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弘治年间的黄河灾害及治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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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6-04-19
二、弘治年间白昂、刘大夏对黄河的治理
1、白昂治河
弘治二年五月，黄河在开封金龙口决口，其中一支经山东曹州冲入张秋运河，“若不趁时预先整理，明年夏秋大水必至溃决旁出，有妨漕运，所系非轻”。九月，朝廷命南京兵部左侍郎白昂为户部左侍郎修治河道，要他“会同山东、河南、北直隶巡抚都御史督同三处分巡、分守、知府等官，自上源决口至于运河一带经行地方，逐一踏看明白，从长计议，修筑疏浚，应改图者从便别图，各照地方，量起军民人夫趁时兴工，务要随在有益，各为经久，不可虚应故事。”（《明孝宗实录》卷30。）
弘治三年正月，白昂考察了河南、山东一带“河流南北分行之大势”后，提出了他的治河方案：“臣以为合颍、涡二水而入于淮者，其间各有滩碛，水脉颇微，宜疏浚以杀河势，合沁水而入于徐者则以河道浅隘，不能容受，方有漂没之虞，况上游金龙等口虽幸暂淤，久将复决，宜于北流所近七县筑为堤岸，以卫张秋。”同时因为朝廷赐给他的敕书中只包括山东、河南、北直隶河道，他认为“南直隶徐、淮境内实河所经要地，议拟未及，其事尚无所统”，经朝廷批准，“于是，并以命昂”，亦归入白昂的治河范围。（白昂《论治河疏》，《明经世文编》卷80；《明孝宗实录》卷34；《明史》卷83，《河渠一》。）
白昂又推荐南京兵部郎中娄性协助治河，征发人夫二十五万，修筑了以下工程：
（1） 因当时金龙口已经淤塞，于是修筑阳武长堤，以防黄河北冲张秋运河；
（2）疏浚南面各支泛道，往南分泄黄水。一是引中牟决河出阳桥以达淮河，二是浚宿州古汴河以引黄河水进入泗水，又浚睢河自归德饮马池，经符离桥（在宿州北）至宿迁以会漕河；
（3）沿河筑堤七百里，下修减水坝；
（4）因河势多曲，截弯取直，疏浚月河十四条，约一万余丈，以分杀河势；
（5）塞决口三十六处；
（6）又以黄河向南进入淮河并非正道，恐怕淮河不能容纳黄河水流，又于鱼台、德州、吴桥修筑古长堤，以捍水势。（以上见《明史》卷83，《河渠一》。）
白昂原计划还要自东平北至兴济（今青县东南）中凿小河十二道，进入大清河及古黄河以入海，河口各建石堰，以时启闭，但未能实行。明末《明经世文编》的编者认为：“若从此议，淮无独受之患，利有十倍于小河月河者。”（李东阳《宿州符离桥月河记》一文的文中夹注，见《明经世文编》卷54。）
治河工程完工后，“使河流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达海，水患稍宁”。（《明史》卷83，《河渠一》；李东阳《宿州符离桥月河记》，《明经世文编》卷54。）弘治三年十一月白昂又对管河官员的职责作了一些规定，令扬州府管河通判常居瓜洲总管闸坝，不许回府营干他事；南北直隶、山东府州县管河官令其沿河居住，管理河道，不许别有差委；兖州府通判则令常居南旺分水地方，专管捞浅并提调各闸；山东布政司劝农参政则令兼管河道，修理疏浚。（《明孝宗实录》卷45。）这些规定有利于河道经常性的修治管理。
《明史·河渠志一》把白昂的治河思想概况为“南北分治，而东南则以疏为主”。而按照李东阳的说法，“白公既从塞议，于是培增汴堤，又疏其下流”，（李东阳《宿州符离桥月河记》，《明经世文编》卷54。）实际上是实行“北堵南分”的方针。白昂开始了明代前期“重点防北”的治河方针。
2、刘大夏治河
