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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阅读—评莫言《檀香刑》

作者:张伯存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3-11-06
作家莫言潜心五年完成的长篇新作《檀香刑》,标志着其创作的重要转向,由先锋实验转向民间,转向传统,在其创作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这是继余华之后又一位当今小说大家的成功转向,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它也是新世纪中国文学创作走向的一个路标。莫言对魔幻现实主义和西方现代派小说的有意识排拒,对本土创作资源的自觉吸收和再创造是个耐人寻味的话题,而《檀香刑》丰瞻的意蕴内涵和精妙的叙事艺术对读者构成一种挑战,它具有多重阐释的可能性,这种挑战不仅是指解读上的困惑,也是指触目惊心的血淋淋文字对读者神经的一种折磨、考验,甚至是对阅读行为本身的一种挑战,因为它更多的是诉诸人的听觉,是声音的艺术,是“一种用耳朵的阅读,是一种全身心的参与”。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尝试分析这部小说。

刑场 狂欢

还记得令莫言声誉鹊起的小说《红高粱》中剥人皮的场面,它那津津乐道的文字为人所诟病,岂料此后,暴力、血腥、死亡成为先锋作家的共同嗜好,俨然文坛一大时尚。与《檀香刑》中蔚为大观的刑场刑罚相比,剥人皮表演实在是莫言的牛刀小试,偶露峥嵘,也许莫言是当代“刑场文学”的始作俑者?中有余华的《往事与刑罚》、《一九八六》、《现实一种》和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的推波助澜,至《檀香刑》才集“刑场文学”之大成,叹为观止。

小说中有六大刑场处决场面:赵甲看刽子手处决犯人;刽子手余姥姥腰斩国库库丁;余姥姥和赵甲到宫内,在皇帝面前用“阎王闩”处死太监小虫子;赵甲斩首“戊戌六君子”;赵甲凌迟刺杀袁世凯未遂的钱雄飞五百刀;赵甲给孙丙上檀香刑。行刑的场面越来越壮观,行刑者的技艺越来越炉火纯青、出神入化,小说接连不断地蓄势、铺陈,直至上演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檀香刑。莫言以神来之笔如庖丁解牛恢恢乎游刃于历史、权力、民间、人性间,酣畅淋漓地解剖了纠结在刑场行刑之上的权力、历史的幽深晦暗,刽子手处决犯人之时正是莫言剥离权力、历史之时。《檀香刑》以刑罚命名,书中的种种行刑场景无疑是华彩乐章,它们展现了“权力的微观物理学”的奇异运作、“政治躯体”的充分表演、历史书写的吊诡和刑场(广场)狂欢节对权力的颠覆。

无论是咸丰、慈禧、袁世凯还是德国总督克罗德,他们极尽刑罚之能事,无非是显示权力的神圣不可侵犯及对围观者的震慑以起到杀一儆百巩固权力的意图。如果说皇帝的肉体是有形物质和无限权力的二元性的复合物,是权力过剩的肉体,那么,作为皇帝对称而颠倒的形象的罪犯,其肉体就是显示权力匮乏的微不足道的肉体。(1)因其微不足道和任由处置、宰割的处境,戊戌六君子、钱雄飞、孙丙的肉体就成了统治者想方设法演练权力的所在。正如福科所言,在过分的酷刑中包含着一整套的权力经济学。它将胆敢践踏法律的臣民与展示具有威力的全权君主之间的悬殊对比发展到极致。它用罪犯的肉体来使所有的人意识到君主的无限存在。因此,酷刑极刑又是一种延续生命痛苦的艺术,它把人的生命分成上千次的死亡,在生命停止之前,制造“最精细剧烈的痛苦”。(2)这一意图和死亡降临的无限延宕使行刑成了可量化、可控制、可调节的制造痛苦的行为艺术,根据肉体效果的类型、痛苦的性质、强度和时间与罪行的严重程度,罪犯特点的不同,这个行为艺术的每一次表演各异。这种酷刑的残酷性、展示性、仪式化、力量悬殊的演示等特点使之具有了”观赏性”,满足了统治者看一场独一无二的大戏好戏的心理,统治者在看戏之中体味自身权力的至高无上,这种观看需求刺激了刽子手赵甲的想象力、创造力、表演欲,使刑罚不断花样翻新精益求精。

