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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像与自我误认——拉康视线下的一种作家创作心理

作者:未知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12-26


     我们可以这样概括齐泽克对拉康“真理来自误认”的解读:误认的过程本身包含在真理之中;误认就是一项关于认同的真理。
     从上一章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杜拉斯创作的镜像场景中,作者有这样一个倾向:把笔下的主人公“误认”为是自己,让创作参与自我意识的构造,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参与“自我”的构造,因为“就关于它自己的意识而言,意识则是自我意识” 。
     如果说,以上的分析旨在说明“误认”是镜像场景的一个性质和镜像功能的一个结果的话,在杜拉斯这样的创作场景中问题还没能解决:因为在杜拉斯这里,“误认”是故意为之的,它与其说是创作过程的结果,不如说是先在于创作过程之初的目的。那么“误认”如何能够成为先在的目的呢?
    
     二,“误认”作为目的的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实际上就是源于主人公对作家的反向构成功能。将范围扩大到创作领域之外来看,就是拉康所谓“自我”对“主体”的构成性功能。一旦这种反向构成作用总是存在,主体就可以反过来使用这条定律,即为了主体的需要而有意建构某种自我形象,再将个自我形象认同——其实是“误认”(误认之“认”是认同,不是认识)——为自己。自欺的做法,但却像魔术一样达成了愿望。
     这种反向功能是如何形成的?它的形成机制必须往上追究。
     实际上齐泽克时常提起的“误认”就是自我意识的构造,或者更准确地说,“误认”在总结自我意识构造这一过程的性质和结果。因此“误认”机制得以形成的关键要从自我意识入手去找。
     在这个问题上拉康做了一个决断的举措:他明确地将“自我”跟“主体”区分开来。他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当一个主体说:“我有三兄弟,保罗,艾涅斯特和我”时,有两个层面:首先是三兄弟,包括我,被计算进去的层面;其次才是我把自己认作是一个计算者,也就是我在计算,的层面。第一个层面的我处于一个思维,在这儿就是一个计算之中,并不是在计算的我;而第二个层面的我尽管认为自己是那个计算者,但这个“认为”只是自身反思的结果,并不是计算者本身,所以说到底还是一种误认。这两个我都是拉康所谓“自我”,而真正的主体是“我在……”的“在”字前面的那个我。而这个真正的我,就象是人不可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又永远不可能成为我本身能够认识的对象。所以,说到底,我对我自身的认识只能是误认。“我自足于令人称心的假面中,既不想知道,也没有必要知道什么。”自我作为一个形象,虽然只应该有显示的功能,但由于主体将它确认为自身,这样一来就将这个自我作为了确认的效果而“带入了自己的内部”,最终成为了主体的构成部分。
     “自我”和“主体”之间既分裂又统一于一体的性质不是拉康第一个提出来的。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不断地重申这样的观点:“它(意识)是本身自为的,它是对无差别者划分差别,换言之,它是自我意识。我把我自己同我本身区别开,在这里我直接意识到,这种差别是没有差别的。” 原书中这一段话黑格尔特意加上了着重号。其实拉康也许就是把“我自己”和“我本身”这种不放在黑格尔的具体语境里就显得莫名其妙的表述兑换成了“自我”和“主体”这两个明确的概念,并给予了界定。
