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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和分析方法

作者:未知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10-01



  所谓理论实证就是指理论实证过程本身, 它的任务是提供一个概括的体系, 对现实经济关系本身究竟是怎样的问题作出理论上和逻辑上的分析和解答。它的基本特征是, 在原则上独立于任何特定的伦理立埸或规范判断, 只涉及“是什么”, 而不涉及“应该是什么”的问题, 也就是说, 它不是告诉人们经济“应该是怎样的”或者“应该按照怎样的方式运行”, 也不是告诉人们“应该怎样行为”或“不应该怎样行为”, 而是要实事求是地说明, 现实中的经济关系本身是怎样的, 人们事实上是如何行为的, 各种经济变量是如何决定的, 它们之间是以怎样的方式相互联结的, 各种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是因何和如何产生的, 等等, 总之, 是说明经济在实际上是如何运行的。

  作为一种经济分析方法, 理论实证过程包括三个要素和两个阶段或三个步骤。三个要素是基本假定或实质性假设、系统的和有组织的推理方法、理论结论。两个阶段是假设形成和理论演绎;三个步骤是提出理论假设、建立分析模型、进行逻辑推理和数学证明。前者是指从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和归纳中, 舍去全部次要的事实或次要的关系, 抽象概括出一些基本事实或基本关系, 作为理论推导的前提和逻辑演绎的起点。这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后者是指从基本假定出发, 按照一定的逻辑程序和推理方法进行逻辑演绎或理论推导, 形成理论结论; 在理论推导的过程中, 可以而且应当根据研究的需要和逻辑的可能, 逐步引进一些抽象掉的因素或者放松一些次要的假定, 使理论结论更加接近客观现实。这是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的过程。理论实证过程其所以属于实证分析的范围, 是由于它的前提假定是从经验现实中抽象概括出来的, 不是凭空设想的; 由此得到的理论结论是一种思想实验的产物,因而在逻辑上是能够成立的思维结果。但是, 这些理论结论还没有经受经验实际的检验, 它们的真理性和有效性还有待证实和证伪, 因而仅仅具有假说的性质。

  所谓经验实证, 就是指对理论实证得出的理论结论或理论假说进行经验检验的过程。任何理论结论只有被经验实践所证实, 才能成为正确的科学理论; 如果为经验实践证伪或拒斥, 就要修改原来的理论假定, 重新进行理论实证; 如果暂时不能证伪, 就不能阻碍人们把它当作正确的理论或科学真理加以利用, 直到证伪为至。经验实证的过程一般包括选择检验方法, 搜集整理经验资料, 进行假说检验和确定误差程度或可信程度, 以积累经验证据; 把理论结论或从逻辑演绎中观察到的未知事实与经验证据加以比较, 如果二者基本相符, 预测成功, 理论结论则能成立, 从而假设前提亦受到检验; 如果二者不符, 预测失败, 理论结论不能成立, 从而假设前提也有可能遭到否定。由此可见, 经验实证首先并且直接是对理论实证过程结果的检验, 同时也是对理论实证前提的一种间接检验。二者既密切的联系, 又有明显的不同。至于对假设前提, 特别是基本假定的直接检验, 涉及到很多心理因素和心理实验, 很难直接观察, 但只要是正确的假定, 就能得到普遍的理解。

  从以上分析也可以看出, 在理论研究中, 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有着不同的功能和作用。理论实证的目的在于获得系统的理论认识, 没有深入和抽象的理论分析, 人们只能感知经验, 而不能理解经验, 不能把握事物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因为, 经验观察到的事物总是具体的, 各种因素的作用和影响都在其中, 如果不能在理论上首先说明每个因素的作用及其相互作用, 然后将其综合起来, 经验就总是混沌的表象, 从此得到的结论是不可靠的, 只有在理论的指导下, 才能从经验现象和经验数据中得出正确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理论实证先于经验实证。经验实证的目的在于检验理论, 确证理论的真理成份和谬误所在, 进而修正错误, 同时, 经验实证过程本身也会为理论实证提供新的假设前提, 或者引导人们去寻求更正确的假设前提, 进而提出新的理论实证任务, 开拓新的理论分析领域。