在公开处决中,旁观者和围观的民众是行刑不可缺少的主角,他们是权力威慑的对象,统治者从他们的反映中再次验证权力的威力无比和自身的至高无上。刽子手处决太监和钱雄飞时,旁观的太监、宫女、大臣、新军官兵吓得面如土色,胆战心惊。但是对围观的草民百姓而言,由于处于权力辐射的边缘,这种威慑已效力甚微,他们怀着强烈的好奇心趋之若骛地奔向刑场,是为了看一场大型戏剧仪式,一场酷烈的人生景观,“在那里他们能够发现有罪和无罪,过去和未来,人间和永恒的秘密。观众所感兴趣的是揭示真相的时刻:每一个词语,每一个哀号,受难的持续时间,挣扎的肉体,不肯离开肉体的生命,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一种符号。”(3)这是福柯的剖析。“所有的人,都是两面兽,一面是仁义道德、三纲五常;一面是男盗女娼嗜血纵欲。面对着被刀脔割着的美人肉体,前来观刑的无论是正人君子还是节妇淑女,都被邪恶的趣味激动着。凌迟美女,是人间最惨烈、凄美的表演。观赏这表演的,其实比我们执刀的还要凶狠。”这是余姥姥行刑数十年,杀人数千才悟出的一个道理。在刽子手和犯人联袂演出的大戏中,犯人现出瘫倒在地的孬种相,看客们就鼓噪鼓动加油,让他扮演一个英雄好汉(第一场刑罚),刽子手余姥姥腰斩犯人失手,犹如名角唱破嗓子,他们就喝倒彩、起哄,以至余姥姥在凌迟美人时担心,如果活儿做得不好,愤怒的看客就会把他活活咬死。莫言笔下的看客与疾首蹙眉的鲁迅先生笔下愚昧麻木的看客迥然不同。莫言笔下的刑场景观与国民劣根性无涉,看客们的出色表演,使本来只应显示统治者威慑力量的处决仪式,变成一个狂欢节庆典,法律被颠覆,权威受嘲弄,罪犯成英雄,是非荣辱、权力秩序及其符号均被颠倒。(4)

而小说的狂欢景观的极致无疑是檀香刑的行刑过程。这场声势浩大的狂欢以乞丐们过叫花子节援救孙眉娘为序幕,他们穿着五颜六色服装,涂脂抹粉,唱着猫腔在县衙前游行,其颠倒调蕴含了狂欢节的精神特征:“头穿靴子脚戴帽,儿娶媳妇娘穿孝,县太爷走路咱坐轿,老鼠追猫满街跑。”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的核心,是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摧毁一切与更新一切的精神,在狂欢节的时空中遵循的“快乐的相对性精神”对社会意识形态、等级制产生一种颠覆作用,而诞生了一种消除等级的平等对话的狂欢节意识形态,它具有变易性、多义性、反约束主义,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就衍生于欧洲古代的民间狂欢节游行。孙丙被押在囚车里赴刑场游行,将狂欢表演进一步向高潮推进,这是他最辉煌的演出,他边走边唱,将自己想象成岳飞,威风浩荡,在唱词中他鼓励乡亲们揭竿而起,保卫家园。大街两旁的万千百姓学猫腔猫调为他唱和,袁世凯等吓得面如土色。在他受刑时更是引吭高歌,万猫合唱,在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漫长酷刑中,高密东北乡的猫戏班子在升天台对面的戏台上,上演了一场万众若狂、轰轰烈烈的刑场大戏,杀气腾腾的刑场变成了群猫嗥叫、百兽率舞的天堂,他们沉浸在癫狂、狂欢之中置生死于度外。刑场上的狂欢节使孙丙成了流芳百世的大英雄。

人生大舞台,猫戏班班主孙丙的演艺生涯到了兴办义和拳筑神坛抗德才是本色当行,已臻化境,他的岳飞岳元帅服饰扮相,率领乌合之众打德国鬼子的过程表明他一直处在演戏狂欢之中,在小说结尾,他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戏…演完了。”孙丙当之无愧的成为伟大的表演艺术家。