     事实上这涉及到现代哲学的一个具有源头意义的问题。“主体间性”与拉康的表述不同,实际上同出一辙。拉康的“他者”概念是由镜像作用为出发点,按照黑格尔主奴关系辩证模式 推论出来的——起初在镜子里的“我”就是“他者”。同时代的梅洛-庞蒂也有类似的“他者”观念:“当我说话和当我理解时,我体验到他者在我之中出现和我在他者之中出现,这种出现是主体间性理论的基石……我最终理解了胡塞尔的这句不可思议的话:‘超验的主体就是主体间性’。就我说的是有意义而言,当我在说另一个他者(un autre'autre')时我就是独立的,就我是理解的而言,我就不再知道谁在说话和谁在听说话” 。在这个意义上,梅洛-庞蒂总结了这么一句经典名言:“世界全都在我们之中,而我则完全在我自身之外”。“镜像”与“主体”之间,“主人”和“奴隶”之间,“我”和“他”之间,其实都是一种关系。
     下面举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为例来具体分析这种关系。黑格尔认为,自我意识的产生是依赖于他人的,是以他人意识为前提的,自我意识“自在自为”的唯一特性也是根源于另一个自我意识的“自在自为”性。“自我意识是自在自为的,这由于,并且也就因为它是为另一个自在自为的自我意识而存在;这就是说,它所以存在只是由于被对方承认。” 这种自我由于他人而得以确认和生存的关系,黑格尔用了一个特例来充分展开:
     主人地位的确立,就在于他能驱使奴隶,通过奴隶间接地与物发生关系而最终享有了物。这种情况下,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奴隶这里,奴隶被奴役。因为他做的事情是主人的意愿指向的,而不是自己的意愿指向的,他因此丧失了自在自为性,也就丧失了自我意识而成为了主人的意识。在主人这里,一方面他通过奴隶的劳动完成了对物的扬弃,达到了自在自为,(在黑格尔这里也就是“自由”);但另一方面,自为存在本应是他的唯一本质, 但是事实上他却依赖于奴隶的劳动和承认。而奴隶的劳动虽然是在满足主人的意愿,但他却通过劳动改造了自然界,实现了自由。
     这里要提醒关注的是这一点:主人本应是自在自为的,却因为它自在自为的奴役活动而“依赖”于奴隶。“依赖”正好走向了“自在自为”的反面:主人需要奴隶才能获得自己性质的确认——因此可以这么说:奴隶包括在主人的性质之中。由此,在拉康的镜像阶段中,镜中之像和主体的关系出现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效应:镜中之像被认同(虽然是误认)为自己之后,它实际上就随之进入了主体的内部。因为所谓“认同”,就是将其作为自己的一部分,或是自己种群的一份子。
     一个外在的东西怎么可能变成内在于自己的部分?
     考夫卡在他的《格式塔心理学原理》中用了跟拉康相似的例子:有充分证据表明,婴儿把他们身体的一些部分看作外部物体。与此类似的问题是:“为什么我把我面前的这只手看作是‘我的’手,而不是仅仅作为一只手?” 具体地说,我的手在空间中跟一支笔、另外一只手是被同样的空间结构因素(比如说在桌子的上面、书的右边,等等)所确定,但是我还是把它识别为“我的”手,原因何在?他也是从这里出发开始思考认同的问题。考夫卡的结论是:“我的手、我的腿……作为一个整体有助于组织自我,因而不是独立的局部事件,而是一个更大事件系统中的部分事件。因此,如果一个视觉资料与一个动觉资料结合在一起的话,那么,它也肯定成为一个更大整体中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它肯定被并入自我系统。” 也就是说,原因在于它“有助于”形成一个自我的“整体”。这就是完形理论的发端。
     拉康解释镜像阶段婴儿将镜中之像认同为自身的时候,提供的原因也类似于考夫卡这种完形倾向,推理的过程也遇到了“整体”或曰“完满”的概念。他认为,婴儿自身边界暧昧不明,苦于一种破碎感,而在镜子面前,显示它的像却是轮廓清晰的、完满的。由于完形的倾向,婴儿才将镜中之像认同为自身。“主体借以超越其能力的成熟度的幻象中的躯体的完整形式是以格式塔方式获得的。”
     可见,作者之所以想把作品中的主人公认同为自己,原因在于现实中的作者主体相对而言是破碎的,不完满的。也就是说,最初的动因是自身的不完满造成的对完满的欲望。这就又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写作的镜像场景中最初的动因,也是最终的支配性力量:拉康所谓的“大他”。
    