  在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的关系中, 理论假定的现实性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弗里德曼强调理论假定的非现实性, 由此走向了工具主义(1953); 萨缪尔逊强调理论假定的现实性和与现实的近似性, 由此走向描述主义(马克。布劳格,1990)理论假定, 从而理论结论是一个具有现实和非现实的二重性质的事物, 它既抓住了某一对象的一个方面或一些事实, 也舍去了其他方面或其他事实; 既描述了它的某个和某些特征,又忽略了无数其他特征; 既可能把基本事实和主要事实当作从属事实或次要事实, 也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 同时, 在许多科学中, 现象之间的依存关系往往被表述为“纯粹状态”、“理想形态”或“极端状态”, 在现实中这种情况很少见, 而大量的还是那些不纯粹、不理想的中间状态或过渡状态。反过来说也是如此。经验现实总是具体的和丰富的,是多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综合和统一, 除了受控实验和抽象思维, 是无法将其分离出来的。这就给理论实证结论的经验实证带来了困难。因为, 严格按照理论概念难以找到适当的经验证据, 而使用既有的经验数据又包含了理论结论中所没有的因素, 这就需要找到某个适当的概念和指标,一方面既与理论结论的含义相近, 另一方面又能取得足够的经验资料。因此,理论实证的结论只有趋向的意义; 而经验实证的结果也只具有近似的意义。

  传统经济学的目的是试图对社会主义经济进行理论实证的, 而且也确实为传统体制下的经济运行提供了一套系统的理论解释。但是, 在进行实证分析的过程中, 传统经济学只有现实性的概念, 而无非现实性的思想, 只有纯粹状态和理想形态的考虑, 而无中间状态和过渡形态的认识; 因而把非现实的事物当成了现实的状态, 把次要的和从属的事实当成是主要的和基本的事实, 把纯粹的和理想的形态当成了真实的状态, 把个别的和极端的状态当成了大量的和普遍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 传统经济学的理论逻辑越是严谨, 其理论结论距离现实经济生活就越远, 其空想的性质和说教的性质就越明显、越强烈。例如, 传统经济学关于公有制经济基本关系的假定是, 认为在公有制经济中, 人人都是公有财产的实际所有者和真正主人, 每个人都拥有实实在在的非排他的财产权利(占有权、支配权和收益索取权), 实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从关于公有制经济的上述基本关系出发, 传统经济学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推导, 提出了自己的理论结论。但是, 由于这种概括同人们普遍的心理感受和社会共识相反, 因而缺乏经验依据和现实基础; 即使它还具有某种现实性的话, 也仅仅是一种极端情况, 而不能成为基本事实和基本关系, 把它当作基本前提和基本假定, 其结论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可想而知。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当每个人的财产权利和主人地位仅仅是名义上的和非实际的, 因而是虚幻的,传统经济学的一系列结论在逻辑上是能够成立的; 当每个人的财产权利和主人地位是实际的和有效的时, 公有制经济就面临着很大的危机, 存在着被蚕食、被侵吞的危险。这是目前在我们周围经常发生的事情。

  正因为传统经济学只看到前提假定和理论结论的现实性, 而忽视了它的非现实性, 因而不可能提出经验实征的问题。它对现实中的大量悖论或者听而不闻, 视而不见, 或者按照自己的理论和逻辑进行讨伐和批判, 从未想到由此去证伪和修正自己的理论结论和理论假定, 进而发展自己的理论。