莫言在中国小说家中是最有狂欢气质的一位,他具有残酷的天才禀赋,他的奇诡想象,汪洋恣肆的文笔常常令人惊叹不已,其小说每有神来之笔,鬼斧神工,展示了一个令读者悸动、颤栗的世界,令人在阅读的快感中伴有生理的恶心和精神上的震撼,这是奇异的阅读体验。不妨把莫言、余华、王小波的刑场刑罚文字做一番比较,余华以冷漠、不动声色的叙述,以犀利、直抵内里的文字,刀刀见“红”,敞开历史的悖谬、存在的困境及人性之恶,余华是一位冷面杀手。王小波的《寻找无双》、《红拂夜奔》、《2010》等小说以游戏笔墨、闹剧色彩、插科打诨文字将刑场行刑狂欢化,戏谑化,以解构权力,刑场是权力专制收缩到顶峰的所在,是毁灭死亡之所,而受刑人却以辱骂、笑声、性游戏,消解、颠覆社会意识形态和权力政治,刑场成了死亡与新生、摧毁与更新的分界线,受刑之躯以其”贬低化”、”低等肉体层面”的颠覆性力量,显示了它们“正反同体”的躯体政治学特征。王小波的死亡游戏以快乐的自由的相对性精神把铁板一块的世界图景敲开一道裂缝,进入快乐的通道,在死气沉沉的残酷杀戮的刑场上回荡着阵阵快活的笑声。在狂欢节的诙谐中,“整个世界都以可笑的姿态出现,都被从它的诙谐方面,从它可笑的相对性方面来看待和接受”(5)这种诙谐是正反同体、矛盾统一的,它既快活又讽刺,既肯定又否定,既促使旧的破产又催发新的诞生。王小波是个嬉皮笑脸的老顽童。同样是狂欢,莫言的刑场行刑文字却铺张、酷烈、暴虐、暴殄天物,血肉纷飞,他调动一切感官感觉,非得将”活儿”做得惊天地泣鬼神不可,否则就似乎无法与他搭建的“巨大行刑台”相匹配,他写尸首异处的人头,腰斩后的人体上半身的种种情状,凌迟、檀香刑,炫技斗奇,酣畅淋漓,快意无比,无所不用其极。我们甚至能够感受到写作者快意犹如行刑者,他的笔犹如凌迟三千刀的刽子手手中锋利无比的尖刀,挥舞得刀光闪闪杀气腾腾血雾弥漫,而犹如刑场边上的围观者的读者分明也感受到几分受刑的恐怖,这是作者的权力施控。莫言的刑场行刑文字自此可以封笔了。

追溯莫言创作此作的诱因,也许因为他中鲁迅先生的毒太深,当他还是一个纯洁的少年时,读到了鲁迅的《铸剑》,“感到浑身发冷,心里满是惊悚,那三颗在金鼎的沸水里唱歌跳舞追逐啄咬的人头,都在我的脑海里活灵活现”,后来,“看到汤锅里翻滚着猪头,就联想到了那三颗追逐啄咬的人头,而我从小就将自己幻想成身穿青衣的眉间尺。”(6)自此莫言失去了纯真,进入了“魔怔”状态,《檀香刑》何止写了五年,其创作历史已有二十余年矣。美国学者王德威对鲁迅的“砍头”文字曾有精彩的论述,指出他的《铸剑》、《阿Q正传》等小说流露出狂欢节气息,流露出创作者自己对死亡和人心灵的幽暗面不由自主的迷恋,和非理性的奇诡曲折的恣肆快感。(7)在这一点上,莫言是鲁迅的传人。也许我们有必要条分缕析地梳理一下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刑场文学”。


历史 民间

“历史”无疑是这部小说的主题词,只不过它书写的是另类历史:刽子手的行刑史,刽子手和民间话语共同创造的历史,精英知识分子的溃败史。

刽子手赵甲是个独一无二的文学形象,小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该人物的支撑。小说写出了他杀人逾千行刑数十年的行刑史和心理情感的畸变史。他狂妄、卑微、猥琐、倨傲、偏执,他既冷漠无情又良心未泯,小说中表现了他到宫内行刑的恐惧,处决六君子时的悲悯、柔情、感动,凌迟钱雄飞时的惭愧、紧张、恶心,处决孙丙时的颐指气使、得意忘形、极尽铺张之能事等多角度多侧面的心理情感。这是一个有血有肉有骨的刽子手形象。

