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文学批评：１９５０—１９７５（上）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3-04-24
如果依了“香港是文化沙漠”的偏见，香港的文学批评自然是不值一谈。因为我们通常说的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记忆、习惯而延续的社会共同经验。它是人类智慧的标帜。连这样的东西都“沙漠”了，还谈什么文学和文学批评？其实，“文化”这个词，包括了“外显”与“内隐”的行为模式，不仅包括意识形态中思想、意识，还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习俗等人类的生存行为。它们借助符号的使用而被学习或被传授，从而显示人类生活和人类历史的出色成就。在这个意义上，“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观点根本就不能成立，因为它至多只是关注到了文化“内隐”的方面，即人格——心灵的方面，而忽略了“外显”的方面，即社会——功利的方面。当然，这个问题反过来看可能更为切实：论者和认同这种观点的人，充分感受到香港社会的商业特征。的确，比起直刺青天的银行大厦、珠光宝气的购物广场、以及股市的消息和皇家赛马会的彩票，那些自生自灭的文学杂志，那些被商品广告挤得瘦削不堪的文学版面，算得了什么？
然而就在这商业巨人的巨大身影的笼罩中，香港的文化、文学和文学批评，不仅在一个雅俗并兼、商政交缠的特殊文化空间中顽强地发展，而且形成了自己的“边缘性文化”特色。从五十年代的《人人文学》、《文艺新潮》、《中学生周报》，到七、八十年代的《八方》、《香港文学》发表的许多好作品，培养的许多出色作家，足以向人们表明：香港不是有没有文化，文学的问题，而是怎样理解、评价香港文化和文学的问题。譬如，无论地理上与政治上，香港都是一个边缘之地，对不同体制和意识形态，既始终有一种潜意识的关注，却又有拒绝宰制的自由，因而在交相纠缠、迎迎拒拒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景观。又如，香港是一个华洋杂处、中西交汇的地区，官方文牍和大学教育通用的是英语，市民社会的日常生活却通行粤语，而大部份的报刊则用中文出版，这种混杂的语言现象，对文学而言，显然不全是一种消极的力量，相反，作为文学表达媒介的中文，往往从其它两种语言中获得了视野与活力。再如，香港社会的主角自然是商业经济，不象政治生活高度集中的国家和地区那样容易形成思想文化思潮，甚至可以说，香港几十年是一个没有文学“思潮”、文学“主流”的地区，但没有思潮、没有主流，没有文坛的风气，也就使作家不必担心时尚的压力，能够凭个人的爱好和努力默默追求创作的理想，更好表现文学的个性。李欧梵认为，“从文化的层次而言，我认为香港虽地处边缘，却并非弱势，它和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文化关系恐怕也非后殖民论述可以全部概括。……恐怕无法完全用商业理论解释……也许香港文化的特色，就在于它的‘杂’性，它可以处在几种文化的边缘——中国、美国、日本、印度——却不受其中心的宰制，甚至可以‘不按牌理出牌’，从各种形式的拼凑中创出异彩。”[1]这种见解值得思考。
香港社会地理与政治的边缘性、语言的混杂性和经济的商贸特点，不仅决定了香港文化和文学队伍构成的复杂多元，精神、知识背景的复杂多元，也决定了文化和文学产品生产与流通的复杂多元。仅文学批评而言，批评的对象既有本港的作家和文学现象，也有大陆、台湾、甚至整个汉语世界的作家和文学现象；既批评高雅文学，也批评通俗文学。批评家既有作家、编辑，也有学院里的教授、专家。批评作品既有书评、随感，也有最正规的学院派论文；文章和论著既在本港发表、出版，也遍布台湾、大陆和其他华文世界的报刊与出版业。
这样复杂多元的文学批评现象，自然要求不同模式、不同角度的观察与理解。但无论在本港，还是在其他汉语文学界，对这个世界性都市的文学批评景观，都还未找到比较理想的整合框架和叙述策略。其中的问题，既与香港文化所处的尴尬的边缘地位相关，也与“香港文学”这一概念的吊诡含混相关。地区种种文化的形成与变化，最早当然是与地理环境相关联的，譬如有人正确地提出现代以前的香港文学具有浓厚的岭南色彩，在中国文学中“本土”的色彩并不明显。但在20世纪中国文化转型的摇荡中，社会条件的隔离（包括社会体制结构、生产生活方式等）又往往是地区文化特质形成的主要动力，——正是因为这一点，产生了香港文学、台湾文学和大陆文学的不同风貌。因此，基於文化观察必须服从的三条观察路线：自然条件（地域、语言、人种等）、社会条件（社会体制结构、生产生活方式等）、心理条件（原始概念、心态结构、民俗等）。面对香港作为国际性都市社会对於母体文化的复杂认同与差异的矛盾，面对边缘地域人员的流动性，文化资源、知识背景的复杂性，以及作品发表、流通的多样性，在香港，文学的香港性特质的问题，恐怕比那些是香港文学的表面归类更为重要。因为主要是“香港性”而不是别的什么，决定了香港近代以来的文学具有写“史”的意义。
但是从“香港性”出发仍然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是生活在“父母”文化的阴影中，“人家对你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你所做的事视若无睹”[2]；二是把“本土”的某些外在特点强调过分，以致于划地自限。香港文学界自二、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五、六十年间，反复提出“香港新文坛是否存在”、“香港有没有文学”[3]之类的问题，正反映了居港作家对外部漠视的反应和自我卫护心理；而外来作家的客居心理与本土的自卑和自傲，又往往限制了香港文学范畴与特质的展望。仅就五十年代以来的香港文学批评而言，无论港外港内，“香港没有文学评论”的论调比“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言论更刺耳，其中原因，就是这种言论既排除了香港批评家对于港外文学的批评，也排除了这些批评家在台湾或大陆发表的批评，眼里只有港岛报纸上豆腐干大的“圈子”评论和新作荐介，怎么会对香港的文学批评产生好印象？
其实香港的文学批评并不弱。本世纪前半叶的现象不在本章的叙述范畴，姑且不论，仅从五十年代开始，象林以亮1953年在《人人文学》与发表的，后来结集于《林以亮诗话》[4]出版的一系列新诗评论，代表了新诗理论批评中一种新的声音，对20世纪现代汉诗研究，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又如曹聚仁，是一位兴趣广泛的“杂家”，文学批评只是他写作生涯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他的诸多作品，特别是《文坛五十年》、《我与我的世界》，及《鲁迅评传》、《鲁迅年谱》[5]等著作，不仅是现代汉语文学史研究的珍贵资料，而且有香港文人特有的边缘立场和观察角度。再如由作家向学者转变的司马长风、李辉英的文学史研究，虽然条件所限，资料不全，存在着种种不足，但较少政治意识偏见，又是其长处。不用说，这些特点也鲜明体现在较后出版的刘以鬯的《端木蕻良论》、胡菊人的《文学视野》、黄继持的《文学传统与现代》等批评家的写作与著作中。这样的批评，是不是属於香港文学批评的组成部分？如果拒绝了谈论港外作家或谈论本港文学却在港外发表的批评，是否拒绝了自己非常优秀的一部分？
香港作为一个复杂多元的世界性都市，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现象，还是我们所谈的小范畴的文学批评，都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和开放性。香港文学批评的界定与归类，当然要看批评家是否具有香港身份这一基本前提，但出生的本地或外地，文学话题的港内或港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批评家的写作，是否以汉语写作体现了其对根源性文化传统的认同，是否以其独立的思想立场和文化品格体现了“香港性”，并参与了香港文化氛围的创造。因此，香港的文学批评似不应自限于香港文学的批评这一狭窄范畴，把香港批评家的文化关怀局限於一个地区的视野，而是应当面对它在久远汉文化传统背景下因近代殖民地境遇而形成的具体文化个性，这样才更有利于辨认现代以来，特别是五十年代以来，香港批评家的文化身与批评特质。因为，正如一些香港学者也意识到的那样，真正与大陆或台湾的“父母”主流文学产生岐义与冲突，并不始于传统的“旧文学”时期，即使在“新文学”以来，五十年前，也主要是“中国新文学”背景下汉语文学的“新”“旧”漠视，而不是“属”香港的文学的分立[6]。
