曾作为题材禁区,严禁任何人踏入。这一题材,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死亡地带”。在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爱情小说的作者们,作为前哨部队,发起了向题材禁区的一次次冲击。首先有一批思想尖兵,贾平凹、张抗抗、刘心武、陆文夫等,发表了虽显幼稚,很见胆略的一批作品(《爱的权利》、《爱情的位置》、《献身》等),冲开了禁区的缺口,向前挺进。不过,这批作品,还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爱情文学,在几千年的禁欲主义之后,尤其是在“文革”的极端禁欲之后,不可能紧接着就出现真正的爱情文学,而只能作为过渡状态,出现“前爱情文学”、“准爱情文学”,即,并非正面地、细致地、透彻地描摩爱情,只是在为爱情争“权利”、争“位置”。当然,这些作品还有一个附带功能:为真正的爱情文学的出现酝酿情绪、训练技能,即,做好思想准备和技术准备。直到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才是一篇名副其实的爱情小说。它把一个情感富足者甚至剩余者(钟雨)的爱情,写得缱绻细腻、荡气回肠。这堪称一篇里程碑式的作品,意味着对“爱情”这一题材区划的正式占领。但是,“题材禁区”并非已完全占领,还有“禁区中的禁区”,那最后一个顽固碉堡有待拔除。那就是对性行为的直接描写。前述爱情小说,都只写情爱,不敢涉及性爱,更不能谈性欲,只围着它打外围战。性欲是爱情产生的自然前提和生理基础,是“爱情之泵”,当然也就是小说尤其不该回避的。但中国古人,历来提倡“禁欲”、“无欲”,直至80年代,人性也还只有限地得到复原———“清心寡欲”而已。这道关口是难过的。经过一再地耽延,到80年代中期,终于打响了这场攻坚战。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朱晓平的《福林和他的婆姨》,王安忆的《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铁凝的《麦秸垛》、《棉花垛》,刘恒的《伏羲伏羲》,共同迈出了这关键的一步,终于攻占了封建意识形态在这一领域里的制高点。

当代爱情小说的变迁,总是与阶段性的社会进程同步。爱情文学虽采用了永恒性的论题,却都有“当下品格”。能应和时代要求,反映人民心声,于是成为持久性与时代性兼具的范例。作者们关注的不是个人的“井底风波”,而是社会生活激流的涌动。每一时代的婚恋,都打着该时代鲜明的烙印,反映出当时典型的社会心理。比如,50年代发表的《结婚》、《在泉边》、《上海姑娘》、《我和我的妻子》等作品,反映出“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豪感,“黑暗已逝”的社会光明感、“感谢共产党”的民心归顺之感、青年一代的无忧无虑之感。《小巷深处》,反映出旧社会的屈辱者的新生感:《在悬崖上》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对自身思想意识的“不洁”之感及自审心态。中国的作家们,从不写疏离于社会之外的、缺少时代表征性的爱情。爱情文学这种“与社会进程的同步性,还表现在:在每一个时期,爱情小说都保持着“思想主题的前沿性”。即,作者们尽量吸取当时社会科学及文艺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或说“站在当时最高的理论高度”,去提升人们的思想水平。社会科学的思想触角,在为文学创作“探路”。新时期早期,对于“人道主义”、“人性论”、“人情味”、“共同美”的研究;中期,对“人性的结构性”(如人性的“善恶兼备”等),的层次性”(“本我”、“自我”、“超我”)的探讨:尤其是近年来,人们前前后后对爱情的专题研究(爱情伦理学、爱情心理学、爱情社会学等)都对爱情小说的创作,有所渗透。张抗抗的《隐形伴侣》,就显然是吸取了“人性的结构性”,或“性格的二重组合”等理论观点,使作品的思想有很高的更新度。