     第二节 创伤性记忆——写作的镜像场景中的“大他”
    
     一,“他者”和“大他”
     存在于此,
     就是要卓然而立,
     迎面不可被道说的一切
     而且与不可逾越的一切近而又近。
     那里,
     正是另一个自己的立足之地。
     外于
     一切墙垣,
     介乎幅域
     与极限幅域之间,
     介乎失落
     与幅域的失落之间。
    
     请别驻留在绵延之内,
     但要存在
     并存在于绵延之外,
     存在
     于时间之外
     且既是时间又是绵延。
     成为自己
     而且无拘无束地驻留在
     自己之外。
     另一个自己曾这么说道,
     这另一个自己
     是我在自身上的居存处
     而且在我自身上的最深底。
    
     必有一天
     我创造出另个自己。
     要让他即我
     而我,最终是他。
     而且要让我们彼和此
     都是他个。
    
     何必想要给另个自己命名呢
     既然另个自己
     本不是他自己
     而且又是他身上的异己?
     和他天差地远,
     只能永远别样
     而且是我们自身上的另一个。
     话语啊,
     不可逾越的话语,
     他引导我们从我们走向自己,
     从另个自己走向另个自己。
    
     我曾久久是那另一位人士。
     此另一位
     如今大惑不解地望着我,
     望着我而且对一切的一切
     对我的作为和我的诉说
     以及对我如今非是的那样莫名奇妙。
     此另一位诧怪地望着我,
     同样诧怪地
     我望着他长驱直入我的内里。
     我莫名其妙
     而且对我们彼和此周围的任何事物
     都看不明白究竟。
     ——《七重门咏书》 第三门“另一个自己之门”
     这首诗的作者很显然受到过现象学的浸染。在字里行间,他者与自我是这样混沌难分然而又决然不同。
     自我意识得以形成的一个关键是:自我是通过他者获得界定的。拉康论证出这样的命题,其逻辑上的支撑是哥德尔Godel定理。
     哥德尔定理首先是一个数学上的成果。它告诉我们,以算术为基础、以有限公理化的形式系统为工具来刻划任何至少象算术系统那种丰富程度的数学理论,必定是不完备的。所谓不完备”,一是指“可证明”的命题注定不能覆盖“真”命题,二是指该形式系统自身的协调性注定不能在该系统内部得到证明。
     这样一来,理性是永远不可能理解理性自身。主体也永远不可能由自己来确认自己。I cannot say”I” .我不能言说自身。那么确认自己的只能是自身之外的东西,这东西对于自身来说就是个“他者”。
     现象学和萨特也是基于这一定理,在确认自身的问题上找到了“他人”。但萨特的“他人”界定在于他把“他人”完全置于主体之外,实际上就是除了我之外的“别人”,别的独立主体。现象学奠基人胡塞尔晚年提出“先验的主观性就是主体间性”,这成为梅洛-庞蒂思想的灵感源泉。在“世界全都在我们之中,而我则完全在我自身之外”这句话里已经涉及到了“他人”与“自我”相互分立又统一于一体的问题。
     拉康的“他者”由现象学的“他人”发展而来但又不同于“他人”。最突出的不同就在于:他把“他者”分为“小他者”(little other)和“大他者”(big Other),后者的“other”拉康用大写的开头字母以示区分,并赋予了它一种权威性的“父名(The name of the father)”的意义。对一个主体而言,第一个他者就是镜中他的影像,然后就是镜中抱着他的母亲,或者别的身边的人,然后是现实中的他人。等到主体进入语言文化社会,即象征界(the symbolic order where language takes place),那么这时的他者就是“大他”。“大他”相当于弗洛伊德所说的“父名”。电影《因父之名》(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将政治体制和父名作为“父”的双关含义。这里也完全可以用“大他”来替换引号中的“父”。主体对“大他”的认同不同于对以往别的他者——他对“大他”实际上是想从根本上取而代之。而正是由于“大他”父性一般的权威使这种取代根本就不可能,所以欲望的能量转而寻求一些“小他”作为替代品。
    
