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南人口与住房的关系探略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4-20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笔者已经掌握的方志和碑刻等材料中的清代江南村庄与住房的情况，探讨人口住房的状态和变动轨迹，揭示人口生活中的住房问题。
【 正 文】
一、清代江南人口增加对人口住房造成压力
在明清江南人口的研究中，有两点应该说已经成为学术上的共识。第一，尽管迄今为止，人们对于江南的界定还不统一，范围有宽有窄，但是，以苏州（包括清代太仓直隶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为江南核心区的地位已无可动摇。第二，尽管目前对于江南人口增长速度的认识和评判存在严重的分歧，但是，从明初洪武时代到晚清咸同战争之前，江南的人口数量呈现绝对增加，已是无论主张人口危机，还是认为人口低速增长的学者的基本出发点。
本文的研究建立在以上对于江南的核心区域和人口绝对数量增加的共识之上。
了解明初的人口是研究清代人口的基石。据李伯重（2000）的研究，连同镇江、应天（南京）、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在内的江南地区，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人口大约870万， 清代人口最多的道光三十年（1850）约为3635万。大略而言，从1400年到1850年，人口从900万增加到3600万，即增加300％。又经过推算，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的人口约为2000万，属于明代江南人口最多时期的数字。从1620年到1850年，江南人口增加了80％。
依据《嘉庆重修一统志》的记载，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江南各府不连江宁，滋生人口约为2460万（注：据姜涛（1993）的研究，江宁府所在的江宁布政使司以人丁为统计单位，与苏、松、太、常、镇所属的江苏布政使司所用的以人口为统计单位不同。故不在此并列。）。从表1嘉庆二十五年的全国分府州人口密度统计，可以看出，1820年全国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400人的府州共有15个，其中江南地区的苏、松、太、常、镇、杭、嘉、湖八府州全都入选。江南弹丸之地成为全国人口高密度区，特别是苏州府以1073人的高密度，和位居其次、同处江南、同是人口高密度的嘉兴府拉开了距离，更不用讲与全国其他地区人口密度的差距了。清代江南人口的高度密集毫无疑问。
表1 嘉庆二十五年全国人口密度前16府州
人／平方公里
序号 府州 人口密度 序号 府州 人口密度
1 江苏苏州 1073.21 9 江苏镇江 522.54
2 浙江嘉兴 719.26 10 四川成都 507.80
3 江苏松江 626.57 11 浙江杭州 506.32
4 浙江绍兴 579.55 12 浙江湖州 475.21
5 安徽庐州 563.11 13 江苏常州 447.79
6 山东东昌 537.69 14 山西蒲州 423.88
7 江苏太仓 537.04 15 安徽太平 410.96
8 浙江泞波 523.26 16 湖北武昌 394.53
资料来源：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甲表88。
据李伯重（2000）的估计，江南人口的城乡分布中，城镇人口1620年约为300万，1850年约为720万。同时，农村人口1620年约为1700万，1850年约为2880万。从1620～1850年，江南城镇人口增加420万，农村人口增加1180万。
笔者（1988）的一项研究也发现，世代居住于常州府武进县（今武进市）的庄氏家族，在历届修谱时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男性人丁原始的统计数：1580年32人，1723年1000余人，1805年1500余人，1856年1400余人。很明显，从雍正、嘉庆到咸丰年间，人口的绝对数量处于持续增加或稳定的状态。嘉庆十年（1805）人丁最旺。