50年来,特别是新时期文学发韧以来,作家们的思想焦点不断在转移。“思想焦点”的转换可归纳为:在择偶时,重视政治立场的一致→重视思想观念的一致→重视双方间的心理相容。《青春之歌》中,男女间因政治立场的相同或歧异,实现感情上的结合(林道静与余永泽)、分离与重组(林道静与江华)。到了韦君宜的《洗礼》,作家们注重的已经是思想观念的一致。当王辉凡盲从上司、官气日重、对人民疾苦麻木不仁时,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妻子刘丽文愤然离去。王辉凡经过“文革”那政治风浪的洗礼后,反思了自己只对上级负责、只想保住官位的生活态度,恢复了与人民休戚与共的精神联系,刘丽文又回到他身边,他们复婚了。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中的这对恋人,女方一心求闻达,男方却只想做个平凡而散淡的人,有一个充实、有益的人生。二人的人生价值观不同,只好分道扬镳。再往后,作家们把思想焦点转向了男女双方的心理相容性。《何处是港湾》中,追求者李来来太重视恋人(华晓妮)是否已失贞,这使华对他总有抵触心理。《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中,达第看到丈夫田根才在其他女性面前的“馋样儿”,内心极为轻蔑,不肯与他同床。可见在爱情小说家心中,“心理相容性”的价值日重。

下面扫描一下当代性爱观的频频变更。就“性爱观的演变”来说,“婚外恋”,是个需要专题论述的话题。70年代末,张洁发表了《爱,是不能忘记的》。在作品中,张洁让钟雨那越轨性的情感,伸展到最大限度,却仍以“维护传统的性爱观,否决婚外恋”为自己最终之立场。而仅仅六年后,张欣在自己的《何处是港湾》中,已经是在鼓吹婚外恋,怂恿婚外恋了。在这篇小说中,由于乔斯贝与其妻太不般配(他的妻子几乎是只雌老虎),令知情者均抱不平。同事华晓妮对乔说:“‘乔总,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第三者?’多么突然和莫名其妙的问题,他漠然地摇了摇头。‘你为什么不找一个?你应该有第三者!’她噙着眼泪责备他,‘你没有精神上的挚友,没有灵魂的支柱,终日无人倾诉,没有使心灵宽慰的地方,这日子太苦了!’……‘你有权利安排自己的生活’。”至此,在作家们心目中,某些婚外恋已变得多么理所当然、理直气壮!华晓妮的激切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乔斯贝所身历的家庭生活,简直是对他的慢性谋杀。再往后则不同了。《无梦谷》(叶文玲)和《情爱画廊》(张抗抗)中所描写的,并非无爱的婚姻、并非不和睦的家庭(楚涧与鲁越之间、秦水虹与老吴之间),当碰到更投契的异性,情感满意度更高的婚配关系时,即弃旧图新。总之,作家们不再为笔下的婚外恋找借口。作品中性爱观的更新换代,不止于对婚外恋态度的改变,还有其他种种。如:人们不再张扬“山盟海誓”、“海枯石烂”式的古典性爱观,《小仙女》、《不系之舟》、《浪漫注解》等作品中,都不追求“天长地久”,亦不渴望“长相厮守”,他们只看重“曾经拥有”,只欣赏“潇洒走一回”和“过一把瘾”的洒脱态度。对爱情期待值不大,评价也不高。将其凡俗化、家常化、临时化。