他的性格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丧心病狂的偏执,这使他行刑数十年不懈的追求杀人艺术,杀人之道,不断地调动他作为一个刽子手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智慧,他是一个“行为艺术家”。他把受刑者的凄厉尖叫看作是高明的乐师制造出的动听音响,他砍头时能感觉到刀人一体,他凌迟时能根据犯人的性别、体质精确地设计下刀的位置、间隔,他能意识到不同肉体的不同质感影响到行刑的完美与否,檀香棒打进孙丙的身体时,他眼睛笑成一条缝,他听孙丙的尖叫,像听人唱戏。他又像名角一样有强烈的舞台表演欲。他有刽子手的独特逻辑和思维方式,他认为自己用高超的技艺向六君子表示了敬意,他认为檀香刑是世界上最精彩的刑罚,名称典雅、响亮,外拙内秀、古色古香,行刑精致讲究,西方的刑罚望尘莫及,他要让行刑完美无比,不能让洋鬼子看笑话。在他心里分明是担当为国争光发扬中国文化的使命。

赵甲有着自觉的权力意识,执刑杀人时他把自己看作是神,鸡血涂面行刑时他不用给皇帝下跪,这是他的特权。在他眼里自己是庄严神圣的国法的象征,至高无上,是皇上皇太后的代表。权力意欲假他之手使犯人屈服,他和犯人之间的对峙、较量、冲突,就是权力和反抗者之间的短兵相接。“公开处决不仅伴有一整套庆祝胜利的仪式,而且还包括一种冲突的场面,后者是单调的进程中的戏剧核心。这就是刽子手对受刑者的肉体的直接行动。”(8)凌迟钱雄飞五百刀是他的杰作,但他在大义凛然的受刑者面前产生了惭愧、紧张、反胃、倦怠、心神不安等生理心理反应,从此他还落下了一种动辄双手灼热如火烧的怪病。这象征了权力和反权力者关系的吊诡之处,权力在无所不用其极地戕害、摧残犯人肉体时,意图宣告它至高无上的威严,却恰恰表明它的无力、懦弱、色厉内荏,它用这种方式妄图征服犯人的精神、思想,也可以说正因为它征服不了反抗者的思想才穷凶极恶的毁灭犯人的肉体,赵丙行刑的过程其实是权力失败的过程。

但是,赵丙却因之受到皇太后皇上的召见、赏赐。官封七品,这是刽子手所能达到的辉煌人生。刽子手辉煌的行刑史又造就一个更加轰轰烈烈世代传诵的民间史,这是历史的奇诡莫测之处。赵甲把檀香刑看作是对自己“一世英名”的维护,他更有明确的大历史意识,他有意识地参与到创造历史之中去,他几次三番表白让孙丙流芳百世、千秋壮烈,他创造了檀香刑这一奇迹,它的奇特、残酷、漫长,浓墨重彩大肆渲染地塑造了一个新的孙丙,“他已经成了一个圣人”;“他多活一天就多一分传奇和悲壮,就让百姓们的心中多一道深刻的印记,就在高密的历史上也是在大清的历史上多写了鲜血淋漓的一页。”这是一场刽子手和受刑者配合默契联袂演出的亘古大戏,谁能说刽子手不是历史的创造者?谁能说这里没有权力的颠覆、民间英雄孙丙的大获全胜?

刽子手赵甲成为历史的创造者明白无误的建立在他的杀人艺术家的追求上,而民间英雄孙丙的百世英名却靠了赵甲的刑罚,刑场上他的慷慨悲歌、尽情尽兴表演和民间话语的流布、传播。孙丙英勇抗德的事迹不见于正史、官方史,当地百姓却把它编成猫腔调广为传唱,他受刑的情景也在口口相传中不断的加工渲染成一个传说、传奇、神话,显示了民间话语缔造历史的神奇之功。福科认为:“传单、小册子、史书和冒险故事所描述的罪犯就是这种黑道英雄或认罪的罪犯、正义或不可征服力量的捍卫者,在把他们当作反例的警世道德说教的背后隐藏着关于冲突和斗争的完整记忆。一个罪犯死后能够成为一种圣人,他的事迹成为美谈,他的坟墓受到敬仰”;“这也是为什么民众对那些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非法活动的民间传说的东西兴趣盎然的原因。”(9)这里,又存在着民间话语和民间文化心理及民间历史记忆的关系问题,正是后者的质朴 、底层意识、对受害者的亲和力,对当权者的天然的排斥心态,对历史记忆的民间情怀和本真立场及对历史真实情景的还原才使得民间话语在特定历史时空和人群中成为主流话语和历史的言说。