比较明显体现出“香港性”文化身份和批评特质，是在五十年代[7]。因此，对于香港的文学批评的叙述，就从这个年代开始。不用说，我们使用“香港的文学批评”这个范畴性的概念，并以“香港性”文化特质作内核，既是一个包容性，开放性的概念（譬如，它自然包容了“香港文学的批评”，同时又将包容香港批评家站在自己独立的文化立场批评港外的汉文学作品，对批评作品的发表与出版，也不以本港为限）；又是一个有内在限定性的概念；它意味着我们更关心香港批评家思想立场、文学观念的“香港性”，并将排除那些专业的中国传统文学或欧美文学的研究与批评。因为它们应当在别的系统和框架中得到关注，而我们所叙述的，是“香港的文学批评”。
林以亮的诗歌批评
林以亮(1919—— )，原名宋淇，“林以亮”是宋淇常用的笔名之一，此外，还使用过宋奇、宋悌芬、欧阳竟、唐文冰、余怀等笔名发表作品。原籍浙江吴兴，著名戏剧家宋春舫之子。北平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获学士学位并留校任助教。珍珠港事件后在上海法租界领导话剧运动，曾编写舞台剧《皆大欢喜》。1948年到香港，先后任美国新闻处书刊编辑部主任、电影懋业公司制片部主任、邵氏公司编审委员会主任。编有《南和北》等电影剧本。1968年后，专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特别助理，并兼高级翻译文凭课程讲师及翻译中心主任，主持学校《译丛》的编辑出版。
林以亮是一个诗人，翻译家和文学批评家。他于大学时代开始写诗，有几十首诗作收在《林以亮诗话》和《昨日今日》两书中。主要翻译作品有《美国诗选》（编先，香港：今日世界，1961年）；《美国文学批评选》（编选，香港：今日世界，1961年）；《美国七大小说家》（林以亮等译，香港：今日世界，1967）；《自由与文化》《林以亮等译，香港：1954）。主要评论著作（包括翻译评论）有：《林以亮论翻译》（台北：志文，1974）；《林以亮诗话》（台北：洪范，1976）；《诗与情感》（台北：六林，1980）；《更上一层楼》（台北：九歌，1987）等。
林以亮的批评涉及文学翻译，电影与各种文类。翻译批评方面，一册讨论西译中问题的《林以亮论翻译》，一册商榷中译西问题的《红楼梦西游记》，既是翻译中“信、达、雅”问题讨论，又是东西方文化差异和文化矛盾的揭示，体现出很深修养和抽丝剥茧的功力。而电影批评方面的论文《中国电影的前途》，小说评论《私语张爱玲》等，也是极有见解、极其中肯的批评文字。当然，最值得注意的，还是他对五四以来中国诗歌的批评。它不仅典型体现了一个边缘诗歌批评家对主流文学的观察与分析，所提出的问题，也最发人深思。
林以亮对五四以来的“新诗”，早有自己的看法，从他四十年代开始创作的那些非常理性且形式感极强的诗作，以及他对燕京同学吴兴华新古典主义诗歌毫无保留的推崇，人们不难感到他与五四以来的滥情主义和感伤主义诗歌主流，有着深刻的分岐。这种分岐最早呈现于理论批评，是他1953年在《人人文学》上发表的诗歌《诗与情感》。当时，第7期的《人人文学》发表了夏侯无忌的文章《诗与情感》，把情感看作是诗最重要的因素，林以亮觉得“骨鲠在喉，不吐不快”，马上写了此文进行商榷。
林以亮《诗与情感》一文中提出的，主要是两点：一、情感只是诗的要素之一，不是唯一的要素，片面强调感情，将排斥许多别类诗歌的居留，大大缩小诗的范围；二、情感不过是诗的原料，要经过诗人的精细提炼才会变成诗；取消了从情感到艺术品之间语言形式的艰苦转化工作，简单把美感经验的传达看成是情感的交递，将导致诗歌自足性的虚缺。他比喻说：“感情是电流，要使它成为光，非要有精致的机器和变压器不可。”这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甚至可以说是一般的诗歌常识问题，但五四以来的中国“新诗”，恰恰在这基本问题上出现了混乱；写新诗和读新诗的人，只是一味地要抒发感情，表现自我，认为只要把强烈的感情无遮无拦地倾泻出来，便是艺术的大成功。林以亮的独特之处，是透过这种只讲感情，不要语言、形式和技巧考虑的现象，进一步顺藤摸瓜，找出了它“根本忽略了中国文学的特殊性质、构造和音乐性”的要害，指出其最大的病根是受十九世纪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他提出：“五四以来，中国的新诗走的可以说是一条没有前途的狭路，所受的影响也脱不了西洋浪漫主义诗歌的坏习气，把原来极为宽阔的领土限制在（一）抒情性的（二）高度严肃性这两条界限中间。……现代诗早已扬弃和推翻了十九世纪诗的传统而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8]
这是五十年代初来自边缘的对二十世纪中国主流诗歌最直率、也最激烈的批评。虽然早在二十年代，闻一多就提出过新诗中的滥情主义问题，梁实秋也对新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弊端，进行过尖锐的指责，但他们的论述，并未在后来的大陆批评界得到回应，只在香港的林以亮诗歌批评中得到了深入。林以亮对浪漫主义影响的批评，既有中国古代诗歌传统的阔大背景，又有本世纪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重要参照。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它是曾经在浪漫主义诗歌中沉溺过的诗人自我觉醒的声音。林以亮自己曾说过，对十九世纪文学他曾死心塌地的拥护，后来才深感其弊端，变成怀疑、批判和排斥的[9]。
古典诗歌的深厚修养，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深入了解，以及作为诗人的自我反思，使林以亮的诗歌批评，既有宽阔的视野和历史感，又有洞察抉微和透视，因而贴近创作现实的实际。譬如他批评自由诗，说从艾略特观点看，艺术中根本就没有自由这回事，“在取消了这些限制之后，诗人的困难反而有增无减。形式仿佛是诗人与读者之间一架共同的桥梁，拆去之后，一切传达的责任都落在作者身上。究其实际，自由诗并没有替诗人争得自由，反而加重了诗人的负担，使他在用字的次序上，句法结构上，语言的运用上，更直接、更明显地对读者有所交代。”因此，他指出，“非得有了规律，我们才能欣赏作者克服规律的能力；非得有了拘束，我们才能了解在拘束之内可能的各种巧妙变化。”[10]
林以亮对新诗浪漫主义弊端的清算，主要集中在感情的狭隘性和表现的简单化两个方面，而他批评的出发点，则是中国文字的特殊性。他指出：“中国的文字是象形的方块字，在排列起来和印出来后，每个字所占的空间是相同的”，由于这是各自独立而非粘连的文字，因此它的语法非常灵活，“我们要看了某一个字的位置和上下文后，才能判定它是名词或动词，是形容词或状词。”所以它决定了中国诗的特色：“从容不迫，含蓄不尽，信手拈来；情感既不致奔放，意境也容易开阔。”[11]这事实上是对汉语诗歌包容的文化特性的表现策略的指认，反对主体的强行干预和扭曲，反对单线因果关系的追寻，注意空间表现的多重性和意象性，以及语言内部的张力，等等。诗歌的研究与批评，只有落实到语言这个人类智力活动的根基问题时，才算找到了可靠的批判与建设的据点。正是在这一点上，林以亮的新诗批评显示了其有力的锋芒和诗学价值。他孜孜以求的，就是如何在文化融合与文化失真的矛盾中，加强母语的地位，他说：“我们必须加强母语的地位。所谓母语，就是子女向慈母使用的语言。我们一定要把母语锻炼成为最富于表现力、字汇丰富、活泼生动的语言；使我们身为子女的人都觉得骄傲。”[12]他认为这里最重要之点就是领会汉语的神髓，具备熟练的操纵力，在汉语特有的空间感和音韵规律的调和中，创造新诗的形式与节奏。
正因为林以亮深入到了一个民族与他的母语无可选择的关系范畴，意识到汉语在历史中积淀下来的文化精华，感同身受地知道新诗抛开汉语的语言习惯和文化内涵，无异于自我贫乏，所以他才把五四以来浪漫主义主流诗歌，归结为对伟大中国诗歌传统的背离，认为“五四以新文学最主要的成就恐怕就是彻底的否定和破坏旧的文学传统，以至这些年来我们的创作和批评不像是一个有二千年优良传统的产品”[13]。这样，作为一个身体力行的诗歌批评家，他不仅在五十年代不遗余力地推崇吴兴华的新古典主义诗歌，热心探讨古典诗歌形式的现代转化和西洋诗歌形式与中国文字特色的融合问题，而且分别从语言、修养、写诗态度、诗与传统的关系这四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设主张。林以亮的《诗的创作道路》是一篇既反映了他的写诗心得，又表现了他基本诗学见解的论文。
