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1）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4-24
一、 马尔萨斯理论：认同与挑战
两个世纪以前，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指出，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增长是一种没有节制的自然增长，它将导致粮食的短缺、生存条件的恶化和人民的贫困。马尔萨斯认为：由于一对夫妻在生育没有控制时不止生两个子女，人口将以几何级数增长；而土地面积的扩大和农作物产量的提高都是缓慢和有限的，粮食只能以算术级数增长。因此，一个社会要避免粮食和人口关系的危机，只有抑制人口的增长。在马尔萨斯看来，17至18世纪西欧人通过晚婚和独身对婚姻进行了限制，减缓了人口的生育，形成了从人口体系内部来对人口增长的自愿的、有道德的“预防性抑制”（Preventive check）；而中国不仅存在着没有限制的婚姻，而且还存在着没有节制的生育，因此，对中国人口增长的抑制主要是来自于人口体系外部非自愿的、罪恶性的“现实性抑制”（Positive check），例如战争、饥荒和传染病。[1]
马尔萨斯关于中国人口的看法在美国学术界得到了认同。从1950年代开始，美国学者普遍认为：至19世纪初，中国人口的增长已导致了人地关系的失衡[2]。这一增长造成了过剩人口，使中国农业经济陷入了停滞的“高水平均衡陷阱”、或“内卷化⒄埂保?斐闪巳丝谠龀さ穆矶??刮；??3]而19世纪中期的太平天国造反和灾荒所造成的巨大人口损失，正是这一危机的表现。[4]学者们大多认为，具有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特征的传统人口体系（demographic regime）一直支配着中国人口的增长。正如黄宗智（Philip Huang）指出：人口的变化在近代早期欧洲由生育率所驱动，而在中国则主要由死亡率所驱动（mortality-driven）。[5]
进入1990年代，李中清（James Lee）、王丰（Feng Wang）、王国斌（Bin Wong）、雷伟力（William Lavely）和康文林（Cameron Campbell）等年轻一代学者通过使用清皇室人口生命记录、辽宁农村道义屯的户口登记和刘翠溶等学者的族谱研究这三种新资料重新诠释了清代中期以来的中国人口史。在他们看来，中国人口并非如马尔萨斯所描述那样处于自然增长之下，内在性抑制对人口的影响比外在性压力起到了更主要的作用。在传统的集体主义文化支配下，中国家庭采取了溺女婴作为“产后流产”（postnatal abortion）、以及一些避孕手段成功地抑制了婚姻内的生育率。外在性压力来源于灾荒、经济退步和传染病等，但这种压力只具短期性，从来没有对中国人口形成过马尔萨斯的现实性抑制。因此，这些学者指出，在生育率一直得到控制的情况下，再加上从封建社会晚期以来死亡率的下降，主要是由溺婴的持续下降，中国大约从18世纪起就已经开始了人口转型（demographic transistion）。他们认为，没有证据表明人口的增长使得传统中国的生活水准比工业化前的农业欧洲要低，或使得中国生活水准在19世纪中有所下降，从而导致了马尔萨斯所相信的贫困；也没有证据表明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中国的死亡率超过了农业欧洲，使得中国人口体系处于死亡率支配之下。相反，溺女婴不仅导致了人口的减少，还打乱了正常的性别比例、剥夺了大量男性的婚姻机会，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人口体系中的一种自动内平衡机制，是马尔萨斯没有领悟并且与欧洲不同的一种预防性抑制。[6]