     二,“记忆”的意向性
    
     “记忆”与“自我”的概念是有渊源的。历史上第一个对“自我”进行理性分析的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认为,自我就是想一件事情的意识,他强调:自我最重要的特征是:一个意识,它依赖于记忆,这些记忆又连系到“我们现在是谁”以及“我们过去是谁”。
     法国小说家普鲁斯特对“记忆”进行了考察。在《追忆似水年华》中他寻找着“非意愿记忆”的痕迹:他原先对童年时代居住的孔布雷镇的回忆非常贫乏,然而小玛德兰点心却为他开启了回忆——“正当我对那阴晦的白天和必将如期来临的明日愁眉不展,我便机械地舀了一勺泡着点心的茶送往唇边。当它一碰到我的上颚,我禁不住猛然一惊:我身上正发生着奇妙的事情。一种美妙的快感通遍我全身,让我飘然超脱物外。我不知道这快感从何而来,但它令我视人世沧桑如过眼烟云,对生命的短暂也泰然处之——它象爱情一样给我灌注了一种珍贵的本质 ……这种强烈的欢乐从哪里来?它意味着什么?我又在哪里才能把它抓住?” 本雅明在《普鲁斯特的形象》一文中对此阐释说:“气息是非意愿记忆的庇护所……它并不需要把自己同一个视觉形象联合起来;在所有感性印象中,它只与同样的气息结盟。或许辨别出一种气息能比任何其它的回忆都更具有安慰的优越性,因为它极度地麻醉了时间感。一种滋味能在他唤来的气息中引回岁月。” 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实际上就是对“非意愿记忆”痴迷的追索。
     本雅明考察“非意愿记忆”和“意愿记忆”的特征,认为前者是印象的保存者,后者是印象的处理者。前者是无意识的、自然流露的"回忆",后者是有意识的、理智性的"记忆"。按照张旭东未《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所作的序《本雅明的意义》的读解,所谓“意愿记忆”,是为理性服务的记忆、在弗洛伊德所谓“意识”的层面上形成的记忆,它确认个体在某种意义上“经历”过某个事件。而“非意愿记忆”和“意愿记忆”相对立,它源于弗洛伊德所谓的潜意识。只是在普鲁斯特看来,潜意识的内容是“非意愿记忆”的材料,比如在一种滋味带来的感受中,过去的时光浮现在人眼前。
     在本雅明的意义上,“回忆”是无意识的、自然流露的,是“非意愿记忆”,仅仅保存印象而不做处理;而“记忆”是有意识的、理性的,是“意愿记忆”,对印象执行处理功能。我们会有这样的经验:每次回忆起那同一件事,记忆都在起变化,记忆仿佛会生长,它会从后来的事情中,从增长的认识中,从新的环境条件和情绪状态中吸取新的含义——实际上,在对“记忆”的界定上,有专家就认为所谓“记忆”是从“记”到“忆”的过程,其中包括了识记、保持、再认和回忆。
     这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动因。“记忆”的某些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可以改动”的东西,其中包含主观意向性。这也许可以解释杜拉斯《情人》故事为何有多个记忆版本。但我们的重点在于她“改动”,或是“虚构”记忆的意向性,即询问她“虚构”的方向得以形成的机制。那么我们对“记忆”提出的问题就应该是:在多次的回忆中,记忆如何形成,或者是“找到”它的主观方向?
     创作动机得以生成的地方所涉及到的记忆实际上主要是那些不能遗忘的记忆。记忆与遗忘相关。记忆的意向性决定了它保存一些东西的同时故意遗忘一些东西,擦去一些东西。罗伯-格里耶曾经出版过一本名叫《橡皮》的小说。“橡皮”在这本书里的寓意是,庞大而无形的国家意识形态及其在运转的过程中,把个人自主性、个人情感以及个人生活本身一并擦去了。“橡皮”也可以给我们造成有关记忆的联想:记忆一方面是铅笔,记录着东西,一方面又是橡皮,擦掉东西。关键在于“选择”,这个选择的意向才决定这场记忆过程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保罗·德曼为什么给他的分析墓志铭和自叙传写作的著作取名为“作为抹去的记忆”。
     杜拉斯的创作动机就诞生于“抹去”的愿望。创作过程就是这个愿望的实施。“抹去”的对象是记忆中欲望之而不能的那部分记忆,也就是“创伤性记忆”。
    