  这里, 我们想讨论一下“悖论”在实证分析中的作用问题。在理论研究中, 很多人往往不重视出现的悖论, 将其轻轻放过, 其实, 对于研究工作者来说, 悖论就是一个难题, 它既是一个严重的挑战, 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对面临的悖论作出说明, 是理论研究的任务, 它不仅可以修正现有理论的谬误, 补充它的不足, 而且有可能推翻现有理论, 提出新的理论假说, 形成新的理论体系。事实上, 很多新的理论学说和理论派别, 如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非均衡学派等, 都是从西方正统经济学的悖论出发, 开拓出自己的理论方向, 确定了自己的分析角度, 创造了自己的分析方法, 从而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

  3、关于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由来已久,在医学法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中应用最多,也最有成效。在经济学的研究中相对较少,在国内经济学界则更少。新古典经济学忽视事实和过程的分析,被科斯讥讽为“黑板经济学”(1991),其所表现的数学化和工程化倾向,使之脱离了经济学的本来含义。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过之而无不及,其研究方法是,除了一些就事论事的调查报告以外,居统治地位的是概念推理和逻辑演绎,既无假设前提,也不作经验检验,象样的个案研究自然很少,事实的比率太低。研究方法上的缺陷,使之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现代化必须在方法和方法论上有所前进和突破,其中,开展和重视案例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在经济学中,一个案例就是对一个经济问题和经济决策的再现和描述,就是对一个经济过程及其复杂情景的刻画和分析。因此,案例研究是进行实证分析的重要方法。

  案例研究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它的真实性。一个案例必须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或一篇动人的报导,如果出于保密和其他原因,不得不进行掩饰和隐匿,可以使用假名和代号,但故事情节必须是真实的,不能随意杜撰。

  案例研究提供的真实场景应当是系统的和全面的,有故事背景,有来龙去脉,有发展过程,有人物情节,最好在附录中还要有完整的图示和数据。人们读完案例,起码能够掌握所述事件的基本事实以及充分的数据和资料,从而为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奠定坚实的基础。这是从事案例研究和写作的另一个基本要求。

  一个好的案例必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所提供的是真实的问题、矛盾和困境,存在着从各个侧面进行研究、分析和解释的可能性,因而,通过个案分析进行实证研究,虽然不一定能够完全证实和(或)证伪什么,但是却可以有所发现。如果把案例研究搞成一个封闭的体系,就无法对真实的社会经济生活及其矛盾运动过程作出恰当的描述和中肯的分析,甚至会发生极大的扭曲。

  案例研究有多种类型,概括起来有:(1),说明型案例,主要用来记述和说明一个事件、一个政策和决策问题的全过程。多恩布什等人的《开放经济》(1990)一书中提供的有关阿根廷、巴西、墨西哥、韩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案例即属此种类型。它描述了这些国家在开放过程中的某个方面的问题,目的在于介绍这些国家的发展经验,供人们参考和借鉴。

  (2),政策型案例,以政策制定者为服务对象和行为主体,提供为实现某项政策目标而可能采取的政策选择和政策配合,由于实现同一个政策目标可以有多种政策选择和多种政策组配,因而各种选择和组合的政策效应分析就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这类案例涉及的多是宏观问题,凯斯塔等关于《80年代的美元管理》(1993)的案例即属于此。本案例讨论了1980-1987年美国货币当局以及西方主要国家联合干预美元汇率的各种政策问题及争论。

  (3),决策型案例,以微观决策者为服务对象和行为主体,提供一个决策面临的真实场景,以讨论如何进行决策的问题。《国际工商管理案例丛书》(赵纯均等,1993)中收入的数十个关于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市场营销等领域的企业决策案例,就是这种类型。其中《肯德基家乡鸡在中国》(阿伦。莫里斯,1993)描述了肯德基在中国的投资决策及其推进的过程。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和作用,这里不存在什么最优解,只能说在某个场景下,某个政策相对较优。

  (4),理论发现型案例,以提出理论假说,进行经验检验为其基本内容,目的在于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和提出新的理论。斯蒂格勒的《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1989),林毅夫的《合作化和1959-1961年中国的农业危机》(1990),樊纲的《灰市场理论》(1988)就是这类案例。

