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小康社会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9-11
一、中国小康思想源说
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于《诗·大雅·民劳》篇，首次诞生“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小康”之咏后。据今二千五百年前，儒家创始人孔子开始阐释“大同”、“小康”思想。孔子的这种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原始时代至夏、商、周三代的史影，认为夏代以前存在着一个大同社会。经学家戴圣编纂的《礼记·礼运》篇作了如下记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不出于身，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此社会的原型实际上是根据夏代以前有关原始社会而构说的太平盛世，孔子通过对原始共产制社会的描叙，展示了一幅令人向往的美丽画卷，从而，“大同”理想社会成为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憧憬的最高境界。同时，孔子在篇中又描写了小康社会的景象：“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这里，虽然是专对夏、商、西周时期的小康社会作注，但古代小康社会的基本特征和思辨由此而初立：其一，“小康”系“家天下”而非“天下为公”；其二，劳动成为个人谋利手段，不再是自觉的共同劳动；其三，百姓安宁的生活环境也许不再，然“小康”仍不失之为一个美好的社会，因为“礼”无处不在，有了“礼”就有了社会准则，就可以约束人心，就可以使君臣有规序，父子有亲情，兄弟和睦，夫妻恩爱。即使统治者背“礼”而行，也必将亡之。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上，小康社会是相对大同社会而言的，“小康”是与“大同”相对一种社会状态和理想。大同社会的突出特点是天下为公，“大同”是财产公有、政治民主、社会文明、保障健全、秩序稳定的理想社会模式。虽然儒家之意大都在“大同”，志为最高纲领。但行事却在“小康”，即把“小康”作为实践目标。在《孟子·尽心上》中，我们见到了孟子“王道”理想中描绘的一个农户小康生活：“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孟子还描述：“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这可以理解为虽不言富，但温饱问题已经解决。然而，理想归理想，行事归行事。一幅无名氏《圣迹图》，对主张“大同”、“小康”的孔子，为其政治主张的实现，周游列国四处碰壁做了生动的描绘。到了宋代，洪迈还在《夷坚甲志·五郎君》中渴望“然久困于穷，翼以小康”，强烈地表达了对脱贫奔小康的企盼。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则用狐鬼故事讲述“小康之家”：“妻言：‘自汝去后，次日即有车徒，赍送布帛菽粟，堆积满屋，云是丁客所赠。又给一婢，为妾驱使。’杨感不自已。由此小康，不屑旧业云”。此出成为后人“小康之家”的俗谓。清末儒家学者康有为写了一本《大同书》，书中提出了人类历史必然按照拨乱、小康、大同三个阶段的顺序而进化。康有为作为维新变法的理论宣导者，他的小康哲学思想，是古老的“公羊三世”说。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断发展的，由野蛮到文明，循序进化。他吸收近代西方的历史进化论，又融合今文经学的“公羊三世”说和《礼记·礼运》篇中的“大同”、“小康”思想。康有为将“公羊三世”说与《礼运》“大同”、“小康”学说相糅，在戊戌变法以前，完成了他的新“三世”体系：即以《公羊》的“升平世”改换成《礼运》的“小康”，《公羊》的“太平世”改换成《礼运》的“大同”。这虽然严重动摇了“天下变道亦不变”论，但幻想通过维新变法，先建设一个小康社会，渐次达到大同的理想无异于缘木求鱼。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提出的三民主义，很大程度也是受到了儒家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思想的影响，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问题，是解决农民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而这正是几千年以来中国儒家思想家主张的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文化条件，同样借助了几千年中国传统儒学中的“小康”、“大同”思想传承的根基。最典型的论证是当年孙中山亦把他以“大同”学说为内涵的民生主义，称作“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郭沫若写的《马克思进文庙》一文，甚至记述了他先信儒家的“小康”与“大同”理论，后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过程。
中国历代思想家们，曾对理想中的小康社会做过许多设计，赋予它很多思想内涵。但都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古代思想家所说的小康社会，是一种建立在落后生产力和封建私有制基础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儒家典籍孔学上描述的小康社会，也不过是人类社会刚刚迈入私有制时代的一个靠礼义等国家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来维持秩序的社会。这些思想集中反映了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普通百姓对于衣食无忧的生活的向往。古往今来，“小康”、“小康之家”、“小康生活”述语在民间得到广泛的流传，并且逐步地向人们基本生活状态转移，越来越多地被解释为“略有资产，足以自给之境”，“谓经济比较宽裕”、“经济较宽裕，可以不愁温饱”等等。中国人的“小康”情结就这样琥珀般地凝固在历史中。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既是祖国历代仁人志士持久的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重要思想根源，也是当代中国小康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文化基础。中国小康社会的提法，符合历史传统，亲切而实在，易为国人理解接受。
