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逻辑重获哲学意义（1912-1916）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5-29
1．走向一种哲学的逻辑
1912年到1916年间海德格尔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在其中他探讨了盛行的主要逻辑理论，并涉及到逻辑在一些学说——新经院主义、新康德主义的“批判唯心主义”（先验逻辑或作为第一哲学的认识论）、奥·屈尔佩（O.Külpe）的“批判实在论”和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形而上学基础。[1]在所有这些观点中，范畴理论都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受亚里士多德或者是康德的激发，逻辑理论试图说明使得经验科学知识得以可能的概念，以及知识的“客观有效性”的基础。于是，逻辑学并非仅仅研究论证的形式特征，作为先验逻辑学或“真理的逻辑学”，它包纳了知识论和科学的所有基本问题。即便是新经院主义者（他们将逻辑学从属于形而上学）的观点，也是通过知识的可能性的条件这一先验问题而展开的，虽然他们想重新赋予“先验的”这一术语以中世纪的超越性（transcendentia）所包含的前康德主义内涵，以恢复作为规定存在者的范畴的本体论意义。[2]海德格尔对这一讨论的最为原创性的贡献，即他1915年的《教职论文》及1916年关于它的“结论”（“即范畴问题”——译者注），显示了他在新康德主义的和新经院主义的逻辑学之间寻求一条独立道路的紧张努力。
这个主要文本，[即《教职论文》或《邓?司各脱的范畴和意义理论》——译者注]重新审视了海德格尔的博士论文中悬而未决的一个问题，粗略说来，即确定逻辑和语法的关系。海德格尔已提出过这样的论点：“逻辑学的真正准备性的工作并非是凭借对表象的起源和组成的心理学研究，而是凭借对词语意义的毫无歧义的界定和澄清而赢得的。”（《全集》1卷186页）[3]但是何谓意义呢？这一准备性工作同哲学的结合要求从范畴上将意义与口头的、书面的或思维的符号区分开来，这转而要求一种普遍的范畴理论。海德格尔受到“现代[逻辑]研究的视角”（《全集》1卷202页）的明确引导，在《邓·司各脱的范畴和意义理论》中进行的重构，其目的就在于阐明这两个问题。[4]司各脱的范畴理论使得海德格尔提出了如下观点：“意义（significations, Bedeutungen）研究的首要意旨是……作为有效意义的真理”（《全集》1卷307页）。由于转向真理“不可避免地要求确定意义领域和对象的存在之间的关系”（《全集》1卷307页），所以海德格尔就设法保留了司各脱的范畴的本体论特征。但是海德格尔在这个主要文本中所进行的重构与其说是受了存在论观点的引导，毋宁说是受了新康德主义的批判唯心论的指引。因为（正如海德格尔在1912年所指出的）逻辑学是“理论的理论”（《全集》1卷23页），它有（正如他在1915年所说的） “超出可认知的或被认识的对象世界的绝对优先性”（《全集》1卷279页）。逻辑学是第一哲学。
但是在《范畴问题》中出现了另一条注释，这是海德格尔在1916年发表关于邓·司各脱的书时附的一条简短结论。在此海德格尔对“范畴问题的系统结构”进行了一次有限的、“准备性的审查”，它又引出了“这个问题及其背景的基本潜力”（《全集》1卷300页）。这个主要文本中的论述已经是“严格概念式的了”，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片面的”，它“有意识地排除了一系列更为纵深的形而上学问题”（《全集》1卷400页），有“对知识问题进行形而上学解决”的要求（《全集》1卷403页）。“如果从长计议的话”，哲学，包括逻辑学，不能“缺少它的真正眼力（optic）——形而上学”（《全集》1卷406页）。这样，由于对“形而上学”解决办法的需求，逻辑学的“绝对优先性”似乎被打了折扣。先验逻辑必须在“超逻辑的背景”中被审视（《全集》1卷405页）。因此，《范畴问题》确认了预示着一种形而上学的三个问题域，根据这种形而上学，已经抛弃了心理主义和语法主义的海德格尔相信能够恢复逻辑学的哲学意义，让逻辑重获哲学意义。