白昂治河后仅两年，黄河又决于金龙口，溃黄陵岗，分数道再犯张秋运道。弘治五年八月，命工部左侍郎陈政兼都擦院右佥都御史总理河道等处水道。朝廷在赐陈政的敕书上说：黄河“故道淤浅，渐徙而北，与沁水合流，势益奔放，河南兰阳、考城，山东曹县、郓城等处俱被淹没，势逼张秋运道，潦水一盛，难保无虞。廷臣屡请修浚，且言事连四省，不相统摄，须得大臣总理，庶克济事”，因而特命陈政带同工部员外郎陶嵩、署员外郎主事张谟前往治河，会同各地官员“自河南上流及山东、直隶一带直抵运河，躬亲踏勘”，加以疏浚修筑，“务使民患消弭，运道通，不可虚应故事。”（《明孝宗实录》卷66。）陈政赴任后巡历山东、河南一带，与当地官员视察河道及水灾形势，提出了他的治河方案：“今欲浚旧河以杀上流之势，塞决河以防下流之患，修筑堤岸，增广闸座”，并征集河南丁夫八万人，山东丁夫五万人，凤阳、大名二府丁夫二万人，随地兴工，分官督役。但陈政的方案奏上后不久，他就去世了。（《明孝宗实录》卷72。）
弘治六年二月，升浙江布政司左布政使刘大夏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修治决河。朝廷在赐刘大夏的敕书中说：“近年汴城东南旧道淤浅，河流北徙，合于沁水，势益奔放，河南之兰阳、考城，山东之曹县、郓城等处俱被淹没，逼近张秋，有妨运道”，因而特命刘大夏前往治河。这封敕书中还提出了黄河治理的指导思想：“古人治河只是除民之害，今日治河乃是恐妨运道，致误国计，其所关系盖非细故”，明确规定了黄河治理是为了保证漕运的畅通，这成为明清两代黄河治理的的指导方针，使四百多年来黄河治理的思想和实践受到很大的制约和束缚。从这一指导方针出发，一方面要求刘大夏到任后会同各地官员踏勘河南上流及山东、两直隶河患情况，“从长计议”，分别情况予以治理，“何处应疏浚以杀其势，何处应修筑以防其决”，“必须相度地势，询访人言，务出万全，毋贻后患”；另一方面又说“然事有缓急，而施行之际必以当急为先。今春暮运船将至，敕至尔即移文总督漕运、巡河、管河等官，约会至济宁循会通河一带至于临清，相视见今河水漫散，其于运河有无妨碍，今年运船往来有无阻滞，多方设法，必使粮运通行，不至过期，以失岁额。粮运既通，方可溯流寻源，按视地势，商度工用，以施疏塞之方，以为经久之计”，即要求刘大夏先使漕运粮船通过，才可修治河道。（《明孝宗实录》卷72。）
弘治六年十二月，巡按河南监察御史涂升也向朝廷奏上了他的治河意见书，他指出：黄河之患“或决而南则其患在河南，或决而北则其患在山东”，“然汉、宋都关中，或都大梁，河决为患不过害濒河数郡而已。今京师在北，专借会通一河漕东南之粟供军国之需，若河决而北，则漕河受患其害有不可胜言者”，实际上强调了以保漕为先的治河方针。他又提出了治河四策，一曰疏浚，他认为“夫长河西东一泻千里，非杀其势而利道之，其冲突有不可御者”，如果“水势无所分杀，遂泛溢北决”，提出在上流东南之故道加以疏浚，“凡可杀水势之处无不加疏浚之功，则正流归道，余波就壑，下流无奔溃之害，北岸无冲决之患矣”。二曰扼塞，“夫既杀水势于东南，又须筑堤岸于西北”，将黄陵岗等处旧堤“可补者补之，可筑者筑之，排障百川，悉归东南，由淮以入于海，则张秋等处无患，而漕河可保矣”。他这两条建议实际上就是“北堵南分”，在北面修堤障水，南面疏河分水，北障南分，全淮入海，其着眼点仍在“漕河可保”。三曰用人，推荐河南按擦司佥事张鼐，“治河之务请悉以付之”，四曰久任，请对都御史刘大夏“久任专信，使之展布四体，竭尽才猷，庶几久远之功可就”。涂升的这四条建议都得到了朝廷的批准，（《明孝宗实录》卷83。）他的“疏浚”、“扼塞”的治河方案基本上被刘大夏所采纳。
