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唐入宋都市人口结构及外来、流动人口数量变化浅论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4-17
内容提要：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由唐入宋都市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人口结构改变、数量增加是显著特征之一。唐宋都城妓女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而与城市社会及其变化息息相关，她们的存在是唐宋城市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们的身份、生活方式乃至经营方式、经营场所、经营对象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市社会变化。与唐长安城相比，北宋东京城人口结构变化主要是从事工商业、服务业人口所占比例增加，其次是、外来人口、流动人口数量大大增加，这些变化使宋代东京呈现出与唐长安不同的面貌，因商品经济而繁荣的娼妓业也发生了新变化。
关键词：唐宋 都市 流动人口
由唐入宋大都市的面貌发生很大变化，主要表现在城市生活内涵的深刻变化。有人认为这种变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城市生活世俗化或平民化的倾向。
人的生命在于运动，城市的生命在于流动。坊市制度的崩溃，使人的流动有了更广阔和不受约束的空间。人的流动有两层含义，一是地域性的空间流动，对大都市而言，就是吸纳更多的外来的、流动的人口，以及人口流动频繁；二是社会意义上的流动，即各阶层之间的流动，由于这两种流动形式的共存，才使城市充满活力。所谓城市生活世俗化、平民化，也是一种内在流动，是上述两层含义的延伸：贵族与平民城市社会生活空间的开放，贵族与平民城市社会生活内容的趋同，等等，都是在流动中实现的。
城市是否具有活力，是城市发展的根本。凡是流动停滞的城市，其发展必定停滞，凡流动缓慢的城市，其发展必定缓慢。本文拟从《北里志》①和《东京梦华录》②所描述的唐长安和北宋东京娼妓业及其变化谈起，探讨流动人口与城市面貌变化的关系。
一 长安城与诸妓
唐宋都城妓女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而与城市社会及其变化息息相关，她们的存在是唐宋城市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唐到宋，生活在都城的妓女群体发生了很大变化。她们的身份、生活方式乃至经营方式、经营场所、经营对象的变化，反映了城市社会变化。
唐长安城坊市规划整齐，制度严密。但在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经营性的商业服务业活动逐渐突破坊市界限。《北里志》是晚唐人孙棨所著，专门描写居住在平康坊的妓女生活。
据史料记载和今人研究③，唐长安城坊区以贯通南北的朱雀大街为中轴，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区属万年县，西区属长安县。平康坊位于东区第三街（自北向南）第五坊，东邻东市，北临春明大道，北邻崇仁坊（夹道春明大道），南邻宣阳坊，都是“要闹坊曲”。尚书省官署位于皇城东，皇城东门景风门，门外诸坊就成为举子、选人和外省驻京官吏和各地进京人员的聚集地。地方各方镇驻京办事处称进奏院，据考证，崇仁坊内有进奏院25个，平康坊内有15个，宣阳坊内设有6个，务本坊（平康坊西邻坊）内设有2个，崇义坊（宣阳坊西邻坊，位于平康坊西南）内设有5个，胜业坊有3个，永兴坊有4个①。朱雀门南贯通城东春明门与城西金光门之间的春明大街是城内东西向大街中最重要的街，它经过东西两市的北沿，西端与漕渠连通，商贾及流寓人口可由此入城交易谋生，平康坊和崇仁坊夹道南北。考生和选人每年少则数千，多至数万人，云集京城赴选应举，使上述两坊成为外来人口最多、流动人口出入最频繁的坊区，最引人注目的喧闹之地，并带动一条大街的喧嚣，“因是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②。平康坊成为诸妓聚居坊曲也可想见。
