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O盈利预测意愿减弱的原因
3.缺乏中介机构对信息的需求。发达的资本市场通常都有一个成熟的中介机构机制，如机构投资者、分析师、评级机构、审计师等。中介机构在市场起着润滑剂的作用，可以充分利用公开信息，降低代理成本，完善公司治理机制。而对于一个以散户和投机为主的市场，投资者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博取价差，对公司的长远目标和质量并不是特别关心，对公司信息的关心程度也较低。我国的机构投资者无论从数量还是专业素质上，都无法和国外的机构投资者相提并论。虽然经过10多年的努力，机构投资者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规模都偏小，在市场上的声音还很微弱，对上市公司还未形成足够的影响力，其有效的需求不一定能够得到及时的满足。作为在信息上绝对占优势的一方，上市公司将很容易产生漠视信息需求者的态度，自愿披露盈利预测的意愿将大大降低。
4.预测不准的担忧。预测毕竟是建立在二系列的假设和对未来经济形势的判断基础上做出的估计，与实际发生数形成一些差异是正常的。但是，预测数与实际数相差太大，表明管理层的能力有限，声誉受损，反而是一个负面信息。对于过度包装的公司，还可能露出把柄，至少会成为投资者的一种口实。因此，即便在强制披露盈利预测信息的情况下，预测不准也存在风险。现实情况是，在强制披露政策下，盈利预测误差较大，正误差最高接近400%，负误差最低接近-100%.1996年之前预测误差均值控制在15%以内，1997年最高约达30%，2000年略有上升在20%以内（张雁翎、申爱涛2004）。2001-2003年的结果统计见表2.据前期的研究成果和以上结果可以看出，管理层对盈利预测实际完成情况的担忧是正常的，因为1996-2000年实际利润完成值低于盈利预测的公司所占的比例分别为42%、46.28%、49.96%、67.68%和56.55%（许定晴、李瑶2002），且实际数低于盈利预测20%的公司有107家<5>.自愿披露以后的三年，有4家公司实际数低于盈利预测10%-20%，有7家公司实际数低于预测数20%以下。换句话说1996- 2000年有107家公司，2001年-2003年有7家公司按证监会1996年12月26日发布的《关于股票发行工作若干规定的通知》的要求，除在指定报刊上作出公开解释并致歉外，还要接受证监会的事后审查，并进行相应的处罚。自愿披露以后的2001年-2003年也有4家公司需要在指定报刊上作出公开解释并致歉。
不披露没有问题，而预测不准则需要公开道歉；即便预测准确，公司也未必能获得短期好处。这对于发布盈利预测的公司而言，无疑承担了声誉上的风险，真是多此一举。
5.泄漏商业秘密的顾虑。任何信息披露都要投入人力和物力，还要冒招致处罚的风险。披露内容越丰富越祥细，泄漏公司商业秘密的风险就越大，也越有可能削弱公司的竞争优势，Jaggi＆Grier（1980）的研究指出，特别是当公司披露有较高盈利时，还会鼓励潜在的对手进人该领域，从而增加竞争。Lacina （2004）的研究也证实正在成长中的公司因怕泄漏研究开发和广告等方面的信息而不愿意披露盈利预测信息，因为高成长的公司通常面临现实的和潜在的竞争对手的竞争。为维护公司的竞争优势，许多公司不愿意过多地提供盈利预测信息也在情理之中了。尽管我国上市公司首发时披露的盈利预测信息量不够充分，可能不至于泄漏商业秘密，但是，预测越准确，可推测的信息就越多，泄漏的信息也就越多。
6.盈利预测与发行价格脱钩的影响。在2001年股票发行价格实行市场化定价之前，盈利预测是决定股票发行价格的重要因素<6>，因此，公司首发时不但披露盈利预测，而且由于利益驱使往往还会高估。
2001年11月，监管部门要求股票发行价格采用市场定价原则，目前用于IPO定价的每股收益是按发行股票前一年度净利润来确定的，在公司看来，盈利预测已失去筹集资金的作用。这是导致上市公司不愿披露盈利预测信息的直接动机。自愿披露盈利预测没有什么好处，而不披露也没有什么坏处，对很多首发的公司而言，自愿披露便是画蛇添足。
7.投资机会少的优越感。我国资本市场起步不久，投资品种少。相对于投资品种多的情况，募集资金的竞争压力也只是存在于发行普通股的公司之间，而目。股票发行仍然受到行政限制（由于市场发育的行政色彩，发行速度过快会冲击市场）。因此，发行股票的公司实际上具有一种优越感。在这种优越感下，自愿披露盈利预测信息可能是没有必要的。以市盈率为例，相对于2000年的沪深两市平均市盈率为58倍和2001年两市平均市盈率为39倍，2001年确定的发行市盈率20倍似乎低了，但目前来看，依然较高。2002年确定的市值配售政策有利于流通股股东，如果20倍的市盈率依然有利，可见，发行股票的公司确实存在优越感。
此外，按100%的市值配售的IPO制度在客观上又使上市公司的筹资需求很容易得到满足，助长了上市公司大肆圈钱的行为。从资金供应量看，2004年3月底，我国居民储蓄余额达到11.87万亿元，这种预防性储蓄存款，在一定条件下就可转化成投资性存款。市场资金的供给明显大于需求，公司一旦取得上市资格，几乎没有一家发行不成功的。上市公司可以轻易地获得资金，提供额外信息的动力可能就不大了。
通过上述推论，我国IPO盈利预测披露大量减少的事实表明，在现实市场环境中，自愿披露盈利预测，既无强制压力，也无实际好处。对于上市公司而言，不愿披露也许是最好的选择。事实也证明，成熟资本市场上对投资者和公司双方都有好处的自愿披露盈利预测，在我国并不成立。这在一定程度上至少表明我国的资本市场可能远远还没有成熟。
过去，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盈利预测出现一定程度的差异时，往往认定是公司的过错，因而采取公开道歉、事后审查的方式进行惩罚。虽然惩罚在一定程度上能遏制上市公司披露差异较大的盈利预测信息，甚至虚假的盈利预测，但其结果是打击了公司自愿披露信息的积极性。既然披露未来信息对投资者和公司都有好处，应当采取鼓励的态度，这里不妨借鉴美国在盈利预测披露制度方面所积累的经验，积极引进“预先警示制度”<7>并建立“安全港规则”<8>，达到双赢的效果。
最后，在政府管制不愿过多介入的地方，引人民事诉讼机制是一个良好的解决方法。一方面它较好地解决了政府的监管成本问题，另一方面也增强了投资者的法律意识，通过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总之，盈利预测信息的披露是保证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乃至参与各方都有重要意义的制度安排，是证券市场有效运行的客观基础。目前上市公司盈利预测披露意愿减弱只是暂时的现象，随着市场的成熟，法制环境的改善和公司对自愿披露的接受程度以及公众形象意识的不断提高，并经过多次博弈之后，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盈利预测的积极性是会得到提高的。
主要参考文献
张雁翎、申爱涛。2004.规范上市公司盈利预测披露的几点法律思考。现代管理科学，1
李明辉、何涛。2002.对自愿性信息披露的若干思考。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
张宗新等。2004.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行为有效性分析。证券时报，2.19
周芳。2003我国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中的盈利预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
李卫民。2001.我国IPO公司盈利预测实证研究，上海财经大学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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