根据以上的资料和研究，笔者认为，既然随着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清代江南城镇居民和广大农村农户的人口数量也在增加，人口的城乡结构确实在发生变动（吴建华，1996），那么，维持原有水平的人均房屋居住面积就会缩小，居住拥挤，必然促动农村及城镇大规模建房，使住房增加，村庄稠密度加大，会改变农村及城镇人口聚落分布结构与自然景观，又造成耕地减少，土地使用面积绝对萎缩。在自然农业经济为主的时代，这一形势是十分严峻的。
阳湖县（今常州市武进市）著名人口学家洪亮吉忧虑的高祖、曾祖时一户，到曾孙、元孙时“不分至十户不止”。“户口增至十倍、二十倍”，而田地、房屋“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五倍而止矣”。从而“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以二十余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知其必不敷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注：洪亮吉：《洪北江诗文集·治平篇》，第六。）。
按他前一种推算，户口增长比率为1：10～20， 田地、房屋增长比率为1：1～3～5。户口与田地、房屋比值差距很大。初时1：1，渐至10～20：1～3～5，差至4～10倍。依他后一种估算，20：10：100即2 ：1：10，1人半间屋5亩地，必不敷用；而10：10：100，即1：1：10，1人1间屋10亩地，生活仅仅足而已。时间愈长，户口愈增，而房屋、田地臻于尽地，入不敷出，拥挤不堪，成为必然。这仅是根据人口世代的生活常识所做的推理。如果一个社会或地区生产、生活资料的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它必然产生房屋、田地紧张以至匮乏，可能逼迫生产变动、经济变化，而人们分房建屋，另开家宅，势在必行。
二、侵占了耕地的清代江南人口住房建设
江南苏、松、太、常、杭、嘉、湖地区的村庄除去一部分世代居住的土著，很多是由南宋以来外省移民居住形成的聚落。随着人口的繁衍，住房建设的推进，一方面旧有村庄的外沿不断扩张，另一方面旧有母体村庄中不断裂生出众多子体型村庄，渐成连片之势。江南地方志中记载的村庄地名可以明显看出上述趋势。我们可以使用湖州府乌程县和苏州府吴县、长洲、元和3县的村庄变化说明这一问题。
万历《湖州府志》卷3《乡镇》开列乌程县有乡12个，市镇4个，村104个。同治《湖州府志》卷22《村镇》则已按自然地名的区、庄、 村加以分层，共分区23个，分庄199个，庄下分村636个。除4 个市镇之庄的10个地名，计有乡村之庄626个地名。村庄比万历时期增加了601.92％，亦即增长6倍多，可见村庄裂变之巨。与此同时， 湖州府的其他县分如归安（万历时期村110个）、长兴、德清等分庄也很繁多。只因万历之后记载欠详，致使它们无法取得与乌程县相似的比较村庄增长的形象效果。但村庄增长的趋势在300年内类同于乌程县是可以肯定的，可能只是增长的比率不同而已。
将同治《苏州府志》卷29和民国《吴县志》卷21～23有关吴县、长洲、元和3县的村巷地名两相比照，不难看出住房建造增多， 村庄增长速度和密度的变化（见表2）。
表2 吴长元村巷地名增长
县名 乡数 同治苏州府 民国吴县志 增加 总数
志地名数 新增地名数 (%)
吴县 22城内7 2498 674 26.98 3172
附郭1
长洲 13城内7 2581 1763 68.31 4344
附郭2
元和 16城内7 2236 403 18.02 2639
附郭1
总计 51 7315 2824 38.82 10155
资料来源：同治《苏州府志》卷29和民国《吴县志》卷21～23。
表2统计显示的吴、长、 元境内村巷地名的增加幅度以位于苏州城东部的长洲县为最大，高达68.31％；元和最小，仅为18.02％；3 县平均数在38％左右（总平均38.82％，3县累计平均37.77％）。地名从7315个累计急增至10155个，共计增加2840个，59年内平均每年递增48个。
观察表明，村庄地名的裂增主要发生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因为苏州府城内的地名由于划分7个乡，附郭2乡分归3个县共管， 坊巷名称变化滋生极少。村庄地名的剧增则反映了清代人口密度最大的苏州吴中地区的农民以房屋为重，稍有积余，即投资于婚姻和生活必需的居住固定资产建设，占去的耕地愈来愈多。如果以民国《吴县志》面积（已并长、元2县）3729平方公里计算，则同治13年（1874）吴、长、元3县年均每平方公里1.96个村庄（地名），到民国22年（1933年）已增加到每平方公里2.72个村庄（地名），增加138.8％，还是很有可能的。江南水乡平原每平方公里2～3个村庄的稠密分布几乎随处可见。有的地方数个村庄联袂成片，组成一个个庞大的村落群。但地名还是保存旧称，具有独立性，以示区分。由于吴县包涵着座落在洞庭东、西山等山的太湖地区的6个乡都，所以其平原地区的村庄密度还要稠密些。