林以亮的新诗批评，最有特色的部分在五十年代中、前期，其中还包括极有见解的《论散文诗》一文，以及记录自己《喷泉》一诗创作经过的文章《一首诗的成长》，这篇文章被夏志清誉为“是中国新诗史料里一篇重要的文献，可说与梵乐希、泰特、史班德同类的诗人自述媲美”。[14]。六十年代，林以亮还发表《诗与胡说》、《译诗散论》、《论读诗之难》、《再论读诗之难》等论文，以及《文思录》等诗学随笔，也很有见解，但这时林以亮的兴趣已转向古代的诗歌经典，形式上也趋近于传统诗人的“诗话”。
林以亮的诗歌批评，反映了一个长期中被中外一流诗歌作品浸染，趣味很高，造诣很深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诗学理想。它本质上是一种古典主义的诗学理论，其要义是对五四之后被迫边缘化了的中国诗歌传统的召魂。而在精神上，则体现了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在边缘处境中自觉认同自己的边缘身份，以边缘者的距离感和理性的目光，对主流文化提出质疑、分析和反思的精神。
曹聚仁的文学批评
1950年前后南来香港的许多作家、批评家虽然各有自己的想法和打算，不可一概而论，但在批评家中，相当一部分希望在香港这样的边缘环境，保持自己独立的个人立场，却也是普遍的现象。林以亮是这样，1950年从上海来的曹聚仁，也是这样。
曹聚仁(1900-1972)，浙江浦江人，杭州第一师范毕业。1922年到上海，先做了三年的家庭教师，一边教课一边自学各种文史知识，“等于进了自修大学”[15]。也在这个时候，章太炎应上海江苏省教育会之请，在上海西门职业教育社大礼堂讲演国学，曹聚仁作笔录。这个讲演的笔录后来成了章氏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国学概论》。曹聚仁1925年被聘为暨南大学商学院国文教授，此后曾分别在复旦大学、持志大学、上海法学院、中国公学、大夏大学等担任教职。
曹聚仁的知识面非常广泛，兼作家、教授、记者为一身。抗战前是作家兼教授，抗战开始又投笔从戎做了中央通讯社的战地记者，后来还在蒋经国的“新赣南”主持过《正气日报》。1950年以前，就曾出版《国故学大纲》（1925年，上海梁溪版）、《中国史学ABC》（1930年，上海世界版）、《笔端》（1935年，上海天马版）、《文笔散策》（1936年，上海商务版）、《文思》（1937年，上海北新版）、《鲁迅手册》（1937年，上海群众版）、《中国抗战画史》（与舒宗侨合著，1948，上海联合画报版）、《蒋经国论》（1948年，上海版），等等。
曹聚仁是1950年到香港的。作为“一个看革命的旁观者”[16]，他是怀着十分复杂的矛盾心情离开大陆的，他曾说：“我对于中共政权，一半是留恋，一半是旁观；因为我一向对政治没有兴趣，却又对政治内幕有相当了解，作为去国到海外去的‘马尔塞尔’（《四骑士》中主角之一），心头别有滋味的。‘南来’，对于我，也可以说是一种不可解消的矛盾！”[17]从根本上看，他最终下了“乘桴浮于海”的决心，是要做一个不在“此山中”的旁观者，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既保留自由知识分子的思想立场，又“不必改变生活方式，可以活下去”[18]。
曹聚仁到香港的第四天，就开始为《星岛日报》特栏写关于大陆内地（主要是上海）形势的报道“南来篇”，以不偏大倚的“中立派”自居，以史家之笔自命，叙论大陆时局的变化。这些后来收进《采访新记》（1956年，香港创垦版）的报道，最初发表时曾得到热烈的反响，可说是左右不讨好，既受到国民党“忠贞之士”讥嘲攻击”，又受到共产党左派人士的讽刺。但他坚信自己的工作“不带政治色彩”，“乃是站在人民立场、记者的客观地位的一本正经工作。”[19]因此，在五十年代中后期，他多次回大陆采访，继续写了大量大陆的报道和时评作品在香港报刊发表，并结集成《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在香港出版。
作为记者，出于国家民族的立场，曹聚仁在香港报道了大陆五十年代的变化，也有过提早几小时报道1958年炮轰金门的独家新闻。而作为一个资深的文化人，他向北京苦雨斋的主人周作人催生了《知堂回想录》，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活动留下了颇有价值的资料。周作人是1960年底在曹聚仁的鼓动下开始写《知堂回想录》的，到1962年11月底写完。它1964年8、9月在大陆《新晚报》副刊发表了一些，被迫“废弃”后，又在曹聚仁的努力下，从头到尾在新加坡《南洋商报》上连载，由香港三育图书公司出版，全书38万字。
曹聚仁作为一个具有多重身份的知识分子，他不仅写通讯、报道和时评，也写小说。他在香港发表的小说《酒店》（1953年，香港创垦出版社）集中描绘了大陆南来的中上阶层在五十年代流落香港的生活，表现了在繁华、歌舞升平的背后，人们逃离家园的无奈、失落，以至放纵，还有难言的辛酸与脆弱，从一个逃难来港者聚居的“酒店”，描写了当时香港社会的现实。但曹聚仁的重要贡献，还有文学批评。在此方面，他的主要著作有：《文坛三忆》（1954年，香港创垦出版社）、《书林新话》（1954年，香港远东版）、《文坛五十年》（正续集，1955年，香港新文化版）、《鲁迅评传》（1956年，香港世界版）、《鲁迅年谱》（1967年，香港三育版）、《人事新语》（1963年，香港益群版）、《现代中国剧曲影艺集成》（197年，香港海天版）、《我与我的世界》（1972年，香港三育版）等。
曹聚仁在文学批评方面的贡献，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他的鲁迅研究。曹聚仁于二十年代末就与鲁迅相识，鲁迅的日记证明，他们的交往还不是一般相识泛泛之交。同时，曹聚仁于鲁迅生前就萌生了为鲁迅写传的愿望，《我与我的世界》中有这么一段记载，有一次，鲁迅在曹聚仁家中吃晚饭。
鲁迅先生看见我书架上的一角，堆积了他的种种作品以及一大堆资料片，知道我准备替他写传记，我笔着对他说：“我是不够格的，因为我不姓许。”他听了我的话，也笑了，说：“这凭这句话，你是懂得我的了！”就凭这一句话，我就大家没动手的空缺中，真的写起来了。[20]
不过，那次交谈的第二年，鲁迅就去世了，尽管曹聚仁加紧收集了不少资料，正准备动笔，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却驱使曹聚仁带笔从军，当了战地随军记者，把写传记的事搁了下来，只在1937年由上海群众书局出了本《鲁迅手册》，而为鲁迅写传和编定年谱的心愿，是曹聚仁在香港实现的。
不过，曹聚仁系统地讲述鲁迅，动笔之初，就有自己明确的想去。他在《鲁迅研究述评》一章中说：“(A)鲁迅并不是圣人，他的思想本来有若干矛盾的，思想上的矛盾，并无碍于其在文学史上的伟大的。一定要把这些矛盾之点掩盖起来；或是加以曲解，让矛盾解消去，那是鲁迅所不同意的。鲁迅赞许刘半农送他的对联：‘魏晋文章’，‘托尼学说’，那就一切歪解都没有用了。(B)我们得承认鲁迅自始至终是‘同路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共产党员，否则我们就无从解释鲁迅回复徐懋庸的公开信以及他写给胡风的几封信了。作为一个‘同路人’，鲁迅在革命道路上的贡献也是同样伟大的。(C)若干文化运动，如大众语运动，手头字运动，都不是鲁迅所领导的，一定要把这些文化工作写在鲁迅史中，对于他，也只能算是一种莫明其妙的讽刺。(D)我再三说到鲁迅所攻击的人士，有时他批评的非常尖刻；那一类人，也只是《儒林外史》中的腐迂书生，却不一定是‘坏蛋’。即如他所攻击最利害的顾颉刚氏，也是。”[21]其《鲁迅评传》、《鲁迅年谱》的突出特点，是以史家重实的精神，面对鲁迅生活和创作的复杂性，“把鲁迅当作有血有肉的活人来描画，绝少歪曲事实之处。”[22]这显然得益于曹聚仁既与鲁迅相识又能“站在热闹的斗争的边缘上”看事物这双重优势，因而与当代中国大陆诸多关于鲁迅的描绘，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周作人生前读完《鲁迅评传》，曾给曹聚仁去过一信，可以参照：
鲁迅评传，现在重读一遍。觉得很有兴味，与一般的单调书不同，其中特见尤为不少，以谈文艺观及政治观为尤佳，云其意见根本是“虚无主义”的，正是十分正确。因为尊著不当他是“神”看待，所以能够如此。尊书引法朗士一节话，正是十分沉痛。常见艺术家所画的许多像，皆只代表他多疑善怒一方面，没有写出他平时好的一面，良由作者皆未见过鲁迅，全是暗中摸索，但亦由其本有戏剧性的一面。故所见到只是这一边也。鲁迅平常行动亦有做作，（人人都有原也难怪。）如伏园所记那红匕首的一幕，在我却并未听见他说起这事过。据我所知，他不曾有什么仇人，他小时候虽有族人轻视，却并无什么样的仇，所以那无疑是急就的即兴，用以娱宾者。那把刀有八九寸长，而且颇厚，也不能用以裁纸，那些都是绍兴人所谓“焰头”。（旧戏中出虎时放“焰头”，讲话时多加藻饰形容话。）伏园乃新闻记者，故此等材料是其拿手，但也不是他所假造的……。[23]