刘大夏受命后，经过对黄河上下千余里地势和水势的考察，提出了他对黄河形势的看法，他认为：“河南、山东、两直隶地方西南高阜，东北低下，黄河大势，日渐东注，究其下流，俱妨运道”，但“虽该上源分杀，终是势力浩大，较之漕渠数十余倍，纵有堤防，岂能容受”，而“河南所决孙家口、杨家口等处势若建瓴，皆无筑塞之理。欲于下流修治，缘水势已逼，尤难为力”，因而提出了他的治河方案：“山东、河南与直隶大名府交界地方，黄陵冈南北古堤十存七八，贾鲁旧河尚未泄水，必须修整前项堤防，筑塞东注河口，尽将河流疏道南去，使下徐沛，由淮入海。水经州县，御患堤防，俱令随处整理，庶几漕河可保无虞，民患足为有备”，他的这个方案基本上是涂升方案的翻版，北修黄陵冈古堤，导河南下，全淮入海，仍然是“北堵南分”，立足于保障漕运。刘大夏另外建议于朝神明南北各造滚水石坝一条，俱长三四十丈，中砌石块一条，长十四五里，“万一河流东决，坝可以泄河流之涨，堤可以御河流之冲。倘或夏秋水涨之时，南边石坝逼近上流河口，船只不便往来，则于贾鲁河或双河口，径达张秋北上，以免济宁一带闸河，尤为利便”。（刘大夏《议疏黄河筑决口状》，《明经世文编》卷79。）
但刘大夏刚刚兴工修治，弘治六年夏黄河又决于黄陵冈，张秋东堤复决九十余丈，大水夺汶水入海，张秋上下渺弥际天，东昌、临清一带河流几乎断流。当时许多人对治水没有信心，“讹言沸腾，谓河不可治，宜复元海运，或谓陆挽虽劳无虞”。 而“时夏且半，漕集张秋，帆樯麟次，财货山委，决口奔猛，戒莫敢越。或贾勇先发，至则战掉失度，人船没”，（王鏊《安平镇治水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120。）大水造成漕船无法北上，朝廷更为焦急，于是弘治七年五月又任命内官监太监李兴、平江伯陈锐往同都御史刘大夏治张秋河决，在赐给李兴、陈锐的敕书上仍然强调漕船不通乃“事莫急焉”，要他们务使粮船通行：“虽然事有缓急，而施行之际必以当急为先。今河既中决，运渠干浅，京储不继，事莫急焉。尔等必须多方设法，使粮运通行，不致过期以亏岁额，斯尔之能。”（《孝宗实录》卷88。）
为了筹措修河经费，除原先工部运送都御史刘大夏用于修河的抽分银两万两外，弘治七年五月又发山东、河南及直隶扬州等府官银三万一千八百余两，助修张秋决河之费，役夫每月口粮四斗五升则于附近州县预备仓粮支给，另外又因太监李兴、平江伯陈锐奏请，凡河南、山东在官钱粮除送运外，其存留者悉听取用；如尚不足，以浙江、芜湖二抽分厂税银之半接济。山东、河南京班人匠亦听存留应役，修理闸座石坝堤岸，所用砖石以粮船、民船带运城砖量留备用。（《孝宗实录》卷88。）
出于明朝的政治经济需要，刘大夏秉承朝廷的旨意，认为“治河之道，通漕为急”，（刘健《黄陵冈塞河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53。）他又根据水势，认为“是下流未可治，当治上流”，（《明史》卷83，《河渠一》。）于是在上流决口西岸开月河一道，长约三里，连接运河决口的上下游，使被阻的漕舟得以通过，“于是舳舻相衔，顺流毕发，欢声载道”。（王鏊《安平镇治水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120。）
漕船通过后，刘大夏等开始治理黄河决口。陈锐等认为，“不治上流，则决口不可塞”，（王鏊《安平镇治水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120。）“黄陵冈在张秋之上，而荆隆等口又在黄陵冈溃决之源，筑塞固有缓急，然治水法不可不先杀其势”，（刘健《黄陵冈塞河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53。）于是疏浚荥泽孙家渡口，另凿新河七十余里，道水南行，由中牟、颍川东入淮河；疏浚祥符四府营淤河二十余里，由陈留至归德分为二，一由宿迁小河口，一由亳涡河，俱会于淮河；疏贾鲁旧河四十余里，由曹县梁进口出徐州运河。