至于每个村庄的户口人数则各因其规模的大小而异，很难全面精确的估计。吴县靠近洞庭东山的渡村，“民居三千余家，为西南一大村落”（注：民国《吴县志》卷21。），仍然设村而未建镇。刘石吉先生认为它可能是江南最大的村。光绪30年（1904），《常昭合志稿》卷5《市镇》刊列出市镇80个，估计的户数有18500，附近带管村庄368个，则每个村镇平均户数50.27。若依每户5人计，每村有251.35人。这是很不精确的村庄人口估数，很多人可以居住在市镇而非附近的村庄上。但也可见村庄人口的一般规模了（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35、139页。笔者据此又进行了统计。）。
民国《嘉定县续志》卷6《自治志》列出的宣统3年（1911）自治筹备公所进行的户口调查成果，有助于了解清末隶属太仓州今属上海地区的乡村户口数量的一般情况。
当时嘉定县划分城乡自治区34个，总计有市镇30个，村庄2964个，户数46964，口220632，户均4.69口。若平均计算，则每个村庄15.84户，74.44人，显然混淆了市镇的人户数于农村之中。 由于市镇人口密度一般大于乡村人口密度，因此，以上这一平均村庄的户和口数属于偏高的估计。没有市镇的乡自治区可以见得更加真切的村庄户口数规模。嘉定县34个自治区中共有8个这样的乡区（见表3）。
表3 1911年嘉定县乡村户口统计
区名 村数 户数 户/村 口数 口/村
白荡 71 683 9.62 3240 45.63
六里桥 55 536 9.75 2419 43.98
封滨 120 1771 14.76 8489 70.74
江桥 24 473 19.71 2082 86.75
陈店 80 1103 13.79 5088 63.60
真圣堂 139 1789 12.87 8642 62.17
西胜塘 37 417 11.27 2001 54.08
吴巷 39 665 17.05 2831 72.59
总计 565 7437 13.16 34792 61.58
资料来源：民国《嘉定县续志》卷6，《自治志》。
表3所列的8个乡区没有市镇，在清末近于上海大都市的嘉定县中应该是比较闭塞穷僻的乡村，更带有自然滋生人口的性质。其平均每户4.68人，同全县家庭规模相近。其村庄规模合计平均13.16户，61.58人一村。这个数值小于前述连同市镇人口在内的全嘉定县2964个村庄的平均村庄规模（15.84户，74.44人），但差别居然不大。可见即使包含了全部市镇人口在内的平均乡村规模也不会过大。
湖州和苏州地区的村庄膨胀、住房建造增加以及嘉定的一般村庄情况告诉人们，清代江南农村人口的住宅建筑一直在持续地增多，迫使可耕地减少。而分宅而居，自立门户，村庄裂变增生，新村不断涌现，稠密度增大，是当地居住结构习俗的实况，农村居住聚落结构改观的景观模型。
然而，农村住宅村庄建设带有极大的盲目性，没有很好的规划。大多数村庄属于在旧庄附近另立门户，搭建新宅。因而地名上只稍作变化以示区别，常带母子分裂之意，容易辨认。或由方位，如前、后陆巷；里、外浜；河北、河东、河南村；内、外村等。南、北、东、西张村即由一分四；上、中、下潭则顺水势别分作三。
住房是人口衣食住行的必要成分，在社会生活中十分重要。那么，清代江南人口要有多大的住房能够满足生活的基本需求？一般住房的一室面积有多大？
江南盛行砖瓦平房，或带木板的阁楼。通常的苏式建筑，如果正间1丈4尺，两次间1丈2尺，共开间3丈8尺。内四界1丈6尺，前后双步共1丈6尺，共进深3丈2尺。这一套稍微像样的普通民居用房面积共合12方丈1尺6寸（注：姚承祖：《营造法原》，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59年，第2页。该书使用的是鲁班尺。鲁班尺的长度各地区不同。据该书第113页，苏州鲁班尺每尺合27.5公分，则每方丈合7.5625平方米。）。达官贵人、富商豪绅士人等人家的住房面积更大，建筑精致考究，但不一定都会豪华庸俗。尤其是园林别墅宅第，密布太湖城乡，成为苏州园林苏式建筑传世的普遍背景。
可是，大规模建房筑室必然大量侵占土地，引起原有已达开垦饱和的土地减少和耕地紧张，连最高统治者也虑及此点。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清高宗讲道，“民户既日益繁多，则庐舍所占田土不啻倍蓰”（注：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5，《户口一》。）。