当代爱情小说由集中表现作家们的共性,发展到突出显示每一人的个性。文学,原是差异性远胜一致性的:爱情,又是最个性化的一种情感。但新时期前半的爱情文学,仍是共性远远大于个性。那时,人们热情拥护当时的“话语霸权”,顺应“话语中心”的意向,甘受共同语境的局限,以从众性的群体思维模式,参与思想解放运动中的“集体发言”,体现出文学军团的集体意向。在《月食》、《墓场与鲜花》,《我应该怎么办?》、《三生石》、《土壤》、《天云山传奇》、《土牢情话》等一大批作品中,表现出对“四人帮”共同性的愤慨,对左倾专制一致性的批判。而在《未亡人》、《爬满青藤的木屋》、《山道弯弯》、《银杏树》、《心祭》、《枫林晚》、《井》等同样也是一大批的作品中,同一性地表现出反封建的思想激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家们不愿再一遍遍复述已成为教条的社会公理,不再肯当“时代的传声筒”,或“精神权威的学舌者”,他们要自己推理、自己判断、自己求证出不重复别人、也难为别人所重复的独家观点。他们也确实夺得了自我独享的话语权。他们于是标新立异,甚至搞异端邪说。张笑天在《公开的“内参”》中,借大学生康五四之口,做了显得简单明了,因而很有迷惑力的推算:婚外恋仅伤及一人,而成全了两人,这种二比一的关系,实质上不是更道德吗?张抗抗则在《情爱画廊》中,声称一夫一妻制太走极端,不可能真正实现。真有旁门左道之嫌!显然,这时的作家们,表现的已不是“群我”的思想认识,而是“单我”对性爱人生的思考与探索,显示了他们思想的独特性。新生代更加不趋同、不从众,他们极力求异。他们自觉地游离于群体之外,有意避免当“时代的传声筒”或“人民的代言人”。不愿人云亦云,不愿按早已成为公理的社会决定论、文化决定论、心理决定论等演绎故事情节。为了避免重复和雷同,为了免当应声虫,他们总是绕开前人已有的结论,自己独辟蹊径,找出一些很冷僻的理由,来解释人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如《大热天》这个短篇小说,以某一大热天气温的升降变化,解释一对青年男女感情的升温和冷却。《太阳很好》中的女主人公宁洁丽,她那受伤的心灵,按作者何顿的安排,竟是“被十月的阳光医治好了”。宁洁丽自称是“刚刚受过阳光教育的我”。在作者看来,人类所存身的大自然,尤其是太阳,使他们有自我修复能力、情感再生能力。再不幸的人,受到欣欣向荣的整个自然界的感召,也会逐渐恢复生机与活力。总之,新生代以“边缘化的立场”、“私人式的写作”,显示“私语化的倾向”,得出的,当然也就是享有专利权的结论,可以说是“个性化”到家了。这种“个性化”,当然,主要展露的不是事物的客观性,而是作者的主观性。

爱情小说中的爱情,呈现出从简单化向复杂性的演变趋势。《结婚》、《我能爱他吗?》、《清油河上的婚事》、《高洁的青松》等早期作品,人物的性格粗线条、思维简单化、思维直线式,回避真正深刻复杂的矛盾冲突。《高洁的青松》中,为妻的陈静是个向“四人帮”投降变节的软骨头。她因“挽救”不回“走资派”丈夫,为了表示“划清界线”,决绝地离家出走。于此时,不管夫、妻,还是子女,都没有片刻的犹豫、丝毫的伤感,及些微的困惑。家庭的解体,竟激不起家庭成员一点儿情感的涟漪。这种处理方式,是有点儿太简单化了。这种倾向,对爱情小说而言,实属致命的弱点。爱情小说原应有一点儿“揭秘性质”,揭示当事人内心的堂奥。早期的作者,失去了这个有利的机会。后来的爱情小说,则日见复杂起来。《无人倾诉》中的杜启明,始终动摇在妻子与情人之间。他在与情人相处时,会牵挂着妻子,因而心不在焉;而和妻子在一起时,又对情人抱有深重的负疚感。在《城市爱情》中,情侣们之间的人际关系,十分地复杂化;冷军爱岳影儿,岳影儿爱冷平,冷平爱林默兰,林默兰爱李小山,李小山在海外与别的女人有瓜葛。这真成了情感上的连环套,有时会把读者绕在里头出不来。