二、中国现代小康之路发轫
泱泱大中华，长达50个世纪，原本也曾创造过灿烂辉煌的史册。直至15世纪，中国仍居人类文明领先地位，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等人列举过古代中国发明创造的100个世界第一，说明现代文明赖以建立的基本发明约有一半来自中国。除让世界惊羡不已的指南针、火药、造纸及活字印刷“四大发明”外，中国还有世界古代史上最发达最完善的农业耕作、灌溉体系和无以胜数的实用科技发明。一部古《易经》启迪了思想宇宙的群星璀璨。“易”由日月两个字组成，日代表阳，月代表阴，日月经天，而大地生辉，万物繁茂，生命盛行。天人之学的《易经》是以阴阳二元哲学为其精髓，以察“变”、推“变”、把握“变”机，运筹“变”法为要义的经典。将近三千年后，德国的科学家莱布尼兹仍受到中国太极图的启示，从《易经》六十四卦图中发现了数字二进制原理。这一原理，在20世纪发展成为现代计算机的基本运算法则。汉朝初年的“文景之治”、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玄宗的“开元盛世”不可谓不辉煌。1800年，“康乾盛世”经济总量曾居世界第一，人口占世界1/3，制造业产业占世界1/3，对外贸易长期出超。那时一个景德镇的工业产值，就相当于工业革命前英国的全部外贸出口额。然而，也正是此时，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制约已显露出来，闭关锁国的中国没有接住世界“工业革命”这一记传球，在清代后期败下阵来，从1840年到1919年，中国被迫签订了700多个不平等条约，被掠夺白银1000亿两，人均达200两，被夺去土地20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四个法国。八国联军侵占首都北京，中华民族带着如此的奇耻大辱进入20世纪。时代变迁，风雨沧桑。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使中国人站立起来了，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中国开始出现在世界东方。当历史的车轮推进到20世纪70年代末，党的第二代集体领导人——邓小平，这位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伟大的思想家，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衍承中国“小康”之词，开始设计中国现代“小康”社会，这就是中国著名的现代小康之路之发轫。
当时，“文革”后不久的中国，迷惘中孕育着希望，希望中交织着迷惘，焦灼的中国大地，急盼着一场复苏的春雨。1979年12月6日，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问北京，在人民大会堂与邓小平会见时征询道：“中国根据自己独自的立场提出了宏伟的现代化规划，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邓小平没有接语，整整沉默了一分钟。然后，开始发表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小康思想的新论，他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中国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状态。”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小康”概念。不到一个月，在会见新加坡政府代表团时，邓小平再次“实事求是”地作了复述：“所谓四个现代化，只能搞个‘小康之家’，比如说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即使我们的经济指标超过所有国家，人均收入仍不会很大。总之，既要有雄心壮志，也要脚踏实地。”翻开《邓小平文选》第二、三卷，我们发现竟有40多处提及“小康”一词：“小康状态”、“小康水平”、“小康的社会”、“小康的国家”。如同“实事求是”这个美妙的词语一样，“实事求是”本是史学家班固创见，本意是指做学问、办事情要持严谨态度。经邓小平赋予新的内涵，即变成解决中国现代重大问题哲学思辨的群典之首。邓小平此时的现代小康概念，已与过去的小康源说大不相同。这种小康社会，不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天下为家”的农耕社会，不是以儒家文化中的礼治为特征的封建社会，当然也非“大工”、“大商”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上，以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它上承温饱社会，下启实现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一个人民丰衣足食、生活较为富裕的历史时期。1987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客人时，把一幅理想的蓝图展开：“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1987年党的十三大正式将“小康”列为“三步走”的第二步目标。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都充分肯定了邓小平的构想，并在党的文件中正式表达出来：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完成中国社会由贫穷到温饱的转变；第二步从1991年到本世纪再翻一番，完成中国社会由温饱到小康的转变；第三步是到21世纪50年代基本完成现代化，力争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同时，根据1983年邓小平在考察苏州、杭州农村时，谈到的小康生活水平6项标准，即：人民的吃穿用解决了；住房问题解决了；就业问题解决了；人口不再外流了；中小学教育普及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犯罪行为大大减少了。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对小康标准在理论上进行了完善。