长安妓女可以分为几类：一部分人身份是宫妓，是专门供奉宫廷的艺人③，按规定不能随便出宫，基本没有自由，如《太平广记》卷489《冥音录》所载，崔氏女弟 艹 奴，善鼓筝，早卒，在阴司簿属教坊，宪宗召宫居一年，又“更直穆宗皇帝宫中，以筝导诸妃”，后又“复得侍宪宗”，须定期上番，“五日一直长秋殿，余日得肆游观，但不得出宫禁耳”。第二部分人是挂籍在教坊，随时可能要应召，但居住地在宫外，有专人（都知、假母）管理，行动受到限制，如有朝士宴聚，须有诸曹署行牒，然后才能外派。私自外出也较困难，应召侍宴但不侍寝，只在坊中接待来客。虽然有人被权贵包占，但未脱籍者仍要应官差。第三部分是不属教坊、不受官府管束的私娼。从晚唐小说笔记看，当时官府对私营妓女没什么有效的管理措施。
①《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
②据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中华书局1982年。
③有关史书见《长安志》，《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91年；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今人论著可见阎文儒、阎万钧《两京城坊考补》，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李健超《增订两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 三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等。
①参见前注和妹尾达彦《唐代长安的繁盛区》（上），《史流》27，1986年。
② 《长安志》卷八“崇仁坊”条，《丛书集成初编》1985年。
③参见高世瑜《唐代妇女》第二章第六节《妓优》，三秦出版社1988年。也可见《教坊记》，《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专门描写宫内外隶籍左右教坊的妓女。
二 《北里志》与平康坊
《北里志》序云：
自大中皇帝好儒术，特重科第。故其爱婿郑詹事再掌春闱，上往往微服长安中，逢举子则狎而与之语。时以所闻，质于内庭，学士及都尉皆耸然莫知所自。故进士自此尤盛，旷古无俦。然率多膏粱子弟，平进岁不及三数人。由是仆马豪华，宴游崇侈，以同年俊少者为两街探花使，鼓扇轻浮，仍岁滋甚。自岁初等第于甲乙，春闱开送天官氏，设春闱宴，然后离居矣。近年延至仲夏，京中饮妓，籍属教坊，凡朝士宴聚，须假诸曹署行牒，然后能致于他处。惟新进士设筵顾吏，故便可行牒。追其所赠之资，则倍于常数。诸妓皆居平康里，举子、新及第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咸可就诣。如不吝所费，则下车水陆备矣。其中诸妓，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话者。自公卿以降，皆以表德呼之。其分别品流，衡尺人物，应对非次，良不可及。信可辍叔孙之朝，致杨秉之惑。比常闻蜀妓薛涛之才辩，必谓人过言，及睹北里二三子之徒，则薛涛远有惭德矣。予频随计吏，久寓京华，时亦偷游其中，固非兴致。每思物极则反，疑不能久，常欲纪述其事，以为他时谈薮。顾非暇豫，亦窃俟其叨忝耳。不谓泥蟠未伸，俄逢丧乱，銮舆巡省崤函，鲸鲵逋窜山林，前志扫地尽矣。静思陈事，追念无因，而久罹惊危，心力减耗，向来闻见，不复尽记。聊以编次，为太平遗事云。时中和甲辰岁，无为子序。
上述这段序语，向我们传达了几个信息：一是平康坊是诸妓聚集之地，“籍属教坊”，不是完全自由之身，但很多人已可公私兼顾，既有承担官差义务，也有应诸曹署行牒出坊赴朝士宴聚，还可接待来访宾客，后两项都可以得到可观的报酬。妓女已开始向自由职业者过渡，她们私自出里仍有困难。《北里志》言：“诸妓以出里艰难，每南街保唐寺有讲席，多以三月之八日，相牵率听焉。皆纳其假母一缗，然后能出于里。其于他处，必因人而游，或约人与同行，则为下婢，而纳资于假母。故保唐寺每三八日士子极多，益有期于诸妓也”。说明妓女与京城士子也有私下约会的机会，但还不能公开自由往来。二是朝士公私宴聚，要由有关曹署行牒才能出坊应召，宴聚地点并不在平康坊内。三是对入坊造访诸妓的人的身份有明确限制。在京朝官有职事者不得入坊猥妓宿娼，惟举子、新及第进士（未得官者）、藩镇幕职官（未带朝籍者）不在此限。
