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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与西方话语--对这一论题下三部思想史著作的简要评介

作者:霍伟岸 刘晨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3-11-06
中国二十世纪早期的开明知识分子在思想上与传统的关系自七十年代以后才成为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论题。[1]到现在,多数学者都同意,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知识分子拼命想摆脱传统拥抱西方,但始终未能跳出传统的思维模式"。[2]传统思维模式如何影响到这些早期自由知识分子对西方观念的认知与取舍?这在今天仍然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大题目。不同学者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视角切入这个论题,从而建构起面貌多变的思想人物形象,描画出"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思想史图景。本文将对在这一蕴涵了丰富的思想史灵感的论题下产生的三部有代表性的著作作一简要的评介。这三部著作分别是:史华兹的经典研究《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黄克武的新著《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以及刘禾独辟蹊径的《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

史华兹最早提醒我们注意一个西方的观念或词汇在西方思想脉络中的意义与其搬移到中国后在中国思想脉络中的意义是有许多重要的差别的,而且这种差别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思想史上一些有意义的问题,或者说这种差别本身就是造成这些思想史问题的重要原因。这种问题意识提示我们一种关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即墨子刻所谓的"开箱取物"。这个比喻是说,一些重要的西方观念或词汇就像一个大箱子,西方人和中国人在里面放的东西并不完全一样。于是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开箱取物,再分门别类,以辨清两者的异同。否则我们就无从知道如严复等开明知识分子的自由或民主观念是他们所接受的西方观念,还是其固有理想在西方观念上面投射的结果。[3]

史华兹和黄克武的著作都采用这样的研究方法,所不同的是,史华兹的比较是粗线条式的,我们从他以一本一百多页的小册子就讨论了几乎所有的严译名著就可以看出来。当然史华兹的研究仍然是有相当深度的,他抓住寻求富强这一个主题,发现严复在将弥尔的自由思想介绍到中国的过程中将其关于个人自由与个人尊严被视为终极价值的一面丧失掉了,而只是关注到自由的工具主义价值。[4]史华兹的著作至今仍是严复研究中最有份量的一本,其影响力既体现在他所提出的问题和结论,又体现在他所开创的研究方法上。

但近年来,史华兹的结论已经遭到不少置疑,尤其是关于严复不了解弥尔关于自由的终极价值这一点。黄克武的著作就在这一点上提出了与史华兹针锋相对的观点。他指出严复不是不了解弥尔对个人自由和个人尊严具有终极价值的想法,严复所不了解的是弥尔关于自由的所以然。黄克武虽然推翻了史华兹的结论,但他所采用的研究法与史华兹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仍然是对同一概念在不同思想脉络中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只不过他将史华兹的方法推向了极致。黄克武重点选取了严译的《群己权界论》,将它与弥尔的《论自由》(On Liberty)英文原著逐句逐段地比较,从而梳理出严译的成功之处与误译、漏译之处。他运用这种比较法获取了丰富的证据来证明严复之所以不了解弥尔自由的所以然是因为从他的译文中可以看出,"严复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无法了解从悲观主义认识论而来的语汇","严复多半无法了解环绕着西方个人主义之词汇","严复忽略幽暗意识与历史时空性使译文表现出乌托邦的理想主义",等等。黄克武还用同样的方法证明严复具有很强的批判意识与自觉精神,他拒绝一些西方理念并不单纯出于对西方思想的误会,而是"以自己的批判意识尽可能地了解与评估古今中外的政治理论,而来界定自由的范围与现代化的方向,他甚至很自觉地反对西方现代化典范之中的一些特点。"[5]这样,黄克武重塑了严复的形象,在史华兹那里他基本上是一个被动的,而且是不太成功的西方思想的传译者,到了黄克武这里,严复已经是一个颇具创见的思想家,其思想环绕着三个主题:"第一是富强,第二是一个独特的对政治经济生活的设计,包括肯定资本主义、民主与非弥尔主义对个人自由的强调,第三是调适性的改革"。[6]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史华兹对严复的误解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在其研究方法上没有发挥到黄克武那种细致的程度。

以上谈到的这种由史华兹开创的、由黄克武充分发挥的思想史研究法至少有这样两个基本的预设:第一,假定两种不同语言当中的概念是可以互译的,或者说一种语言中的概念是可以用另一种语言中的概念来精当地重述出来的,由此才有误译问题的发生,才要追究译者的责任,才要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如认识论、人性论、历史观、客观历史环境等等)来解释造成译文与原文的理解差距的原因。第二,假定可供比较研究的概念在不同思想脉络中的意义都是客观给定的。比如,我们能够确切地知道弥尔关于自由的含义以及严复关于自由的含义分别是什么,然后再把它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正如墨子刻"开箱取物"的比喻一样,这个大箱子里面放的不论是苹果还是桔子,还是什么杂交品种,反正都已经整整齐齐的摆放在那里了,我们经过努力总可以得到一个详尽的"物品清单"。也就是说,这种比较是一种静态的比较。