  在经济理论的发展中,案例研究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概括起来主要有:一是样本意义,一个案例所描述的场景和过程并不是简单的和孤立的,而是大量同类现象中的一个,如果取极值的话,其结果是一样的;二是检验意义,对已有的假设和命题进行检验,提供一个证明或作出一个否证,虽然不能完全证明或证伪,因为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反复证伪而能够成立的事例说明了一次性检验的局限性;三是发现意义,即通过案例分析,发现一些新的问题,提出一个新的假说,然后自己去或者让别人去进行检验。此外,案例研究还具有这样一种哲学含义,认为一般均衡的世界观和局部均衡的世界观是有明显区别的,一般均衡的条件是非常严格的,也是很难满足的,而局部均衡的条件是比较容易达到的,因而是可以实现的。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是非常复杂的,从总体上进行演绎是无法认识和把握的,而通过一些点的刻画,从各个方面去认识和把握整体却是可能的。人们只能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而不能做自己无法做的事情,否则,我们只能处于漠漠糊糊、空空洞洞,大而化之,不着边际的尴尬境地,而在认知的道路上是无法前进的。

  案例研究其所以占有如此重要地位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由于它为经济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进行思想实验的场景。其作用非常类似于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科学实验。以飞机的空气动力实验为例,怎样说明飞机可以飞上天?一是造一架飞机飞上天,用以观测飞机在各种气流条件下的性能和速度,看它会不会掉下来。二是计算模拟,即用大型模型和计算机模拟计算出飞机的各种参数,以求得飞机在空中飞行时的各种性能。三是把飞机放入在地面上建造的风洞,在风洞中用大型吹风装置模拟空中的各种气流变化。飞机、卫星和各种航天器都是这样试验的。在经济学中,也有三种认知方法:一是干中学或摸着石头过河,这类似于造一架飞机飞上天。成功了,过去了,就取得了经验,得到了学问。但是,这样做费时费力,风险很大,成本很高,而且很多事情不允许人们都采取这种方法。二是计量分析,即构造计量模型来计算各种经济参数,用以估计一项变革或政策可能的定量结果。这相当于前述的计算模拟。三是案例研究,剖析一个个案,从各个方面进行观察和描述,探寻其发展变化的各种可能的条件和途径,从中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结果。经济学没有实验室,也没有风洞,但是,案例研究起着与实验室和风洞相似的作用,借助于案例研究,通过对经济过程真实场景或故事的思想实验,就能解释和预测社会经济生活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变化。

  需要指出的是,干中学与其说是经济理论家的研究方法,不如说是经济实践家的认知手段,严格说来,一般是不能作为研究方法看待的。从本质上来说,经济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在经济科学的研究中,虽然也要进行规范分析,但是,它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实证分析。而实证分析又包括理论实证(或逻辑实证)和经验实证两种。严格来说,理论实证是一种逻辑演绎,而经验实证却不仅仅是一种经验归纳。经验实证有两种基本的方法:即计量分析和案例研究。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计量分析必须先构造一个普适性的假设,提出一个全称命题,与此同时,其所选取的样本以系统的稳定性为前提,使用的观察指标以事物的共性为基础,因此,计量分析是一种均衡分析,所揭示的是事物发展的统计规律。然而,与经济现实相比,再复杂的计量模型都太简单了,统计规律实际上是一种大数规律。不仅如此,由于模型中的联系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解释一个系统的方程都是严格决定的,而现实世界却不是这样。况且,计量分析虽然离不开从事实出发的概括和抽象,但主要是一种归纳的抽象,然而,真正的理论是很难从归纳中得到的。与此不同,案例研究以对具体事实的观察和分析为前提,主张透彻地观察个别的事物,深入剖析它的一切方面,注意研究事物的内在结构及其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不仅如此,案例研究所关注的不是事物的共性和一般性,而是事物的特殊性和多样性,用以从具体的历史事实中提炼理论分析的基础。因此,案例分析是一种演进分析,得到的是一种分析规律。由于演进分析没有普适性的前提,也不假定某些东西,认为科学发现和理论发展不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而是归之于社会心理的原因,因而,在主观思维中,在知识的本土化问题上,案例分析有着重要的作用,只要一个个案中包含有丰富的信息,就能从中发现和得到新的认识。但是,案例没有统计意义,也不能由个案去推断全体,因而,一旦有所发现,就要承认它的局限性,并据以提出新的理论假设,然后再进行检验。因此,案例研究虽然少不了归纳,但主要是一种演绎。因为,案例研究虽然可以进行两个样本的比较,但一般不需要也不可能进行多个样本的归纳分析,其基本方法是单样本的描述和刻画。不仅如此,这种演绎也不同于前述的逻辑演绎,其特点除了可检验性和新的信息量以外,并不强调逻辑上的无矛盾性,而是注重于演绎的经验基础,因此,我们称其为经验演绎。我国古代的很多思想理论家曾经广泛地运用了这种分析方法,他们通过讲述一个故事,阐明一个道理,提出一种理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进行案例研究也是对中国传统理论分析方法的一种继承和发扬。总之,一切科学的理论认识都是从个别事实的描述和分析开始的,借助于案例研究,提炼出理论分析的基础和逻辑演绎的前提,既按照从个别到一般的方向,又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方向,进行抽象分析和逻辑演绎,就可以接近和把握自己的认识对象。