曹聚仁既以史家自居，强调史德和史实，他的文学批评就不免以历史事件和文人活动为主要对象。事实上这正是曹聚仁文学批评的一大特点。对鲁迅的描述是如此，他的主要文学批评著作《文坛五十年》、《我与我的世界》也是如此。《文坛五十年》于1955年初版，可以说是最早在香港编写出的中国新文学史。它是“一部回忆录性质的书，……以四围师友生活为中心。”[24]通过亲身经历“掌故式”地记述了中国文坛的大事。他指出，今天的现代文学史中出现的作家，十有八九他都认识，又曾在报界和出版界工作，具有新文学发展的见证人的身份。这种身份，配合他“史人的地位，在文坛一角作一孤立的看客”[25]的立场，使他对新文学的叙述保持了独立的个人立场和客观性，“一方面它提供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另一方面，它讨论了一些长久以来因政治因素而被忽视或否定的作家和作品，例如对在五十年代受到猛烈批判的胡适，曹聚仁便高度赞扬，另外如周作人、钱钟书、吴稚晖、李勋人等都是长久以来被人忽略了的作家，曹聚仁对他们却加以肯定，这是《文坛五十年》的一个重要贡献。”[26]
如果说，《文坛五十年》是一部独具个人色彩的新文学史，那么，《我与我的世界》则是一部独具边缘立场的文人心灵史。《我与我的世界》是曹聚仁未完成的自传，1970年开始动笔，边写边在香港《晶报》连载。原计划写三卷，一百万字，但到他逝世时只写了一半，叙述到四十年代。它于作者逝世后在香港出版，后来又经由曹聚仁的妻子儿女根据他的遗稿整理、校订，在大陆列为“新文学史料丛书”，1983年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我与我的世界》涉笔“大半个世纪，世变的剧烈，比以前三四个世纪还要多”，而当年与作者交游的朋友，又都和“天下兴亡”有密切关系，其史料价值，与作者的《文坛五十年》同样重要。但与《文坛五十年》以边缘者的立场写文坛不同，《我与我的世界》的侧重点是“世界”中的“我”，目的只是要把他与他的世界不加掩饰地揭示出来。曹聚仁十分推崇法国新传记作者莫罗亚(Andre maurois,1885——1968)关于现代传记特质的论述：“学者的理智打进了心理学和伦理学的园地，……不论对于任何问题，都要自己去探讨，并且接受自己的研究结果。”并说这番话也正是他写自传要说的话[27]。而事实上，这本传记不仅仅是个人生活记忆的钩沉、文人交往的叙述，而是充满时代、历史和自我的分析与议论。开篇《我的自剖》便宣称自己是虚无主义者，是罗亭式的人物，与时代社会充满着矛盾，他说自己，“虽不算十分天真，却也不是世故老人，说到写文章，实在是爬格子，象是贫血的奶妈拼命地挤一点奶汁出来，却也并非有什么‘不能已于言’的苦衷。许多年前，我曾经以但丁自比，并非我会那么狂妄，会以但丁的天才乃其伟大成就自比，而是以但丁的立身处境自况。但丁的心中，对于社会革命，与国家的统一这两种工作的先后轻重，常是彷徨苦闷，不知应当把那一方面看得重要些，后来，他终于为谋国家统一而努力了。这是我走的路子，抗战给我一个新的信念，那时，我相信中华民族有了新的希望。我还相信抗战的血多流一点，或许社会革命的血就可以少流一点了。因此，当时我对中国的前途一变而颇为乐观了。可奈在泥泞长途走了一阵子，那份乐观了的念头，又渐渐地褪了色，到了后来，在抗战胜利后那几年中，依旧回到但丁当年徘徊岐途的心境。”[28]这段话可以说是《我与我的世界》的一个小小缩影。
这本书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展示了一个现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矛盾与挣扎的心灵历程。曹聚仁曾认为鲁迅的《孔乙己》“象征知识分子的没落；从这面镜子中照见了自己的灵魂”[29]，他的《我与我的世界》，也是一本能照见作者自己灵魂，能象征“站在热闹的斗争的边缘上”观察、思考的自由知识分子艰难求索，终而走向孤独与落寞的书。在这个意义上，《我与我的世界》是研究中国现代自由知识分子思想与生活的重要史料。
因为在三十年代与朋友创办《涛声周刊》，提倡“乌鸦主义”（即理性主义批判），曹聚仁被人讥为“乌鸦”。他认为讲别人不中听的话没什么不好，也就承认了下来。疏离中心，立足潮流之外的人是孤独的，然而承受得住这种孤独的人又终将得到补偿。曹聚仁一生著述甚丰。文学批评值得一提的还有《人事新语》和《现代中国剧曲影艺集成》，主要是现代中国传统戏曲经典作品和表演大师的批评，也包括一些现代话剧经典作品的评论。特别是《现代中国剧曲影艺集成》一书，收有两千多幅图片、剧照，二十多万字的介绍和评论，可说是图文并茂，蔚为大观。它在1971年出版，可视为作者对“文革”文化专制主义的自觉抗争。此外，作为学者和年轻时就为章太炎记录、整理过《国学概论》的人，中国古代和近代学术思想的研究也有他独特的贡献。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他晚年在香港《晶报》上连载（1970年1月2日——1970年9月15日）的“听涛室随笔”，它在曹聚仁逝世后更名为《国学十二讲——中国学术思想》出版。这是一部以随笔形式叙述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著作；作者自称“是有所见的书，不仅是有所知的书，窃愿藏之名山以待后世的知者”[30]的书，可谓自视甚高，但也称之无愧。它博彩众家之说，综合各人之长，文笔清新洒脱，论说平实易懂，并在运用历史唯物论解释中国学术思想史方面作了可喜的尝试。
注：
[1]李欧梵：《香港文化的‘边缘性’初探》、《今天》第28期，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春季号，页79-80。
[2]梁秉钧：《引言》，《今天》，牛津出版社（香港）1995年第1期“香港文化专辑”，页73。
[3]例如在1936年8月18日的《工商日报》副刊“文艺周刊”贝茜的《香港新文坛的演进与展望》就曾提出这个问题，而八十年代初的香港报刊，则有许多作家卷入这一问题的讨论。
[4]《林以亮诗话》，台北：洪范书店，1976年。
[5]《文坛五十年》，香港：新文化，1995年；《我与我的世界》，香港：三育，1972年；《鲁迅评传》，香港：世界，1956年；《鲁迅年谱》，香港：三育，1967年。
[6]这当然不是认为五十年代之前的香港文学批评不具有“香港性”。但自香港变为英殖民地以来，它在早期，是汉文化与殖民文化矛盾争战；二战开始之后的情形，则类似上海的“孤岛”文化现象，还不象五十年代开始具有单个的特殊性。
[7]黄继持：《香港文学主体性的发展》，《四十年来中国文学》，台湾：联合文学，1995年，页411-442。
[8]林以亮：《诗与情感》，台北：大林，出版社1973年，页71-72。
[9]参见林以亮：《诗的创作与道路》，《林以亮诗话》，台北：洪范，1976年，页53-64。
[10]林以亮：《论新诗的形式》，《人人文学》第15期，署名“余怀”，香港，1953年。
[11]林以亮：《再论新诗的形式》，《人人文学》第18期，署名“余怀”，香港1953年。
[12]《林以亮论翻译》，台北：志文出版社，1974年，页126。
[13]林以亮：《诗与情感》，台北：大林出版社，1973年，页64。
[14]夏志清：《序》，《林以亮诗话》，台北，洪范，1976年，页7。
[15]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页197。
[16]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页583。
[17]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页585。
[18]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页586、590。
[19]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页586、590。
[20]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页394。
[21][22]曹聚仁：《鲁迅年谱》页171、页2。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0年10月版。
[23]转引自曹聚仁《鲁迅年谱》，页348-349。