1991年在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中，对小康的内涵作了如下描述：“我们所说的小康生活，是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人民生活的提高，既包括物质生活的改善，也包括精神生活的充实；即包括居民个人消费水平的提高，也包括社会福利和劳动环境的改善。”当年，国家统计局与计划、财政、卫生、教育等12个部门的研究人员，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小康社会内涵确定了16个基本标准和临界值：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500元（按1980年的价格和汇率计算，2500元相当于900美元）；②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2400元；③农民人均收入1200元；④城镇住房人均使用面积12平方米；⑤农村钢木结构住房人均使用面积15平方米；⑥人均蛋白质日摄入量75克；⑦城市每人拥有铺路面积8平方米；⑧农村通公路行政村比重85%；⑨恩格尔系数50%；⑩成人识字率85%；(11)人均预期寿命70岁；(12)婴儿死亡率3.1%；(13)教育娱乐支出比重11%；(14)电视机普及率100%；(15)森林覆盖率15%；(16)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县比重100%。这里，关于①项标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曾颇费思量。十二大在确立小康目标时，采用的是工农业总产值指标，“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总产值翻两番”。十三大对第一、二步目标都是用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到21世纪中叶，才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显然，国民生产总值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不同的。以1980年为基数，国民生产总值的翻番是固定的，相对也要容易些。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要与人口的变动联系在一起，设计更高，难度更大。邓小平一直坚持还是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好。但考虑到人口的制约，在指标的设定上权衡使用过“人均1000美元”、“人均800美元”、“人均800～1000美元”三种提法。后来，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正式修改了十二大、十三大的措词，明确指出：“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2000年，在我国人口将比1980年增长3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
二十年如一瞬。当二十一世纪迎来第一缕曙光，中国大地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如春江放舟。1987年，我国提前3年实现了第一步目标；1995年，提前5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随后在1997年，又提前实现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到2000年，我们顺利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第一、二步目标，全国人民的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1999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即国民生产总值，1993年联合国国民核算体系将国民生产总值改称国民总收入）为780美元；2000年，中国GDP超过10000亿美元，人均国民总收入为854美元；2001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890美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1990年增长近2倍。1990年我国GDP在世界排名第十，在发展中国家中排名第二。到2002年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按汇率法对世界207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总量的统计结果，GDP排名前5名的国家分别是美、日、德、英、法，其中美国为101714亿美元。中国以11590亿美元跃入排名第六，人均国民总收入将达到1000美元。在发展中国家的排名跃入第一。经济增长方式也发生了很大转变，经济结构向合理方向调整，经济效益不断提高，追求持续、快速、健康、有效地增长成为经济工作的核心目标。2000年经合组织(OECD)发表的一份报告说，在过去20年中，美国有17年的经济增长高于欧盟；过去10年中，美国有7年的增长高于日本，而中国从1990～2001年，GDP年均增长9.3%，居世界第一，远远高于90年代世界经济增长率平均2.5%的水平。万元产值能耗，2001年则比1990年下降73.7%，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在1990～2001年期间平均增长14.8%。中国从总体上讲达到小康水平，其社会标志可从下面八个方面来印证：
（一）从国家财力来看：1989年财政收入仅2665亿元，1999年历史性地突破1万亿大关后，2001年达到16386亿元，增长5.15倍，年均增长16.3%。国家外汇储备1989年仅55.5亿美元，2002年8月达到253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比1989年增长近45倍。我国吸收外资已连续9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1990～2001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5108亿美元，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资的90%。全球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中有400多家在华设立企业，其中设立研发机构的就有200多家。2001年，我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比1990年增长3.4位，达到5098亿美元，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由1990年的第十六位上升到第六位。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每年递增上万亿元，截至2002年9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84139亿元，比年初增加10461亿元，同比多增3513亿元。沪深两市证券市价总值超过4.5万亿元，相当于GDP的50%。