面对李中清等的新理论，学者们不仅需要重写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甚至还得重新认识奠立当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论。在李中清和王丰眼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集体性决策传统的延续，是对“马尔萨斯担忧”不断增强的结果，是基于19世纪的社会理论所制定，而中国从来没有陷入马尔萨斯危机。[7]李中清等美国学者的新理论的确提醒了我们用人口学方法研究中国人口史的重要性，然而，本文将证明，李中清等人的新理论只是以有限的新资料建立了一个并不真实的中国历史人口的“现实”，在摧毁“马尔萨斯神话”的同时重建了一个新神话。
二、宏观人口史的不同描述
对于清代中期以来人口的研究，何炳棣的《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一书奠定了基础，不过何没有对1850年以后的中国人口进行估算。珀金斯（Dwight Perkins）的研究与何柄棣的结论基本没有差异。不同处在于：珀对1850年以后的人口数进行了估算，为我们提供了从清代至共和国早期相对完整的人口数据。[8]珀氏认为，中国的人口在经历了清代早期到中期的快速增长后，为农民战争和自然灾害所挫。到了1913年，中国人口仍未恢复到1850年的水平。
本文第一作者曹树基以“自下而上”的方法对14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人口史的研究大体上代表了中国学者新近的学术成就。[9]在过去，学者们的研究通常集中在对全国性整体资料的阅读，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鸟瞰中国人口。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最早展示了从基层开始来研究中国人口史的可能性。通过对清《户部清册》所载县级数据的仔细审读，施指出何炳棣过于信任了清代保甲人口登记资料。[10]施的著作给我们以启示：认识中国历史人口的最好方法是首先计算和重建每一县的户口数，尔后逐府逐省，乃至全国。正是基于这一思路，本文第一作者在过去几年里研读了中央政府的多种人口文献、3000多种县志、府志和省志以及100多种时人的著述和笔记，以“府”为基本单位完成了从明代到民国初年的人口计算。[11]这一计算使我们有可能从资料中认识一个辖区较少改动的地域内人口的连续和变化。从研究角度来看，府一级的历史资料比县一级的要完整。
尽管如图1所示，曹氏和珀氏有着接近于平行的人口增长曲线，但由于对资料的使用和估算的方法的不同，它们的可靠性完全不一样。曹的研究显示，在1850-77年间，由于太平天国造反、西部回民战争和光绪年间的北方大旱灾，中国损失了1.18亿人口。[12]这一认识也为其他人口史学者的研究所大体验证。葛剑雄、路遇和其他一些中国学者认为：太平天国造反直接导致了7000万人口的死亡。[13]
令人惊讶的是，在李中清等学者那里，“中国的人口却从18世纪初开始了一个近乎于指数式的持续增长过程”。[14]雷伟力和王国斌虽然不承认19世纪中期农民战争和灾荒导致了死亡率的大量上升和人口的下降，但如表1和图1 所示，他们至少意识到了中国人口在1850年至1900年间增长相对缓慢。而在李中清和王丰的数据和曲线里，1850年之后中国的人口却平稳上升。
很明显，李中清等有意使资料符合于他们理论阐述的需要。雷伟力和王国斌在他们对清代人口研究论文中采用了麦克伊维第和钟斯（Colin McEvedy, Richard Jones）的中国人口数据。虽然他们并不完全赞同这套数据，但认为麦—钟数据提供了每50年为一期的人口间隔，方便与欧洲的人口史作比较。然而他们对麦—钟数据的使用却存在着错误。首先，麦—钟在数据图上清楚地标出中国的人口在1850年是4.2亿，在1870年是4.0亿，在1900年是4.5亿。但拉和王把1850-1900年整个地视为一个人口上升阶段，没有指出1850-70年间的下降。其次，麦—钟清楚地注明他们明代以来的中国人口数据来自于何炳棣的著作，而雷和王正是因为感到何的著作不够可靠而采用了麦—钟的数据，却没有审视麦—钟数据的出处。[15]在这些错误之下，雷和王对清代中国人口史的整个讨论不具备可以信赖的前提。
