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银行业绩比较及我国银行改革重点
我国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在21世纪的国际经济竞争中必须加快改造改制步伐。我国银行要通过所有制改造和业务创新来提高竞争力和效益。但是，由于目前消费需求不足、企业亏损面大，金融机构呆坏账贷款比例较高，旧的不良资产还没有真正找到有效的化解途径；金融机构愿意贷出新增存款，但企业因找不到好项目、好产品，有效贷款需求不足；新放贷款被企业挪作他用的现象还未得到有效遏制，企业贷款偿还能力差，大量欠息仍在挂账；融资和结算风险约束机制与员工利益动力机制明显不对称；中小企业在申请贷款时遇到的抵押难和担保难等问题现在亟须解决。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后，外资银行深入各省市从事外汇和本币存贷业务已指日可待。在这样的国内经济金融大背景下，对比近年欧美与亚洲国家银行的经营业绩，借鉴美、英、荷等国银行资产负债管理和风险管理经验，对于提高我国银行业经营水平、增强与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竞争能力，是有较大现实意义的。
一、我国银行不良贷款总量大，虚盈实亏问题掩盖了潜在经营风险
1997年泰国、印度、马来西亚、日本、韩国等国爆发金融危机，引起经济严重萧条，其根源在于行政集权经济模式、政银关系混乱以及追求短期暴利的粗放型经营方式，而近几年英、美等国银行经营状况保持良好，原因在于其商业银行独立性强，受行政干预少，资产多元化，坏账贷款比例低，央行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水平也较高。日本、韩国、泰国、印度等国大企业通过贿赂高层官员和议员，迫使银行提供巨额贷款投资于房地产和证券业。市场过高股份债价因脱离实体经济实际绩效最终狂泻下来，而高档房地产也滞销积压，大量银行贷款成为呆滞账；国际巨量短期游资趁机进入其汇市炒卖以牟取利差，使本币汇率大贬；央行因个人、机构和外国投资者集中兑换而外汇储备严重告罄。居民对本币信心不足，挤提本币存款导致绩劣银行关闭破产。各商业银行头寸不足引起全国性信贷收缩，同时家庭消费和企业投资转而趋向节俭和谨慎，最终使经济大幅衰退，一蹶难振。1997年和1998年日本北海道拓殖银行、山一证券公司、长期信用银行以及日本债券银行等相继破产。近几年日本各大银行有高达上万亿美元的坏账贷款，单是长期信用银行就有三四百亿美元贷款“打水漂”了。韩国有的房地产商贿略总统亲属来向银行索求巨额贷款；大宇、现代等跨国公司还逃避央行监管向外国发行短期公司债六百多亿美元。结果被套在滞销的高级房地产或“垃圾股、垃圾债”上，没有外汇偿还到期外债。直到2000年上半年，泰国的开发商还在到处削价竞销大量积压的高档商品房。美国标准普尔评估公司2001年曾公布，印度尼西亚近几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达到75%，政府要恢复商业银行支付清偿能力需要七八百亿美元的公共资金注入。
由于我国银行是国有国营或者公有公营的，九大国家银行也好，4.4万家农村信用社也好，还是90家城市商业银行和上百家信投公司也好，由于早些年有些党政机关和人员随意逼贷，借款企业或建设项目法人本身信用观念又极其淡薄，更因过去一些基层行长和信贷员盛行“吃拿卡要”，缺乏风险责任意识，各类贷款机构不良贷款比例达到百分之二三十，可疑、损失类贷款存量不下于上万亿元，九大国家银行大约有七八千亿元不良贷款。这些呆账贷款中有一部分是1992年前后各地乱办开发区、乱上房地产项目时累积成的，那时设立的二百多家信投公司接连倒闭，“信托投资”成了“盲托乱投”。吉林化工公司早些年新上马30万吨乙烯项目，一百多亿元投资全部由银行贷款，建成后产品没市场就去冒险炒国际期货，其损失是触目惊心的。最后吉林化工公司被迫重组，巨额贷款成了坏账，银行资产损失惨重。
1994～1996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大量收购贷款被粮棉油收储企业挪作他用而严重流失，要靠央行每年不断地增扩再贷款来支撑抵补。陈粮陈棉积压严重，给占央行再贷款近一半粮棉油收购资金封闭式循环，带来了很大压力，收购资金“跑冒漏滴”时有发生，应收贷款本金和利息不能按期足额收回，贷款资产损失风险加大，1600多个县级支行潜在的经营性亏损问题相当严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因资金来源和运用渠道特殊，呆坏账准备金提取以及核销数量不多，这几年信贷资产质量恶化，已成为很突出的问题。
日本的长期信用银行和债券银行是从事中长期设备投资和设施贷款的专门银行，它就是因呆滞贷款过多、支付清偿能力不足，遭到了倒闭清算的厄运。这些前车之鉴值得我国银行深思。尤其是1997年11月日本北海道拓殖银行的破产，更应让我们在高度重视西部大开发的同时，也不能过分忽视国家银行因全力支持西部大建设而带来的潜在金融风险。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7家住宅金融专业公司曾拆进大量高息短期资金，向开发商和居民盲目投放中长期房贷，形成八九百亿美元的不良贷款，曾在1995年就掀起了巨大金融风波。
