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观念”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3-11-06
在现代中国文学的“创制”过程中，“观念”的力量真是不可小视。翻开海内外任何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也许在具体问题上，比如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对思潮、流派的判断，各自的立场不同，观点歧异，甚至针锋相对。但透过分歧的表面追究深层的理路，却不难发现它们潜在地遵循着某种“不言而喻”的前提，并且相当自觉地将其转化为叙述历史的“元语言”。剖析这一前提是很复杂的工作，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构造颇为精致的关于“现代性“的“话语装置”（discursive apparatus）。酒井直树指出：“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序列暗示了一种时间顺序，我们必须记住，这个秩序从来都是同现代世界的地缘政治构造结合在一起的。现在众所周知的是，这种秩序基本上是十九世纪的历史框架，人们通过这个框架来理解民族、文化、传统、和种族在这个系统里的位置。‘后现代’作为这个序列的最后一项是最近才出现的，但‘前现代’和‘现代’的在历史和地缘政治上配对组合却早已成为知识话语的主要的组织手段(organizing apparatus)之一。因此，这个谜一样的第三者的出现所证明的也许不是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转移，而是我们话语范式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结果是，我们以往认为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地缘政治秩序，即前现代－现代的秩序，变得越来越成问题了”，他进而强调：“如果不参照前现代和现代这一配对，就无法理解‘现代性’这个术语”。〖1〗在后现代的语境下，从“现代中国文学的确立”这样一个“微观历史”的侧面进入并分解这个“装置”，正是我在今后研究中希望承担的任务。不过，首先可以明确指出的是，所谓“现代文学观念”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叙述极端重视“现代文学观念”的作用，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讨论“五四”文学革命时，都把描述的重心放在文学观念的变革上。这样的历史叙述不单对应了梁启超关于晚清至民国社会“由器物而制度再文化”的渐次变化的论述，〖2〗作为新思潮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革命”本身即是社会文化变革的一项显著表征；也不仅提示出林毓生描绘的“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cultural-intellectualistic approach）的五四思想的内在特征，〖3〗借用鲁迅的说法，“听将令”的文学必定会打上思想、观念先行的烙印〖4〗，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展露了现代中国文学“创制”过程中某些可供进一步分析的“历史瞬间”，按照竹内好的看法，没有这样的瞬间，历史就不成其为历史。〖5〗实际上，作为现代中国文学历史叙述的依据的“现代文学观念”同时构成了它的合法性基础，两者互相生产、互相支援，形成了一条锁闭而完整的权威历史话语链，离开了权威历史话语的阐释，我们得不出关于这段历史的其它结论。
众所周知，现代中国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被称为“新文学”，但仍需追问的是，它何以为“新”，即建立“新文学”的合法性基础何在。如此提问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在和所谓“旧文学”相对立的意义来界定“新文学”，而且要求“新文学”于当下显示出面向未来的特征。1920年1月，周作人在一篇题为《新文学的要求》的讲演中，引人注目的两次使用了“现代”的概念，他认为“人性的文学”和“人类的文学”是“现代文学”最重要的品格，也是“新文学”需要努力的方向。〖6〗这意味着“新文学”并不必然地拥有成为“现代文学”的优先权，倘若它要证明自己天然地拥有优先权，就必须显示出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现代文学”的品格紧密相关，甚至合二为一。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性”态度，福科在分析启蒙和现代性的关系时指出：“启蒙的分析──把历史规定为人类向成人状态的过渡──把当代现实与整个的运动和它的基本方向联系起来。但是，与此同时，它表明，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每个个人是怎样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对整个过程负责”。〖7〗在他的分析中，“启蒙”即是一种“现代性态度”，个人的存在和工作的意义是同他所存在的特定的时刻──现代──相联系的，而这种联系与对整体历史及其通向特定目的的过程的反思具有内在关联。由此推断,“新文学”的存在意义同样在于它和尚待争取的“现代文学”品格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既是未来走向的，又是尚未决定的，因此在当时更多是作为一个问题而存在。