     三, 写作的镜像场景中的“大他”——创伤性记忆
    
     “大他”位于拉康所谓“能指的链条”的终端。从这一特殊的位置入手,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大他的基本特性:一是它本身是个能指,但由于它位于终端,所以没有“所指”,是一个“没有所指的能指”,拉康称它为“纯粹的能指”;二是它是独一无二的;三是其他能指的基础,将其他能指以自己为中心串在一起。拉康的“大他”跟弗洛伊德的“父法”有相同的特征:一方面,主体需要借助对“父法”的认同来获得自己的确认,另一方面,“父法”又构成对主体的压制和伤害。也就是说,大他一方面肯定主体,一方面又否定它。
     所谓“创伤性记忆”,大致就是我们可以从字面上理解的意思。比如杜拉斯在《写作》里谈到的苍蝇。弗洛伊德在早期论文《癔症的研究》中总结了他在对癔症的治疗中发现的规律:癔症症状的实质,是为防止和克服情感、记忆中不快乐或极具威胁的成分呈现于意识层面而主动产生的一种防御过程,受到防御的无意识成分是病人早年曾发生过的真实的创伤事件(“真实的创伤事件”跟“创伤性记忆”有关,但由于它跟一个“时间”纠结,所以还不是创伤性记忆本身),以及对之极具情感色彩的记忆的持续。由此,弗洛伊德提出:癔症治疗的内容便应该建立在将各种遗忘的记忆呈现于意识层面的基础上,使情感自动得以“投注”或“发泄”。基于这样的考虑,弗洛伊德在对病人的治疗中彻底放弃催眠疗法,完全依靠自由联想。
     “创伤性记忆”在写作的镜像场景中拥有跟拉康的“大他”在能指链条中同样的位置。它是写作动机链条的终端,是回忆过程要寻找的根源,是“误认”的最终目标。事件和感受都是以它为中心结集起来的。它触动了创作的萌生,却又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地逃避,隐藏自己的样子。它有“父法”一般的权威,虽然作者误认的最终对象就是它,但很多时候甚至不能控制它到访的时间。
     创伤性记忆在写作镜像场景中的出现不是“存在”,而是“召唤”和“来临”。每一次写作,每一次回忆,都在向它发出召唤,但它不能回答,它来临的时间和显现出的样子却不是作者自己能确定的。在写作的镜像场景中,创伤性记忆不是“复活”,因为他虽然对作家持续产生影响,但严格意义上他已经过去,已经死去。“记忆”跟“事件”相区别的关键在于“时间”上面。事件是跟“时间”紧密相连的,而“记忆”好比一场叙述,这个过程中出现的“事件”已经跟发生它的时间脱离了联系,不再是真实的事件本身了。这就是为什么真相只有一个,而记忆会有许多版本的原因。事件中别的因素或许可以重现于记忆,但时间是不可涉足两次的河流,河水的流走和时间的过去一样绝对。
     也就是说,在写作的镜像场景中,携同它的发生时间的那个本来意义上的“创伤性记忆”是不可能出场的;但就它对作家的影响而言,它又是从来未曾离开过的绝对的在场。实际上,这种性质才是跟拉康的“大他”最为契合的地方。拉康的“大他”正是这样一个“永不出场的在场”。
     拉康在临终时候说的:“我希望变成大他”,“这是因为我要死了”。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只有死亡了的才可能变成“大他”。只有死亡能赋予这种召唤以自由和持久存在的可能性。“死亡揭示了名称的全部力量,因为名称继续命名乃至继续呼唤作为已经不可能对其名字作出应答或为其名字担保的持名人。” 由于“创伤性事件”已经过去,已经在时间中死去,因此对“创伤性记忆”的召唤必然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上的:它不能作出回答。因此召唤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目的地决定它的样貌。
     但这也带来另一个契机:正是从“创伤性记忆”中,我们能看到想要遗忘、改写的东西是什么。遗忘和真理在发源上有着某种隐秘的联系。德里达在《多义的记忆》中提到一个“双重法则”:相传在古希腊某地的神殿附近,有两条山泉,来此求神的人必须喝两条泉的水。这两条山泉一条是记忆之泉“谟涅摩辛涅”(Mnemosyne),一条是忘川“厉司”(Lethe)。德里达从文字的结构上指出,从真理(aletheia)中,我们可以辨认出忘却(lethe)的形象。德里达在此书的上篇“记忆女神”开篇提出一个问题:人会恰恰因为保存记忆而不会叙事,而人们总是认为只有通过叙事才能知道过去的本质和真理。那么,记忆和真理之间有了矛盾。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矛盾?“双重法则”给出了解释:记忆和遗忘本来就是一体的两面。真理恰恰能从遗忘中辨别出来。实际上拉康所谓“真理源自误认”跟这个是同样的推理方式。
     说创伤性记忆在写作这个镜像场景中就是拉康意义上的“大他”,源于这样一个感受:对于不可抹去的创伤,我们却有分析它、理解它的强烈愿望。这是因为“欲望是对他者的欲望”,而欲望的最终对象正是“大他”。“欲望即是这样的东西,即它被表现在那要求使它自己的近处变成空洞的间歇处,被表现在处于能指联的关联之中的主体中,这种表现暴露了它想要的是什么,以及它对接受来自大他的安慰的渴望,仿佛大他作为言说的所在,也是欠缺的所在。”
     回忆的过程就象精神分析所做的一样,正是针对创伤。写作的过程也针对创伤,那么创伤在写作中以何种面貌出现呢?在《关于〈被窃的信〉的研讨会》中,拉康通过解析爱伦坡的小说,分析出这样一个现象:真理通过公开的方式隐藏自身。创伤性记忆也是如此。
     创伤性记忆及克服它的欲望也可以置换成另一个话题:伤痕和疗救。钱钟书在《七缀集》里专文讨论创伤和创作动机的关系,从劳动人民饥者、劳者的“怨恨而歌”,到中国历史上发悲愤之音的文人们,细细地数了个周全。他摆出了许多经典的诗句和说法:“诗可以怨”、“蚌病成珠”、司马迁“发愤著书”、韩愈“不平则鸣”、“穷而后工”、“愁苦之词易好,欢愉之词难工”,又拿出西方的尼采、克罗齐等等同类说法来对照。有人论证,郁达夫自叙传小说的创作动机就是对作者挥之不去的自卑感的疗救愿望。
     或者也可以置换成生存之重和逃避的话题。卡尔维诺在他的《未来文学千年备忘录》里将自己的写作特色概括为一个词——“轻逸”。“我想指出,我的写作方法一直涉及减少沉重感:人的沉重感、天体的沉重感、城市的沉重感……”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深深感觉到“我们在生活中因其轻快而选取、而珍重的一切,哪怕与须臾之间都要显示出其令人无法忍受的沉重的本来面目。大概只有凭借智慧的灵活和机动性我们才能够逃避这种判决……”
    