在私有银行制的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并不承担促进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义务，其业务经营以及机构和员工配置完全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仅仅受央行基准利率的制约和影响：我国直接融资不发达，使公营银行为企业承但的间接融资职责和压力过重，社会可用资金有80%以上都通过银行存贷来集散循环，目前数额高达10万亿元上下，相当于2001年GDP的1.2倍和财政收入的10倍左右。一旦局部的“点、线”发生支付困难，很容易引发系统性和全局性风险。1997～1999年泰国、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国银行破产危机和经济萧条，就是因金融局部细菌感染引发金融经济有机体全身溃烂，而大炒家索罗斯之辈乘虚而入来推波助澜。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信投公司、海南发展银行、中银信投公司和广东国投公司等许多机构的破产关闭、境内境外债权人利益严重受损的深刻教训，应能警醒国内银行、证券和信托行业，对本身经营前景再不能掉以轻心。1997年上半年，海南省原本有34家城市信用社，由于发放了大量人情贷款、“官定”贷款，很大部分成为呆坏账，资产质量普遍较差，债权债务关系混乱，各城信社备付金比率总处于很低的水平，以致普遍发生严重的支付清偿危机。央行不得不对其大整顿，只留存1家，关闭5家，其余28家并入本来盈利状况较好的海南发展银行，成为其十多家支行。但是，不到一年海南发展银行也被这些资不抵债的信用社给拖垮了。从1997年8月至1998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接连给海南发展银行提供了近四十亿元再贷款，但终因城信社坏账贷款过多，以及存款资金又来自盲目的高息拆借、揽储和集资途径，海发行在央行“断奶（不再追加再贷款）”后，马上就丧失了清偿支付能力，引发了市民突击挤提储蓄的恐慌风潮，流动性愈显不足，最后甚至到了每个储户一天只能取到100元现钞的不可思议的地步。央行不得不在1998年6月底关闭了海南发展银行，同时指定由工商银行来托管其债权债务，保证支付全部境外债务以及境内储户本金和合法利息，对境内的机构债务在全面清算后，按破产程序只能酌情部分偿付，同时四十亿元央行贷款也要流失掉大部分。
在现阶段消费不旺、需继续增扩内需的宏观大背景下，我国银行和信用社既要防止不合理惜贷现象，解决中小企业办理贷款抵押难和担保难以及农民贷款难等诸多问题，同时也须认识到一些信用社和基层分支银行潜在的风险隐忧。
二、今后我国银行业改革的方向和重点
（一）提高资本金比率是我国商业银行稳健经营、提高效益的保障。
1999年末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的自有资本充足率分别为5.7%、5.1%、3.0%、2.5%，低于我国《商业银行法》规定的以及《巴塞尔有效监管原则》要求的8%的标准，而且这还是在1998年我国财政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突击补充了商业银行资本金以后的比率。可见，过去我国银行和信用社同许多工商企业一样，都是在做无本生意，没有严格按照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原则来经营银行。长此以往，这对银行这种高风险行业来说，就如玩火一样危险。2001年末美国的美洲、花旗、大通、第一银行、第一联合银行等银行，资本充足率分别达到7.3%、8.3%、7.3%、8.3%、8.0%，基本上符合巴塞尔协议标准；英国汇丰银行、标准渣打银行的比率都是5.9%.日本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劝业、长期信用等严重亏损银行，其自有资本比率仅分别为3.3%、4.2%、4.3%、3.8%、3.9%，远低于美、英美国绩优大银行的比率。上面提到的海南省那34家城信社，在并人海南发展银行前的当年6月末，平均资本金比率仅为3.2%，不到法定比率的一半。
由于银行资产扩张规模和盈利能力要立足于自有资本金基础，因此只有提高资本金比率才能提高银行盈利能力和经营效益。由于我国中央和地方财政都没财力来增补银行资本金，也不能总靠发行特别国债来补足。因此，银行要降低筹款成本，按效率和效益原则来配置机构和员工，减少营业费用开支，提高单位资产盈利水平，增强自我积累能力，进而防范经营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