[24][25]曹聚仁：《文坛五十年·前词》，香港：新文化出版社，1955年。
[26]五宏志、曹聚仁：《文坛五十年》正、续集，《香港文学书目》页23。香港：青文书屋1996年版。
[27]曹聚仁：《代序：谈传记文学》《我与我的世界》，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2年。
[28]曹聚仁：《我的自剖》，《我与我的世界》。
[29]曹聚仁：《鲁迅年谱·小引》。
[30]转引自《校订说明》，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北京：三联书店，1986版。
然而就在这商业巨人的巨大身影的笼罩中，香港的文化、文学和文学批评，不仅在一个雅俗并兼、商政交缠的特殊文化空间中顽强地发展，而且形成了自己的“边缘性文化”特色。从五十年代的《人人文学》、《文艺新潮》、《中学生周报》，到七、八十年代的《八方》、《香港文学》发表的许多好作品，培养的许多出色作家，足以向人们表明：香港不是有没有文化，文学的问题，而是怎样理解、评价香港文化和文学的问题。譬如，无论地理上与政治上，香港都是一个边缘之地，对不同体制和意识形态，既始终有一种潜意识的关注，却又有拒绝宰制的自由，因而在交相纠缠、迎迎拒拒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景观。又如，香港是一个华洋杂处、中西交汇的地区，官方文牍和大学教育通用的是英语，市民社会的日常生活却通行粤语，而大部份的报刊则用中文出版，这种混杂的语言现象，对文学而言，显然不全是一种消极的力量，相反，作为文学表达媒介的中文，往往从其它两种语言中获得了视野与活力。再如，香港社会的主角自然是商业经济，不象政治生活高度集中的国家和地区那样容易形成思想文化思潮，甚至可以说，香港几十年是一个没有文学“思潮”、文学“主流”的地区，但没有思潮、没有主流，没有文坛的风气，也就使作家不必担心时尚的压力，能够凭个人的爱好和努力默默追求创作的理想，更好表现文学的个性。李欧梵认为，“从文化的层次而言，我认为香港虽地处边缘，却并非弱势，它和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文化关系恐怕也非后殖民论述可以全部概括。……恐怕无法完全用商业理论解释……也许香港文化的特色，就在于它的‘杂’性，它可以处在几种文化的边缘——中国、美国、日本、印度——却不受其中心的宰制，甚至可以‘不按牌理出牌’，从各种形式的拼凑中创出异彩。”[1]这种见解值得思考。
香港社会地理与政治的边缘性、语言的混杂性和经济的商贸特点，不仅决定了香港文化和文学队伍构成的复杂多元，精神、知识背景的复杂多元，也决定了文化和文学产品生产与流通的复杂多元。仅文学批评而言，批评的对象既有本港的作家和文学现象，也有大陆、台湾、甚至整个汉语世界的作家和文学现象；既批评高雅文学，也批评通俗文学。批评家既有作家、编辑，也有学院里的教授、专家。批评作品既有书评、随感，也有最正规的学院派论文；文章和论著既在本港发表、出版，也遍布台湾、大陆和其他华文世界的报刊与出版业。
这样复杂多元的文学批评现象，自然要求不同模式、不同角度的观察与理解。但无论在本港，还是在其他汉语文学界，对这个世界性都市的文学批评景观，都还未找到比较理想的整合框架和叙述策略。其中的问题，既与香港文化所处的尴尬的边缘地位相关，也与“香港文学”这一概念的吊诡含混相关。地区种种文化的形成与变化，最早当然是与地理环境相关联的，譬如有人正确地提出现代以前的香港文学具有浓厚的岭南色彩，在中国文学中“本土”的色彩并不明显。但在20世纪中国文化转型的摇荡中，社会条件的隔离（包括社会体制结构、生产生活方式等）又往往是地区文化特质形成的主要动力，——正是因为这一点，产生了香港文学、台湾文学和大陆文学的不同风貌。因此，基於文化观察必须服从的三条观察路线：自然条件（地域、语言、人种等）、社会条件（社会体制结构、生产生活方式等）、心理条件（原始概念、心态结构、民俗等）。面对香港作为国际性都市社会对於母体文化的复杂认同与差异的矛盾，面对边缘地域人员的流动性，文化资源、知识背景的复杂性，以及作品发表、流通的多样性，在香港，文学的香港性特质的问题，恐怕比那些是香港文学的表面归类更为重要。因为主要是“香港性”而不是别的什么，决定了香港近代以来的文学具有写“史”的意义。
但是从“香港性”出发仍然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是生活在“父母”文化的阴影中，“人家对你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你所做的事视若无睹”[2]；二是把“本土”的某些外在特点强调过分，以致于划地自限。香港文学界自二、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五、六十年间，反复提出“香港新文坛是否存在”、“香港有没有文学”[3]之类的问题，正反映了居港作家对外部漠视的反应和自我卫护心理；而外来作家的客居心理与本土的自卑和自傲，又往往限制了香港文学范畴与特质的展望。仅就五十年代以来的香港文学批评而言，无论港外港内，“香港没有文学评论”的论调比“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言论更刺耳，其中原因，就是这种言论既排除了香港批评家对于港外文学的批评，也排除了这些批评家在台湾或大陆发表的批评，眼里只有港岛报纸上豆腐干大的“圈子”评论和新作荐介，怎么会对香港的文学批评产生好印象？
其实香港的文学批评并不弱。本世纪前半叶的现象不在本章的叙述范畴，姑且不论，仅从五十年代开始，象林以亮1953年在《人人文学》与发表的，后来结集于《林以亮诗话》[4]出版的一系列新诗评论，代表了新诗理论批评中一种新的声音，对20世纪现代汉诗研究，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又如曹聚仁，是一位兴趣广泛的“杂家”，文学批评只是他写作生涯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他的诸多作品，特别是《文坛五十年》、《我与我的世界》，及《鲁迅评传》、《鲁迅年谱》[5]等著作，不仅是现代汉语文学史研究的珍贵资料，而且有香港文人特有的边缘立场和观察角度。再如由作家向学者转变的司马长风、李辉英的文学史研究，虽然条件所限，资料不全，存在着种种不足，但较少政治意识偏见，又是其长处。不用说，这些特点也鲜明体现在较后出版的刘以鬯的《端木蕻良论》、胡菊人的《文学视野》、黄继持的《文学传统与现代》等批评家的写作与著作中。这样的批评，是不是属於香港文学批评的组成部分？如果拒绝了谈论港外作家或谈论本港文学却在港外发表的批评，是否拒绝了自己非常优秀的一部分？
香港作为一个复杂多元的世界性都市，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现象，还是我们所谈的小范畴的文学批评，都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和开放性。香港文学批评的界定与归类，当然要看批评家是否具有香港身份这一基本前提，但出生的本地或外地，文学话题的港内或港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批评家的写作，是否以汉语写作体现了其对根源性文化传统的认同，是否以其独立的思想立场和文化品格体现了“香港性”，并参与了香港文化氛围的创造。因此，香港的文学批评似不应自限于香港文学的批评这一狭窄范畴，把香港批评家的文化关怀局限於一个地区的视野，而是应当面对它在久远汉文化传统背景下因近代殖民地境遇而形成的具体文化个性，这样才更有利于辨认现代以来，特别是五十年代以来，香港批评家的文化身与批评特质。因为，正如一些香港学者也意识到的那样，真正与大陆或台湾的“父母”主流文学产生岐义与冲突，并不始于传统的“旧文学”时期，即使在“新文学”以来，五十年前，也主要是“中国新文学”背景下汉语文学的“新”“旧”漠视，而不是“属”香港的文学的分立[6]。
比较明显体现出“香港性”文化身份和批评特质，是在五十年代[7]。因此，对于香港的文学批评的叙述，就从这个年代开始。不用说，我们使用“香港的文学批评”这个范畴性的概念，并以“香港性”文化特质作内核，既是一个包容性，开放性的概念（譬如，它自然包容了“香港文学的批评”，同时又将包容香港批评家站在自己独立的文化立场批评港外的汉文学作品，对批评作品的发表与出版，也不以本港为限）；又是一个有内在限定性的概念；它意味着我们更关心香港批评家思想立场、文学观念的“香港性”，并将排除那些专业的中国传统文学或欧美文学的研究与批评。因为它们应当在别的系统和框架中得到关注，而我们所叙述的，是“香港的文学批评”。