（二）从工业化进程来看：1990～2001年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2.5%，2001年实现工业增加值42607亿元，2001年，我国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到51.1%，比1989年上升8.1个百分点。传统工业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卓见成效，1998年，我国制造业已跃居世界第四，主要工业品产量比二十年前成十几倍、几十倍的增长。汽车、飞机、电子、石油化工、航天、核工业等新型工业部门的崛起，形成了独立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1989～2001年，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总产值年均增长29%，成为重要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由10年前的1%左右提高到现在的15%。国有企业总体实力明显增强。2001年底，国有资产总量达109316亿元，比1995年增长91.4%。1989～2001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1.7%，比GDP年均增长9.3%高出2.4个百分点，产品销售收入年均增长12.3%，实现利润年均增长10.2%，固定资产净值年均增长15.5%，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上缴税金年均增长11.1%。同时，国有经济布局得到优化，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石油、石化、冶金、电力、铁路、兵器、船舶与航天航空等关系国家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企业都占居支配地位，支撑、引导和带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至今，中国国家财政收入50%仍来源于国有企业。1989～2001年，国有企业户数从7.4万户减少到4.7万户，但实际利润从743亿元提高到2389亿元。全员劳动生产率从每人每年1.8万元提高到5.5万元。按销售额排序，排在我国企业前10位的都是大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内地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有11家跻身世界500强。钢、煤、水泥、化纤、电视机产量居世界第一。
（三）从农业经济发展来看：农业问题自古就困扰着人多而平均耕地面积少的中国。但这二十年间，中国给了世界一份欣喜的答卷：1990～2001年粮食平均年产量93777亿斤，比80年代平均年产量增加1838亿斤。1996年中国粮食总产量创历史纪录的1万亿斤后，连续4年都稳定在1万亿斤左右。到90年代后半期，正常年景下，我国已具备年产5亿吨粮食的生产能力。近年来为缓解粮食供过于求的矛盾以及出于农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中国各地主动大幅度调减粮食种植面积，粮食总产量略有下降，但仍稳定在9000亿斤以上，使人均粮食占有量稳定在800斤左右，粮食储备量保持在历史最高水平。据统计，目前中国全社会粮食结余量在1万亿斤左右，相当于1年的粮食总量。我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成功地解决了占世界近22%人口的吃饭问题，在人口增长了2.7亿的情况下，粮食供应却从人均300公斤增长到400公斤，这在国际上被称为奇迹。数量问题得到了解决后，我国农业又从追求数量为主转入到进一步关注优化品种提高农业质量的发展道路上来。近年来，农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农林牧渔全面发展，农产品市场供给充足。2001年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增加了1473公顷，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为32%；全国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已超过95%；畜牧水产业比重上升，2001年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牧、渔业所占比重分别达到30.4%和10.8%。农产品加工水平和效益不断提高，有效地提高了初级产品的附加值，延长了农业产业链，提高了农业整体效益，增加了农民收入。我国的谷种、肉类、棉花、花生、油菜籽、水果产量均居世界第一。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2001年达到2366元，比1990年实际增长62%。
（四）从基础设施来看：“八五”期间，国家采取措施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等重大工程相继开工。特别是1998～2001年，累计发行国债6600亿元，形成投资总规模3万亿元，其中大部分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兴建了一大批包括加固长江干堤等利国利民、增强发展后劲的重大工程。交通运输能力显著提高。我国高速公路已达1.9万公里，居世界第二。公路里程由1990年的103万公里增加到170万里，铁路营业里程由5.8万公里增加到7万公里。固定电话用户已突破2亿户，移动电话用户也已近2亿户，均居世界第一。过去长期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瓶颈，现在已基本消除，城市面貌明显改观。