这个问题自“五四”以来就一直困扰着新文学，在一般认为新文学已取得文坛稳固地位的1926年，梁实秋依然担心新文学“日久气衰，仍回复于稳固的基础之上”。〖8〗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需要服从启蒙方案的设计，首先是“观念”（“思维”）的变革。正像康德在《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中将“思维方式的真正变革”当作“启蒙”的中心环节一样，〖9〗梁实秋在讨论“现代文学的任务”时，明确提出：“我以为中国文学之最应改革的乃是文学思想，换言之，即是文学的基本观念，文学是甚么？文学的任务是甚么？中国过去对这些问题是怎样解答的？我们现在对以前的解答是否满意？如不满意应如何修正？这些问题我以为应该是新文学运动的中心问题。“〖10〗不过他的倡导仍然停留在理论研究上，没有落实到具体的、可供操作的层面。
到了1935年，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个十年：1917—1927）》，来为“伟大的十年间”作一历史定位，才算是第一次以回顾和总结的方式较圆满地回答了上述的追问。当时上海的大型刊物《文学》发表《最近的两大工程》一文，把它与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并列：“《大系》固然一方面要造成一部最大的‘选集’，但另一方面却有保存‘文献’的用意。《新文学大系》虽是一种选集的形式，可是它的计划要每一册都有一篇长序（二万字左右的长序），那就兼有文学史的性质了。这个用意是很对的。不过是因为分人编选的缘故，各人看法不同，自然难免，所以倘若有人要把《新文学大系》当作新文学史看，那他一定不会满意。然而倘使从这部巨大的‘选集’中窥见‘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十年的文坛全貌，那么倒反因为是分人编选的缘故，无形中成了无所不有，或许他一定能够满意。《新文学大系》的编辑计划也是近年来少有的伟大企图，全书十册……开头还有蔡元培先生一篇颇长的总序。倘使拿戏班子来作比喻，我们不妨说《大系》的‘角色’是配搭得匀称的。”〖11〗人们也许很难理解，在政治、文化和文学立场急剧分野的三十年代，位居于左、中、右不同阵营的作家，比如胡适、周作人、鲁迅、茅盾、阿英和郑伯奇，怎么可能如此轻易地跨越态度的畛域，聚集在一项共同的事业上？当然不能简单地把原因归结在良友图书公司和它的年轻编辑赵家璧的“神通广大”上。问题在于这项共同的事业并没有弥合他们之间的分歧，在公司出于广告目的要求撰写的“编选感想”中，郁达夫和郑伯奇仍然继续打着关于“伟大作品”的笔战，周作人则皮里阳秋地捎带了几句左翼文人对小品文的批评：“我觉得文就是文，没有大品小品之分”。〖12〗但分歧又不妨碍他们为编选“大系”走到一起来，这意味着分歧的背后还存在某种更高准则的制约。赵家璧在为“大系”写的出版“前言”中说得很清楚：“在国内一部分思想界颇想回到五四以前去的今日，这一件工作，自信不是毫无意义的。”〖13〗
汪晖早在八十年代末就曾指出：“‘五四’启蒙运动是由千差万别、相互矛盾的思想学说构成的，然而作为一个统一的历史运动，它实际上必须找到一种基本的精神力量或情感趋向，从而使得各种纷纭复杂的思想学说获得某种‘历史同一性’。一切对启蒙运动的历史叙述，都必须在这种‘历史同一性’基础上进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打开各别学说和思想原则之迷宫的通道，才不至于在观念的大杂烩中不知所措”正象他的研究所显示的，“五四”启蒙运动缺乏像欧洲启蒙运动那样统一的方法论基础，缺乏内在的历史和逻辑的前提，但事实上却又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其中的缘由即“在各种理论矛盾之中仍然保持着的内在统一性乃是一种‘基本态度’”，这种“同一性”不存在于各种观念的逻辑联系之中，而是存在于纷杂的观念背后，存在于表达这些相互歧异的“观念”的心理冲动之中，也即存在于思想者的“态度”之中。〖14〗对这一态度最鲜明的表达莫过于胡适，他在总结“这两三年新思潮运动的历史”的《新思潮的意义》中说：“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的时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15〗汪晖相当敏锐地发现这种态度最重要的特征是它的对象性，但它指向对象的是“价值判断”，而非“结构分析”。〖16〗那么评判好坏，估定价值，它的标准从哪里来？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6卷1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指出传统社会“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他声称这种“破坏”背后蕴涵了共同的价值标准，“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下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在陈独秀的表述中，文学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它和“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内在关联藉着反对“旧文学”得以表达，同时又隐含着更深的一层意思：在“科学”和“民主”的共同催生下“新文学”才得以诞生。这和他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著名的“三大主义”相一致，“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平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17〗可问题在于当时的人们对“科学”和“民主”的理解差异极大，就单纯的学理而言，根本无法形成统一的立场，更何况把“科学”和“民主”的原则运用到文学领域还需要一系列复杂的中间环节。