     第三节 语言的象征界属性及替换功能
    
     一,语言与“象征界”
     杜拉斯导致的“文学的移位”时经由语言获致的。
     写作完成自我意识及主体的重构,落到现实的手段和媒介上,就过渡到语言问题上来了。在写作的镜像场景里,一切都是通过写作过程来完成的,是借助语言实现的;而语言之所以能够达成这样的目的,关键在于它“象征界”的属性。
     谈到象征,最直接的联想多半是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这本书认为,“凡是一切艺术,古往今来,是无不在这个意义上用着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的”。因为,既然艺术表现生活和情感借助的是艺术形象,那么就必然是象征主义的。这是广义的象征,即象征主义。狭义的象征指涉的是一种艺术表现手法。无论广狭,所谓象征都源自于一种荣格所谓集体无意识、拉康所谓语言系统的大结构,且这个结构是先在于个体的。因此运用象征就是对这个先在结构的秩序的某种认同。这种认同一方面使主体在社会中找到了自己的坐标,从而使自身作为一个社会人而得到确立;但另一方面,进入语言结构内部以后,就意味着最终的话语权力者再也不是这个主体了,而变成了语言结构本身,这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主体的消失。
     拉康有这么一句名言:“无意识是像语言一样被结构的”。其实这里他只是用语言的构成来说明无意识的结构,并未分析语言自身的特征。他借用索绪尔的能指所指,是为了说明无意识的结构问题。拉康发现,无意识的活动和规则与索绪尔的语言学所界定的能指所指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有相似的地方。索绪尔用能指和所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在这样的界定下,“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 ;意义的产生并不依赖于与所指的关系,而是取决于能指在语符链条中的位置。拉康于此受到启发,把无意识比作是能指的链条(在链条的终端拉康放置的是“大他”),能指的位移使主体产生意义。索绪尔虽然认为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但一方面他又把两者关系比作一张纸的两面,认为两者不可分离。拉康对此产生了疑问,最后他否定了能指与所指之间联系的稳定性,提出能指是在所指下面不断滑动的,即所谓“漂浮的能指”。归纳“漂浮”的原因,一是目标不能到达,二是往目标靠近的力量不能消灭,三是一个能指可以有多个所指,目标的不确定决定了它路径的迂回。
     我们要入手的地方是拉康对主体心理所做的三个层次的划分:想象界、象征界、实在界。想象界包是含欲望、想象、幻想的世界。它不受现实原则的支配,“主体”正是在想象界创造出虚幻的“自我”。象征界是一种“秩序”,它同语言相联系,又通过语言跟文化体系相联系。拉康认为,婴儿只有进入象征界才能成为主体。实在界是作为想象和象征的边界而存在的,在实在界,语言被迫中止,因此实在界也可以说是语言表达范围之外的东西。“实在”与“虚拟”相对,在实在界中没有了虚拟及虚拟的规则。日本导演押井守的电影《阿瓦隆》(Avalon)这么安排了电影的剧情:在虚拟世界中辛苦战斗的结果是进入现实界“the real”。但所有的剧情都在虚拟世界里展开,并且比起现实界来说,虚拟的那个层次的世界更加魅惑,人物的行为、心理在虚拟世界中展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这个世界叫做Avalon,在希腊神话里它是一个传奇岛,逝去英雄的灵魂在那里安息。——逝去的东西应该而且只能安放在虚拟的世界里。
     这里要提醒注意的是,拉康认为,主体的存在取决于象征界功能的正常发挥。而象征界又是先天跟语言紧密相连的,因此,可以说是语言的象征界属性决定了主体的存在。
     实际上“象征界”完全可以说就是语言系统本身。拉康给了语言系统一种凌驾于实在界的、能够“创造”的地位。“正是词语的世界创造了事物的世界” 。拉康在其题为《精神分析学中的言语和语言的作用和领域》(即《罗马报告》)中指出:精神分析乃是一种关于说话的主体的理论。语言的最大的功能在于人类主体是由语言决定的。他还借用弗洛伊德的话:“人只不过是一个被语言抓住而且被歪曲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在窥见拉康所谓“误认”的一个由来的同时,意识到语言在自我意识建构中的权威性。
     一些动物学家说鸽子在镜子前面做出交尾的动作。拉康说它将镜象当成了异性的鸽子,因为它不能讲话。而在Narcissisus的故事中首先有一个语言的干预。美少年最终认识到自己,这是借助于语言而认识到自己的形象的。
     在弗洛伊德时代,医学将人当成物体,是弗洛伊德将话语赋予主体。到了拉康那里,有:主体=证词=话语的证词。
     “主体=证词=话语”,Michel Guibal的总结非常准确。最后的环节是语言。
    
