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共和国水利建设成就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4-24
一、引言
中国土地辽阔，河流众多。我们祖先最早便是于黄河两岸定居生息，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化，从远古流传至今，生生不息。可见河流对我国的贡献，比海洋、湖沼、山川等要大得多呢！
然而河流既有利之处，也有弊处。自古以来，水患是一直存在的问题，就如去年的长江水灾一样，破坏了无数的家园，淹没了无数的农田、土地。不少人家破人亡。长江洪水成因于暴雨，因为长江流域气候特征是季风气候，因季风而形成降水，并多以暴雨形式出现，一旦下游宣泄不通便形成水灾。
上古时代曾有大禹治水，及后洪水依然为患，至现在还是一个大问题。因此水利工程对中国的经济、农业、工业等都极为重要。古时治水皆着重于“蓄”，忽略了“排”，光是蓄水而不排涝泄洪。此举只能治标，而非治本。河流与人类的关系相当密切，经济、航运、农业、发电、工商业等皆与水利的建设有密切关系，所以必须搞好水利工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大量投入资金、人力及物力，积极建设水利工程。至1980年已建成了大量的防洪、灌溉、排涝、发电等多项工程。其中主要有葛洲堤水利枢纽工程、三峡水利工程及三门峡工程等，决心将害河变为造福社的利河，解决水患，促进经济的发展。
二、中国水利事业
水利这一名辞首见于史记河渠书，1 也就是武帝时塞瓠子决口之后，在上位者才争相谈论水利。河渠书上曾引用《夏书：禹抑鸿水》所叙述禹引洪沟，通达汉云梦，三江五湖以及菑济，往下到凿离堆，泾水再到汉代时候的穿漕渠，阻塞河堤溃决等。也就是一切如防洪、灌溉、漕运等事业，对水的控制以及水的利用已经完全包含了，与今日水利工程专家有着相同的目标与理想。
古时人们已经了解治水能防止洪水灾害，进而加以控制利用。所以当时已有水利专业人员出现，他们对治水有一套规划、理念。以当时治水的主旨以及法则而言，自神禹以来，不断根据当时的需要以及形势而时常改进，但是治水主要还是可分为疏、引、导、防及束等阶段。到今日这时代则谈论到蓄水间题而为第六阶段，每一个阶段并非不兼用其它治水方法，而治水不外乎以上所述六种方法相互为重用，也就是时势的趋向。但若择要举纲，六个阶段亦有其可划分的界线。例如今日谈论水利是偏重于蓄水，并不表示古人不知蓄水，只是当时筑坝的技术未达完善，因此无法谈论蓄水的问题。常谓洪范所称“鲧鄄洪水，汨陈其五行”之鄄，即是筑坝，而不是筑堤。如通鉴纲目载“鲧乃大兴徒役，作九仞之城，九年迄无功。”这些都已很明白的表示并非后世所说的堤防。现在将每一个治水阶分述于下：
第一治水阶段：疏排时代，禹有鉴于鲧用围堵法治水失败，因而应用排疏法治水，从禹治水成功的那年起（公元前2268年）直到魏文候任李惺为相之年总共为1866年，是为第一期，此一阶段治水以排除水患为主，而禹的时候黄河第一次改道，是在其最后二百年中（公元前602年）。
第二治水阶段：引灌时代，目的在引水灌溉农田，中等河流大多开凿用来灌溉，即贾让治河三策，其中策实际上是引用河水来灌溉农田。有所谓“旱则开东方下水门溉冀州，水则开西方高门分河流。”水利二字，也是在此期中所酿成。第二阶段上至引漳之时，下至王景治河之年（公元67）共479年。2 在这时期，以西门豹引漳江到王景治理汴江，并不是说在此期以前中国没有灌溉，或在此时期之后中国不再谈论灌溉；更不是说自此以后，中国不再谈论防洪与排水。只是在此一时期中，水利工程专家们谈论水利问题时以引水灌溉为主要目标。
第三治水阶段：导运时代，自引溉期而踏入导运时代的开展，实在受到时势推动而进入导运阶段。其目的在沟通长江，淮河的运道，通漕运。而该期间最大的成就，为王景治理黄河，经历981年之后才改道，而中国的南北大运河也在此期中完成，该期终于贾鲁治河之年（公元1351年）共1800年。
第四治水阶段：防守时代，自导运时代进入防守时代，河道的变迁与政治重心的南移实为其主因。由于政局混乱，以致河堤长期失修而发生洪患。及后，贾鲁治河努力于修守，3 但黄河改道非常频繁，故不免疲于奔命，因此这个时期最为短促。至潘季驯出现，4 治河技术才更进一步。他提倡束水攻沙的方法，在其第三次任总理河道时所应用，所以就以此年为划分时代的界线。共227年。
