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经济学与交易费用经济学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6-24
但是立宪过程中由于人们对新游戏规则没有信心，会出现输了不认输，因而动乱发生的局面。这种局面在俄国最近的立宪过程中没有出现，但却可能在中国即将发生的立宪过程中出现。其原因是中国人比俄国人个人主义色彩更重（此处并无褒贬含意）。因此，我们有必要记取过往的激进变革的种种教训。
对激进变革的批评是经济学中奥地利学派（以海耶克为代表）的传统。此传统就笔者的知识至少可追嗍到伯克（ＥｄｗａｒｄＢｕｒｋｅ）。他在一七九零年有名的 " 法国大革命反省 " 一文中就提出了自发秩序的观点。他认为激进变革的鼓吹者自以为他们了解现有制度的运作和缺失，以为用激烈的社会变革可以改进人们的福利。但是一种能运作的制度往往不是少数人能设计的，而是千万人交互作用而自发形成的，它包含了千万人的个别信息，而这个别信息只有当事人了解，因此，没有任何个人可能完全了解所有这些信息。如果任何个人妄称他了解整个制度的运作及其缺失，而想用激烈的社会运动来改造制度，则他一定会把那些他不了解的奇妙机制破坏掉。他强调社会制度的功能是任何单个人（即使是天才）不可能完全了解的，就像蚂蚁不可能完全了解它们的蚁窝是按什么力学原理设计的一样。有人据此把这类思想称为人不能了解的宗教迷信。但是我却相信这类思想很有道理，因为它说明群体中个体的交互作用自发产生的东西，可以用一种群体智慧（看不见的手）达到个体智慧不可能理解的奇境。用这种看法来观察中国的政治制度演化，我们会更慎重对待一些中国发生的事，不轻易对制度的演变下结论，对自己个人的无知保持一种警觉。
为什么第一个民主宪政制度产生于英国？我认为英国人由伯克代表的思想传统是一个重要因素。政治领导人物对群体智慧的尊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看看彭定康领导的香港的政制改革，我们对中英领导人的素质差别略有了一点了解。从最近的 " 末代港督 " 电视片中，我们了解到彭定康在决定是否政改的立法会前夕，对胜负还没有把握，但他不是让制度由个人胜负的利益来决定，而是在给定游戏规则下，尽最大努力与中方和其它各方玩一场公平的游戏。而中方却相反，一切制度安排完全以中方的胜负利益为准则，为了赢，避免输，可以把一个公平游戏规则下（中方和其它各方都积极参予了）产生的立法局废掉。
这种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后患无穷，因为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对公平游戏规则的信心。这种信心是极难建立的。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渐进的过程。不要以为英国人几年建立这套制度很容易，没有香港政府一百多年来在香港的令人尊敬（ｄｅｃｅｎｔ）行为，谁会相信香港政府对公平选举规则的承诺。中国政府的类似承诺从来就不可信，它在香港的不道德和自私行为再次证明它的承诺不可信。而中国近百年来的动乱都是因为政府对公平游戏规则的承诺不可信引起的。辛亥革命是因为维新党对皇室承诺立宪的不信任引起，二次革命是国民党对袁世凯对宪政的承诺不信任引起的。政府对宪政秩序的承诺不可信，其实是现代中国政治动乱迭起的根源，它造成的内生交易费用使中国失去了步明治维新后尘的机会，而人民对这种承诺的不信任当然是当政者不道德和自私行为日积月累造成的。中国政府在香港的行为再次将这种 " 动乱病毒 " 带到了香港，使香港人民对政府对宪政秩序和公平游戏规则的承诺不信任。中国人说树怕伤根，人怕伤心，解散香港立法局看似事小，实则是伤了香港法治社会这棵大树的根，创立了一个政府机会主义行为的先例。如果香港政府在明年选举时，又以中方赢为标准来设计选举制度，那香港就完全倒退到中国式的反宪政制度去了。
而经济发展像宪政秩序这棵大树上的枝叶，它再茂盛也不能与树根相比。西方的经济发展都是宪政在先，经济大发展在后。英国光荣革命前，政府的贪污和人民的寻租行为（走后门）与中国目前一样。正是光荣革命创立的虚君宪政代议民主，提供了一种机制，使政府对宪政秩序的承诺变得可信。因而政府对财产的尊重和保护成为可信承诺，寻租行为受到限制，有了这些宪政环境，才会有英国的工业革命和经济大发展。
同样道理，美国的民主宪政秩序也先于经济大发展，它也是美国两百多年来强盛的条件，而不是反过来。但是人们常用东亚一些国家不民主也能发展经济的例子来反驳以上看法。这种反驳看似有理，但却经不起推敲。东亚经济发展是在西方民主国家竞争压力下产生的一种不得不模仿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模仿经济制度可以在政治民主和宪政架框构不成熟的情况下成功（但不成功的例子多的是），但成功的原动力是西方靠宪政秩序取得经济实力造成对其它国家的压力。没有英国的宪政秩序，哪有香港的经济繁荣。香港五十年代初贪污的情况与今天大陆差不多，但有宗主国的宪政架构，才会有可信的肃贪承诺，才会有香港的经济成就。