李中清和王丰对资料的使用同样具有误导性，因为他们引用其他学者的著作却不完全转述别人的研究成果。李和王的人口数据综合自于何炳棣、杜兰德（John Durand）、席兰（Peter Schran）、以及赵文林和谢淑君的著作。然而，这些学者的清代人口史知识基本上全来自于中央政府的官方记载，他们的著作全需修正。何的著作，正如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和珀金斯所指出，重点在于中国历史人口的制度和术语，而不在于人口数量本身的准确性。[16]赵和谢主要是对官方数据进行重新解释，但对1741年前的清人口，他们把财政意义上的纳税单位“丁”数错误地视为“户”数；而对民国元年的人口，正如葛剑雄等指出，他们“在并无意义的陈长衡（民国的人口学者）修正数的基础上进行了再次修正”。[17]杜氏对官方资料中的新疆、甘肃、福建、和台湾的人口做了些调整，但他对清代整个人口的估计与何基本没有区别。[18]席氏只是依据何、珀、刘大中、叶孔嘉、卜凯等人的数据对1850年后的中国人口进行推算，但对这些数据本身的可靠性没有自己的任何认识。[19]
从这几位学者的著作中，我们无法得出1850年以后中国人口处于持续性增长的结论。相反，何、赵和谢都讨论过1850年后农民战争和灾荒对中国许多地区人口所造成的影响。杜氏则放弃对1850年后中国人口的讨论，因为他认为在此之后太平天国和灾荒对人口造成了巨大损失，由于中央政府不再能够从各省征集人口资料，官方的记录不再具有参考性。惟有席氏认为太平天国对中国人口所造成的损失不如以往学者所估计的那样大。由于他根本没有看到太平天国之后还有光绪大灾，他对既往学者成果批评的本身就值得批评。
李中清和王丰使用这些学者的数据，却无视这些学者对数据可靠性的告诫，把他们对战争和灾荒影响的讨论整个排除在外。如此，李和王便告诉了我们一段他们所需要的1700-1950年的中国人口史，在这基础上再从微观人口角度证明中国的一贯已婚低生育率。李和王对战争和灾难的故意无视或许有助于摧毁“马尔萨斯神话”，但却无疑会导致对清中期以来中国人口历史的全面误读，在太平天国战争、西部回民战争、光绪大旱灾以及其它战争和灾难中不幸而死去的中国人在他们的研究中完全没有人口统计学的意义[20]。据此，我们有理由怀疑他们对清中期开始的人口变动及其相关因素解释的可靠性。
两个世纪以前，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指出，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增长是一种没有节制的自然增长，它将导致粮食的短缺、生存条件的恶化和人民的贫困。马尔萨斯认为：由于一对夫妻在生育没有控制时不止生两个子女，人口将以几何级数增长；而土地面积的扩大和农作物产量的提高都是缓慢和有限的，粮食只能以算术级数增长。因此，一个社会要避免粮食和人口关系的危机，只有抑制人口的增长。在马尔萨斯看来，17至18世纪西欧人通过晚婚和独身对婚姻进行了限制，减缓了人口的生育，形成了从人口体系内部来对人口增长的自愿的、有道德的“预防性抑制”（Preventive check）；而中国不仅存在着没有限制的婚姻，而且还存在着没有节制的生育，因此，对中国人口增长的抑制主要是来自于人口体系外部非自愿的、罪恶性的“现实性抑制”（Positive check），例如战争、饥荒和传染病。[1]
马尔萨斯关于中国人口的看法在美国学术界得到了认同。从1950年代开始，美国学者普遍认为：至19世纪初，中国人口的增长已导致了人地关系的失衡[2]。这一增长造成了过剩人口，使中国农业经济陷入了停滞的“高水平均衡陷阱”、或“内卷化⒄埂保?斐闪巳丝谠龀さ穆矶??刮；??3]而19世纪中期的太平天国造反和灾荒所造成的巨大人口损失，正是这一危机的表现。[4]学者们大多认为，具有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特征的传统人口体系（demographic regime）一直支配着中国人口的增长。正如黄宗智（Philip Huang）指出：人口的变化在近代早期欧洲由生育率所驱动，而在中国则主要由死亡率所驱动（mortality-driven）。[5]