林以亮的诗歌批评
林以亮(1919—— )，原名宋淇，“林以亮”是宋淇常用的笔名之一，此外，还使用过宋奇、宋悌芬、欧阳竟、唐文冰、余怀等笔名发表作品。原籍浙江吴兴，著名戏剧家宋春舫之子。北平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获学士学位并留校任助教。珍珠港事件后在上海法租界领导话剧运动，曾编写舞台剧《皆大欢喜》。1948年到香港，先后任美国新闻处书刊编辑部主任、电影懋业公司制片部主任、邵氏公司编审委员会主任。编有《南和北》等电影剧本。1968年后，专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特别助理，并兼高级翻译文凭课程讲师及翻译中心主任，主持学校《译丛》的编辑出版。
林以亮是一个诗人，翻译家和文学批评家。他于大学时代开始写诗，有几十首诗作收在《林以亮诗话》和《昨日今日》两书中。主要翻译作品有《美国诗选》（编先，香港：今日世界，1961年）；《美国文学批评选》（编选，香港：今日世界，1961年）；《美国七大小说家》（林以亮等译，香港：今日世界，1967）；《自由与文化》《林以亮等译，香港：1954）。主要评论著作（包括翻译评论）有：《林以亮论翻译》（台北：志文，1974）；《林以亮诗话》（台北：洪范，1976）；《诗与情感》（台北：六林，1980）；《更上一层楼》（台北：九歌，1987）等。
林以亮的批评涉及文学翻译，电影与各种文类。翻译批评方面，一册讨论西译中问题的《林以亮论翻译》，一册商榷中译西问题的《红楼梦西游记》，既是翻译中“信、达、雅”问题讨论，又是东西方文化差异和文化矛盾的揭示，体现出很深修养和抽丝剥茧的功力。而电影批评方面的论文《中国电影的前途》，小说评论《私语张爱玲》等，也是极有见解、极其中肯的批评文字。当然，最值得注意的，还是他对五四以来中国诗歌的批评。它不仅典型体现了一个边缘诗歌批评家对主流文学的观察与分析，所提出的问题，也最发人深思。
林以亮对五四以来的“新诗”，早有自己的看法，从他四十年代开始创作的那些非常理性且形式感极强的诗作，以及他对燕京同学吴兴华新古典主义诗歌毫无保留的推崇，人们不难感到他与五四以来的滥情主义和感伤主义诗歌主流，有着深刻的分岐。这种分岐最早呈现于理论批评，是他1953年在《人人文学》上发表的诗歌《诗与情感》。当时，第7期的《人人文学》发表了夏侯无忌的文章《诗与情感》，把情感看作是诗最重要的因素，林以亮觉得“骨鲠在喉，不吐不快”，马上写了此文进行商榷。
林以亮《诗与情感》一文中提出的，主要是两点：一、情感只是诗的要素之一，不是唯一的要素，片面强调感情，将排斥许多别类诗歌的居留，大大缩小诗的范围；二、情感不过是诗的原料，要经过诗人的精细提炼才会变成诗；取消了从情感到艺术品之间语言形式的艰苦转化工作，简单把美感经验的传达看成是情感的交递，将导致诗歌自足性的虚缺。他比喻说：“感情是电流，要使它成为光，非要有精致的机器和变压器不可。”这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甚至可以说是一般的诗歌常识问题，但五四以来的中国“新诗”，恰恰在这基本问题上出现了混乱；写新诗和读新诗的人，只是一味地要抒发感情，表现自我，认为只要把强烈的感情无遮无拦地倾泻出来，便是艺术的大成功。林以亮的独特之处，是透过这种只讲感情，不要语言、形式和技巧考虑的现象，进一步顺藤摸瓜，找出了它“根本忽略了中国文学的特殊性质、构造和音乐性”的要害，指出其最大的病根是受十九世纪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他提出：“五四以来，中国的新诗走的可以说是一条没有前途的狭路，所受的影响也脱不了西洋浪漫主义诗歌的坏习气，把原来极为宽阔的领土限制在（一）抒情性的（二）高度严肃性这两条界限中间。……现代诗早已扬弃和推翻了十九世纪诗的传统而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8]
这是五十年代初来自边缘的对二十世纪中国主流诗歌最直率、也最激烈的批评。虽然早在二十年代，闻一多就提出过新诗中的滥情主义问题，梁实秋也对新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弊端，进行过尖锐的指责，但他们的论述，并未在后来的大陆批评界得到回应，只在香港的林以亮诗歌批评中得到了深入。林以亮对浪漫主义影响的批评，既有中国古代诗歌传统的阔大背景，又有本世纪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重要参照。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它是曾经在浪漫主义诗歌中沉溺过的诗人自我觉醒的声音。林以亮自己曾说过，对十九世纪文学他曾死心塌地的拥护，后来才深感其弊端，变成怀疑、批判和排斥的[9]。
古典诗歌的深厚修养，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深入了解，以及作为诗人的自我反思，使林以亮的诗歌批评，既有宽阔的视野和历史感，又有洞察抉微和透视，因而贴近创作现实的实际。譬如他批评自由诗，说从艾略特观点看，艺术中根本就没有自由这回事，“在取消了这些限制之后，诗人的困难反而有增无减。形式仿佛是诗人与读者之间一架共同的桥梁，拆去之后，一切传达的责任都落在作者身上。究其实际，自由诗并没有替诗人争得自由，反而加重了诗人的负担，使他在用字的次序上，句法结构上，语言的运用上，更直接、更明显地对读者有所交代。”因此，他指出，“非得有了规律，我们才能欣赏作者克服规律的能力；非得有了拘束，我们才能了解在拘束之内可能的各种巧妙变化。”[10]
林以亮对新诗浪漫主义弊端的清算，主要集中在感情的狭隘性和表现的简单化两个方面，而他批评的出发点，则是中国文字的特殊性。他指出：“中国的文字是象形的方块字，在排列起来和印出来后，每个字所占的空间是相同的”，由于这是各自独立而非粘连的文字，因此它的语法非常灵活，“我们要看了某一个字的位置和上下文后，才能判定它是名词或动词，是形容词或状词。”所以它决定了中国诗的特色：“从容不迫，含蓄不尽，信手拈来；情感既不致奔放，意境也容易开阔。”[11]这事实上是对汉语诗歌包容的文化特性的表现策略的指认，反对主体的强行干预和扭曲，反对单线因果关系的追寻，注意空间表现的多重性和意象性，以及语言内部的张力，等等。诗歌的研究与批评，只有落实到语言这个人类智力活动的根基问题时，才算找到了可靠的批判与建设的据点。正是在这一点上，林以亮的新诗批评显示了其有力的锋芒和诗学价值。他孜孜以求的，就是如何在文化融合与文化失真的矛盾中，加强母语的地位，他说：“我们必须加强母语的地位。所谓母语，就是子女向慈母使用的语言。我们一定要把母语锻炼成为最富于表现力、字汇丰富、活泼生动的语言；使我们身为子女的人都觉得骄傲。”[12]他认为这里最重要之点就是领会汉语的神髓，具备熟练的操纵力，在汉语特有的空间感和音韵规律的调和中，创造新诗的形式与节奏。
正因为林以亮深入到了一个民族与他的母语无可选择的关系范畴，意识到汉语在历史中积淀下来的文化精华，感同身受地知道新诗抛开汉语的语言习惯和文化内涵，无异于自我贫乏，所以他才把五四以来浪漫主义主流诗歌，归结为对伟大中国诗歌传统的背离，认为“五四以新文学最主要的成就恐怕就是彻底的否定和破坏旧的文学传统，以至这些年来我们的创作和批评不像是一个有二千年优良传统的产品”[13]。这样，作为一个身体力行的诗歌批评家，他不仅在五十年代不遗余力地推崇吴兴华的新古典主义诗歌，热心探讨古典诗歌形式的现代转化和西洋诗歌形式与中国文字特色的融合问题，而且分别从语言、修养、写诗态度、诗与传统的关系这四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设主张。林以亮的《诗的创作道路》是一篇既反映了他的写诗心得，又表现了他基本诗学见解的论文。
林以亮的新诗批评，最有特色的部分在五十年代中、前期，其中还包括极有见解的《论散文诗》一文，以及记录自己《喷泉》一诗创作经过的文章《一首诗的成长》，这篇文章被夏志清誉为“是中国新诗史料里一篇重要的文献，可说与梵乐希、泰特、史班德同类的诗人自述媲美”。[14]。六十年代，林以亮还发表《诗与胡说》、《译诗散论》、《论读诗之难》、《再论读诗之难》等论文，以及《文思录》等诗学随笔，也很有见解，但这时林以亮的兴趣已转向古代的诗歌经典，形式上也趋近于传统诗人的“诗话”。