前文中提到的一些内生交易费用模型，论证企业内的独裁和计划经济可能减少内生交易费用。这也可能是种片面的观点。因为自由市场中的企业都要面临劳力市场，资本市场的竞争，麦当劳的内部实行指令性计划，但人们却有买或不买这计划的自由，计划不赚钱，则分店老板（Ｆｒａｎｃｈｉｓｅｅ）就不会有人愿意当，也就是无人买这指令计划。正如海耶克所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差别，不是计划与无计划的差别，也不是效率的差别，而是制度形成机制的差别。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由政府或哪个人设计的，而是千万人在自由选择合约和制度的条件下，无意而自发形成的。美国宪法就不是由哪个人设计的，而是由很多州的代表吵架吵出来的。所有人都不满意那个宪法，又不得不接受这种折衷。宪法并没有政党政治这一类设计，但在根本权利问题上大家达到了折衷，政党政治就自发地从宪政秩序无意地产生了。
有些后进国家即使有人为设计的政治制度能生存的情况，但在更高的层次，这些制度必须在国际竞争中经受适者生存的考验，因此最终也不能由个别人设计。由此来看中国最近的私有化改革，政府如果又用政治力量，人为设计私有化改革运动，好事也会变成坏事。中国已有了公司法，在公司法秩序下，案例的积累，自然就会形成新的秩序，并不需要私有化运动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过去的经济制度之所以能运行，一定有一些我们并不完全了解的道理。例如国有企业不但有无效的一面，也有保险合约使人们专业化没有很多风险的一面。突然搞私有化运动，又不提供自由创业，资本市场自由化和保险业市场自由化等条件，就意味着违反当初的保险合约，这其实可能是种不公平的反市场行为。威尔士王子与王妃离婚还要给她大批补偿费，中国政府怎可突然违反当初的各种保险合约而大肆无偿裁人呢？这种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行为，不但是种不道德的机会主义行为，也因为不了解保险促进贸易和分工的功能而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最近笔者与程文利和刘孟奇博士发展了两个数学模型。其中一个证明收入分配不公时，从分工没得利的一方会拒绝参加分工，因此使市场缩小，形成南美洲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缓慢的局面。从这点而言，美国六十年代的 ’ 伟大社会 ’ 福利计划可能有其经济效率方面的正面意义。当然这如果做过了头也有福利上的损失。另一篇文章说明完全保险制度（铁饭碗）一方面造成道德风险（ｍｏｒａｌｈａｚａｒｄ）及相关内生交易费用，但也有为一个复杂的分工网络保险增加分工协作可靠性的功能。竞争的保险市场能有效折衷这种两难的冲突达到均衡。但在保险市场不发达时突然废除完全保险，会使很多部门串联在一起的分工网络可靠性直线下降，一个专业部门失灵使得整个经济瘫痪，出现负增长。这就是东欧俄国的教训。
所以完全保险（铁饭碗）和完全无保险都是无效率的两个极端。竞争性市场上自发出现的不完全保险比这两个极端都更有效。最近出版的有关交易费用的好书，英文的首推Ｍｉｌｇｒｏｍ和Ｒｏｂｅｒｔｓ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９９２）。此书的特点是既涵盖大多数交易费用的正式模型，又深入浅出，非常切合实际。比如上文提及的寻租问题，此书用多个模型说明，寻租的交易费用有两种，一种是寻租的投入，另一种是测度投入和产出不精确时产生的信息歪曲。这二者之间的最优折中在不同条件下不同。若测度投入和产出的效率高时，计件工资比计时工资好，若测度投入和产出的效率很低时，绩效工资反而会使大量资源浪费在评级升级上。因此年资工资反而更有效。中文的有关交易费用的好书，首推张维迎的 ’ 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 ’ （１９９６）。此书既涵盖大多数对策论中的交易费用的正式模型，又涵盖了大多数道德风险和不利选择（ａｄｖｅｒｓ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模型。例如书中的鞭打快牛模型就非常切合中国实际。笔者和黄有的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３）也用很多模型研究内生和外生交易费用对分工和市场网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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