第五治水阶段：束约时代，这时期可说是防守时期的延伸与发展，此一期实际上仍然以治河工程为要，而治河工程重点于防守。这阶段强调治河必先治沙。从潘季驯到清末共333年。5
第六治水阶段：中国的水利事业，如上所述，自大禹治水以来四千多年，历代都有创造并加以发扬。西方对治水亦很有成就，文艺复兴时期雷河那多达芬奇 （Leonardo da Virci 1452-1519） 所著的《水的流动与量计》一书，被传教士传到中国。而熊三拔所著的《泰西水法》于公元1612年印制发行，广泛流传。当时明朝大学士徐光启常与西来教士交游，更研究《泰西水法》等有关治水书藉，有志应用于世，可惜清廷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直到鸦片战争才打开海禁，因此使中国的水利学者，无法再吸取泰西的新智识，以致水利事业停滞不前达三百年之久。6
1949年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进行了多次的治水工程。淮河、黄河、长江、运河、辽河、松花江、珠江，七大流域都先后进行规划治理。不论筑坝防洪发电，修堰引水灌溉，国家参与程度，群众动员人数和总投资额，都远远超过了历代，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据统计，由1952年至1980年近三十年间，国家用于水利的资金近800亿元，其中地方及社队自筹也近之百亿元。建成大量的防洪、灌溉、排涝、发电等工程设施。主要是：整修、新修堤防、圩垸、海塘165,000公里；疏浚整治排水河道，开辟排水出路；修建大型水闸241座；建成大、中小型水库56,000万座（解放前有大中型水库23座），塘坝640万处，总库容量达4000亿立方米（包括电力投资的库容1100亿立方米）；建设万亩以上灌区5000多处；机电排灌动力由解放初的9万多马力发展到7000多万马力；机电井从零开始发展到209万眼；水利结合发电装机900万千瓦。
这些水利工程发挥其效益，初步控制了普遍的洪水灾害，延迟黄河的决口时间，稳定七大流域。另外，农业方面亦得到发展，全国灌溉面积由解放初的2.38亿亩发展到7.1亿亩，灌溉耕地的粮食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三分之二；初步治理了易涝地2.6亿亩，占全部易涝耕地面积76%。其次，每年为工业和城市人民生活提供的水量达数百亿立方米，解决饮用水的问题。7
1997年全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累计收入各类资金370亿元，比上年增加6.3%。全国新增灌溉面积2092万亩，新增和改善除涝面积1716万亩，修复水毁工程34.8万处；新建、维修、加固水库1.31万座，堤防和渠道28万公里。
1997年乡镇水利完成总投资13亿元，新建工程142项，新增日供水能力110多万立方米，受益人口177万人，解决了1000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困难。
1980年全国小水电发电量达127.19亿度，占全国农用量的39.62%。小水电已经成为农村的重要能源。
1997年水利系统新开工中小水电站120万千瓦，建设规模达800万千瓦，完成投资160亿元，新增装机18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过800亿千瓦时，均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8