让逻辑学重获哲学意义的筹划并非仅限于海德格尔的学生时代。在他的1912年关于逻辑理论的评论中，海德格尔问道：“何谓逻辑？”，并回答道：“在此我们已经站在了一个问题面前，这问题的解决留待将来”（《全集》1卷18页）。十五年后，在他题为《现象学的基本问题》的讲座课程中，海德格尔依然吁求一种“逻辑自身问题的彻底概念”（《全集》24卷252页）。海德格尔提出了如下观点：无论胡塞尔的现象学还是拉斯克的范畴理论，都没能公平地对待在“事情本身”的压迫下，在对逻辑的哲学探究中出现的“本体论问题”（《全集》24卷253页）（这也暗示了他的早期作品所受的两个主要影响）。如果毕竟要“使逻辑再次进入哲学”的话，人们必须首先克服黑格尔的“本体论向逻辑学的还原”，并且审问何谓逻辑，何谓逻各斯的存在（《全集》24卷254页）。
两年前 ，当海德格尔开设他的题为《逻辑学——真理之追问》的讲座课程,通过批判当代“学院逻辑”将“所有的哲学,即所有的发问和探究”(《全集》21卷12页)都置诸脑后的做法，就已把这一问题提出来了。作为一门在哲学专业内安逸的学科,逻辑“科学”实际上是无根基的,它自身的对象、它的科学领域一片混乱。把它界定为关于逻各斯的科学，也就是关于论证、言说、句子和命题的科学，并没有将它与其它研究这些东西的科学区分开来，除非人们补充说逻辑学特别地与“关于真理”的逻各斯有关。其它科学通过在方法论上探讨它们的对象来寻求“真的东西”；严格说来，只有逻辑学才是真正的关于“真理”本身的科学（《全集》21卷7页）。因此，如果逻辑学“想成为一种科学研究的形式，一种哲学化的逻辑学”，那么它“最为应当关注的”不是进一步发展技巧，而是“真理的源初存在”，即成为真的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全集》21卷12页）。让逻辑重获哲学意义就是通过确定真理的存在，重新在逻辑和存在问题之间建立起由亚里士多德提出并由康德予以革新的关联。
当海德格尔在1916年确认范畴问题的潜力时，真理概念就已经支配着他的观点了。但是他对一种“真理问题的形而上学”（《全集》1卷402页）的吁求仅仅是点明了《教职论文》和它的“结论”之间的紧张状态。一方面，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诉求表明了它向新经院主义的靠近，但主要文本中的论证却排除了一种新经院主义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解决办法；另一方面，将形而上学聚焦于真理问题，就保持了主要文本中“作为逻辑上有效的意义的”真理之优先性，这是一种批判主张，但却不带有新康德主义的那种将形而上学完全从属于逻辑学的企图。[5]这样，先验逻辑真理论为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的有计划的迈进设定了条件，但是他所主张的[逻辑与形而上学之间的]牵强妥协却不能保留了。要让逻辑重获哲学意义，最终还是要诉求于形而上学之外的东西，这就是《存在与时间》中的“存在论”。对于如何看待范畴问题，海德格尔提出了一些论点：本文就试图说明与之相关的一些东西。这就要求，首先以通向真理的先验逻辑方式揭露出它们的起源。
2．真理问题
康德已对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做了区分，他指出：形式逻辑为真理提供了一个“否定性的条件”（没有它我们的思维就不能同自身相一致），而先验逻辑则提供了没有它们我们的思想就不会“与任何对象相关联”的条件，所以它是“真理的逻辑”。[6]如果说前者涉及的是思维的先天句法，那么后者则与其先天语义学有关。承认了“关于真理的名义上的定义，即真理是认知与其对象的符合”7，康德的范畴就成了作为一致或符合的真理的可能性的条件。在这一框架内，新康德主义者和新经院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就呈现为下面的问题：是否真理的逻辑学需要在“本体论的真理”(ens tanquam verum)，也即在作为判断的尺度的形而上学的对象概念之中奠基。能对一致性给出一种纯逻辑的解释吗？双方都承认仅仅分析真理的结构是不够的，还必须进一步揭示对真理的认知性把握，对被认知者的认知是如何可能的。但是如果去认识就是去把握思想和事物、判断和对象之间的一致性，那么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海德格尔在1914年对森特罗尔（Sentroul）的《康德与亚里士多德》的评论中，引用此书中“真理问题的二律背反”（antimony in the problem of truth） （《全集》1卷51页）的说法来说明这个问题：“或者人们拥有为真理所必需的比较的两要素，即思想和事物，但却没有比较它们的可能性；要不就是人们可以进行实际的比较，但却不是在所需要的两要素之间”(《全集》1卷51页)。在第一种情况下，判断和思想被视为一种实在的现存者（real existent）、某种主体的行为，而对象则被视为是独立于认知过程的同样实在的现存者。但是，由于比较自身恰恰是另外一种主体行为，因此即使作为一致性的真理被赢得了，要知道（know）是否确实如此也是不可能的。第二种情况设定,一种在判断和被给予知觉的事物之间的比较可以进行，但是由于被给予的东西不能先天地被确证为真实的事物，因此比较不是在“所需要的两要素之间”进行的。