在胡适对文学改良“八不主义”的呼唤中，在周作人对“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的吁求里，〖18〗我们的确隐约可以听到“科学”和“民主”的回音，但这回音夹杂在对传统文学“堕落”、“非人”和“贵族化”的斥责声中，含混难辨，依然是意向性的“态度”，而非明确化的“标准”。由此看来，仅仅透过对现象的剖析还难以把握“现代文学观念”的演衍幻化，尚需进一步推究现象背后的内在结构方式。从《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到《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新文学的理论“创制”者们似乎在自觉地运用一种“否定式”的论证方法和修辞策略，最典型的就是胡适的“八不主义”。尽管“八不主义”的提出是否受到了美国著名意象派诗人庞德(Ezra Pound)的《几个不》(A Few Don’ts)的影响，还是一个未有定论的问题，〖19〗但胡适宣称：“我主张的文学革命，只是就中国今日文学的现状而论，和欧美的文学新潮流并没有关系”，〖20〗虽是有意为之，却并非言之无据。因为“八不主义”立论的基础即是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批判，更不用说那种以“说不“的方式明确表达的否定意向。如果离开了它的批判和否定对象，我们很难想象所谓“新文学”是如何建构起来的。
可见，正是通过这种“否定”的方式，五四的“新青年”们力图建立起一种新的“文学”的主体同一性（subjective identity）。这种新的文学主体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与传统文学的断裂和区别，它的同一性立基在一系列文学和语言内部的二元对立上：旧／新、古／今、雅／俗、死／活、文言／白话……紧接着二元对立模式的自然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之所以如此选择，不是依赖于理论性的阐明，而是根据东西方的比较。如果说在《文学改良刍议》里，胡适仅在“不避俗语俗字”的条目下援引“但丁路德之伟业”为例证，那么到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但丁藉方言写作以对抗拉丁文，最终创造新国语的史实，则直接成就了他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21〗在胡适的论述中，德国的路德、意大利的但丁、英国的乔叟……这些西方人所曾经从事的“伟业”，不仅指明了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未来方向，而且提供了重新解释中国文学历史的契机，路德“以德文译‘旧约’‘新约’”，启发他将“白话文学史”的起点定位于以口语译佛经的时代，并且在后来回顾“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时，胡适也特别重视“严复、林纾的翻译文章”，除了肯定“严复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林纾是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他更强调了严译和林译著作在新旧文学过渡期的标识性意义。〖22〗在东西方比较的视野中，新文学呈现出对“西方”无条件的认同，“西方文学”在中国新文学的内部发挥着规范、品判和指导的作用。以致于多少年后有学者要研究“中国文学理论”，明确表示：“除了为那些纯粹遵从传统的批评家所坚持的理论外，我将不涉及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因为这些理论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西方或其它影响的支配，诸如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抑或马克思主义。因此其价值和趣味，已与形成了一条基本独立的批判观念的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不可同日而语了。”〖23〗但是这种“认同”并不象人们惯常认为的“全盘西化”那样简单，它牵扯到更加复杂的往来于东西方的“现代性”历史图景。
三好将夫在讨论“现代日本文学”时指出：“日本文学正像任何其它国家和区域的产品，只是当它与时空的界限相联系时，才有可能加以界定。它也许十分显而易见的是‘日本的’；但它的构成并不存在本体论意义上的神圣与绝对的纯而又纯。我们必须将这一点谨记在心，就是当对于西方范式必须坚持具体化和特殊化的时候”。〖24〗若把上述文字中的“日本”换为“中国”，同样深具启发性。中国新文学在比较的框架里，透过否定的方式建立起主体的内在同一性，它的“时空的界限”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文学内部的一系列二元对立与东西方的文化对比联系起来，新旧之争就成了东西之辨；二是把“进化”观念作为文学历史构成的基本时间意识，新旧之争又成了进步和落后之别。这使得“新文学”超越了文学领域的限制，将其合法性诉诸于更广阔的“现代性”话语构造中。无论新／旧、东／西，还是进步／落后，这些二元对立其实都从属于上文所说的那个精致的“话语装置”。这个“装置”正像酒井直树分析的：“如果不参照前现代和现代这一配对，就无法理解‘现代性’这个术语。从历史的角度看，‘现代性”基本上是与它的历史先行者对立而言的；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它与非现代，或者更具体地说，与非西方相对照。因此，前现代和现代这一配对是作为一种话语性的图式，依此配对一个历史的谓语可以被翻译超成一个地缘政治的谓语，反之亦然。……它排除了前现代西方与现代的非西方的同时并存之可能性“。〖25〗由此我们不难了解为什么“新文学”仅靠对“西方文学”史实的叙述，无需多少理论的说明，便在和旧文学的对决中获得了绝对的权威。由于文学被纳入到整体的“现代性”方案设计中，隐含在具体历史叙述里的“现代文学观念”作为一种已然讲出的却又未曾明言的话语，在理论叙事和历史叙事相互转换的过程中持续地发挥作用。