1981年全国水利管理会议提出，把水利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管理上来。此后，各地水利部门集中精力加强了对现有水利工程的管理。例如：“三查三定”，查安全，定标准；查效益，定措施；查综合经营，定发展计划。又推行经济责任制，以调动管理单位和职工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工程经济实效。各地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积极利用自己管謢范围内的水土资源、设施、人力和潜力，开展综合经营，实行为社会创造财富，为管理单位增加收入，为职工改善生活，提高管理单位经费自给率。据统计，1982年国家管理单位多种经营收入已达八亿多元，全国已有一半以上的省、市、自治区实现了自给或自给有余。另外，各地继续贯彻国家农委批转水利部《关于在全国加强农田水利工作责任制的报告》精神。至年底，全国已有60%以上的农田水利工程实行了不同形式的管理责任制。其中山东、山西、四川、贵州等省，由于领导的重视，因而点带面，分类指导，进展较快，成效也较大。实行管理责任制的成效是：1、从根本上解决了无人管理的问题，促进了水利工程的维修和养护；2、管理人员的责、权、利的结合，提高了积极性，增强了责任感；3、设备完好率提高，能源消耗减少，用水成本降低。与此同时，在农田水利建设中还普遍推行了以合同制、承包制和按受益面积分摊任务到户的农田水利建设责任制，改变了过去吃“大锅饭”的作法。9
一般来说，我们只知道“大跃进”是与“大炼钢铁”联系在一起的。其实在“大跃进”的年代里还有“大兴水利”和“大搞群众运动”，这是与“大炼钢铁”并驾齐驱的内容。1959年展开的“水利运动”又简化成“建库修坝运动”，有统计说，现在的水利设施，大部份都是以前“水利运动”所留下的产物。据《中国水利年鉴》统计，1990年底共有水库83,387座，其中库容大于1亿立方米的大型水库有366座，而1000万至1亿立方米的中型水库则有2499座，1000万立方米以下的小水库就有80,522座。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七十年代初，水利还有一次“小跃进”，建成了一批水坝，当时之水库的数量多不胜数，堪称世界之最。10
1997年引入水利部重点工程建设共14项。其中引入国家重点工程水利项目的有：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江垭水利枢纽工程、治淮骨干工程、治太骨干工程、疏勒河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共8个项目。1997年，这8项国家重点工程共投资813,946万元。11
中国土地辽阔，河流众多。我们祖先最早便是于黄河两岸定居生息，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化，从远古流传至今，生生不息。可见河流对我国的贡献，比海洋、湖沼、山川等要大得多呢！
然而河流既有利之处，也有弊处。自古以来，水患是一直存在的问题，就如去年的长江水灾一样，破坏了无数的家园，淹没了无数的农田、土地。不少人家破人亡。长江洪水成因于暴雨，因为长江流域气候特征是季风气候，因季风而形成降水，并多以暴雨形式出现，一旦下游宣泄不通便形成水灾。
上古时代曾有大禹治水，及后洪水依然为患，至现在还是一个大问题。因此水利工程对中国的经济、农业、工业等都极为重要。古时治水皆着重于“蓄”，忽略了“排”，光是蓄水而不排涝泄洪。此举只能治标，而非治本。河流与人类的关系相当密切，经济、航运、农业、发电、工商业等皆与水利的建设有密切关系，所以必须搞好水利工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大量投入资金、人力及物力，积极建设水利工程。至1980年已建成了大量的防洪、灌溉、排涝、发电等多项工程。其中主要有葛洲堤水利枢纽工程、三峡水利工程及三门峡工程等，决心将害河变为造福社的利河，解决水患，促进经济的发展。
二、中国水利事业
水利这一名辞首见于史记河渠书，1 也就是武帝时塞瓠子决口之后，在上位者才争相谈论水利。河渠书上曾引用《夏书：禹抑鸿水》所叙述禹引洪沟，通达汉云梦，三江五湖以及菑济，往下到凿离堆，泾水再到汉代时候的穿漕渠，阻塞河堤溃决等。也就是一切如防洪、灌溉、漕运等事业，对水的控制以及水的利用已经完全包含了，与今日水利工程专家有着相同的目标与理想。