由森特罗尔倡导的新经院主义的解决办法求助于本体论真理的观念，即“‘所是的东西’与‘所是者’之间的一致性的”形而上学“关联”（《全集》1卷52页）。在此，判断被认为与一种 “客观的对应物”相一致，而这种对应物“以某种方式必定是事物本身”。对海德格尔来说这不是什么解决办法，他问道:“何为客观的对应物？它的客观性何在？”（《全集》1卷52页）。于是海德格尔提出了经典的新康德主义问题。虽然他也想走向一种存在论真理的理论，但他发现前批判哲学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实在论在认识论上是不充分的。它的“认知对象”的概念“是一个形而上学的赘疣”（《全集》1卷50页），它也没能公正地对待实际科学：“甚至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经院主义哲学也没有导向科学的理论。”（《全集》1卷53页）。海德格尔不想借助于返回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实在论来解决这个二律背反。
这样还剩两种可能性：怀疑主义，否则就是对一致性的纯“逻辑的”解释，这种解释在揭示了对象是如何可能被认知的同时保持了它的真正先验性。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海德格尔提出了这样一种解释：“如果[判断的]有意义的内容可以有效地决定判断的对象的话，那么判断是真的或是假的。如果存在（res）被理解为对象，而认知（intellectus）被理解为决定性的有意义的内容的话，那么古老的真理概念——认知与存在的符合（adaequatio rei et intellectus）——就能以一种纯逻辑的方式被解释（《全集》1卷176页）。这又如何能够避免二律背反呢？显然，主要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对象”。如果它被形而上学地理解，那么结果是教条主义；如果将其理解为主体的表象，那么结果就是怀疑主义。要让知识是可能的，逻辑的对象就必定是事物本身；不过，这事物本身与认知有一种本质的（先天的）关联。
在海德格尔的《教职论文》中，对象的逻辑特征成了一个主导性的问题。范畴理论是一种关于对象的对象性的理论（《全集》1卷 216页）。在真理问题的范围内，它必须提供那些让人理解何为（are）对象的原则。因此它具有如此的重要性，以至于它们能作为衡量知识的尺度。由于此问题预示了下文的探讨，这里就先行指出海德格尔的观点的这样两个方面：
第一，解决这个二律背反部分地涉及到这样一个见解，即以现象学的 “充实”（Erfüllung）观念来代替“比较”这一有误导性的隐喻。正如海德格尔在1912年指出的那样：真理是一个“‘意向性思想’是否被对象所充实”（《全集》1卷35-36页）的问题。但是，为了充实判断，对象必须是什么样呢？关于这一点，以上这个见解什么也没说。什么是认知性关联？海德格尔以如下的反心理主义的论题开始：判断是“有意义的内容”（significative content），它既不是心理行为也不是语法结构，而是“有效的意义”(valid meaning)（《全集》1卷31页）。有意义的内容就能够是真的或是假的。到1915年海德格尔提出了如下观点：决定判断是真是假的东西，即对象，是“被给予者的有意义的内容，是被单纯直观着的事态”（the intuited state of affairs simpliciter）（《全集》1卷273页）。
于是，第二方面就涉及到这被给予者的有意义的内容。对被给予性的诉求使得海德格尔的立场同教条主义的形而上学实在论区分了开来，但是如果被给予的东西仅仅是“主观的”，那么它也会招致相反的指控，即怀疑主义。逻辑的对象不能仅仅是事物，但也不能是一种主观的、心理上的实在表象。对海德格尔来说，它是被给予之物的意义。真理的二律背反要求一种关于有意义的（meaning-full）对象的先验理论，它是形而上学的和生理的-心理主义的知识理论的前提。这样，在“结论”中被筹划的“真理问题的形而上学”就将是一种意义的形而上学。但是如果形而上学已经设定了对象的先验逻辑概念，那么一种意义的形而上学如何能够解决知识（真理）的问题？这在海德格尔的早期著作中是一个难点（aporia），它的要点在他作为范畴问题的视域而予以探讨的三个问题中得到了反思。