从“东西方文化论战”到“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现代中国思想状况发生了一系列极富戏剧性和深具影响力的变化，“中国现代文化论战是如何从历史叙事的基本形式过渡到理论叙事的基本形式的？五四启蒙运动的历史叙事如何内在地依赖于元叙事，科玄论战的元叙事又如何依赖于现代性的历史叙事？中国现代思想对现代性的质疑如何依赖于现代性的历史叙事，并促成了现代知识体系的重构？中国现代性的知识体系的结构是如何脱胎于历史和文化的叙事的？”〖26〗汪晖的这一连串追问提醒我们注意，在新文学构建的过程中，如果同样存在着理论叙事和历史叙事两种形态，那么它们处于怎样的历史关系之中？这种历史关系又是如何决定新文学未来的走向？既然新文学缺乏明确的理论界定，那么在否定的对象逐渐衰退的情况下，同一性的态度难免发生分野，原来被包裹在具体史实中的“现代文学观念”也呈现出内在的矛盾和紧张。这就是文学史上所谓的“新文学阵营的分化”，但这一分化始终发生在“现代文学”中，它表现为“现代性”内部的分歧和多种“现代观”的争辩，让我们看到了“现代文学观念”自身的多样性和可能性。而一旦对手的实力再次增强，有可能危及“新文学”的合法性，那么分化的力量又可以重新集结起来，在和对立面的斗争中获得态度的同一性。
这就回答了前面由《新文学大系》的出版引发的疑问。三十年代初，五四新文学受到来自多方面的严峻挑战，革命文学的兴起，尊孔读经运动，乃至林语堂提倡的“语录体”……各种势力都把矛头指向了五四新文学。〖27〗“大系”的编辑和出版，恰巧为回应这些挑战提供了机遇。这套书不仅通过对重要的理论、创作的汇集，而且运用具有相当策略性的编辑手法，甚至在文献史料的选择安排上，都力图捍卫“新文学”的合法性。正像有人指出的那样，《新文学大系》“在编辑学上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方式，把选家之学转变为文学史家之学。”〖28〗它那精心撰写的“导言”，细致编排的作品、史料，以及颇具权威性的编选者，共同汇聚成一股解释历史的力量，描绘出一幅影响至今的“现代中国文学”发生的图景。
【注释】
酒井直树（Naoki Sakai）：《现代性与其批判：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问题》，白培德译，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8年6月。
参见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饮冰室合集》之三十九，台湾中华书局1979年版。
参见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穆善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鲁迅：《呐喊·自序》，《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竹内好：《何谓现代》，霍颖译，载《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参见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1920年1月2日在北京少年中国学会演讲），载《艺术与生活》，岳麓书社1989年6月版。
福科（Michel Foucault）：《什么是启蒙？》，汪晖译，载《天涯》1996年4期。
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载《晨报副刊》1926年３月25、27、29日。
参见康德（Immanuel Kant）：《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启蒙？》，李秋零译，载《康德书信百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版。在文中，他指出“通过一次革命，也许会造成个人独裁，利欲熏心的或者唯重权势的压迫制度的倒台，但却永远不会实现思维方式的真正变革，反而会使新的偏见像旧的偏见一样成为无思想的群氓的引导”。
梁实秋：《现代文学论》，载《偏见集》，页145，正中书局1934年7月版，上海书店1988年12月影印本。
姚琪：《最近的两大工程》，载《文学》5卷6期（1935年7月）。
参见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载《新文学史料》1984年1期。
赵家璧：《中国新文学大系·前言》，载《中国新文学大系》，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16〗汪晖：《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汪晖自选集》，广西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载《新青年》7卷1号。
汪晖：《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载《新青年》2卷6号。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载《新青年》2卷5号：周作人：《人的文学》，载《新青年》5卷6号。