【 正 文】
一、清代江南人口增加对人口住房造成压力
在明清江南人口的研究中，有两点应该说已经成为学术上的共识。第一，尽管迄今为止，人们对于江南的界定还不统一，范围有宽有窄，但是，以苏州（包括清代太仓直隶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为江南核心区的地位已无可动摇。第二，尽管目前对于江南人口增长速度的认识和评判存在严重的分歧，但是，从明初洪武时代到晚清咸同战争之前，江南的人口数量呈现绝对增加，已是无论主张人口危机，还是认为人口低速增长的学者的基本出发点。
本文的研究建立在以上对于江南的核心区域和人口绝对数量增加的共识之上。
了解明初的人口是研究清代人口的基石。据李伯重（2000）的研究，连同镇江、应天（南京）、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在内的江南地区，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人口大约870万， 清代人口最多的道光三十年（1850）约为3635万。大略而言，从1400年到1850年，人口从900万增加到3600万，即增加300％。又经过推算，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的人口约为2000万，属于明代江南人口最多时期的数字。从1620年到1850年，江南人口增加了80％。
依据《嘉庆重修一统志》的记载，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江南各府不连江宁，滋生人口约为2460万（注：据姜涛（1993）的研究，江宁府所在的江宁布政使司以人丁为统计单位，与苏、松、太、常、镇所属的江苏布政使司所用的以人口为统计单位不同。故不在此并列。）。从表1嘉庆二十五年的全国分府州人口密度统计，可以看出，1820年全国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400人的府州共有15个，其中江南地区的苏、松、太、常、镇、杭、嘉、湖八府州全都入选。江南弹丸之地成为全国人口高密度区，特别是苏州府以1073人的高密度，和位居其次、同处江南、同是人口高密度的嘉兴府拉开了距离，更不用讲与全国其他地区人口密度的差距了。清代江南人口的高度密集毫无疑问。
表1 嘉庆二十五年全国人口密度前16府州
人／平方公里
序号 府州 人口密度 序号 府州 人口密度
1 江苏苏州 1073.21 9 江苏镇江 522.54
2 浙江嘉兴 719.26 10 四川成都 507.80
3 江苏松江 626.57 11 浙江杭州 506.32
4 浙江绍兴 579.55 12 浙江湖州 475.21
5 安徽庐州 563.11 13 江苏常州 447.79
6 山东东昌 537.69 14 山西蒲州 423.88
7 江苏太仓 537.04 15 安徽太平 410.96
8 浙江泞波 523.26 16 湖北武昌 394.53
资料来源：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甲表88。
据李伯重（2000）的估计，江南人口的城乡分布中，城镇人口1620年约为300万，1850年约为720万。同时，农村人口1620年约为1700万，1850年约为2880万。从1620～1850年，江南城镇人口增加420万，农村人口增加1180万。
笔者（1988）的一项研究也发现，世代居住于常州府武进县（今武进市）的庄氏家族，在历届修谱时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男性人丁原始的统计数：1580年32人，1723年1000余人，1805年1500余人，1856年1400余人。很明显，从雍正、嘉庆到咸丰年间，人口的绝对数量处于持续增加或稳定的状态。嘉庆十年（1805）人丁最旺。
根据以上的资料和研究，笔者认为，既然随着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清代江南城镇居民和广大农村农户的人口数量也在增加，人口的城乡结构确实在发生变动（吴建华，1996），那么，维持原有水平的人均房屋居住面积就会缩小，居住拥挤，必然促动农村及城镇大规模建房，使住房增加，村庄稠密度加大，会改变农村及城镇人口聚落分布结构与自然景观，又造成耕地减少，土地使用面积绝对萎缩。在自然农业经济为主的时代，这一形势是十分严峻的。