我们还要探讨从“抽象概括性”,向“具体细节性”的转变。早期的爱情小说较为幼稚,粗陈梗概。大多用于说明文式的叙事语言,交待出情节的进展,勾勒出故事的框架,“抽象概括性”较强。比如,《归宿》中陈慧芳的丈夫杨剑平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发配到远方去劳改。她坚定不移地等着他,等了22年。这22年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对此,文中只有一句概括性的说明:“为了她,他受尽煎熬无怨;为了他,她历尽辛酸坚守。”22年来,她在人们的白眼中盲目地苦守着,不曾有徒劳感?不曾有沮丧感灰颓感绝望感?即使她真的未曾有过任何动摇,作者也该设计一、两个提示性的细节,使读者可借以得知她的心理状态。同样,在《爱的权利》中,李欣与舒贝这一对少男少女,既然互相爱慕,就不曾在眉目神态间有所流露、在言谈话语中有所试探?———仍然是缺少具体的、足以打动人心的细节。这样的生活细节,对于富有社会经验的读者而言,是某一类感情、某一种性格的信号。它在读者的动力定型系统中,会引发条件反射。《绿化树》中有一个细节,很适于说明这一点。马樱花看到刚来的劳改释放犯章永嶙,因饥饿而濒临死亡,她万分同情。她把张招呼到自己家里,递给他(即作品中的“我”)一个白馍。这个馍对“我”来说真是太贵重了,“我”仔细端详着它,在它上面发现了一个清晰的指纹印,看着这无意间留下的个人情感的印记,“我”止不住悲从中来。读到这里,读者明白:章永嶙深深地被打动了。读者会下意识地按生活逻辑进行推理。他们想到:以章那劳改犯的身份,必是十几年不曾得到一点儿人情上的暖意了。这指纹对他的震撼,真是非同小可,必将刻骨铭心、永志不忘!可他多年来唯唯诺诺,已不能自如地表达感情。而且,表达什么?怎么表达都会显得轻飘。词不达意,反而成为对她的玷污。他牢牢地记得自己是被打入“另册”的,无权平等地与他人进行情感交流。这指纹,在他心中引发的情感体验,不仅仅是女性的温馨感、善良者的怜爱癖,还有难以道明的辛酸、苦涩!一个细节,竟会产生如此一言难尽的综合性情感效应。情感的回声,在读者的胸腔轰鸣!我们看到,在后期的爱情小说中,作者往往让特征性、标志性的生活细节,载荷超量的感性信息,并让那感性信息,附着有理性的意义。于是,生活细节,就成了精神的一个征兆,心灵的一个迹象。作家那零碎性的、片断性的观察成果,融入了他独特的理解后,构成了有本质内涵的具体细节。

下面我们考察当代的爱情小说,由“模式化”向“非模式化”的变异。“模式化”的意指之一:“新人新事新风尚”。马烽的《结婚》、康濯的《春种秋收》、方之的《在泉边》、陆文夫的《小巷深处》、李准的《李双双小传》、浩然的《蜜月》等等,均为这种模式的产物。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皆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有高涨的政治热情和趋前的思想觉悟。“模式”之二:“左倾权势棒打鸳鸯→忠贞坚守矢志不渝→平反昭雪破镜重圆”。新时期早期涌现的一大批爱情小说(《月食》、《土壤》、《归宿》、《爱的权利》、《张铁匠的罗曼史》等)大抵属此类。主人公们都历尽磨难而忠贞不渝。需要指出的是:这类模式,在现实生活中不是找不到原型,但属于少数,比例偏小。“散伙率”其实高于“固守率”。就某篇作品的个案价值来说,它也许与生活中的个别事例相吻合,就爱情小说整个的作品系列而言,却违背了大多数婚恋的实情。用百分之八、九十的故事模式,去反映百分之一、二十的事实,概率显然是颠倒了,是全局性的不真实。我们不能“见木不见林”,不该将目光限定于某个作品的“单篇值”,而忽略了该类作品的“总体值”。从“简单枚举法”是得不到社会真相的,概率论反映的才是普遍性的现实。“模式”之三,是观音菩萨式的女性博爱者,打救男性落魄者。