     二,隐喻和转喻
    
     所谓“隐喻”,例如“汽车甲壳虫般地行驶”,按照雅各布森的考察,是基于文字主语(汽车)和隐喻代词(甲壳虫)之间的近似或类似;而“转喻”,例如“白宫在考虑一项新政策”,是基于文字主语(总统)与其近似的替代词(白宫)的联合。隐喻着重于“比喻”,转喻着重于“置换”。但归其要旨都是一种“替换”。
     拉康认为,无意识是在隐喻和转喻的替代和置换中进行工作的,它一面逃避、伪装,一面又不可避免地以梦、玩笑和艺术的形式表现自己。在无意识里,聚合(condensation)和置换(displacement)掩盖无意识内容;由于具有跟无意识同样的结构,语言的运用过程中,隐喻(metaphor)和转喻(metonymy)遮盖着主体的欲望。
     雅各布森认为,隐喻和转喻是语言中到处都在起作用的两极或两个过程。承袭这样的思路,拉康提出:语言在本质上就是隐喻的。
     在写作的镜像场景中,语言渗透着隐喻和转喻的性质,而隐喻和转喻的工作平台就是语言文字系统。
     由于语言系统最本质的隐喻和转喻功能,写作才可以替换,以便遮掩创伤性记忆;也正是因为语言系统的这种替换功能,我们才可能从替换物入手,寻找到原本的主语。拉康和齐泽克所谓“征兆”,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拉康认为,“隐喻”的概念阐明了“症兆”的观念;而“转喻”的概念则阐明了欲望的来源。“隐喻”及“征兆”是心理分析能达致某些真相的原因,也是从作者笔下的自我形象和历史事件的对照来推知作家创作动机的根据。创伤性记忆及其替代物的问题涉及到的是“转喻”。
    
     结 语
    
     本文针对的是这样一个现象:作家先在作品中虚构一个自我形象,然后又去把这个自己虚构的形象认同为自己。就好像是一套自欺欺人的把戏。而拉康理论正好为这样的现象提供了一个分析的平台。本文试图从拉康镜像理论的视角入手分析杜拉斯这一类的作家创作动机。
     本文无意于批驳作品的虚构性,要求它真实。因为实际上虚构就是文艺创作的一个属性,史学记录、报告文学要求的那种符合历史事件原貌的真实,没有人会对小说做同样的要求。真实与事实不同。况且真实是有程度和维度的。要确定一个文本是否虚构,取决于用来作为虚构的参照物的真实是界定在何种意义上的。如果非要说本文是在谈虚构,那也是在谈虚构的源头,谈虚构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一种主观的、有意的倾向,尤其是在自传性的作品中。还有虚构的界限,即不能被虚构的部分在哪里,不能被内在化的记忆是哪一部分。本文也不想使用“虚构”这个概念,因为这一符号在它的长久流传和不断的界定、再界定中已经滚成一个大雪球,它一出现,必然携裹着与它相关的一个坚固的结构同时来临,这势必干扰对它的原始意义做一种廓清。本文是想试着走近它最初生成的地方,目光注视与它相关联的土壤,看它是由何种驱动力,又是怎样从包裹它的土壤中一边分离出来,一边找到自己的轮廓。
     针对诸如杜拉斯这种创作的驱动力和机制,本文引入“有意误认”来取代虚构的位置。因为杜拉斯现象很突出的一点就是:它是将“误认”作为一种目的,而不是结果。也就是说它是有意为之的。而这个“意向”所指,它的源头何在,才是本文关注的地方。“有意误认”的机制换到黑格尔本质力量对象化的问题里,就成了:在对象中反观自身。但本文强调的还有:反观能够带来自身的改变;一旦这一点得到确认,反观自身就可以作为目的。
     写作镜像场景结束后有两个成果:创作主体自身和创作出来的文本。经由文本中的自我形象,主体成达成了重构自我意识的目的。
     从有意误认的角度,我们可以体会到福柯在说到作者这个问题时提出的:“我们今天的写法摆脱了‘表达‘的必然性;它只指向自己” 是从什么意义上说的。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有的作家那么依赖于写作。正是因为写有意误认产生在想象界,只要总是处于写作的状态中,总在“写作之夜”,总是“写作中的杜拉斯”,误认就可以完成对主体的一种自由建构。但是也只有在这个场景中才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康批评弗洛伊德,认为梦并不是通向无意识的王道,是说梦的方式才是通向无意识的王道,是患者不断的言说才维持了一个精神的现实性。
    
    
    