阳湖县（今常州市武进市）著名人口学家洪亮吉忧虑的高祖、曾祖时一户，到曾孙、元孙时“不分至十户不止”。“户口增至十倍、二十倍”，而田地、房屋“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五倍而止矣”。从而“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以二十余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知其必不敷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注：洪亮吉：《洪北江诗文集·治平篇》，第六。）。
按他前一种推算，户口增长比率为1：10～20， 田地、房屋增长比率为1：1～3～5。户口与田地、房屋比值差距很大。初时1：1，渐至10～20：1～3～5，差至4～10倍。依他后一种估算，20：10：100即2 ：1：10，1人半间屋5亩地，必不敷用；而10：10：100，即1：1：10，1人1间屋10亩地，生活仅仅足而已。时间愈长，户口愈增，而房屋、田地臻于尽地，入不敷出，拥挤不堪，成为必然。这仅是根据人口世代的生活常识所做的推理。如果一个社会或地区生产、生活资料的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它必然产生房屋、田地紧张以至匮乏，可能逼迫生产变动、经济变化，而人们分房建屋，另开家宅，势在必行。
二、侵占了耕地的清代江南人口住房建设
江南苏、松、太、常、杭、嘉、湖地区的村庄除去一部分世代居住的土著，很多是由南宋以来外省移民居住形成的聚落。随着人口的繁衍，住房建设的推进，一方面旧有村庄的外沿不断扩张，另一方面旧有母体村庄中不断裂生出众多子体型村庄，渐成连片之势。江南地方志中记载的村庄地名可以明显看出上述趋势。我们可以使用湖州府乌程县和苏州府吴县、长洲、元和3县的村庄变化说明这一问题。
万历《湖州府志》卷3《乡镇》开列乌程县有乡12个，市镇4个，村104个。同治《湖州府志》卷22《村镇》则已按自然地名的区、庄、 村加以分层，共分区23个，分庄199个，庄下分村636个。除4 个市镇之庄的10个地名，计有乡村之庄626个地名。村庄比万历时期增加了601.92％，亦即增长6倍多，可见村庄裂变之巨。与此同时， 湖州府的其他县分如归安（万历时期村110个）、长兴、德清等分庄也很繁多。只因万历之后记载欠详，致使它们无法取得与乌程县相似的比较村庄增长的形象效果。但村庄增长的趋势在300年内类同于乌程县是可以肯定的，可能只是增长的比率不同而已。
将同治《苏州府志》卷29和民国《吴县志》卷21～23有关吴县、长洲、元和3县的村巷地名两相比照，不难看出住房建造增多， 村庄增长速度和密度的变化（见表2）。
表2 吴长元村巷地名增长
县名 乡数 同治苏州府 民国吴县志 增加 总数
志地名数 新增地名数 (%)
吴县 22城内7 2498 674 26.98 3172
附郭1
长洲 13城内7 2581 1763 68.31 4344
附郭2
元和 16城内7 2236 403 18.02 2639
附郭1
总计 51 7315 2824 38.82 10155
资料来源：同治《苏州府志》卷29和民国《吴县志》卷21～23。
表2统计显示的吴、长、 元境内村巷地名的增加幅度以位于苏州城东部的长洲县为最大，高达68.31％；元和最小，仅为18.02％；3 县平均数在38％左右（总平均38.82％，3县累计平均37.77％）。地名从7315个累计急增至10155个，共计增加2840个，59年内平均每年递增48个。
观察表明，村庄地名的裂增主要发生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因为苏州府城内的地名由于划分7个乡，附郭2乡分归3个县共管， 坊巷名称变化滋生极少。村庄地名的剧增则反映了清代人口密度最大的苏州吴中地区的农民以房屋为重，稍有积余，即投资于婚姻和生活必需的居住固定资产建设，占去的耕地愈来愈多。如果以民国《吴县志》面积（已并长、元2县）3729平方公里计算，则同治13年（1874）吴、长、元3县年均每平方公里1.96个村庄（地名），到民国22年（1933年）已增加到每平方公里2.72个村庄（地名），增加138.8％，还是很有可能的。江南水乡平原每平方公里2～3个村庄的稠密分布几乎随处可见。有的地方数个村庄联袂成片，组成一个个庞大的村落群。但地名还是保存旧称，具有独立性，以示区分。由于吴县包涵着座落在洞庭东、西山等山的太湖地区的6个乡都，所以其平原地区的村庄密度还要稠密些。