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于《诗·大雅·民劳》篇，首次诞生“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小康”之咏后。据今二千五百年前，儒家创始人孔子开始阐释“大同”、“小康”思想。孔子的这种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原始时代至夏、商、周三代的史影，认为夏代以前存在着一个大同社会。经学家戴圣编纂的《礼记·礼运》篇作了如下记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不出于身，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此社会的原型实际上是根据夏代以前有关原始社会而构说的太平盛世，孔子通过对原始共产制社会的描叙，展示了一幅令人向往的美丽画卷，从而，“大同”理想社会成为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憧憬的最高境界。同时，孔子在篇中又描写了小康社会的景象：“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这里，虽然是专对夏、商、西周时期的小康社会作注，但古代小康社会的基本特征和思辨由此而初立：其一，“小康”系“家天下”而非“天下为公”；其二，劳动成为个人谋利手段，不再是自觉的共同劳动；其三，百姓安宁的生活环境也许不再，然“小康”仍不失之为一个美好的社会，因为“礼”无处不在，有了“礼”就有了社会准则，就可以约束人心，就可以使君臣有规序，父子有亲情，兄弟和睦，夫妻恩爱。即使统治者背“礼”而行，也必将亡之。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上，小康社会是相对大同社会而言的，“小康”是与“大同”相对一种社会状态和理想。大同社会的突出特点是天下为公，“大同”是财产公有、政治民主、社会文明、保障健全、秩序稳定的理想社会模式。虽然儒家之意大都在“大同”，志为最高纲领。但行事却在“小康”，即把“小康”作为实践目标。在《孟子·尽心上》中，我们见到了孟子“王道”理想中描绘的一个农户小康生活：“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孟子还描述：“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这可以理解为虽不言富，但温饱问题已经解决。然而，理想归理想，行事归行事。一幅无名氏《圣迹图》，对主张“大同”、“小康”的孔子，为其政治主张的实现，周游列国四处碰壁做了生动的描绘。到了宋代，洪迈还在《夷坚甲志·五郎君》中渴望“然久困于穷，翼以小康”，强烈地表达了对脱贫奔小康的企盼。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则用狐鬼故事讲述“小康之家”：“妻言：‘自汝去后，次日即有车徒，赍送布帛菽粟，堆积满屋，云是丁客所赠。又给一婢，为妾驱使。’杨感不自已。由此小康，不屑旧业云”。此出成为后人“小康之家”的俗谓。清末儒家学者康有为写了一本《大同书》，书中提出了人类历史必然按照拨乱、小康、大同三个阶段的顺序而进化。康有为作为维新变法的理论宣导者，他的小康哲学思想，是古老的“公羊三世”说。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断发展的，由野蛮到文明，循序进化。他吸收近代西方的历史进化论，又融合今文经学的“公羊三世”说和《礼记·礼运》篇中的“大同”、“小康”思想。康有为将“公羊三世”说与《礼运》“大同”、“小康”学说相糅，在戊戌变法以前，完成了他的新“三世”体系：即以《公羊》的“升平世”改换成《礼运》的“小康”，《公羊》的“太平世”改换成《礼运》的“大同”。这虽然严重动摇了“天下变道亦不变”论，但幻想通过维新变法，先建设一个小康社会，渐次达到大同的理想无异于缘木求鱼。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提出的三民主义，很大程度也是受到了儒家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思想的影响，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问题，是解决农民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而这正是几千年以来中国儒家思想家主张的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文化条件，同样借助了几千年中国传统儒学中的“小康”、“大同”思想传承的根基。最典型的论证是当年孙中山亦把他以“大同”学说为内涵的民生主义，称作“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郭沫若写的《马克思进文庙》一文，甚至记述了他先信儒家的“小康”与“大同”理论，后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过程。
中国历代思想家们，曾对理想中的小康社会做过许多设计，赋予它很多思想内涵。但都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古代思想家所说的小康社会，是一种建立在落后生产力和封建私有制基础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儒家典籍孔学上描述的小康社会，也不过是人类社会刚刚迈入私有制时代的一个靠礼义等国家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来维持秩序的社会。这些思想集中反映了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普通百姓对于衣食无忧的生活的向往。古往今来，“小康”、“小康之家”、“小康生活”述语在民间得到广泛的流传，并且逐步地向人们基本生活状态转移，越来越多地被解释为“略有资产，足以自给之境”，“谓经济比较宽裕”、“经济较宽裕，可以不愁温饱”等等。中国人的“小康”情结就这样琥珀般地凝固在历史中。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既是祖国历代仁人志士持久的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重要思想根源，也是当代中国小康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文化基础。中国小康社会的提法，符合历史传统，亲切而实在，易为国人理解接受。
