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企业并购协同效应的实现障碍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10-14
摘要：并购通过协同来创造价值，实现协同效应是企业实现并购预期和战略目标的基础。针对我国并购协同效应没有实现的现状，本文从并购前动机、并购后整合两个方面对其进行了分析，希冀为我国并购实践提供一些指导。
关键词：协同效应 动机 整合
协同效应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经济学家解释企业并购的著名理论之一，但协同效应这一概念本身应如何界定还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目前，对协同效应的概念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最为普遍的一种解释是：协同效应是指企业通过合并其获利能力将高于原有各企业的总和，即通过并购双方的资源共享、能力和知识的转移来提升并购后双方的综合价值，简单地表示为“2+2=5”。
Micheal Bradley，Anand Desai和 E. Han Kim 提出：“企业并购的理论与协同作用是一致的。企业收购可以使企业有效地控制目标企业的资源，重新配置两家企业的资源，提高资产的收益率，即并购通过协同来创造价值，实现协同效应。但根据我国学者对并购企业和目标企业的实证分析和研究，得出的结论为协同效应在我国证券市场上产生的很小，甚至为零。那么，是什么原因阻碍了预期协同效应在我国的实现呢？
一、并购动机畸形
企业管理层不同的并购动机对并购协同效应的大小有极大影响。正确的并购动机是公司并购成败的一个关键要素，错误的并购动机容易把公司并购引向歧途。畸形的并购动机会使公司并购脱离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从而产生并购低效率的现象。
有学者研究认为，我国的并购将沿着最初的行政撮合型到现在的混合推动型直至到市场驱动型的发展轨迹。由于我国企业的并购是从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发生的，在这种特殊的社会经济背景下，我国的企业并购动机早期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如消灭亏损企业和安置职工就业，组建企业集团从而强壮民族工业，享受政府的优惠政策等。这些企业实施并购主要因为政府的推动，因而将其称之为行政撮合型。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政府干预的减少，目前并购已进入了由市场力量和政府行政力量的共同推动下的混合推动型政府介入形式。在这种形式下，由于历史原因，上市公司大多为国有资产主导的企业，国有股比重过高，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常常放在了企业肩上。比如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是把企业做大做强，最好能进入世界500强，为了实现此目标，因而许多企业盲目并购劣势企业，追求规模效应，而这种企业规模的拼接式扩大不但不能为股东创造价值，反而损害了企业长期增长的潜力，破坏了企业的价值，产生并购低效率的现象。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并购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并购后实现规模扩张或降低企业的内部经营成本，其实施并购的焦点仍在于获得上市公司的控股权，以便获取上市公司的未来股权再融资，因此，我国上市公司的并购大多并不在于行业整合或发展战略重组，更可能在于利用上市公司资格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如再融资。此结论说明了我国目前实施并购动机是买壳上市。此外，我国并购还有另一个特殊动机——产权炒作，它同样不能为实现协同效应提供支撑条件。2002年3月发生的开创了我国上市公司之间控制权之争先河的丽珠集团股权争夺案就从反面证实了这一点。对丽珠股权收购案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丽珠集团股权之争并没有引起股价的大幅度波动，二级市场反应比较正常，这说明整个收购过程没有出现内幕人操纵和二级市场炒作和虚假收购现象。把收购公司和目标公司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并购前后的市值，并加以比较，发现并购前后市值在不同时间段均有所增长，说明并购综合效应显著，取得了显著的协同效益。通过对丽珠收购的主要参与方的进一步剖析，发现丽珠股权之争与以往的股权炒作有明显的不同,具体表现为并购行为的真实性和并购后的协同性大大增强。
关键词：协同效应 动机 整合
协同效应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经济学家解释企业并购的著名理论之一，但协同效应这一概念本身应如何界定还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目前，对协同效应的概念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最为普遍的一种解释是：协同效应是指企业通过合并其获利能力将高于原有各企业的总和，即通过并购双方的资源共享、能力和知识的转移来提升并购后双方的综合价值，简单地表示为“2+2=5”。
Micheal Bradley，Anand Desai和 E. Han Kim 提出：“企业并购的理论与协同作用是一致的。企业收购可以使企业有效地控制目标企业的资源，重新配置两家企业的资源，提高资产的收益率，即并购通过协同来创造价值，实现协同效应。但根据我国学者对并购企业和目标企业的实证分析和研究，得出的结论为协同效应在我国证券市场上产生的很小，甚至为零。那么，是什么原因阻碍了预期协同效应在我国的实现呢？
一、并购动机畸形
企业管理层不同的并购动机对并购协同效应的大小有极大影响。正确的并购动机是公司并购成败的一个关键要素，错误的并购动机容易把公司并购引向歧途。畸形的并购动机会使公司并购脱离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从而产生并购低效率的现象。
有学者研究认为，我国的并购将沿着最初的行政撮合型到现在的混合推动型直至到市场驱动型的发展轨迹。由于我国企业的并购是从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发生的，在这种特殊的社会经济背景下，我国的企业并购动机早期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如消灭亏损企业和安置职工就业，组建企业集团从而强壮民族工业，享受政府的优惠政策等。这些企业实施并购主要因为政府的推动，因而将其称之为行政撮合型。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政府干预的减少，目前并购已进入了由市场力量和政府行政力量的共同推动下的混合推动型政府介入形式。在这种形式下，由于历史原因，上市公司大多为国有资产主导的企业，国有股比重过高，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常常放在了企业肩上。比如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是把企业做大做强，最好能进入世界500强，为了实现此目标，因而许多企业盲目并购劣势企业，追求规模效应，而这种企业规模的拼接式扩大不但不能为股东创造价值，反而损害了企业长期增长的潜力，破坏了企业的价值，产生并购低效率的现象。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并购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并购后实现规模扩张或降低企业的内部经营成本，其实施并购的焦点仍在于获得上市公司的控股权，以便获取上市公司的未来股权再融资，因此，我国上市公司的并购大多并不在于行业整合或发展战略重组，更可能在于利用上市公司资格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如再融资。此结论说明了我国目前实施并购动机是买壳上市。此外，我国并购还有另一个特殊动机——产权炒作，它同样不能为实现协同效应提供支撑条件。2002年3月发生的开创了我国上市公司之间控制权之争先河的丽珠集团股权争夺案就从反面证实了这一点。对丽珠股权收购案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丽珠集团股权之争并没有引起股价的大幅度波动，二级市场反应比较正常，这说明整个收购过程没有出现内幕人操纵和二级市场炒作和虚假收购现象。把收购公司和目标公司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并购前后的市值，并加以比较，发现并购前后市值在不同时间段均有所增长，说明并购综合效应显著，取得了显著的协同效益。通过对丽珠收购的主要参与方的进一步剖析，发现丽珠股权之争与以往的股权炒作有明显的不同,具体表现为并购行为的真实性和并购后的协同性大大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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