田二嫂对返乡劳改的邱玉华(《孕育在大地之中》)、哑女对沦落该地的画家(《心香》)、李秀芝对右派许灵均(《灵与肉》)、乔安萍对“牛鬼蛇神”石在(《土牢情话》)、秋爽对无法返城的下乡知青小祁(《秋爽》)、马樱花对劳改释放犯章永嶙(《绿化树》)、惠婶对遭难的“我爸爸”(《后窗》)……这一组组人际关系,都可归于我们所说的“模式”之三。这些农村劳动妇女,都有“同情弱者,救人急难”的传统美德。她们对于罹难的男性知识分子的救助,都毫无个人动机。她们富绰有余的,是那观音菩萨般普度众生的慈悲心肠。她们因而被看作人民母亲的化身。“模式”之四:是改革大潮初起时,那滥觞一时的“改革恋爱”模式。这种雷同的模式,固然令人厌倦,但“陷入困境的改革家得到痴情女子的热心辅佐”,方获取“改革”与“恋爱”双喜临门的美满结局。这结局中,仍寄寓着“在时代风云里寻找个人幸福”的“社会期待”(如《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与童贞、《花园街五号》里的刘钊和吕莎、《故土》中的白天明与袁静雅、《跋涉者》中的杨昭远与丁雪君等等);而在“改革”与“恋爱”相拮抗时,又显示出:历史的前进,要求作为前进动力(而不是冀申、顾荣类的阻力)的个别人,以婚姻美满、家庭幸福为代价,作出殉道式的自我牺牲。以及牺牲者悲壮的承受性(如《沉重的翅膀》中的郑子云、《男人的风格》中的陈抱帖、《火红的云霞》中的梁霄等)。“模式”之五,“个人罗曼史与社会变迁史的耦合”,或曰:“个人的悲欢离合与国家的盛衰荣辱相耦合”。“耦合”指的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因密切的相关性,在运动发展中互相干予、互相牵制的现象。我国解放50年来政治风波之多,是世所罕见的;中国人的婚恋受政局影响之大,也是绝无仅有的。于是,个人婚恋与社会风浪,在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在爱情小说中,是紧紧地纠缠在一起的。政局变动往往是人物命运的内在动因。这种“耦合”现象,在《张铁匠的罗曼史》、《在水煎包子铺里》、《抱玉岩》等小说得到了再现。作品的模式化,是由作家的思维定势造成的。中国人,原本习惯了按限定的框架去思想、在祖传的桎梏中用情、按统一的口径表态。写出的作品,当然是模式化、甚至公式化的。改革开放多年来,人们的思想越来越松动、越来越活泛、越来越趋新求异,这种自发的趋向性,使文体模式,不知不觉地消弥了。

下面我们来谈爱情的类型,那理想化→世俗化→商业化的嬗变趋势。《归宿》中,陈慧芳无怨无悔地等待杨剑平22年:《土壤》中,辛启明心中时时刻刻装着黎珍,再容不下别的女人;《墓场与鲜花》中,朱少琳不惧生活困苦与政治迫害,千里跋涉来到陈坚身边,与他同甘共苦;……这种理想化的爱情,能克服所有艰难险阻、粉碎一切阴谋诡计、不惧任何外界压力、顶住全部煽动诱惑。它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向无敌的。这种爱情,具有政治上的抗争性和道德上的示范性。主人公的人格,给人以力学上的崇高感。当然,这样地将爱情理想化、永恒化、绝对化,也就千篇一律化了。大多是以“克服重重障碍”来体现爱情的力度;以灵魂龌龊者(《高洁的青松》中身为编剧的母亲、《复婚》中老局长的后妻小郓、《失去了的爱情》中的汪子扬、《归宿》中的吴志明等)反衬情操高洁者。于是,就整体性的价值判断而言,不免因“雷同”与“重复”而“丢分儿”。下面我们来谈“世俗化”。爱情的“世俗化”意味着它失去了对于客观现实的超越性。在《浪漫注解》中,作者潘向黎转述男主人公的恋爱态度:“要了解对方,要让对方了解自己,要沟通,要表现,要揣摩,要竞争,……恋爱是件累人的事,他没有这份斗志了。”高潮(《不麻烦的爱情》中的男主人公)也声称:他要的是“不麻烦的爱情”。当代爱情的身历者,缺乏爱情本有的冲动性与爆发力。