二、中国现代小康之路发轫
泱泱大中华，长达50个世纪，原本也曾创造过灿烂辉煌的史册。直至15世纪，中国仍居人类文明领先地位，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等人列举过古代中国发明创造的100个世界第一，说明现代文明赖以建立的基本发明约有一半来自中国。除让世界惊羡不已的指南针、火药、造纸及活字印刷“四大发明”外，中国还有世界古代史上最发达最完善的农业耕作、灌溉体系和无以胜数的实用科技发明。一部古《易经》启迪了思想宇宙的群星璀璨。“易”由日月两个字组成，日代表阳，月代表阴，日月经天，而大地生辉，万物繁茂，生命盛行。天人之学的《易经》是以阴阳二元哲学为其精髓，以察“变”、推“变”、把握“变”机，运筹“变”法为要义的经典。将近三千年后，德国的科学家莱布尼兹仍受到中国太极图的启示，从《易经》六十四卦图中发现了数字二进制原理。这一原理，在20世纪发展成为现代计算机的基本运算法则。汉朝初年的“文景之治”、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玄宗的“开元盛世”不可谓不辉煌。1800年，“康乾盛世”经济总量曾居世界第一，人口占世界1/3，制造业产业占世界1/3，对外贸易长期出超。那时一个景德镇的工业产值，就相当于工业革命前英国的全部外贸出口额。然而，也正是此时，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制约已显露出来，闭关锁国的中国没有接住世界“工业革命”这一记传球，在清代后期败下阵来，从1840年到1919年，中国被迫签订了700多个不平等条约，被掠夺白银1000亿两，人均达200两，被夺去土地20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四个法国。八国联军侵占首都北京，中华民族带着如此的奇耻大辱进入20世纪。时代变迁，风雨沧桑。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使中国人站立起来了，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中国开始出现在世界东方。当历史的车轮推进到20世纪70年代末，党的第二代集体领导人——邓小平，这位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伟大的思想家，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衍承中国“小康”之词，开始设计中国现代“小康”社会，这就是中国著名的现代小康之路之发轫。
当时，“文革”后不久的中国，迷惘中孕育着希望，希望中交织着迷惘，焦灼的中国大地，急盼着一场复苏的春雨。1979年12月6日，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问北京，在人民大会堂与邓小平会见时征询道：“中国根据自己独自的立场提出了宏伟的现代化规划，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邓小平没有接语，整整沉默了一分钟。然后，开始发表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小康思想的新论，他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中国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状态。”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小康”概念。不到一个月，在会见新加坡政府代表团时，邓小平再次“实事求是”地作了复述：“所谓四个现代化，只能搞个‘小康之家’，比如说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即使我们的经济指标超过所有国家，人均收入仍不会很大。总之，既要有雄心壮志，也要脚踏实地。”翻开《邓小平文选》第二、三卷，我们发现竟有40多处提及“小康”一词：“小康状态”、“小康水平”、“小康的社会”、“小康的国家”。如同“实事求是”这个美妙的词语一样，“实事求是”本是史学家班固创见，本意是指做学问、办事情要持严谨态度。经邓小平赋予新的内涵，即变成解决中国现代重大问题哲学思辨的群典之首。邓小平此时的现代小康概念，已与过去的小康源说大不相同。这种小康社会，不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天下为家”的农耕社会，不是以儒家文化中的礼治为特征的封建社会，当然也非“大工”、“大商”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上，以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它上承温饱社会，下启实现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一个人民丰衣足食、生活较为富裕的历史时期。1987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客人时，把一幅理想的蓝图展开：“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1987年党的十三大正式将“小康”列为“三步走”的第二步目标。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都充分肯定了邓小平的构想，并在党的文件中正式表达出来：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完成中国社会由贫穷到温饱的转变；第二步从1991年到本世纪再翻一番，完成中国社会由温饱到小康的转变；第三步是到21世纪50年代基本完成现代化，力争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同时，根据1983年邓小平在考察苏州、杭州农村时，谈到的小康生活水平6项标准，即：人民的吃穿用解决了；住房问题解决了；就业问题解决了；人口不再外流了；中小学教育普及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犯罪行为大大减少了。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对小康标准在理论上进行了完善。1991年在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中，对小康的内涵作了如下描述：“我们所说的小康生活，是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人民生活的提高，既包括物质生活的改善，也包括精神生活的充实；即包括居民个人消费水平的提高，也包括社会福利和劳动环境的改善。”