进入1990年代，李中清（James Lee）、王丰（Feng Wang）、王国斌（Bin Wong）、雷伟力（William Lavely）和康文林（Cameron Campbell）等年轻一代学者通过使用清皇室人口生命记录、辽宁农村道义屯的户口登记和刘翠溶等学者的族谱研究这三种新资料重新诠释了清代中期以来的中国人口史。在他们看来，中国人口并非如马尔萨斯所描述那样处于自然增长之下，内在性抑制对人口的影响比外在性压力起到了更主要的作用。在传统的集体主义文化支配下，中国家庭采取了溺女婴作为“产后流产”（postnatal abortion）、以及一些避孕手段成功地抑制了婚姻内的生育率。外在性压力来源于灾荒、经济退步和传染病等，但这种压力只具短期性，从来没有对中国人口形成过马尔萨斯的现实性抑制。因此，这些学者指出，在生育率一直得到控制的情况下，再加上从封建社会晚期以来死亡率的下降，主要是由溺婴的持续下降，中国大约从18世纪起就已经开始了人口转型（demographic transistion）。他们认为，没有证据表明人口的增长使得传统中国的生活水准比工业化前的农业欧洲要低，或使得中国生活水准在19世纪中有所下降，从而导致了马尔萨斯所相信的贫困；也没有证据表明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中国的死亡率超过了农业欧洲，使得中国人口体系处于死亡率支配之下。相反，溺女婴不仅导致了人口的减少，还打乱了正常的性别比例、剥夺了大量男性的婚姻机会，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人口体系中的一种自动内平衡机制，是马尔萨斯没有领悟并且与欧洲不同的一种预防性抑制。[6]
面对李中清等的新理论，学者们不仅需要重写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甚至还得重新认识奠立当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论。在李中清和王丰眼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集体性决策传统的延续，是对“马尔萨斯担忧”不断增强的结果，是基于19世纪的社会理论所制定，而中国从来没有陷入马尔萨斯危机。[7]李中清等美国学者的新理论的确提醒了我们用人口学方法研究中国人口史的重要性，然而，本文将证明，李中清等人的新理论只是以有限的新资料建立了一个并不真实的中国历史人口的“现实”，在摧毁“马尔萨斯神话”的同时重建了一个新神话。
二、宏观人口史的不同描述
对于清代中期以来人口的研究，何炳棣的《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一书奠定了基础，不过何没有对1850年以后的中国人口进行估算。珀金斯（Dwight Perkins）的研究与何柄棣的结论基本没有差异。不同处在于：珀对1850年以后的人口数进行了估算，为我们提供了从清代至共和国早期相对完整的人口数据。[8]珀氏认为，中国的人口在经历了清代早期到中期的快速增长后，为农民战争和自然灾害所挫。到了1913年，中国人口仍未恢复到1850年的水平。
本文第一作者曹树基以“自下而上”的方法对14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人口史的研究大体上代表了中国学者新近的学术成就。[9]在过去，学者们的研究通常集中在对全国性整体资料的阅读，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鸟瞰中国人口。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最早展示了从基层开始来研究中国人口史的可能性。通过对清《户部清册》所载县级数据的仔细审读，施指出何炳棣过于信任了清代保甲人口登记资料。[10]施的著作给我们以启示：认识中国历史人口的最好方法是首先计算和重建每一县的户口数，尔后逐府逐省，乃至全国。正是基于这一思路，本文第一作者在过去几年里研读了中央政府的多种人口文献、3000多种县志、府志和省志以及100多种时人的著述和笔记，以“府”为基本单位完成了从明代到民国初年的人口计算。[11]这一计算使我们有可能从资料中认识一个辖区较少改动的地域内人口的连续和变化。从研究角度来看，府一级的历史资料比县一级的要完整。