至于每个村庄的户口人数则各因其规模的大小而异，很难全面精确的估计。吴县靠近洞庭东山的渡村，“民居三千余家，为西南一大村落”（注：民国《吴县志》卷21。），仍然设村而未建镇。刘石吉先生认为它可能是江南最大的村。光绪30年（1904），《常昭合志稿》卷5《市镇》刊列出市镇80个，估计的户数有18500，附近带管村庄368个，则每个村镇平均户数50.27。若依每户5人计，每村有251.35人。这是很不精确的村庄人口估数，很多人可以居住在市镇而非附近的村庄上。但也可见村庄人口的一般规模了（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35、139页。笔者据此又进行了统计。）。
民国《嘉定县续志》卷6《自治志》列出的宣统3年（1911）自治筹备公所进行的户口调查成果，有助于了解清末隶属太仓州今属上海地区的乡村户口数量的一般情况。
当时嘉定县划分城乡自治区34个，总计有市镇30个，村庄2964个，户数46964，口220632，户均4.69口。若平均计算，则每个村庄15.84户，74.44人，显然混淆了市镇的人户数于农村之中。 由于市镇人口密度一般大于乡村人口密度，因此，以上这一平均村庄的户和口数属于偏高的估计。没有市镇的乡自治区可以见得更加真切的村庄户口数规模。嘉定县34个自治区中共有8个这样的乡区（见表3）。
表3 1911年嘉定县乡村户口统计
区名 村数 户数 户/村 口数 口/村
白荡 71 683 9.62 3240 45.63
六里桥 55 536 9.75 2419 43.98
封滨 120 1771 14.76 8489 70.74
江桥 24 473 19.71 2082 86.75
陈店 80 1103 13.79 5088 63.60
真圣堂 139 1789 12.87 8642 62.17
西胜塘 37 417 11.27 2001 54.08
吴巷 39 665 17.05 2831 72.59
总计 565 7437 13.16 34792 61.58
资料来源：民国《嘉定县续志》卷6，《自治志》。
表3所列的8个乡区没有市镇，在清末近于上海大都市的嘉定县中应该是比较闭塞穷僻的乡村，更带有自然滋生人口的性质。其平均每户4.68人，同全县家庭规模相近。其村庄规模合计平均13.16户，61.58人一村。这个数值小于前述连同市镇人口在内的全嘉定县2964个村庄的平均村庄规模（15.84户，74.44人），但差别居然不大。可见即使包含了全部市镇人口在内的平均乡村规模也不会过大。
湖州和苏州地区的村庄膨胀、住房建造增加以及嘉定的一般村庄情况告诉人们，清代江南农村人口的住宅建筑一直在持续地增多，迫使可耕地减少。而分宅而居，自立门户，村庄裂变增生，新村不断涌现，稠密度增大，是当地居住结构习俗的实况，农村居住聚落结构改观的景观模型。
然而，农村住宅村庄建设带有极大的盲目性，没有很好的规划。大多数村庄属于在旧庄附近另立门户，搭建新宅。因而地名上只稍作变化以示区别，常带母子分裂之意，容易辨认。或由方位，如前、后陆巷；里、外浜；河北、河东、河南村；内、外村等。南、北、东、西张村即由一分四；上、中、下潭则顺水势别分作三。
住房是人口衣食住行的必要成分，在社会生活中十分重要。那么，清代江南人口要有多大的住房能够满足生活的基本需求？一般住房的一室面积有多大？
江南盛行砖瓦平房，或带木板的阁楼。通常的苏式建筑，如果正间1丈4尺，两次间1丈2尺，共开间3丈8尺。内四界1丈6尺，前后双步共1丈6尺，共进深3丈2尺。这一套稍微像样的普通民居用房面积共合12方丈1尺6寸（注：姚承祖：《营造法原》，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59年，第2页。该书使用的是鲁班尺。鲁班尺的长度各地区不同。据该书第113页，苏州鲁班尺每尺合27.5公分，则每方丈合7.5625平方米。）。达官贵人、富商豪绅士人等人家的住房面积更大，建筑精致考究，但不一定都会豪华庸俗。尤其是园林别墅宅第，密布太湖城乡，成为苏州园林苏式建筑传世的普遍背景。
可是，大规模建房筑室必然大量侵占土地，引起原有已达开垦饱和的土地减少和耕地紧张，连最高统治者也虑及此点。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清高宗讲道，“民户既日益繁多，则庐舍所占田土不啻倍蓰”（注：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5，《户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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