当年，国家统计局与计划、财政、卫生、教育等12个部门的研究人员，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小康社会内涵确定了16个基本标准和临界值：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500元（按1980年的价格和汇率计算，2500元相当于900美元）；②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2400元；③农民人均收入1200元；④城镇住房人均使用面积12平方米；⑤农村钢木结构住房人均使用面积15平方米；⑥人均蛋白质日摄入量75克；⑦城市每人拥有铺路面积8平方米；⑧农村通公路行政村比重85%；⑨恩格尔系数50%；⑩成人识字率85%；(11)人均预期寿命70岁；(12)婴儿死亡率3.1%；(13)教育娱乐支出比重11%；(14)电视机普及率100%；(15)森林覆盖率15%；(16)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县比重100%。这里，关于①项标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曾颇费思量。十二大在确立小康目标时，采用的是工农业总产值指标，“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总产值翻两番”。十三大对第一、二步目标都是用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到21世纪中叶，才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显然，国民生产总值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不同的。以1980年为基数，国民生产总值的翻番是固定的，相对也要容易些。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要与人口的变动联系在一起，设计更高，难度更大。邓小平一直坚持还是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好。但考虑到人口的制约，在指标的设定上权衡使用过“人均1000美元”、“人均800美元”、“人均800～1000美元”三种提法。后来，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正式修改了十二大、十三大的措词，明确指出：“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2000年，在我国人口将比1980年增长3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
二十年如一瞬。当二十一世纪迎来第一缕曙光，中国大地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如春江放舟。1987年，我国提前3年实现了第一步目标；1995年，提前5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随后在1997年，又提前实现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到2000年，我们顺利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第一、二步目标，全国人民的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1999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即国民生产总值，1993年联合国国民核算体系将国民生产总值改称国民总收入）为780美元；2000年，中国GDP超过10000亿美元，人均国民总收入为854美元；2001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890美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1990年增长近2倍。1990年我国GDP在世界排名第十，在发展中国家中排名第二。到2002年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按汇率法对世界207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总量的统计结果，GDP排名前5名的国家分别是美、日、德、英、法，其中美国为101714亿美元。中国以11590亿美元跃入排名第六，人均国民总收入将达到1000美元。在发展中国家的排名跃入第一。经济增长方式也发生了很大转变，经济结构向合理方向调整，经济效益不断提高，追求持续、快速、健康、有效地增长成为经济工作的核心目标。2000年经合组织(OECD)发表的一份报告说，在过去20年中，美国有17年的经济增长高于欧盟；过去10年中，美国有7年的增长高于日本，而中国从1990～2001年，GDP年均增长9.3%，居世界第一，远远高于90年代世界经济增长率平均2.5%的水平。万元产值能耗，2001年则比1990年下降73.7%，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在1990～2001年期间平均增长14.8%。中国从总体上讲达到小康水平，其社会标志可从下面八个方面来印证：
（一）从国家财力来看：1989年财政收入仅2665亿元，1999年历史性地突破1万亿大关后，2001年达到16386亿元，增长5.15倍，年均增长16.3%。国家外汇储备1989年仅55.5亿美元，2002年8月达到253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比1989年增长近45倍。我国吸收外资已连续9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1990～2001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5108亿美元，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资的90%。全球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中有400多家在华设立企业，其中设立研发机构的就有200多家。2001年，我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比1990年增长3.4位，达到5098亿美元，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由1990年的第十六位上升到第六位。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每年递增上万亿元，截至2002年9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84139亿元，比年初增加10461亿元，同比多增3513亿元。沪深两市证券市价总值超过4.5万亿元，相当于GDP的50%。