经过这些疏浚工程，实际上把下游河道分为四支，“支流既分，水势渐杀”，（刘健《黄陵冈塞河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53。）刘大夏趁势组织力量堵塞张秋运河决口。由于决口时间较长，决口较宽，塞决和整治工程十分艰巨紧张，据记载，当时在“张秋两岸东西筑台，立表贯索，网联巨舰，穴而窒之，实以土牛，至决口去，窒舰沉，压以大埽，合且复决，随决随筑，吏戒丁励，畚牐如云，连昼夜不息，水乃由月河以北”。决口筑塞后，又“缭以石堤，隐然如虹；辅以滉柱，森然如星”。（王鏊《安平镇治水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120。）弘治七年十二月，筑塞张秋决口工程告成，弘治帝特遣行人赍羊酒前往慰劳，并因太监李兴等奏请，改张秋为安平镇，建庙祭祀真武、龙王、天妃各神，赐额曰“显惠”。张秋决口虽已堵塞，但恐来春冻土融化，或雨水泛溢，仍有后患，而黄陵岗决口难以一时筑塞，弘治帝批准工部的建议，命李兴、陈锐、刘大夏先将安平镇等处河道及南旺湖水利设法疏筑修浚，培筑张秋决口及新旧河岸，务令坚厚，东昌、临清、德州一带河道逐一经理，贾鲁河、孙家渡口、四府营并马雄家口等处再加疏筑，使运道疏通，以为经久之计。（《明孝宗实录》卷95。）于是刘大夏等对兖州、东昌一带的漕河作了进一步的修治，并疏浚了南旺湖及诸处泉源。
上述工程完成后，漕运运道已经基本整治完毕，刘大夏认为“必筑黄陵岗河口，导河上流，南下徐淮，庶可为运道久安之计”，（《孝宗实录》卷97。）开始筑塞黄陵冈、荆隆口等七处决口。黄陵冈居安平镇上流，决口广九十余丈，荆隆等口又居黄陵冈上流，决口广四百三十余丈。诸口筑塞工程从弘治八年正月十五日动工，十五天即告完工。黄陵冈以上凡地属河南者，由河南兵民夫匠筑塞，以河南当地官员负责，按察副使张鼐、都指挥佥事刘胜负责荆隆口，按察佥事李善、都指挥佥事王杲负责黄陵冈，李兴、陈锐、刘大夏往来巡视，“博采群议，昼夜计画，殆忘寝食，故官属夫匠等悉用命，筑台卷埽，齐心毕力，遂获成功焉。”其中黄陵冈屡合屡决，最为难塞，特筑高七丈，厚三丈五尺的大堤三重，严加防护。（刘健《黄陵冈塞河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53。）黄陵冈、荆隆口等处均为黄河之“喉襟要地”，诸口筑塞后，黄河上流河势复归兰阳、考城，分流经徐州、归德、宿迁南入运河，会淮水东注于海，恢复了黄河的南流故道。（《孝宗实录》卷97；《明史》卷83，《河渠一》。）
为了防止黄河以后再向北决，使“河流恒南行故道，而下流张秋可无溃决之患”，（刘健《黄陵冈塞河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53。）刘大夏等又于黄河北岸筑长堤二道，大名府长堤起于河南胙城，历滑县、长恒、东明等处，又经山东曹州曹县，直抵河南虞城县界，长三百六十里；荆隆等口新堤起自于家店及铜瓦厢、陈桥抵小宋集（今兰考县东），长一百六十里，其石坝均特为培筑坚厚。这一黄河北岸大堤后来称为太行堤，成为黄河北岸的屏障，“而溃决之患于是息矣”，（《孝宗实录》卷97；《明史》卷83，《河渠一》。）河南、山东境内的黄河灾害因而大为减少。
黄陵冈等处决口及北岸长堤工程均于弘治八年二月完工，三月弘治帝又因太监李兴奏请，建黄河神祠以镇之，赐额曰“昭应”，令有司春秋致祭。（《孝宗实录》卷98。）