《几个不》（原题本意是《印象主义的几条戒律》），载美国《诗杂志》1卷６期（1913年3月）。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釜屋修：《胡适和印象派诗人──对“八不主义”的影响的考察》，蒋运荣译，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选粹》，伊藤虎丸等编，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 年7月版。
胡适：《尝试集·自序》，《胡适文存》卷1，亚东图书馆1921年版。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载《新青年》4卷4号。
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载《胡适文存二集》卷2，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
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页8，田守真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三好将夫（Masao Miyoshi）：《反对种族中心主义》，载《南大西
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叙述极端重视“现代文学观念”的作用，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讨论“五四”文学革命时，都把描述的重心放在文学观念的变革上。这样的历史叙述不单对应了梁启超关于晚清至民国社会“由器物而制度再文化”的渐次变化的论述，〖2〗作为新思潮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革命”本身即是社会文化变革的一项显著表征；也不仅提示出林毓生描绘的“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cultural-intellectualistic approach）的五四思想的内在特征，〖3〗借用鲁迅的说法，“听将令”的文学必定会打上思想、观念先行的烙印〖4〗，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展露了现代中国文学“创制”过程中某些可供进一步分析的“历史瞬间”，按照竹内好的看法，没有这样的瞬间，历史就不成其为历史。〖5〗实际上，作为现代中国文学历史叙述的依据的“现代文学观念”同时构成了它的合法性基础，两者互相生产、互相支援，形成了一条锁闭而完整的权威历史话语链，离开了权威历史话语的阐释，我们得不出关于这段历史的其它结论。
众所周知，现代中国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被称为“新文学”，但仍需追问的是，它何以为“新”，即建立“新文学”的合法性基础何在。如此提问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在和所谓“旧文学”相对立的意义来界定“新文学”，而且要求“新文学”于当下显示出面向未来的特征。1920年1月，周作人在一篇题为《新文学的要求》的讲演中，引人注目的两次使用了“现代”的概念，他认为“人性的文学”和“人类的文学”是“现代文学”最重要的品格，也是“新文学”需要努力的方向。〖6〗这意味着“新文学”并不必然地拥有成为“现代文学”的优先权，倘若它要证明自己天然地拥有优先权，就必须显示出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现代文学”的品格紧密相关，甚至合二为一。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性”态度，福科在分析启蒙和现代性的关系时指出：“启蒙的分析──把历史规定为人类向成人状态的过渡──把当代现实与整个的运动和它的基本方向联系起来。但是，与此同时，它表明，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每个个人是怎样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对整个过程负责”。〖7〗在他的分析中，“启蒙”即是一种“现代性态度”，个人的存在和工作的意义是同他所存在的特定的时刻──现代──相联系的，而这种联系与对整体历史及其通向特定目的的过程的反思具有内在关联。由此推断,“新文学”的存在意义同样在于它和尚待争取的“现代文学”品格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既是未来走向的，又是尚未决定的，因此在当时更多是作为一个问题而存在。
这个问题自“五四”以来就一直困扰着新文学，在一般认为新文学已取得文坛稳固地位的1926年，梁实秋依然担心新文学“日久气衰，仍回复于稳固的基础之上”。〖8〗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需要服从启蒙方案的设计，首先是“观念”（“思维”）的变革。正像康德在《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中将“思维方式的真正变革”当作“启蒙”的中心环节一样，〖9〗梁实秋在讨论“现代文学的任务”时，明确提出：“我以为中国文学之最应改革的乃是文学思想，换言之，即是文学的基本观念，文学是甚么？文学的任务是甚么？中国过去对这些问题是怎样解答的？我们现在对以前的解答是否满意？如不满意应如何修正？这些问题我以为应该是新文学运动的中心问题。“〖10〗不过他的倡导仍然停留在理论研究上，没有落实到具体的、可供操作的层面。