根据《北里志》和有关史料记载，出入平康坊人员主要是以下几类：
① 京都侠少、豪族贵戚
《开元天宝遗事》卷二载：“长安有平康坊者，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
《太平广记》卷四九一《杨娼传》载，杨娼为长安名妓，常“造其室”的是“长安诸儿”。“长安诸儿”，应指贵游子弟，也包括家富资产的游手好闲之徒。
《太平广记》卷十六《杜子春》的杜子春，“少落拓，不事家产，然以志气闲旷，纵酒闲游，资产荡尽”，属于破落子弟。流落长安，后得一老者资助，于是“乘肥衣轻，会酒徒，徵丝管，歌舞于倡楼”，一二年间，就把三百万钱挥霍的“稍稍而尽”，又得资助一千万钱，不一二年间，“贫过旧日”。
《北里志》“北里不测堪戒二事”载，故山南相国起之子王式，执任金吾，“少狂逸，曾昵行此曲。遇有醉而后至者，遂避之床下。俄顷，又有后至者，仗剑而来，以醉者为金吾也，因枭其首而掷之曰：‘来日更呵殿入朝耶？’遂据其床。金吾获免，遂不入此曲，其首家人收瘗之。”王式有职事在身，入坊宿娼，遇后来者又匆忙躲避到床下，显然是冒险违禁。由此可知贵戚子弟不惜冒险入坊的恐怕在也不在少数。
白居易《悲哉行》①云：
沉沉朱门宅，中有乳臭儿。状貌如妇人，光明膏粱肌。
手不把书卷，身不擐戎衣。二十袭封爵，门承勋戚资。
春来日日出，服御何轻肥。朝从博徒饮，暮有倡楼期。
评封还酒债，堆金选蛾眉。声色狗马外，其馀一无知。
正是对承荫袭爵、坐享富贵的贵游子弟流连倡楼、声色犬马的形象描述。
②在京赴考举子
《李娃传》中的荥阳公独子就是进京赴考的举子，从而与平康坊名妓李娃演绎出旷世艳情。
《北里志》中的刘覃，“年十六七，永宁相国鄴之爱子，自广陵入举，辎重数十车，名马数十驷。慕妓天水仙哥之名，不惜重金召之。”
《北里志》记述妓女颜令宾，“居南曲中，举止风流，好尚甚雅，亦颇为时贤所厚”，因病伤春，做诗一首，令小童"为我持此出宣阳、亲仁已来逢见新第郎君及举人，即呈之云：‘曲中颜家娘子将来扶病奉候郎君。’因令其家设酒果以待。逡巡至者数人，遂张乐欢饮至暮”。宣阳坊和亲仁坊都临近平康坊，颜令宾邀请的人限定在新第郎君和举人，说明两坊为举人聚集地，也可知举人和新科状元入平康坊是不受限制的。
《北里志》中的进士天水，宠爱居住在平康坊前曲的莱儿。居住在南曲中的王苏苏，“女昆仲数人，亦颇善谐谑。有进士李标者，自言李英公勣之后，久在大谏王致君门下，致君弟侄因与同诣焉”。又有令狐滈，当年为贡士时，“多往此曲，有昵熟之地，往访之”。
《北里志》作者孙某自语“予在京师，与群从少年习业，或倦闷时，同诣此处”。又称因“予频随计吏，久寓京华，时亦偷游其中”。也是一个少年进士。
③ 新科及第进士（尚未授予官职者）
进士及第后，未注官前，不仅可以随时行牒召妓，出入平康坊亦不受限制。
《北里志》载，“裴思谦状元及第后，作红笺名纸十数，诣平康里，因宿于里中”。
《霍小玉传》中的李益是新科进士尚未得官，应该是留京待选，寓居在妓女霍小玉家中。
《北里志》中的郑举举，是平康坊名妓，“孙龙光为状元，颇惑之，与同年侯彰臣、杜宁臣、崔勋美、赵延吉、卢文举、李茂勋等数人，多在其舍”。文中所列诸人，都是同科新进士，因此不受限制。又有郑合敬进士及第后，“宿平康里”。
④ 地方驻京官吏、幕职官
《北里志》的鸨母大多也是妓女出身，年稍长后 “其未甚衰者，悉为诸邸将辈主之。或私蓄侍寝者，亦不以夫礼待”。“三司幕职未通朝籍者”也是常客。
我们看到有两种人有违禁之举，一是有职事在身的相国子，一旦有后至者，慌不择地避入床下；二是那些初登馆阁者， “多于此窃游焉”①，但只一个“窃”字，足以见顾忌之深。
⑤外州客
白居易《长安道》②云：
花枝缺处青楼开，艳歌一曲酒一杯。美人劝我急行乐，
自古朱颜不再来，君不见外州客，长安道，一回来，
一回老。