他敲门,不见通常的回应,他连敲大点声的火气都没有,当即抽身而去(《不麻烦的爱情》);他在电话中约你会面,你不答应,他连“为什么”都不问一声,就无所谓地放下电话(《绝非偶然》中何丽英所说)。正如麦星(《绝非偶然》)所说,在爱情问题上,“中国的男士大多知难而退”。由于没有足够的激情点燃动力机制,当代都市人谈恋爱都打不起精神来,无力追求异性伴侣。于是,恋爱过程,那最有热情、最富诗意的一段人生旅程,被认为是一套太麻烦的手续。世俗化的爱情,有很多附加条件。空间距离不可太远(《天山深处的“大兵”》中,只因那“大兵”生活在“天山深处”,离首都太远,即将为“女士”身边的“小白脸们”所挫败)、时间距离不可太长(《勿忘草》中做丈夫的小余、《悠悠东流水》中做妻子的范小玲,刚返城时,给配偶写回的信还情意绵绵,时间一长,旧情就淡忘了)、身高不可低关键的一厘米(《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中,因丈夫偏低,就受尽了流言蜚语之害)、也不可有哪怕是很微小的生理缺陷(《斗二闲话》中的斗二因其吊角眼、《山道弯弯》中的二猛因受伤后的跛足,都使他们在择偶中处于劣势)……这些说明,爱情已掺了假,掺进了俗欲、杂质和邪念,不再是纯洁而又真诚的了。世俗化的爱情,往往有很强的功利色彩,变成了权衡利弊、运筹心机。在池莉的《不谈爱情》中,为了将庄建非这“最佳未婚夫”牢牢抓住,给本家族带来实利和荣耀,“吉玲全家进行了几轮磋商”,深思熟虑地制定策略,每人都使出自己的拿手好戏,有意制造假象来迷惑庄建非。婚恋竟包藏着这样多的谋略和心计,这样促成的婚姻,即便不能说是“爱情骗局”,至少也是令上当者难以拔出脚的“爱情泥沼”。这样促成的家庭,婚后感情自然会降温,或因一再的口角、冷战而导致情感的冷漠状、麻木态。夫妻之间,也就是一对生活搭档而已。这被叫做“柴米夫妻”、“市井夫妻”。而且,正像《烦恼人生》、《太阳出世》、《一地鸡毛》等所描述的,由于经济困窘、物质匮乏,必沦为“贫贱夫妻百事哀”的局面。《一地鸡毛》中,不就因为一块放馊了的豆腐而争吵不休吗?好在这类夫妻肯将就、能凑合,勉强维持着这索然寡味的家庭生活,造成中国婚姻“低质量,高稳定”的状态。上述爱情可称为“准爱情”、“俗爱情”。总之是不够尺度的爱、不曾达标的爱、不上档次的爱。这类爱情小说,显示出“规避崇高,认同世俗”的共同倾向。最后该论及爱情的“商业化”。在商业社会,爱情的主要类型,有“享乐型”、“交易型”、“轮换型”、“虚假型”、“骗局型”。在“享乐型”的爱情经历中,人们(《荒山之恋》中的那一对在荒山上交合的野鸳鸯、《小城之恋》中膘在一起练功的那一双情侣、《废都》中的庄之蝶、《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中的柯智雄和商晓燕等等)享受着官能的快感、陶醉于肉体的欢娱。而且,他们的肉欲享受,往往是快餐式的。不用长期恋爱,毋须建立家庭,邂逅相逢、偶然结识,有时甚至不知对方姓甚名谁,就已宽衣解带完事儿了。如此地快捷、便当,真是省时、省力又省心。性爱的“交易型”:像《岁月无敌》中简松与他的情妇们,就属这类关系:简松提供“爱情”,女人们提供居室、热水和饮食,彼此交换条件。“轮换型”指的是,暂时占住一个性爱伴侣,何时发现条件更优越者,更有利用价值者,立即实行“爱情跳槽”。商晓燕对柯智雄(《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冯滨对朱婴(《此情不再》)、彭海洋对黄围围(《无人倾诉》)等,皆如此。而且有轮换周期缩短的趋势。“虚假型”的爱情也有不少例证。《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中,田根才无意间得知了达弟那显赫的家庭门第,却假做不知,似乎完全是为达弟个人的魅力所打动,热烈地献起殷勤来,出演了一幕又一幕的爱情戏。