到了1935年，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个十年：1917—1927）》，来为“伟大的十年间”作一历史定位，才算是第一次以回顾和总结的方式较圆满地回答了上述的追问。当时上海的大型刊物《文学》发表《最近的两大工程》一文，把它与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并列：“《大系》固然一方面要造成一部最大的‘选集’，但另一方面却有保存‘文献’的用意。《新文学大系》虽是一种选集的形式，可是它的计划要每一册都有一篇长序（二万字左右的长序），那就兼有文学史的性质了。这个用意是很对的。不过是因为分人编选的缘故，各人看法不同，自然难免，所以倘若有人要把《新文学大系》当作新文学史看，那他一定不会满意。然而倘使从这部巨大的‘选集’中窥见‘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十年的文坛全貌，那么倒反因为是分人编选的缘故，无形中成了无所不有，或许他一定能够满意。《新文学大系》的编辑计划也是近年来少有的伟大企图，全书十册……开头还有蔡元培先生一篇颇长的总序。倘使拿戏班子来作比喻，我们不妨说《大系》的‘角色’是配搭得匀称的。”〖11〗人们也许很难理解，在政治、文化和文学立场急剧分野的三十年代，位居于左、中、右不同阵营的作家，比如胡适、周作人、鲁迅、茅盾、阿英和郑伯奇，怎么可能如此轻易地跨越态度的畛域，聚集在一项共同的事业上？当然不能简单地把原因归结在良友图书公司和它的年轻编辑赵家璧的“神通广大”上。问题在于这项共同的事业并没有弥合他们之间的分歧，在公司出于广告目的要求撰写的“编选感想”中，郁达夫和郑伯奇仍然继续打着关于“伟大作品”的笔战，周作人则皮里阳秋地捎带了几句左翼文人对小品文的批评：“我觉得文就是文，没有大品小品之分”。〖12〗但分歧又不妨碍他们为编选“大系”走到一起来，这意味着分歧的背后还存在某种更高准则的制约。赵家璧在为“大系”写的出版“前言”中说得很清楚：“在国内一部分思想界颇想回到五四以前去的今日，这一件工作，自信不是毫无意义的。”〖13〗
汪晖早在八十年代末就曾指出：“‘五四’启蒙运动是由千差万别、相互矛盾的思想学说构成的，然而作为一个统一的历史运动，它实际上必须找到一种基本的精神力量或情感趋向，从而使得各种纷纭复杂的思想学说获得某种‘历史同一性’。一切对启蒙运动的历史叙述，都必须在这种‘历史同一性’基础上进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打开各别学说和思想原则之迷宫的通道，才不至于在观念的大杂烩中不知所措”正象他的研究所显示的，“五四”启蒙运动缺乏像欧洲启蒙运动那样统一的方法论基础，缺乏内在的历史和逻辑的前提，但事实上却又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其中的缘由即“在各种理论矛盾之中仍然保持着的内在统一性乃是一种‘基本态度’”，这种“同一性”不存在于各种观念的逻辑联系之中，而是存在于纷杂的观念背后，存在于表达这些相互歧异的“观念”的心理冲动之中，也即存在于思想者的“态度”之中。〖14〗对这一态度最鲜明的表达莫过于胡适，他在总结“这两三年新思潮运动的历史”的《新思潮的意义》中说：“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的时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15〗汪晖相当敏锐地发现这种态度最重要的特征是它的对象性，但它指向对象的是“价值判断”，而非“结构分析”。〖16〗那么评判好坏，估定价值，它的标准从哪里来？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6卷1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指出传统社会“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他声称这种“破坏”背后蕴涵了共同的价值标准，“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下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在陈独秀的表述中，文学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它和“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内在关联藉着反对“旧文学”得以表达，同时又隐含着更深的一层意思：在“科学”和“民主”的共同催生下“新文学”才得以诞生。这和他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著名的“三大主义”相一致，“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平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17〗可问题在于当时的人们对“科学”和“民主”的理解差异极大，就单纯的学理而言，根本无法形成统一的立场，更何况把“科学”和“民主”的原则运用到文学领域还需要一系列复杂的中间环节。
在胡适对文学改良“八不主义”的呼唤中，在周作人对“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的吁求里，〖18〗我们的确隐约可以听到“科学”和“民主”的回音，但这回音夹杂在对传统文学“堕落”、“非人”和“贵族化”的斥责声中，含混难辨，依然是意向性的“态度”，而非明确化的“标准”。由此看来，仅仅透过对现象的剖析还难以把握“现代文学观念”的演衍幻化，尚需进一步推究现象背后的内在结构方式。从《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到《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新文学的理论“创制”者们似乎在自觉地运用一种“否定式”的论证方法和修辞策略，最典型的就是胡适的“八不主义”。尽管“八不主义”的提出是否受到了美国著名意象派诗人庞德(Ezra Pound)的《几个不》(A Few Don’ts)的影响，还是一个未有定论的问题，〖19〗但胡适宣称：“我主张的文学革命，只是就中国今日文学的现状而论，和欧美的文学新潮流并没有关系”，〖20〗虽是有意为之，却并非言之无据。因为“八不主义”立论的基础即是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批判，更不用说那种以“说不“的方式明确表达的否定意向。如果离开了它的批判和否定对象，我们很难想象所谓“新文学”是如何建构起来的。