此处的外州客，不知具体所指，有可能是地方官吏上京公干，有可能是外来商贾，有可能是进京探亲、访友或游历者。最大的可能是来来往往的客商。白居易的长诗《琵琶行》中有“名属教坊第一部”，“老大嫁做商人妇”等句，应是原居住在平康坊挂籍教坊的妓女。妓女年老色衰后，其出路或嫁给商人；或被官吏置于外室，如《北里志》中的楚兒，“素为三曲之尤，而辩慧，往往有诗句可称。近以迟暮，为万年捕贼官郭锻所纳，置于他所”；或被外地官吏娶回做外室，如《太平广记》卷四九一中的杨娼，是长安中有籍的娼妓，曾“大售于时也”，后被南海帅甲出重赂削去娼籍，秘密带往南海，作为外室“馆之他舍”，白居易的《长安道》中的青楼，是否在平康坊内不祥，但既接待的是外州客，当然是属于私营性质。
① 《全唐诗》卷二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60年。
① 《北里志》“海论三曲中事”条。
② 《全唐诗》卷十八。
关键词：唐宋 都市 流动人口
由唐入宋大都市的面貌发生很大变化，主要表现在城市生活内涵的深刻变化。有人认为这种变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城市生活世俗化或平民化的倾向。
人的生命在于运动，城市的生命在于流动。坊市制度的崩溃，使人的流动有了更广阔和不受约束的空间。人的流动有两层含义，一是地域性的空间流动，对大都市而言，就是吸纳更多的外来的、流动的人口，以及人口流动频繁；二是社会意义上的流动，即各阶层之间的流动，由于这两种流动形式的共存，才使城市充满活力。所谓城市生活世俗化、平民化，也是一种内在流动，是上述两层含义的延伸：贵族与平民城市社会生活空间的开放，贵族与平民城市社会生活内容的趋同，等等，都是在流动中实现的。
城市是否具有活力，是城市发展的根本。凡是流动停滞的城市，其发展必定停滞，凡流动缓慢的城市，其发展必定缓慢。本文拟从《北里志》①和《东京梦华录》②所描述的唐长安和北宋东京娼妓业及其变化谈起，探讨流动人口与城市面貌变化的关系。
一 长安城与诸妓
唐宋都城妓女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而与城市社会及其变化息息相关，她们的存在是唐宋城市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唐到宋，生活在都城的妓女群体发生了很大变化。她们的身份、生活方式乃至经营方式、经营场所、经营对象的变化，反映了城市社会变化。
唐长安城坊市规划整齐，制度严密。但在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经营性的商业服务业活动逐渐突破坊市界限。《北里志》是晚唐人孙棨所著，专门描写居住在平康坊的妓女生活。
据史料记载和今人研究③，唐长安城坊区以贯通南北的朱雀大街为中轴，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区属万年县，西区属长安县。平康坊位于东区第三街（自北向南）第五坊，东邻东市，北临春明大道，北邻崇仁坊（夹道春明大道），南邻宣阳坊，都是“要闹坊曲”。尚书省官署位于皇城东，皇城东门景风门，门外诸坊就成为举子、选人和外省驻京官吏和各地进京人员的聚集地。地方各方镇驻京办事处称进奏院，据考证，崇仁坊内有进奏院25个，平康坊内有15个，宣阳坊内设有6个，务本坊（平康坊西邻坊）内设有2个，崇义坊（宣阳坊西邻坊，位于平康坊西南）内设有5个，胜业坊有3个，永兴坊有4个①。朱雀门南贯通城东春明门与城西金光门之间的春明大街是城内东西向大街中最重要的街，它经过东西两市的北沿，西端与漕渠连通，商贾及流寓人口可由此入城交易谋生，平康坊和崇仁坊夹道南北。考生和选人每年少则数千，多至数万人，云集京城赴选应举，使上述两坊成为外来人口最多、流动人口出入最频繁的坊区，最引人注目的喧闹之地，并带动一条大街的喧嚣，“因是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②。平康坊成为诸妓聚居坊曲也可想见。
长安妓女可以分为几类：一部分人身份是宫妓，是专门供奉宫廷的艺人③，按规定不能随便出宫，基本没有自由，如《太平广记》卷489《冥音录》所载，崔氏女弟 艹 奴，善鼓筝，早卒，在阴司簿属教坊，宪宗召宫居一年，又“更直穆宗皇帝宫中，以筝导诸妃”，后又“复得侍宪宗”，须定期上番，“五日一直长秋殿，余日得肆游观，但不得出宫禁耳”。第二部分人是挂籍在教坊，随时可能要应召，但居住地在宫外，有专人（都知、假母）管理，行动受到限制，如有朝士宴聚，须有诸曹署行牒，然后才能外派。私自外出也较困难，应召侍宴但不侍寝，只在坊中接待来客。虽然有人被权贵包占，但未脱籍者仍要应官差。第三部分是不属教坊、不受官府管束的私娼。从晚唐小说笔记看，当时官府对私营妓女没什么有效的管理措施。