而这两个预设都是刘禾所反对的[7]。首先,她不同意翻译的透明性(transparency)。"她的批评是:语言之间透明地互译是不可能的,文化以语言为媒介来进行透明地交流也是不可能的。"[8]这样一来,所谓的误译问题就是一个不恰当的说法,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伪问题。语言的翻译活动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换言之,并不是一个技术性的活动,而是一个创造性的活动。"当一个概念从一种语言进入另一种语言时,意义与其说是发生了转型,不如说在后者的地域性环境中得到了(再)创造。"[9]在这个意义上,"误译"就是不可避免的,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这样,研究的重点就发生了转移,不是去追究为什么会发生"误译",而是去追究发生了怎样的"误译",导致这种"误译"的结构性机制是什么。第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上一个问题的延伸,刘禾不同意有客观给定的概念的意义。她强调语词的意义都是在互动中形成的。按照刘禾的思路,如果研究像严复对弥尔自由观的认识这样的问题,说有一个客观存在的严复的自由观这样一个偏于静态描述的概念是不恰当的,而只能说严复对弥尔自由观的认识是在与一系列思想资源的互动过程中显现出来的,比如传统儒家"恕,絜矩"的观念,墨家"兼爱"、杨朱"为我"、庄子"在宥"的思想,以及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和边沁的功利主义等等。所以,研究严复所表述的自由概念的兴起、代谢,在不同思想资源的互动过程中,并在译者与读者的共同理解中如何逐渐确定自身的意义,以及译体语言(汉语)如何在这些话语实践中获得权利关系实践场所的意义,等等这些问题在刘禾的理论旨趣下应该是更有意义的。由此,刘禾认为她自己提出了一个思想史写作的新框架。

刘禾所提倡的"互译性"理论所产生的理论背景和时代背景,正如李陀指出的,是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理论的飞速发展以及全球化浪潮的势不可挡。一方面西方中心主义普遍遭到置疑,另一方面人们越来越关心能否在各种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之间寻找理论课题。[10]当然,语言哲学作为更深层的理论背景对于刘禾问题意识的催生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总之,在上述种种背景之下,语言作为文化交流的载体引起了理论家们的格外关注。刘禾作为比较文学方面的专家,对于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有着异乎常人的体悟。她意识到语言的不可互译性,于是自然衍生出这样的问题:翻译如何可能?换言之,各种语言之间的互译性是如何历史地建构起来的?当然她尤其关心的是汉语与英语之间的互译性是如何历史地建构起来的。这显然是思想史上的大问题,而且在此前一贯为研究者所忽视。在这个意义上,刘禾确实为思想史写作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但是,这一研究进路能否为重写思想史构筑框架尚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姑且不论刘禾本人在这一努力方向上所取得的进展尚不足以给予我们重写思想史的信心,单就其理论主张而言,我认为至少存在两个局限:第一,刘禾所倡导的思想史研究,其基本出发点是"关注以一个词对应另一个词,以一个概念对应另一个概念,其对应中的虚拟对等是如何设定的--在什么样的语境中?出于何种话语实践的目的?此种话语实践又与当时当地的社会实践和历史运动有什么样的关系?等等"。[11]也就是说,刘禾的研究是以新词语、新意义和新话语为切入点和关注重心,而这种视野本身就设定了它的局限。举例来说,如果要研究某一种西方理论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传播与影响,仅仅关注这一理论的某个或几个核心概念,很容易犯化约论的错误。换言之,刘禾的主张有一种把思想史问题化约为语词意义的历史建构问题的倾向。第二,刘禾过分强调了语言之间的不可互译性。如果语言之间存在绝对不可互译性,那么思想史的写作就是不可能的了。另外,刘禾还忽略了这种不可互译性的程度可以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入和译体语言自身的演变而逐渐消减。

无论如何,刘禾所提示我们的新的研究取向是有意义的。而且尤其重要的是,她提醒我们:"这种互译性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遭遇和冲撞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它们对西方文化的诠释或翻译以及反过来对中国文化的自我认识又产生了怎样的认识论上的重大后果?"[12]这后一个问题尤其重要。通常我们总是关注传统文化如何影响我们对西方观念的认知与取舍,而忽略了这种文化交换活动对于我们重新认知传统又有怎样的提示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史华兹的著作再一次彰显了它的理论深度。实际上,史华兹研究严复还有一层很深的用意就是借助严复这样一个外来文化观察者的敏锐眼光来反思西方传统自身。在这个意义上,史华兹的严复研究虽然在一些具体的结论上已经站不住脚,但仍不失其名著的思想启迪作用。

注释:
[1] 墨子刻指出,在七十年代以前,这个论题为学术界所忽略,当时基本认为,思想开明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可能与传统有连续性。但七十年代以后,关于儒家传统对清末开明知识分子思想的影响开始被学者们重视,如吕实强教授和王尔敏教授,以及李泽厚都注意到这种连续性。参见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页iv,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2] 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页7-18,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
[3] 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页vi-v,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4] 弥尔自己对自由的强调本身也还是有工具主义的倾向的。这种工具主义的论述给他的自由主义带来了困境:若是这种工具主义的效用不存在,则自由的价值是否还存在?参见伯林对弥尔的批评:伯林:《两种自由概念》,页207-208,载于《公共论从》之《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三联书店1995年。
[5] 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页vii,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6] 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页305,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7] 黄克武显然了解刘禾在其英文著作Translingual Practice里所提到的"被翻译的现代性(translated modernity)",但由于下文提到的两个原因,黄克武所采取的研究法与刘禾还是有重要的区别的。
[8] 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页序6,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9] 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页序7,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10] 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页序3-序4,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11] 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页序7,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12] 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页序5,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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