林以亮的诗歌批评，反映了一个长期中被中外一流诗歌作品浸染，趣味很高，造诣很深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诗学理想。它本质上是一种古典主义的诗学理论，其要义是对五四之后被迫边缘化了的中国诗歌传统的召魂。而在精神上，则体现了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在边缘处境中自觉认同自己的边缘身份，以边缘者的距离感和理性的目光，对主流文化提出质疑、分析和反思的精神。
曹聚仁的文学批评
1950年前后南来香港的许多作家、批评家虽然各有自己的想法和打算，不可一概而论，但在批评家中，相当一部分希望在香港这样的边缘环境，保持自己独立的个人立场，却也是普遍的现象。林以亮是这样，1950年从上海来的曹聚仁，也是这样。
曹聚仁(1900-1972)，浙江浦江人，杭州第一师范毕业。1922年到上海，先做了三年的家庭教师，一边教课一边自学各种文史知识，“等于进了自修大学”[15]。也在这个时候，章太炎应上海江苏省教育会之请，在上海西门职业教育社大礼堂讲演国学，曹聚仁作笔录。这个讲演的笔录后来成了章氏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国学概论》。曹聚仁1925年被聘为暨南大学商学院国文教授，此后曾分别在复旦大学、持志大学、上海法学院、中国公学、大夏大学等担任教职。
曹聚仁的知识面非常广泛，兼作家、教授、记者为一身。抗战前是作家兼教授，抗战开始又投笔从戎做了中央通讯社的战地记者，后来还在蒋经国的“新赣南”主持过《正气日报》。1950年以前，就曾出版《国故学大纲》（1925年，上海梁溪版）、《中国史学ABC》（1930年，上海世界版）、《笔端》（1935年，上海天马版）、《文笔散策》（1936年，上海商务版）、《文思》（1937年，上海北新版）、《鲁迅手册》（1937年，上海群众版）、《中国抗战画史》（与舒宗侨合著，1948，上海联合画报版）、《蒋经国论》（1948年，上海版），等等。
曹聚仁是1950年到香港的。作为“一个看革命的旁观者”[16]，他是怀着十分复杂的矛盾心情离开大陆的，他曾说：“我对于中共政权，一半是留恋，一半是旁观；因为我一向对政治没有兴趣，却又对政治内幕有相当了解，作为去国到海外去的‘马尔塞尔’（《四骑士》中主角之一），心头别有滋味的。‘南来’，对于我，也可以说是一种不可解消的矛盾！”[17]从根本上看，他最终下了“乘桴浮于海”的决心，是要做一个不在“此山中”的旁观者，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既保留自由知识分子的思想立场，又“不必改变生活方式，可以活下去”[18]。
曹聚仁到香港的第四天，就开始为《星岛日报》特栏写关于大陆内地（主要是上海）形势的报道“南来篇”，以不偏大倚的“中立派”自居，以史家之笔自命，叙论大陆时局的变化。这些后来收进《采访新记》（1956年，香港创垦版）的报道，最初发表时曾得到热烈的反响，可说是左右不讨好，既受到国民党“忠贞之士”讥嘲攻击”，又受到共产党左派人士的讽刺。但他坚信自己的工作“不带政治色彩”，“乃是站在人民立场、记者的客观地位的一本正经工作。”[19]因此，在五十年代中后期，他多次回大陆采访，继续写了大量大陆的报道和时评作品在香港报刊发表，并结集成《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在香港出版。
作为记者，出于国家民族的立场，曹聚仁在香港报道了大陆五十年代的变化，也有过提早几小时报道1958年炮轰金门的独家新闻。而作为一个资深的文化人，他向北京苦雨斋的主人周作人催生了《知堂回想录》，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活动留下了颇有价值的资料。周作人是1960年底在曹聚仁的鼓动下开始写《知堂回想录》的，到1962年11月底写完。它1964年8、9月在大陆《新晚报》副刊发表了一些，被迫“废弃”后，又在曹聚仁的努力下，从头到尾在新加坡《南洋商报》上连载，由香港三育图书公司出版，全书38万字。
曹聚仁作为一个具有多重身份的知识分子，他不仅写通讯、报道和时评，也写小说。他在香港发表的小说《酒店》（1953年，香港创垦出版社）集中描绘了大陆南来的中上阶层在五十年代流落香港的生活，表现了在繁华、歌舞升平的背后，人们逃离家园的无奈、失落，以至放纵，还有难言的辛酸与脆弱，从一个逃难来港者聚居的“酒店”，描写了当时香港社会的现实。但曹聚仁的重要贡献，还有文学批评。在此方面，他的主要著作有：《文坛三忆》（1954年，香港创垦出版社）、《书林新话》（1954年，香港远东版）、《文坛五十年》（正续集，1955年，香港新文化版）、《鲁迅评传》（1956年，香港世界版）、《鲁迅年谱》（1967年，香港三育版）、《人事新语》（1963年，香港益群版）、《现代中国剧曲影艺集成》（197年，香港海天版）、《我与我的世界》（1972年，香港三育版）等。
曹聚仁在文学批评方面的贡献，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他的鲁迅研究。曹聚仁于二十年代末就与鲁迅相识，鲁迅的日记证明，他们的交往还不是一般相识泛泛之交。同时，曹聚仁于鲁迅生前就萌生了为鲁迅写传的愿望，《我与我的世界》中有这么一段记载，有一次，鲁迅在曹聚仁家中吃晚饭。
鲁迅先生看见我书架上的一角，堆积了他的种种作品以及一大堆资料片，知道我准备替他写传记，我笔着对他说：“我是不够格的，因为我不姓许。”他听了我的话，也笑了，说：“这凭这句话，你是懂得我的了！”就凭这一句话，我就大家没动手的空缺中，真的写起来了。[20]
不过，那次交谈的第二年，鲁迅就去世了，尽管曹聚仁加紧收集了不少资料，正准备动笔，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却驱使曹聚仁带笔从军，当了战地随军记者，把写传记的事搁了下来，只在1937年由上海群众书局出了本《鲁迅手册》，而为鲁迅写传和编定年谱的心愿，是曹聚仁在香港实现的。
不过，曹聚仁系统地讲述鲁迅，动笔之初，就有自己明确的想去。他在《鲁迅研究述评》一章中说：“(A)鲁迅并不是圣人，他的思想本来有若干矛盾的，思想上的矛盾，并无碍于其在文学史上的伟大的。一定要把这些矛盾之点掩盖起来；或是加以曲解，让矛盾解消去，那是鲁迅所不同意的。鲁迅赞许刘半农送他的对联：‘魏晋文章’，‘托尼学说’，那就一切歪解都没有用了。(B)我们得承认鲁迅自始至终是‘同路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共产党员，否则我们就无从解释鲁迅回复徐懋庸的公开信以及他写给胡风的几封信了。作为一个‘同路人’，鲁迅在革命道路上的贡献也是同样伟大的。(C)若干文化运动，如大众语运动，手头字运动，都不是鲁迅所领导的，一定要把这些文化工作写在鲁迅史中，对于他，也只能算是一种莫明其妙的讽刺。(D)我再三说到鲁迅所攻击的人士，有时他批评的非常尖刻；那一类人，也只是《儒林外史》中的腐迂书生，却不一定是‘坏蛋’。即如他所攻击最利害的顾颉刚氏，也是。”[21]其《鲁迅评传》、《鲁迅年谱》的突出特点，是以史家重实的精神，面对鲁迅生活和创作的复杂性，“把鲁迅当作有血有肉的活人来描画，绝少歪曲事实之处。”[22]这显然得益于曹聚仁既与鲁迅相识又能“站在热闹的斗争的边缘上”看事物这双重优势，因而与当代中国大陆诸多关于鲁迅的描绘，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周作人生前读完《鲁迅评传》，曾给曹聚仁去过一信，可以参照：
鲁迅评传，现在重读一遍。觉得很有兴味，与一般的单调书不同，其中特见尤为不少，以谈文艺观及政治观为尤佳，云其意见根本是“虚无主义”的，正是十分正确。因为尊著不当他是“神”看待，所以能够如此。尊书引法朗士一节话，正是十分沉痛。常见艺术家所画的许多像，皆只代表他多疑善怒一方面，没有写出他平时好的一面，良由作者皆未见过鲁迅，全是暗中摸索，但亦由其本有戏剧性的一面。故所见到只是这一边也。鲁迅平常行动亦有做作，（人人都有原也难怪。）如伏园所记那红匕首的一幕，在我却并未听见他说起这事过。据我所知，他不曾有什么仇人，他小时候虽有族人轻视，却并无什么样的仇，所以那无疑是急就的即兴，用以娱宾者。那把刀有八九寸长，而且颇厚，也不能用以裁纸，那些都是绍兴人所谓“焰头”。（旧戏中出虎时放“焰头”，讲话时多加藻饰形容话。）伏园乃新闻记者，故此等材料是其拿手，但也不是他所假造的……。[23]