  注释和参考文献:

  ⑴, 参见, 托马斯·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

  ⑵, 参见, 玛格丽特·玛斯特曼: 《范式的本质》, 载《批判与知识的增长》(中译本), 华夏出版社, 1987.

  ⑶, 张宇燕提出经济学的范式以经济效率为中心的观点, 但是未作进一步的分析, 也没有谈到经济学范式的其他方面。参见《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第31页。

  ⑷, 孙冶方: 《社会主义经济论稿》第5页, 人民出版社, 1985.

  ⑸, 参见,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中译本), 商务印书馆, 1983.

  ⑹, 马克思和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人民出版社, 1972.

  ⑺, 樊纲:《苏联范式批判》,《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

  ⑻,崔之元:《西方经济理论的范式危机——与樊纲先生商榷》,《中国书评》1995年9月总第7期。

  ⑼,樊纲:《经济学现代化和中国化的再思考》,《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

  ⑽, 马克·图尔: 《自决的经济》, 第279页, 1979; 笔者引用时删去了经济学和心理学的比较。

  ⑾, 大卫·休谟: 《论人的本质》,转引自马克。 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第143页。

  ⑿, 西尼尔通过区分科学和艺术表达了这一观点, 他说, “科学是一种关于现存事实的陈述, 而艺术则是关于可能引起或影响未来事件的手段的陈述, 科学要根据前提, 而艺术则根据结论。科学的目的仅仅在于提供记忆与判断的材料, 它并不事先假定任何超越获取知识的目的。艺术则要影响意志, 它事先预定某些要达到的目标, 并且指出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容易、最安全、或最有效的行为”。《统计的科学》, 载R.L.史密斯编《经济学方法论文集》第19页, 1962.

  ⒀, 马克斯·韦伯在题为《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中‘伦理中立’的含义》一文中指出, 纯经济分析只使用理念型概念, 它“是一个不关心政治的理论, 它断言‘没有价值判断’,而且它的倾向是个人主义的”。

  ⒁, 参见,施莫勒:《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学及其方法》第179页。

  ⒂, 参见,霍马·卡杜里安:《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和方法》第142页, 米兰出版公司, 1980.

  ⒃, 维克里认为, “在许多情况下, 判断是隐含的, 而不是明确表述的”。《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问题变换》, 载E.S.费尔普斯编《经济的正义》,第36页, 教育出版社, 1973.