①《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
②据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中华书局1982年。
③有关史书见《长安志》，《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91年；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今人论著可见阎文儒、阎万钧《两京城坊考补》，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李健超《增订两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 三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等。
①参见前注和妹尾达彦《唐代长安的繁盛区》（上），《史流》27，1986年。
② 《长安志》卷八“崇仁坊”条，《丛书集成初编》1985年。
③参见高世瑜《唐代妇女》第二章第六节《妓优》，三秦出版社1988年。也可见《教坊记》，《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专门描写宫内外隶籍左右教坊的妓女。
二 《北里志》与平康坊
《北里志》序云：
自大中皇帝好儒术，特重科第。故其爱婿郑詹事再掌春闱，上往往微服长安中，逢举子则狎而与之语。时以所闻，质于内庭，学士及都尉皆耸然莫知所自。故进士自此尤盛，旷古无俦。然率多膏粱子弟，平进岁不及三数人。由是仆马豪华，宴游崇侈，以同年俊少者为两街探花使，鼓扇轻浮，仍岁滋甚。自岁初等第于甲乙，春闱开送天官氏，设春闱宴，然后离居矣。近年延至仲夏，京中饮妓，籍属教坊，凡朝士宴聚，须假诸曹署行牒，然后能致于他处。惟新进士设筵顾吏，故便可行牒。追其所赠之资，则倍于常数。诸妓皆居平康里，举子、新及第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咸可就诣。如不吝所费，则下车水陆备矣。其中诸妓，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话者。自公卿以降，皆以表德呼之。其分别品流，衡尺人物，应对非次，良不可及。信可辍叔孙之朝，致杨秉之惑。比常闻蜀妓薛涛之才辩，必谓人过言，及睹北里二三子之徒，则薛涛远有惭德矣。予频随计吏，久寓京华，时亦偷游其中，固非兴致。每思物极则反，疑不能久，常欲纪述其事，以为他时谈薮。顾非暇豫，亦窃俟其叨忝耳。不谓泥蟠未伸，俄逢丧乱，銮舆巡省崤函，鲸鲵逋窜山林，前志扫地尽矣。静思陈事，追念无因，而久罹惊危，心力减耗，向来闻见，不复尽记。聊以编次，为太平遗事云。时中和甲辰岁，无为子序。
上述这段序语，向我们传达了几个信息：一是平康坊是诸妓聚集之地，“籍属教坊”，不是完全自由之身，但很多人已可公私兼顾，既有承担官差义务，也有应诸曹署行牒出坊赴朝士宴聚，还可接待来访宾客，后两项都可以得到可观的报酬。妓女已开始向自由职业者过渡，她们私自出里仍有困难。《北里志》言：“诸妓以出里艰难，每南街保唐寺有讲席，多以三月之八日，相牵率听焉。皆纳其假母一缗，然后能出于里。其于他处，必因人而游，或约人与同行，则为下婢，而纳资于假母。故保唐寺每三八日士子极多，益有期于诸妓也”。说明妓女与京城士子也有私下约会的机会，但还不能公开自由往来。二是朝士公私宴聚，要由有关曹署行牒才能出坊应召，宴聚地点并不在平康坊内。三是对入坊造访诸妓的人的身份有明确限制。在京朝官有职事者不得入坊猥妓宿娼，惟举子、新及第进士（未得官者）、藩镇幕职官（未带朝籍者）不在此限。
根据《北里志》和有关史料记载，出入平康坊人员主要是以下几类：
① 京都侠少、豪族贵戚
《开元天宝遗事》卷二载：“长安有平康坊者，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
《太平广记》卷四九一《杨娼传》载，杨娼为长安名妓，常“造其室”的是“长安诸儿”。“长安诸儿”，应指贵游子弟，也包括家富资产的游手好闲之徒。