可见，正是通过这种“否定”的方式，五四的“新青年”们力图建立起一种新的“文学”的主体同一性（subjective identity）。这种新的文学主体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与传统文学的断裂和区别，它的同一性立基在一系列文学和语言内部的二元对立上：旧／新、古／今、雅／俗、死／活、文言／白话……紧接着二元对立模式的自然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之所以如此选择，不是依赖于理论性的阐明，而是根据东西方的比较。如果说在《文学改良刍议》里，胡适仅在“不避俗语俗字”的条目下援引“但丁路德之伟业”为例证，那么到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但丁藉方言写作以对抗拉丁文，最终创造新国语的史实，则直接成就了他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21〗在胡适的论述中，德国的路德、意大利的但丁、英国的乔叟……这些西方人所曾经从事的“伟业”，不仅指明了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未来方向，而且提供了重新解释中国文学历史的契机，路德“以德文译‘旧约’‘新约’”，启发他将“白话文学史”的起点定位于以口语译佛经的时代，并且在后来回顾“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时，胡适也特别重视“严复、林纾的翻译文章”，除了肯定“严复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林纾是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他更强调了严译和林译著作在新旧文学过渡期的标识性意义。〖22〗在东西方比较的视野中，新文学呈现出对“西方”无条件的认同，“西方文学”在中国新文学的内部发挥着规范、品判和指导的作用。以致于多少年后有学者要研究“中国文学理论”，明确表示：“除了为那些纯粹遵从传统的批评家所坚持的理论外，我将不涉及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因为这些理论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西方或其它影响的支配，诸如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抑或马克思主义。因此其价值和趣味，已与形成了一条基本独立的批判观念的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不可同日而语了。”〖23〗但是这种“认同”并不象人们惯常认为的“全盘西化”那样简单，它牵扯到更加复杂的往来于东西方的“现代性”历史图景。
三好将夫在讨论“现代日本文学”时指出：“日本文学正像任何其它国家和区域的产品，只是当它与时空的界限相联系时，才有可能加以界定。它也许十分显而易见的是‘日本的’；但它的构成并不存在本体论意义上的神圣与绝对的纯而又纯。我们必须将这一点谨记在心，就是当对于西方范式必须坚持具体化和特殊化的时候”。〖24〗若把上述文字中的“日本”换为“中国”，同样深具启发性。中国新文学在比较的框架里，透过否定的方式建立起主体的内在同一性，它的“时空的界限”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文学内部的一系列二元对立与东西方的文化对比联系起来，新旧之争就成了东西之辨；二是把“进化”观念作为文学历史构成的基本时间意识，新旧之争又成了进步和落后之别。这使得“新文学”超越了文学领域的限制，将其合法性诉诸于更广阔的“现代性”话语构造中。无论新／旧、东／西，还是进步／落后，这些二元对立其实都从属于上文所说的那个精致的“话语装置”。这个“装置”正像酒井直树分析的：“如果不参照前现代和现代这一配对，就无法理解‘现代性’这个术语。从历史的角度看，‘现代性”基本上是与它的历史先行者对立而言的；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它与非现代，或者更具体地说，与非西方相对照。因此，前现代和现代这一配对是作为一种话语性的图式，依此配对一个历史的谓语可以被翻译超成一个地缘政治的谓语，反之亦然。……它排除了前现代西方与现代的非西方的同时并存之可能性“。〖25〗由此我们不难了解为什么“新文学”仅靠对“西方文学”史实的叙述，无需多少理论的说明，便在和旧文学的对决中获得了绝对的权威。由于文学被纳入到整体的“现代性”方案设计中，隐含在具体历史叙述里的“现代文学观念”作为一种已然讲出的却又未曾明言的话语，在理论叙事和历史叙事相互转换的过程中持续地发挥作用。
从“东西方文化论战”到“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现代中国思想状况发生了一系列极富戏剧性和深具影响力的变化，“中国现代文化论战是如何从历史叙事的基本形式过渡到理论叙事的基本形式的？五四启蒙运动的历史叙事如何内在地依赖于元叙事，科玄论战的元叙事又如何依赖于现代性的历史叙事？中国现代思想对现代性的质疑如何依赖于现代性的历史叙事，并促成了现代知识体系的重构？中国现代性的知识体系的结构是如何脱胎于历史和文化的叙事的？”〖26〗汪晖的这一连串追问提醒我们注意，在新文学构建的过程中，如果同样存在着理论叙事和历史叙事两种形态，那么它们处于怎样的历史关系之中？这种历史关系又是如何决定新文学未来的走向？既然新文学缺乏明确的理论界定，那么在否定的对象逐渐衰退的情况下，同一性的态度难免发生分野，原来被包裹在具体史实中的“现代文学观念”也呈现出内在的矛盾和紧张。这就是文学史上所谓的“新文学阵营的分化”，但这一分化始终发生在“现代文学”中，它表现为“现代性”内部的分歧和多种“现代观”的争辩，让我们看到了“现代文学观念”自身的多样性和可能性。而一旦对手的实力再次增强，有可能危及“新文学”的合法性，那么分化的力量又可以重新集结起来，在和对立面的斗争中获得态度的同一性。