古时人们已经了解治水能防止洪水灾害，进而加以控制利用。所以当时已有水利专业人员出现，他们对治水有一套规划、理念。以当时治水的主旨以及法则而言，自神禹以来，不断根据当时的需要以及形势而时常改进，但是治水主要还是可分为疏、引、导、防及束等阶段。到今日这时代则谈论到蓄水间题而为第六阶段，每一个阶段并非不兼用其它治水方法，而治水不外乎以上所述六种方法相互为重用，也就是时势的趋向。但若择要举纲，六个阶段亦有其可划分的界线。例如今日谈论水利是偏重于蓄水，并不表示古人不知蓄水，只是当时筑坝的技术未达完善，因此无法谈论蓄水的问题。常谓洪范所称“鲧鄄洪水，汨陈其五行”之鄄，即是筑坝，而不是筑堤。如通鉴纲目载“鲧乃大兴徒役，作九仞之城，九年迄无功。”这些都已很明白的表示并非后世所说的堤防。现在将每一个治水阶分述于下：
第一治水阶段：疏排时代，禹有鉴于鲧用围堵法治水失败，因而应用排疏法治水，从禹治水成功的那年起（公元前2268年）直到魏文候任李惺为相之年总共为1866年，是为第一期，此一阶段治水以排除水患为主，而禹的时候黄河第一次改道，是在其最后二百年中（公元前602年）。
第二治水阶段：引灌时代，目的在引水灌溉农田，中等河流大多开凿用来灌溉，即贾让治河三策，其中策实际上是引用河水来灌溉农田。有所谓“旱则开东方下水门溉冀州，水则开西方高门分河流。”水利二字，也是在此期中所酿成。第二阶段上至引漳之时，下至王景治河之年（公元67）共479年。2 在这时期，以西门豹引漳江到王景治理汴江，并不是说在此期以前中国没有灌溉，或在此时期之后中国不再谈论灌溉；更不是说自此以后，中国不再谈论防洪与排水。只是在此一时期中，水利工程专家们谈论水利问题时以引水灌溉为主要目标。
第三治水阶段：导运时代，自引溉期而踏入导运时代的开展，实在受到时势推动而进入导运阶段。其目的在沟通长江，淮河的运道，通漕运。而该期间最大的成就，为王景治理黄河，经历981年之后才改道，而中国的南北大运河也在此期中完成，该期终于贾鲁治河之年（公元1351年）共1800年。
第四治水阶段：防守时代，自导运时代进入防守时代，河道的变迁与政治重心的南移实为其主因。由于政局混乱，以致河堤长期失修而发生洪患。及后，贾鲁治河努力于修守，3 但黄河改道非常频繁，故不免疲于奔命，因此这个时期最为短促。至潘季驯出现，4 治河技术才更进一步。他提倡束水攻沙的方法，在其第三次任总理河道时所应用，所以就以此年为划分时代的界线。共227年。
第五治水阶段：束约时代，这时期可说是防守时期的延伸与发展，此一期实际上仍然以治河工程为要，而治河工程重点于防守。这阶段强调治河必先治沙。从潘季驯到清末共333年。5
第六治水阶段：中国的水利事业，如上所述，自大禹治水以来四千多年，历代都有创造并加以发扬。西方对治水亦很有成就，文艺复兴时期雷河那多达芬奇 （Leonardo da Virci 1452-1519） 所著的《水的流动与量计》一书，被传教士传到中国。而熊三拔所著的《泰西水法》于公元1612年印制发行，广泛流传。当时明朝大学士徐光启常与西来教士交游，更研究《泰西水法》等有关治水书藉，有志应用于世，可惜清廷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直到鸦片战争才打开海禁，因此使中国的水利学者，无法再吸取泰西的新智识，以致水利事业停滞不前达三百年之久。6
1949年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进行了多次的治水工程。淮河、黄河、长江、运河、辽河、松花江、珠江，七大流域都先后进行规划治理。不论筑坝防洪发电，修堰引水灌溉，国家参与程度，群众动员人数和总投资额，都远远超过了历代，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据统计，由1952年至1980年近三十年间，国家用于水利的资金近800亿元，其中地方及社队自筹也近之百亿元。建成大量的防洪、灌溉、排涝、发电等工程设施。主要是：整修、新修堤防、圩垸、海塘165,000公里；疏浚整治排水河道，开辟排水出路；修建大型水闸241座；建成大、中小型水库56,000万座（解放前有大中型水库23座），塘坝640万处，总库容量达4000亿立方米（包括电力投资的库容1100亿立方米）；建设万亩以上灌区5000多处；机电排灌动力由解放初的9万多马力发展到7000多万马力；机电井从零开始发展到209万眼；水利结合发电装机900万千瓦。
这些水利工程发挥其效益，初步控制了普遍的洪水灾害，延迟黄河的决口时间，稳定七大流域。另外，农业方面亦得到发展，全国灌溉面积由解放初的2.38亿亩发展到7.1亿亩，灌溉耕地的粮食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三分之二；初步治理了易涝地2.6亿亩，占全部易涝耕地面积76%。其次，每年为工业和城市人民生活提供的水量达数百亿立方米，解决饮用水的问题。7