在《把艾仁还我》中,当代都市人似乎是做假做惯了,连情感也本能地做假。那艾仁,明明厌恶女人,却下意识地讨好她们,滔滔不绝地向她们的耳中灌入甜言蜜语。至于“骗局型”爱情,也颇不少见。我们在《错觉》中可以看到:有些冒充商品推销员、水暖修理工的爱情骗子,走街串户,专门骗单身女子。而有的单身女子,因为太寂寞,竟甘心让他们骗。如果这种男人算“游方式的爱情骗子”的话,老杨(《冬至》)可看做“坐地式的爱情骗子”:他自称“未婚”,把冰琦哄到手后方摊牌,令冰琦处于不上不下的尴尬境地。

我们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爱情文学从张洁等人的“建立爱情信仰”,发展到池莉等人的“解构爱情神话”,再到张欣、张梅等人的“揭穿爱情骗局”,在文学中,爱情从赞美的对象,逐渐变成了揭露的目标,经历了一个价值持续下跌的过程。

我们以尽量简略、一带而过的方式,对当代爱情小说其它历时性变化,做一下扫描。作者们抛弃了廉价的乐观主义,趋向于严格的现实主义。爱情褪去了梦幻般的玫瑰红色,消弥了诗情画意,失去了浪漫主义情调,显出了低俗的灰色。大家变得对爱情的期望值不高,情感投入量也不大。作品的主题从“发现人性之美”,发展到“强调人性之俗”,再到“突出人性之恶”。创作主体态度的变化,使作品呈现出从“主观战斗性”向“客观描述性”转变的趋势。婚姻的纽带,不再是男女两造情感的一个死结。它越来越活络,越来越松散。家庭的稳定性,也因此而呈依次递减之势。当代人选择的婚恋,正由难度高向难度低下滑。———也许因为人们已失去了进行抗争的人格力量。还有,择偶标准随时间延伸发生的调整和变动,反映了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动。“性描写”作为文体中的“含金量”,随阅读需求的不断变化,而上下浮动。爱情小说中情感的变化,从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等事物的一般规律,到顺应爱情的特殊规律,再强调偶然性,以“无规律”为爱情发展的“规律”。

有人可能会说,爱情小说那一切“历时性变化”,是因为爱情人生本身在发生着“历时性变化”,是由文学的反映论性质造成的。我们要说,反映论只会有再现生活时的“客观准确性”,不能造成“主观差异性”效果。“客观准确性”是相对的,“主观差异性”才是绝对的。同样写“50年代人”的爱情遭遇,宗璞(《红豆》)对政治色彩略有区别的爱情,不持补救的态度,而是判以死刑。而王蒙(《恋爱的季节》)对周碧云与舒亦冰之间,那政治色彩同样有所差异的爱情,倾注了多么大的同情!叶文玲在《无梦谷》中,也不再像《归宿》、《月食》、《天云山传奇》那样,将爱情理想化。当楚汉被打成“右派”发配河南后,他的恋人佟璇,并非矢志不渝,反而暴露出性格的软弱和意志的薄弱。她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噤若寒蝉。当楚汉的妹妹楚涧来探望她时,她在人前竟不敢提及楚汉一个字!后来,没撑多久就把自己嫁出去了,而且是嫁给她一向轻蔑而又厌恶的、陷楚汉于绝境的郑挚。以这种行动进行表态,表示对政治权势的彻底就范。于此我们可以看出,没有绝对的“客观实在”,客观事物被知觉的同时,也就经历了被改造———按作者前在的“爱情”概念来改造,按作者内定的情感逻辑而推演。同一客观对象,会得到截然不同的主观性表现。

“历时性研究”是不会有最终之定论的,时间每延续一段儿,研究结论就须做些整体性的调整。让我们将这活力永存的课题研究,继续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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