太行堤建成后，刘大夏等认为两堤绵亘甚远，黄河如果失事，必然仍将冲击张秋，威胁运河，又在旧决口以南建减水坝，“植木为杙，中实砖石，上为衡木，著以厚板，又上墁以巨石，屈铁以键之，液糯以埴之”，坝均宽十五丈，“又其上甃石为窦，五梁而涂之，梁可引缆，窦可通水，俾水溢则稍杀冲啮，水涸则漕河获存，庶几役不重费，而功可保”。减水坝工程始于弘治八年二月，四月完工，用夫一万六千人，巨石一万有奇，粗者倍之，巨木三千，小者十五倍，铁一万一千斤，由山东左参政张缙、按察司佥事廖中、都指挥佥事丁全等人负责。（李东阳《安平镇减水石坝记》，《明经世文编》卷54。）
弘治八年七月，内官监太监李兴、平江伯陈锐、都御史刘大夏回京。至此，这次黄河大水灾修治工程最终完成，有关官员均予以升赏奖励。
十月，李兴、陈锐、刘大夏又提出了关于河防和漕运的六条建议。一为漕河水利全藉泰山诸泉接济漕船粮运，要求按照先年旧例禁止豪强军民将南旺等湖决堤泄水用来种载庄稼，或阻遏泉源以资灌溉；二因南北运河依靠汶水分流接济，必须藉各闸积水按时启闭，方可行船，要求申明列圣诏旨，严格禁止官员随到随开，以致粮运阻滞，确保漕运粮船顺利通过；第三认为管河官员责任太轻，事多掣肘，要求敕令河南管河副使张鼐、大名府带管堤防参政李瓒按照管河、管屯官事例常川巡视，听其便宜行事，巡抚等衙门不得有所阻扰；四建议安平镇、黄陵岗、荆隆口及新筑于家店以下堤防俱用人守视，水涸则积土备用，水涨则防护修筑，如有重大工程，临时调集附近丁夫协同修理；第五指出大名府所筑长堤必须递年增修，才能保证长久安全，要求下令参政李瓒将所属堤北人户编定班次，每年农隙之时调发若干增修一月，堤北军屯与寄居人户也同样从轻编定，轮流调发，以免起夫科扰之弊；第六指出济宁迤北南旺开河、戴家庙一带比其他地方更为紧要，安平镇地方土脉疏薄，新筑决口尤须提调官员不时检点，如自济宁至通州一千八百余里仅由一人提调管理，恐致误事，要求将运河分为三段，南北各设工部郎中一员，中间增设通政一员提调管理。这六条建议经工部复奏，全部为明孝宗批准。（《孝宗实录》卷105。）
弘治六年到八年刘大夏对黄河的治理，进一步推行了白昂“重点防北”的治河思想，确立了“北堵南分”的治河策略，北岸堤防开始形成，向南则分支泄洪。刘大夏的这次治河，基本消除了黄河自河南境和山东境内向北决口的威胁，张秋一带运河的安全得到了保证。
弘治中刘大夏筑断黄陵冈，清代学者胡渭在他的《禹贡锥指·例略》中称之为黄河史上的第五大变迁，认为形成了以一淮受全黄之水的局面。（第一次大变为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决于宿胥口；第二次为王莽新朝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黄河决东去，由千乘入海；第三次为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黄河决于澶州商胡埽，分为北、东二支；第四次为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黄河决阳武而东，入梁山泊分为南北二支。）这种说法多被后来的学者承袭。但经现代学者的研究，胡渭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参见岑仲勉《黄河变迁史》第15—23页、第474—478页。）因为以淮河受全黄河之水并不是始于刘大夏治河，早在南宋建炎二年（金天会六年，1128年）为了阻止金兵南进，东京留守杜充决开黄河，黄河即由泗水进入淮河，这才是黄河历史上长期南流入淮的开始。即使在弘治前，虽然黄河多次进行南北摆动，但明初黄河大部分时间还是夺淮入海。现在的黄河史、水利史著作基本上不再采用胡渭的这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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