1997年全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累计收入各类资金370亿元，比上年增加6.3%。全国新增灌溉面积2092万亩，新增和改善除涝面积1716万亩，修复水毁工程34.8万处；新建、维修、加固水库1.31万座，堤防和渠道28万公里。
1997年乡镇水利完成总投资13亿元，新建工程142项，新增日供水能力110多万立方米，受益人口177万人，解决了1000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困难。
1980年全国小水电发电量达127.19亿度，占全国农用量的39.62%。小水电已经成为农村的重要能源。
1997年水利系统新开工中小水电站120万千瓦，建设规模达800万千瓦，完成投资160亿元，新增装机18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过800亿千瓦时，均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8
1981年全国水利管理会议提出，把水利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管理上来。此后，各地水利部门集中精力加强了对现有水利工程的管理。例如：“三查三定”，查安全，定标准；查效益，定措施；查综合经营，定发展计划。又推行经济责任制，以调动管理单位和职工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工程经济实效。各地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积极利用自己管謢范围内的水土资源、设施、人力和潜力，开展综合经营，实行为社会创造财富，为管理单位增加收入，为职工改善生活，提高管理单位经费自给率。据统计，1982年国家管理单位多种经营收入已达八亿多元，全国已有一半以上的省、市、自治区实现了自给或自给有余。另外，各地继续贯彻国家农委批转水利部《关于在全国加强农田水利工作责任制的报告》精神。至年底，全国已有60%以上的农田水利工程实行了不同形式的管理责任制。其中山东、山西、四川、贵州等省，由于领导的重视，因而点带面，分类指导，进展较快，成效也较大。实行管理责任制的成效是：1、从根本上解决了无人管理的问题，促进了水利工程的维修和养护；2、管理人员的责、权、利的结合，提高了积极性，增强了责任感；3、设备完好率提高，能源消耗减少，用水成本降低。与此同时，在农田水利建设中还普遍推行了以合同制、承包制和按受益面积分摊任务到户的农田水利建设责任制，改变了过去吃“大锅饭”的作法。9
一般来说，我们只知道“大跃进”是与“大炼钢铁”联系在一起的。其实在“大跃进”的年代里还有“大兴水利”和“大搞群众运动”，这是与“大炼钢铁”并驾齐驱的内容。1959年展开的“水利运动”又简化成“建库修坝运动”，有统计说，现在的水利设施，大部份都是以前“水利运动”所留下的产物。据《中国水利年鉴》统计，1990年底共有水库83,387座，其中库容大于1亿立方米的大型水库有366座，而1000万至1亿立方米的中型水库则有2499座，1000万立方米以下的小水库就有80,522座。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七十年代初，水利还有一次“小跃进”，建成了一批水坝，当时之水库的数量多不胜数，堪称世界之最。10
1997年引入水利部重点工程建设共14项。其中引入国家重点工程水利项目的有：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江垭水利枢纽工程、治淮骨干工程、治太骨干工程、疏勒河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共8个项目。1997年，这8项国家重点工程共投资813,946万元。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