曹聚仁既以史家自居，强调史德和史实，他的文学批评就不免以历史事件和文人活动为主要对象。事实上这正是曹聚仁文学批评的一大特点。对鲁迅的描述是如此，他的主要文学批评著作《文坛五十年》、《我与我的世界》也是如此。《文坛五十年》于1955年初版，可以说是最早在香港编写出的中国新文学史。它是“一部回忆录性质的书，……以四围师友生活为中心。”[24]通过亲身经历“掌故式”地记述了中国文坛的大事。他指出，今天的现代文学史中出现的作家，十有八九他都认识，又曾在报界和出版界工作，具有新文学发展的见证人的身份。这种身份，配合他“史人的地位，在文坛一角作一孤立的看客”[25]的立场，使他对新文学的叙述保持了独立的个人立场和客观性，“一方面它提供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另一方面，它讨论了一些长久以来因政治因素而被忽视或否定的作家和作品，例如对在五十年代受到猛烈批判的胡适，曹聚仁便高度赞扬，另外如周作人、钱钟书、吴稚晖、李勋人等都是长久以来被人忽略了的作家，曹聚仁对他们却加以肯定，这是《文坛五十年》的一个重要贡献。”[26]
如果说，《文坛五十年》是一部独具个人色彩的新文学史，那么，《我与我的世界》则是一部独具边缘立场的文人心灵史。《我与我的世界》是曹聚仁未完成的自传，1970年开始动笔，边写边在香港《晶报》连载。原计划写三卷，一百万字，但到他逝世时只写了一半，叙述到四十年代。它于作者逝世后在香港出版，后来又经由曹聚仁的妻子儿女根据他的遗稿整理、校订，在大陆列为“新文学史料丛书”，1983年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我与我的世界》涉笔“大半个世纪，世变的剧烈，比以前三四个世纪还要多”，而当年与作者交游的朋友，又都和“天下兴亡”有密切关系，其史料价值，与作者的《文坛五十年》同样重要。但与《文坛五十年》以边缘者的立场写文坛不同，《我与我的世界》的侧重点是“世界”中的“我”，目的只是要把他与他的世界不加掩饰地揭示出来。曹聚仁十分推崇法国新传记作者莫罗亚(Andre maurois,1885——1968)关于现代传记特质的论述：“学者的理智打进了心理学和伦理学的园地，……不论对于任何问题，都要自己去探讨，并且接受自己的研究结果。”并说这番话也正是他写自传要说的话[27]。而事实上，这本传记不仅仅是个人生活记忆的钩沉、文人交往的叙述，而是充满时代、历史和自我的分析与议论。开篇《我的自剖》便宣称自己是虚无主义者，是罗亭式的人物，与时代社会充满着矛盾，他说自己，“虽不算十分天真，却也不是世故老人，说到写文章，实在是爬格子，象是贫血的奶妈拼命地挤一点奶汁出来，却也并非有什么‘不能已于言’的苦衷。许多年前，我曾经以但丁自比，并非我会那么狂妄，会以但丁的天才乃其伟大成就自比，而是以但丁的立身处境自况。但丁的心中，对于社会革命，与国家的统一这两种工作的先后轻重，常是彷徨苦闷，不知应当把那一方面看得重要些，后来，他终于为谋国家统一而努力了。这是我走的路子，抗战给我一个新的信念，那时，我相信中华民族有了新的希望。我还相信抗战的血多流一点，或许社会革命的血就可以少流一点了。因此，当时我对中国的前途一变而颇为乐观了。可奈在泥泞长途走了一阵子，那份乐观了的念头，又渐渐地褪了色，到了后来，在抗战胜利后那几年中，依旧回到但丁当年徘徊岐途的心境。”[28]这段话可以说是《我与我的世界》的一个小小缩影。
这本书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展示了一个现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矛盾与挣扎的心灵历程。曹聚仁曾认为鲁迅的《孔乙己》“象征知识分子的没落；从这面镜子中照见了自己的灵魂”[29]，他的《我与我的世界》，也是一本能照见作者自己灵魂，能象征“站在热闹的斗争的边缘上”观察、思考的自由知识分子艰难求索，终而走向孤独与落寞的书。在这个意义上，《我与我的世界》是研究中国现代自由知识分子思想与生活的重要史料。
因为在三十年代与朋友创办《涛声周刊》，提倡“乌鸦主义”（即理性主义批判），曹聚仁被人讥为“乌鸦”。他认为讲别人不中听的话没什么不好，也就承认了下来。疏离中心，立足潮流之外的人是孤独的，然而承受得住这种孤独的人又终将得到补偿。曹聚仁一生著述甚丰。文学批评值得一提的还有《人事新语》和《现代中国剧曲影艺集成》，主要是现代中国传统戏曲经典作品和表演大师的批评，也包括一些现代话剧经典作品的评论。特别是《现代中国剧曲影艺集成》一书，收有两千多幅图片、剧照，二十多万字的介绍和评论，可说是图文并茂，蔚为大观。它在1971年出版，可视为作者对“文革”文化专制主义的自觉抗争。此外，作为学者和年轻时就为章太炎记录、整理过《国学概论》的人，中国古代和近代学术思想的研究也有他独特的贡献。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他晚年在香港《晶报》上连载（1970年1月2日——1970年9月15日）的“听涛室随笔”，它在曹聚仁逝世后更名为《国学十二讲——中国学术思想》出版。这是一部以随笔形式叙述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著作；作者自称“是有所见的书，不仅是有所知的书，窃愿藏之名山以待后世的知者”[30]的书，可谓自视甚高，但也称之无愧。它博彩众家之说，综合各人之长，文笔清新洒脱，论说平实易懂，并在运用历史唯物论解释中国学术思想史方面作了可喜的尝试。
注：
[1]李欧梵：《香港文化的‘边缘性’初探》、《今天》第28期，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春季号，页79-80。
[2]梁秉钧：《引言》，《今天》，牛津出版社（香港）1995年第1期“香港文化专辑”，页73。
[3]例如在1936年8月18日的《工商日报》副刊“文艺周刊”贝茜的《香港新文坛的演进与展望》就曾提出这个问题，而八十年代初的香港报刊，则有许多作家卷入这一问题的讨论。
[4]《林以亮诗话》，台北：洪范书店，1976年。
[5]《文坛五十年》，香港：新文化，1995年；《我与我的世界》，香港：三育，1972年；《鲁迅评传》，香港：世界，1956年；《鲁迅年谱》，香港：三育，1967年。
[6]这当然不是认为五十年代之前的香港文学批评不具有“香港性”。但自香港变为英殖民地以来，它在早期，是汉文化与殖民文化矛盾争战；二战开始之后的情形，则类似上海的“孤岛”文化现象，还不象五十年代开始具有单个的特殊性。
[7]黄继持：《香港文学主体性的发展》，《四十年来中国文学》，台湾：联合文学，1995年，页411-442。
[8]林以亮：《诗与情感》，台北：大林，出版社1973年，页71-72。
[9]参见林以亮：《诗的创作与道路》，《林以亮诗话》，台北：洪范，1976年，页53-64。
[10]林以亮：《论新诗的形式》，《人人文学》第15期，署名“余怀”，香港，1953年。
[11]林以亮：《再论新诗的形式》，《人人文学》第18期，署名“余怀”，香港1953年。
[12]《林以亮论翻译》，台北：志文出版社，1974年，页126。
[13]林以亮：《诗与情感》，台北：大林出版社，1973年，页64。
[14]夏志清：《序》，《林以亮诗话》，台北，洪范，1976年，页7。
[15]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页197。
[16]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页583。
[17]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页585。
[18]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页586、590。
[19]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页586、590。
[20]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页394。
[21][22]曹聚仁：《鲁迅年谱》页171、页2。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0年10月版。
[23]转引自曹聚仁《鲁迅年谱》，页348-349。
[24][25]曹聚仁：《文坛五十年·前词》，香港：新文化出版社，1955年。
[26]五宏志、曹聚仁：《文坛五十年》正、续集，《香港文学书目》页23。香港：青文书屋1996年版。
[27]曹聚仁：《代序：谈传记文学》《我与我的世界》，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2年。
[28]曹聚仁：《我的自剖》，《我与我的世界》。
[29]曹聚仁：《鲁迅年谱·小引》。
[30]转引自《校订说明》，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北京：三联书店，198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