《太平广记》卷十六《杜子春》的杜子春，“少落拓，不事家产，然以志气闲旷，纵酒闲游，资产荡尽”，属于破落子弟。流落长安，后得一老者资助，于是“乘肥衣轻，会酒徒，徵丝管，歌舞于倡楼”，一二年间，就把三百万钱挥霍的“稍稍而尽”，又得资助一千万钱，不一二年间，“贫过旧日”。
《北里志》“北里不测堪戒二事”载，故山南相国起之子王式，执任金吾，“少狂逸，曾昵行此曲。遇有醉而后至者，遂避之床下。俄顷，又有后至者，仗剑而来，以醉者为金吾也，因枭其首而掷之曰：‘来日更呵殿入朝耶？’遂据其床。金吾获免，遂不入此曲，其首家人收瘗之。”王式有职事在身，入坊宿娼，遇后来者又匆忙躲避到床下，显然是冒险违禁。由此可知贵戚子弟不惜冒险入坊的恐怕在也不在少数。
白居易《悲哉行》①云：
沉沉朱门宅，中有乳臭儿。状貌如妇人，光明膏粱肌。
手不把书卷，身不擐戎衣。二十袭封爵，门承勋戚资。
春来日日出，服御何轻肥。朝从博徒饮，暮有倡楼期。
评封还酒债，堆金选蛾眉。声色狗马外，其馀一无知。
正是对承荫袭爵、坐享富贵的贵游子弟流连倡楼、声色犬马的形象描述。
②在京赴考举子
《李娃传》中的荥阳公独子就是进京赴考的举子，从而与平康坊名妓李娃演绎出旷世艳情。
《北里志》中的刘覃，“年十六七，永宁相国鄴之爱子，自广陵入举，辎重数十车，名马数十驷。慕妓天水仙哥之名，不惜重金召之。”
《北里志》记述妓女颜令宾，“居南曲中，举止风流，好尚甚雅，亦颇为时贤所厚”，因病伤春，做诗一首，令小童"为我持此出宣阳、亲仁已来逢见新第郎君及举人，即呈之云：‘曲中颜家娘子将来扶病奉候郎君。’因令其家设酒果以待。逡巡至者数人，遂张乐欢饮至暮”。宣阳坊和亲仁坊都临近平康坊，颜令宾邀请的人限定在新第郎君和举人，说明两坊为举人聚集地，也可知举人和新科状元入平康坊是不受限制的。
《北里志》中的进士天水，宠爱居住在平康坊前曲的莱儿。居住在南曲中的王苏苏，“女昆仲数人，亦颇善谐谑。有进士李标者，自言李英公勣之后，久在大谏王致君门下，致君弟侄因与同诣焉”。又有令狐滈，当年为贡士时，“多往此曲，有昵熟之地，往访之”。
《北里志》作者孙某自语“予在京师，与群从少年习业，或倦闷时，同诣此处”。又称因“予频随计吏，久寓京华，时亦偷游其中”。也是一个少年进士。
③ 新科及第进士（尚未授予官职者）
进士及第后，未注官前，不仅可以随时行牒召妓，出入平康坊亦不受限制。
《北里志》载，“裴思谦状元及第后，作红笺名纸十数，诣平康里，因宿于里中”。
《霍小玉传》中的李益是新科进士尚未得官，应该是留京待选，寓居在妓女霍小玉家中。
《北里志》中的郑举举，是平康坊名妓，“孙龙光为状元，颇惑之，与同年侯彰臣、杜宁臣、崔勋美、赵延吉、卢文举、李茂勋等数人，多在其舍”。文中所列诸人，都是同科新进士，因此不受限制。又有郑合敬进士及第后，“宿平康里”。
④ 地方驻京官吏、幕职官
《北里志》的鸨母大多也是妓女出身，年稍长后 “其未甚衰者，悉为诸邸将辈主之。或私蓄侍寝者，亦不以夫礼待”。“三司幕职未通朝籍者”也是常客。
我们看到有两种人有违禁之举，一是有职事在身的相国子，一旦有后至者，慌不择地避入床下；二是那些初登馆阁者， “多于此窃游焉”①，但只一个“窃”字，足以见顾忌之深。
⑤外州客
白居易《长安道》②云：
花枝缺处青楼开，艳歌一曲酒一杯。美人劝我急行乐，
自古朱颜不再来，君不见外州客，长安道，一回来，
一回老。
此处的外州客，不知具体所指，有可能是地方官吏上京公干，有可能是外来商贾，有可能是进京探亲、访友或游历者。最大的可能是来来往往的客商。白居易的长诗《琵琶行》中有“名属教坊第一部”，“老大嫁做商人妇”等句，应是原居住在平康坊挂籍教坊的妓女。妓女年老色衰后，其出路或嫁给商人；或被官吏置于外室，如《北里志》中的楚兒，“素为三曲之尤，而辩慧，往往有诗句可称。近以迟暮，为万年捕贼官郭锻所纳，置于他所”；或被外地官吏娶回做外室，如《太平广记》卷四九一中的杨娼，是长安中有籍的娼妓，曾“大售于时也”，后被南海帅甲出重赂削去娼籍，秘密带往南海，作为外室“馆之他舍”，白居易的《长安道》中的青楼，是否在平康坊内不祥，但既接待的是外州客，当然是属于私营性质。
① 《全唐诗》卷二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60年。
① 《北里志》“海论三曲中事”条。
② 《全唐诗》卷十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