尽管如图1所示，曹氏和珀氏有着接近于平行的人口增长曲线，但由于对资料的使用和估算的方法的不同，它们的可靠性完全不一样。曹的研究显示，在1850-77年间，由于太平天国造反、西部回民战争和光绪年间的北方大旱灾，中国损失了1.18亿人口。[12]这一认识也为其他人口史学者的研究所大体验证。葛剑雄、路遇和其他一些中国学者认为：太平天国造反直接导致了7000万人口的死亡。[13]
令人惊讶的是，在李中清等学者那里，“中国的人口却从18世纪初开始了一个近乎于指数式的持续增长过程”。[14]雷伟力和王国斌虽然不承认19世纪中期农民战争和灾荒导致了死亡率的大量上升和人口的下降，但如表1和图1 所示，他们至少意识到了中国人口在1850年至1900年间增长相对缓慢。而在李中清和王丰的数据和曲线里，1850年之后中国的人口却平稳上升。
很明显，李中清等有意使资料符合于他们理论阐述的需要。雷伟力和王国斌在他们对清代人口研究论文中采用了麦克伊维第和钟斯（Colin McEvedy, Richard Jones）的中国人口数据。虽然他们并不完全赞同这套数据，但认为麦—钟数据提供了每50年为一期的人口间隔，方便与欧洲的人口史作比较。然而他们对麦—钟数据的使用却存在着错误。首先，麦—钟在数据图上清楚地标出中国的人口在1850年是4.2亿，在1870年是4.0亿，在1900年是4.5亿。但拉和王把1850-1900年整个地视为一个人口上升阶段，没有指出1850-70年间的下降。其次，麦—钟清楚地注明他们明代以来的中国人口数据来自于何炳棣的著作，而雷和王正是因为感到何的著作不够可靠而采用了麦—钟的数据，却没有审视麦—钟数据的出处。[15]在这些错误之下，雷和王对清代中国人口史的整个讨论不具备可以信赖的前提。
李中清和王丰对资料的使用同样具有误导性，因为他们引用其他学者的著作却不完全转述别人的研究成果。李和王的人口数据综合自于何炳棣、杜兰德（John Durand）、席兰（Peter Schran）、以及赵文林和谢淑君的著作。然而，这些学者的清代人口史知识基本上全来自于中央政府的官方记载，他们的著作全需修正。何的著作，正如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和珀金斯所指出，重点在于中国历史人口的制度和术语，而不在于人口数量本身的准确性。[16]赵和谢主要是对官方数据进行重新解释，但对1741年前的清人口，他们把财政意义上的纳税单位“丁”数错误地视为“户”数；而对民国元年的人口，正如葛剑雄等指出，他们“在并无意义的陈长衡（民国的人口学者）修正数的基础上进行了再次修正”。[17]杜氏对官方资料中的新疆、甘肃、福建、和台湾的人口做了些调整，但他对清代整个人口的估计与何基本没有区别。[18]席氏只是依据何、珀、刘大中、叶孔嘉、卜凯等人的数据对1850年后的中国人口进行推算，但对这些数据本身的可靠性没有自己的任何认识。[19]
从这几位学者的著作中，我们无法得出1850年以后中国人口处于持续性增长的结论。相反，何、赵和谢都讨论过1850年后农民战争和灾荒对中国许多地区人口所造成的影响。杜氏则放弃对1850年后中国人口的讨论，因为他认为在此之后太平天国和灾荒对人口造成了巨大损失，由于中央政府不再能够从各省征集人口资料，官方的记录不再具有参考性。惟有席氏认为太平天国对中国人口所造成的损失不如以往学者所估计的那样大。由于他根本没有看到太平天国之后还有光绪大灾，他对既往学者成果批评的本身就值得批评。
李中清和王丰使用这些学者的数据，却无视这些学者对数据可靠性的告诫，把他们对战争和灾荒影响的讨论整个排除在外。如此，李和王便告诉了我们一段他们所需要的1700-1950年的中国人口史，在这基础上再从微观人口角度证明中国的一贯已婚低生育率。李和王对战争和灾难的故意无视或许有助于摧毁“马尔萨斯神话”，但却无疑会导致对清中期以来中国人口历史的全面误读，在太平天国战争、西部回民战争、光绪大旱灾以及其它战争和灾难中不幸而死去的中国人在他们的研究中完全没有人口统计学的意义[20]。据此，我们有理由怀疑他们对清中期开始的人口变动及其相关因素解释的可靠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