这就回答了前面由《新文学大系》的出版引发的疑问。三十年代初，五四新文学受到来自多方面的严峻挑战，革命文学的兴起，尊孔读经运动，乃至林语堂提倡的“语录体”……各种势力都把矛头指向了五四新文学。〖27〗“大系”的编辑和出版，恰巧为回应这些挑战提供了机遇。这套书不仅通过对重要的理论、创作的汇集，而且运用具有相当策略性的编辑手法，甚至在文献史料的选择安排上，都力图捍卫“新文学”的合法性。正像有人指出的那样，《新文学大系》“在编辑学上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方式，把选家之学转变为文学史家之学。”〖28〗它那精心撰写的“导言”，细致编排的作品、史料，以及颇具权威性的编选者，共同汇聚成一股解释历史的力量，描绘出一幅影响至今的“现代中国文学”发生的图景。
【注释】
酒井直树（Naoki Sakai）：《现代性与其批判：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问题》，白培德译，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8年6月。
参见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饮冰室合集》之三十九，台湾中华书局1979年版。
参见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穆善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鲁迅：《呐喊·自序》，《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竹内好：《何谓现代》，霍颖译，载《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参见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1920年1月2日在北京少年中国学会演讲），载《艺术与生活》，岳麓书社1989年6月版。
福科（Michel Foucault）：《什么是启蒙？》，汪晖译，载《天涯》1996年4期。
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载《晨报副刊》1926年３月25、27、29日。
参见康德（Immanuel Kant）：《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启蒙？》，李秋零译，载《康德书信百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版。在文中，他指出“通过一次革命，也许会造成个人独裁，利欲熏心的或者唯重权势的压迫制度的倒台，但却永远不会实现思维方式的真正变革，反而会使新的偏见像旧的偏见一样成为无思想的群氓的引导”。
梁实秋：《现代文学论》，载《偏见集》，页145，正中书局1934年7月版，上海书店1988年12月影印本。
姚琪：《最近的两大工程》，载《文学》5卷6期（1935年7月）。
参见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载《新文学史料》1984年1期。
赵家璧：《中国新文学大系·前言》，载《中国新文学大系》，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16〗汪晖：《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汪晖自选集》，广西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载《新青年》7卷1号。
汪晖：《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载《新青年》2卷6号。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载《新青年》2卷5号：周作人：《人的文学》，载《新青年》5卷6号。
《几个不》（原题本意是《印象主义的几条戒律》），载美国《诗杂志》1卷６期（1913年3月）。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釜屋修：《胡适和印象派诗人──对“八不主义”的影响的考察》，蒋运荣译，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选粹》，伊藤虎丸等编，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 年7月版。
胡适：《尝试集·自序》，《胡适文存》卷1，亚东图书馆1921年版。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载《新青年》4卷4号。
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载《胡适文存二集》卷2，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
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页8，田守真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三好将夫（Masao Miyoshi）：《反对种族中心主义》，载《南大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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