（二）从工业化进程来看：1990～2001年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2.5%，2001年实现工业增加值42607亿元，2001年，我国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到51.1%，比1989年上升8.1个百分点。传统工业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卓见成效，1998年，我国制造业已跃居世界第四，主要工业品产量比二十年前成十几倍、几十倍的增长。汽车、飞机、电子、石油化工、航天、核工业等新型工业部门的崛起，形成了独立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1989～2001年，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总产值年均增长29%，成为重要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由10年前的1%左右提高到现在的15%。国有企业总体实力明显增强。2001年底，国有资产总量达109316亿元，比1995年增长91.4%。1989～2001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1.7%，比GDP年均增长9.3%高出2.4个百分点，产品销售收入年均增长12.3%，实现利润年均增长10.2%，固定资产净值年均增长15.5%，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上缴税金年均增长11.1%。同时，国有经济布局得到优化，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石油、石化、冶金、电力、铁路、兵器、船舶与航天航空等关系国家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企业都占居支配地位，支撑、引导和带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至今，中国国家财政收入50%仍来源于国有企业。1989～2001年，国有企业户数从7.4万户减少到4.7万户，但实际利润从743亿元提高到2389亿元。全员劳动生产率从每人每年1.8万元提高到5.5万元。按销售额排序，排在我国企业前10位的都是大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内地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有11家跻身世界500强。钢、煤、水泥、化纤、电视机产量居世界第一。
（三）从农业经济发展来看：农业问题自古就困扰着人多而平均耕地面积少的中国。但这二十年间，中国给了世界一份欣喜的答卷：1990～2001年粮食平均年产量93777亿斤，比80年代平均年产量增加1838亿斤。1996年中国粮食总产量创历史纪录的1万亿斤后，连续4年都稳定在1万亿斤左右。到90年代后半期，正常年景下，我国已具备年产5亿吨粮食的生产能力。近年来为缓解粮食供过于求的矛盾以及出于农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中国各地主动大幅度调减粮食种植面积，粮食总产量略有下降，但仍稳定在9000亿斤以上，使人均粮食占有量稳定在800斤左右，粮食储备量保持在历史最高水平。据统计，目前中国全社会粮食结余量在1万亿斤左右，相当于1年的粮食总量。我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成功地解决了占世界近22%人口的吃饭问题，在人口增长了2.7亿的情况下，粮食供应却从人均300公斤增长到400公斤，这在国际上被称为奇迹。数量问题得到了解决后，我国农业又从追求数量为主转入到进一步关注优化品种提高农业质量的发展道路上来。近年来，农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农林牧渔全面发展，农产品市场供给充足。2001年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增加了1473公顷，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为32%；全国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已超过95%；畜牧水产业比重上升，2001年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牧、渔业所占比重分别达到30.4%和10.8%。农产品加工水平和效益不断提高，有效地提高了初级产品的附加值，延长了农业产业链，提高了农业整体效益，增加了农民收入。我国的谷种、肉类、棉花、花生、油菜籽、水果产量均居世界第一。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2001年达到2366元，比1990年实际增长62%。
（四）从基础设施来看：“八五”期间，国家采取措施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等重大工程相继开工。特别是1998～2001年，累计发行国债6600亿元，形成投资总规模3万亿元，其中大部分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兴建了一大批包括加固长江干堤等利国利民、增强发展后劲的重大工程。交通运输能力显著提高。我国高速公路已达1.9万公里，居世界第二。公路里程由1990年的103万公里增加到170万里，铁路营业里程由5.8万公里增加到7万公里。固定电话用户已突破2亿户，移动电话用户也已近2亿户，均居世界第一。过去长期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瓶颈，现在已基本消除，城市面貌明显改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