但是,民间话语在尽情渲染受刑者的大义凛然浩然正气的同时,也给统治者和刽子手耀武扬威的口实,显示了民间话语的驳杂和两面性。戊戌六君子受刑的行状被各种版本的传言渲染得神乎其神,他们以此对六君子的人格表达了敬意,但也为刽子手带来了巨大声誉,甚至传到宫内慈禧的耳朵里,才有了一个刽子手受赏加封的巨大荣耀。在此,统治者置民间话语的“革命性“而不顾,却大大强化、突出它的对杀人技艺的津津乐道上,也就是对权力施暴的干净利落、速度奇快的猎奇上,这又表明民间话语无力的一面。

小说中还有另一种历史的书写,就是精英知识分子的溃败史。戊戌六君子变法失败遭斩首,留日归来的钱雄飞刺杀袁世凯未遂遭凌迟,两榜进士高密县令钱丁的夹缝人生。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何尝不是精英知识分子屡战屡败壮志未酬无力回天的历史?小说中这三类人物的命运遭际未尝不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历史命运的一个缩影。其中,钱丁的生命形态、精神世界、存在困境,在小说中表现得最为饱满、丰厚。金榜题名时,他意气风发,想为国家建功立业,但宦海险恶,他抑郁不得志,心境黯淡,放任物产丰饶的高密,他又志气昂扬、精神健旺,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但他很快意识到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之世,只能随波逐流、独善其身。他是一个受制于环境缺乏强劲意志的知识分子,同时又是一个正直正派、有情有义、体恤民情、不趋炎附势、不合时宜不识时务的人。对洋人在高密犯下的滔天罪行,他义愤填膺,星夜奔驰,为民请命,自杀未遂后,他前去劝孙丙归案,又产生了挽狂澜于既倒,拯万民于倒悬的历史责任感。在面临洋人破城,生灵涂炭的紧急关头,他又挺身而出,只身入城,劝孙丙投降,随即而来的无情现实彻底摧毁了他的英雄气概,暴露了他的幼稚、天真。他是小说中唯一一个反躬自问,有着自省意识的人物,这也是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在乱世变局之中,他意识到自己唯唯诺诺、委曲求全、首尾两端、瞻前顾后、窝窝囊囊,缺乏舍身求仁、手刃奸臣的勇气。转念间他又对袁世凯对自身前途抱有一丝幻想,旋即他又意识到自己的卑鄙愚蠢,在孙丙生死的问题上,他尴尬、无奈、左右为难,在洋人、官府、和民众之间他举棋不定,直到德国人在刑场上再次滥杀无辜,夫人殉死,他才幡然醒悟,毅然决然的与刽子手赵甲、受刑英雄孙丙同归于尽,打破洋人的美梦。这是一代士子的悲歌。


复调 腔调

音乐上的复调是指同时展开两个或若干个声部(旋律),他们尽管完全合在一起,但仍保持其相对的独立性。它的基本原则是各声部平等,任何一个声部都不能超越其他,任何声部都不能充当简单的伴奏。米兰•昆德拉认为,运用音乐复调理论进行小说创作是奥地利作家布洛赫的革命性创举,而精通音乐的米兰•昆德拉无疑进一步把这种小说结构法发扬光大。这种小说结构模式中国传统小说中不曾有过,它是西方小说的独擅专长。《檀香刑》成功地借鉴了这种结构法,