     参考文献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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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心理学史》(上、下册) (美)托马斯.H.黎黑著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年12月版
     3.《拉康选集》 拉康 著 楮孝泉 译 上海三联出版社2001年版
     4.《后现代文化心理:拉康研究》 方汉文 著 上海三联书社2000年版
     5.《后现代精神分析》 (美)诺曼.N.霍兰德 著 潘国庆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6.《拉康 镜像阶段》 (日)福原泰平 著 王小峰、李濯凡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7.《福柯集》 杜小真 编选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
     8.《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 主编:朱立元、李钧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9.《杜拉斯传》 (法)劳拉.阿德莱尔 著 袁筱一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10.《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 (斯洛文尼亚)齐泽克 季光茂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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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格式塔心理学原理》 库尔特·考夫卡 著 黎炜 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年版
     13. 《写作》 杜拉斯 著 曹德明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版
     14. 《拉康》 玛尔考姆·波微 著 牛宏宝 陈喜贵 译 昆仑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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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苦闷的象征 出了象牙塔 》(日)厨川白村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年7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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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现代性理论的检测与防御 》张志扬 余虹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12月版
     21.《内在时间意识现象学 》(德)埃德蒙特.胡塞尔著 华夏出版社 2000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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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期刊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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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拉康:一种黑格尔式的读解》 吴琼 《外国文学》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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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拉康与分裂的主体》 严泽胜 《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
     5.《<窃信案>:文本与批评的对话》 何宁 《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4期
     6.《后现代文化心理:拉康的理论》 方汉文 《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6 期
     7.《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评述》 王国芳 《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8期
     8.《哈姆雷特之谜新解:拉康的后精神分析批评》 方汉文 《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1期
     9.《拉康的无意识与语言理论》 王岳川 《人文杂志》1998年第4期
     10.《论拉康的无意识理论》 黄作 《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11.《论拉康的真理学说》 黄作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10月号
     12.《浅论拉康的欲望理论》 禾木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13.《试论拉康的符号学心理分析理论》 方成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重庆)》1997年第3期
     14.《他者与他性——一个问题的谱系》 杨大春 《浙江学刊》2001年第2期
     15.《图解拉康能指的优越性》 张少文 《昌潍师专学报》2001年第6期
     16.《雅各•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 陈永国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4期
     17.《语言与无意识——拉康理论评述》 夏冬红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18.《作为存在哲学的现象学——试论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思想》 苏宏斌 《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19.《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与拉康》 张一兵 《学习与探索》2002年第4期
     20.《穿越拉康的魔镜》 楮孝泉 《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21.《超越现象学——列维纳斯与他人问题》 杨大春 《哲学研究》2001年第7期
     22.《参照构架:坡 、康、德里达》 (美)巴巴拉.约翰逊 (户晓辉译) 《新疆艺术》1997年第1期
     23.《观众回忆录》 伊达洛·卡尔维诺 (来源:三联出版社《我是说谎者:费里尼的笔记》)
     24.《齐泽克:批评界的一颗新星》 王逢振 《外国文学》1999年第3期
     25.《略论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孕育与生成》 高峰强 《心理学探新》2001年第2期
     26.《梅洛-庞蒂研究状况述评》 杨大春 《哲学动态》2001年第7期
     27.《解构的踪迹-法国后结构主义概论》 杨大春 《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5期
     28.《解构的保守性》 杨大春 《哲学研究》1995年第6期
     29.《丧钟为谁而鸣──德里达与哲学终结论》 杨大春 《哲学研究》1997年第8期
     30.《身体经验与自我关怀──米歇尔·福柯的生存哲学研究》 杨大春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8月号
     31.《现代性与他者的命运——福柯对理性与非理性关系的批判分析》 杨大
     《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32.《德里达学术思想述评》 杜小真 《学人》第6辑,1994年
     33.《拉康的想象域与符号域》 弗.杰姆逊
     34.《拉康与主体的消解》 赵一凡 《读书》1994年第10期
    
     ·网上搜到的没有出处的有关文章:
     1.《〈非人—时间漫谈〉》前言 (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著(罗国祥译)
     2.《现象学运动的基本意义——纪念现象学运动一百周年》 倪梁康 小雅思想网
     3.《答自己问》 史铁生 世纪沙龙论坛
     4.《拉康的说话主体理论述评》 黄作
     5.《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美学》 朱立元
     6.《一语成谶齐泽克》 王永豪 光明网社科广角
     7.《福柯论权力和主体性 》 彼特·丢斯(汪民安 译) 世纪沙龙论坛
     8.《主体与权力》 福柯 (陆兴华 译) 世纪沙龙论坛
     9.《感受现象学——浅识梅洛-庞蒂》 刘自立
     10.《精神分析笔记十四讲》 拉康 华夏心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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