  ⒄, 米尔达尔说, “除了根据人类理想的观点以外, 不存在研究社会现实的其他方式。‘无利害关系的社会科学’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而且从逻辑上看, 它也不可能存在”。“承认在社会科学中评价与研究之间的真实关系, 并在我们的推理中为人们的政治评价保留适当的位置”。《在社会理论中的价值》, 第1、3页, “在我们这样的社会研究中, 总是有一个使价值前提十分清楚明白的需要, 这些价值前提既帮助我们避免导致偏差的隐蔽的评价方法, 又设计了我们最初的概念并形成了我们研究的结构”。《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 第22页,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出版, 1992.

  ⒅, 参见, 陶永谊: 《经济学的方法论之争》( 打印稿 )。

  ⒆, 参见, 樊纲, 张曙光等: 《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 上海三联书店, 1990.

  ⒇ 所谓假定之战是指围绕经济学假定是否应该和可能保持客观现实性的问题而进行的讨论。讨论是由罗宾斯在《论经济科学的本质和意义》( 1948 )中提出经济学假定的自明性和内省的认知方式而引起的, 罗宾斯的观点爱到了实证主义者的批评, 其中以哈奇森的《经济理论的意义与基本假定》( 1938 )为代表; 而哈奇森的观点又被马克卢普看作是极端经验主义。当双方的争论正在进行之际, 米尔顿。弗里德曼发表了著名的方法论文章《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 ( 1953 )挑起了更大的争论, 《美国经济评论》1963年5 月召开笔谈会, 专门讨论假定问题, 并在此后的十年中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论战文章, 争论的中心之一是围绕着萨缪尔逊提出的F扭曲进行的。参见, 陶永谊: 《经济学的方法论之争》( 打印稿 )。

  〔21〕弗里德曼在《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中写道: “理论被看作是一个主要是假说的实体, 对它应该用它对它所要‘解释’的那一类现象的预言力来评判…对一个假说的有效性的唯一恰当的检验是把它的预言和经验相对比”, “完全的‘现实性’是无法达到的, 而一个理论是否足够现实的问题, 只能看它对于所追求的目的是否产生了足够好的预测, 或是否产生了好于从规范理论中得出的预测, 来得到解决”。由于他把预测作为经济理论的目标, 把理论作为达到预测目标的工具,因而, 人们把弗里德曼的方法论称作工具主义。

  〔22〕 萨缪尔逊一方面批评弗里德曼的观点( 即“就可忍受的近似程度而言,在事实上不准确的非现实主义对于一个理论或假说也决不是一个缺点 ”)是基本错误的, 另一方面又认为, “‘理论’做为( 战略性地简化了的 )对可观察和可反驳的经验规律的描述…用来描述很大范围的可观察的现实的描述( 方程式或其他形式 )毕竟是我们在此能够得到的( 或需要要求的 )全部‘解释’…一个解释, 就象在科学中正当运用的, 是描述的更好形式, 而不是某些最终超越了描述的东西”。转引自马克·布劳硌《经济学方法论》第123、125页。

  〔23〕罗纳德·科斯:《生产的制度结构》,载《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4.

  〔24〕鲁迪格·多恩布什、F·莱斯利、C·赫尔姆斯:《开放经济》(中译本),中国财经出版社,1990.

  〔25〕W.Carl Kester,Timofhy A.Luehrman:Management  of American Dollar in 1980s, On case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80年代的美元管理》,载《国际金融中的案例问题》),Mcgraw-Hill,Inc.1993.

  〔26〕赵纯均、赵家和、Paur Beamifh 编:《国际工商管理案例丛书》,清华大学和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联合出版,1993.

  〔27〕阿伦·莫里斯:《肯德基家乡鸡在中国》,载赵纯均等编:《国际工商管理案例丛书》,清华大学和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联合出版,1993.

  〔28〕斯蒂格勒:《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89.

  〔29〕Lin J.Y 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 Jounal of Political Econimy,Vol.1:1-33,1989.

  〔30〕樊纲:《灰市场的理论》,《经济研究》,1988,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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