小说中的凤头部和豹尾部运用第一人称有限视角叙述,眉娘浪语、赵甲狂言、小甲傻话、钱丁恨声…形成巴赫金所言的众声喧哗多音齐鸣的效果,将不同的情感空间并置、拼贴在一起,它遵循了一种音乐对位法的美学原则。狗肉西施眉娘的叙述夹杂着谚语、俗语、俚语、歇后语、顺口溜、戏文、粗话,活脱脱一个泼辣、大胆、放浪、热情、爽快的山野村姑的口吻;小甲傻话,是一个不谙世事不通人情傻里傻气的童声叙述,尽管他是个身强力壮的屠夫,成年人,他眼里的世界却是变形的、怪诞的、不可理喻的,写愚钝不化、神智未开而又具有超常感知的孩童是莫言的专擅胜场;钱丁恨声,是知县钱丁醉酒面对夫人说的一番肺腑之言,他用文绉绉的官话雅言,拿腔作调又语无伦次地诉说着自己遭受的深重侮辱和他的愤懑、怨气、委屈。这一部分顾盼生姿、灵动飞扬。凤头部和豹尾部各章有个大致的时间前后相继性,中间又运用了倒叙、插叙、预叙、复叙、叙事中有叙事,每个叙述人叙述的事件时间跨度数十年、半年、几天、一天、半天不等。莫言相信一个作家的风格指的是他独特的叙述腔调,它包括叙述的语言,习惯选择的故事类型,处理故事的方式,叙述故事时运用的形式等全部因素所营造的那样一种独特的氛围。《檀香刑》猪肚部运用了全知全能叙述,叙述者时而柔肠寸断语意绵绵地描绘爱情魔力,时而语带诙谐地表现民间风情,时而纤毫毕现绘声绘色地渲染毛骨悚然的行刑过程,时而纵横捭阖展现壮观场面,地点时而高密时而天津时而北京,时间从戊戌年到1900年,时空纵横交错,全方位地展示了檀香刑前有关的方方面面。这一部分内容饱满、丰厚、阔大。语言挥洒自如,“制造了流畅、浅显、夸张、华丽的叙事效果”。豹尾部叙述了几天里的行刑过程,第14章,赵甲叙述刑前准备,第15章,与此同时,眉娘和乞丐们的援救孙丙过程,第16章,孙丙上刑场,第17章,小甲叙述上刑过程,事件时间一上午,在全书中最短,却占了10节,28页,这是全书节数最多叙述节奏最快的一章,这种深层处理突出了行刑的紧张、刺激,用愚钝的小甲的视角展开叙述,使之尽可能地摒除主观色彩,专注于过程、场面的物化、客观化、自在呈现,最后一章,钱丁叙述从上刑到手刃孙丙四天内的情景。这一部分干脆、利落、劲道十足、嘎然而止。

小说叙述上最突出的特点是猫腔戏《檀香刑》戏文的大量融注、韵文和戏剧化效果的追求。叙述的腔调在此很大程度上又可理解为猫腔猫调的群猫嗥叫,赵甲狂言化用猫腔《檀香刑•走马调》,小甲傻话、放歌,化用猫腔中的娃娃调,眉娘诉说是长调,赵甲道白是猫腔中的道白与鬼调,钱丁恨声是醉调,知县绝唱是雅调。不同的猫腔调好比宋词的不同的词牌,规约人物身份,叙述内容,感情表达方式。

由此形成了小说的音乐美,这是说唱艺术的小说,莫言早期小说《民间音乐》曾受到孙犁老人的赞赏,其长篇小说《天堂蒜苔之歌》用说书艺人瞎子张的唱词串连篇章,直至《檀香刑》方悲歌欢歌绝唱,一唱三叹余音绕梁,联想到少年莫言在某个瞬间,忽然茅塞顿开引吭高歌一串怪调异音时,莫言在音乐上的秉赋已经崭露头角,或者说,莫言在用文字创造美之前已经在用声音创造美了,以至在文革初期的几年里,半个县的孩子都学会了他那“呜哩哇啦嘻哩吗呼”的唱腔,现在,他的“唱腔”唱遍了全国,却没有人能模仿的来了。

注:

(1);(2);(3);(4);(8);(9) 《规训与惩罚》 福柯 三联书店 31页;38、53、37页;50页;66页、295页;55页;73、74页
(5) 《巴赫金文论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08页
(6) 《独特的腔调》 莫言 《读书》1997年7期35页
(7) 《从“头”谈起——鲁迅、沈从文与砍头》,《想象中国的方法》 王德威 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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