3．对象和对象领域
第一个问题——“范畴理论的基本要求”——是“将各种对象领域纳入到在范畴上不可还原的区域中去”（《全集》1卷400页）。一个对象领域，粗略说来就是一门科学理论依之而进行数量化的集合，是一种当代逻辑学意义上的“解释”。海德格尔的先验逻辑的兴趣首先在于确定在这些领域之内及其之间的范畴关联，在于在其“特定的结构和构造”受“范畴”支配的“区域本体论”（胡塞尔）或“实在领域”之内安置对象（《全集》1卷210-11页）。8
范畴为每一对象都提供了“逻辑位置”。只有依据某种“秩序”，“位置”才有意义，因此“有其逻辑位置的东西以一种特定的方式与特定的关联总体相适应”（《全集》1卷212页）。任何一种“在可想见的范围之内”的现象都在逻辑空间中占有一个位置。在化学中被认知的某一特定事件，例如一个碱基反应，就通过在受自然范畴支配的逻辑空间（或实在领域）中被给予——被显示为具有——一个位置，这样它就成了化学领域的对象。9范畴属于科学的理性结构，并且提供了构造对象的原则，这些原则使得科学成了一种“对客观的东西的理论阐释”（《全集》1卷208页）。如果这种看法是对的，那么为什么海德格尔会认为将逻辑空间纳入不可还原的范畴领域如此重要呢？
部分说来，这是他与新康德主义内部的一场争论的关联在起作用。那托普的马堡学派关注数学化的自然科学，形成了一种大体上遵循着康德的范畴理论。根据这种理论，成为一门科学的对象就是能够被归入范畴，这与范畴和对象的种类无关而有其形式的有效性。10但是海德格尔也参与其中的里凯尔特西南德国学派，提出了一种更为多元化的研究范畴的方式。它认识到，例如，在历史中为知识奠定基础的概念并不与那些适用于物理学的概念相一致。狄尔泰对历史理性批判的吁求和胡塞尔对心理学中的非自然主义范畴的要求，也反映了这一趋势。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作为科学理论的逻辑学必须认识到，“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而且康德的也是如此）“似乎只是某一特殊领域的特殊种类，而非范畴自身”（《全集》1卷211页）。范畴既不能从对被思考的那种对象进行抽象的思想中“推演出来”，也不能通过求助于一种终极的形而上学立场而“类推地”确立起来，它们只能被现象学地揭示。在对各种科学的根基的反思中，“不可还原”的实在领域显示着自身（show themselves）,并如是地“被展示着”（《全集》1卷213页）。11
不过除了这一内部争论以外,对于划定范畴区域来说还有一个更为直接紧迫的原因。如果逻辑学是一门科学，是一种“对于对象的理论阐释”，那么逻辑学的对象属于哪一实在领域呢？真理问题需要一种对象的逻辑理论，而且如果此理论要成为真理论，那么它的原则就必定适用于它自身：“因此逻辑学自身要求它自己的范畴”（《全集》1卷288页）。如果逻辑学要澄清（包括它自己的）关于对象的认知是如何可能的，那么就“必定有一种逻辑学的逻辑学”。这一问题从总体上关系到这第一个问题的视域以及海德格尔的早期思想。
逻辑学的“对象”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直接背景是对心理主义的批判。这一批判宣称，揭示了将逻辑判断（在其中我们“非常容易和直接地遭遇到逻辑学的特有对象”）等同于判断的心理行为所具有的荒谬性（《全集》1卷166页）。12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海德格尔进一步提出论证反对将它等同于句子（“语法形式”）,并且出于同样的原因，认为行为和词语属于变易着的、可感觉的现成存在者的范畴领域，而判断则显示出自身还包含着“同一的”东西，它“使得它能以一种持久性和不可变易性而被体认到”，相比之下“心理实在则只能被说成是短暂的和不稳靠的”（《全集》1卷170页）。海德格尔将逻辑学的这一对象，即判断中的同一性因素，称为“意义”（Sinn）。但是，意义属于什么样的实在领域？意义的范畴是什么（《全集》1卷171页）？
意义问题“在整个哲学史上，从来就未曾以一种完全有意识和有意义的方式被给予过它的应得之地位”（《全集》1卷24页）。如果说后来海德格尔是在《存在与时间》中的存在论框架内来阐释它的话，那么他在此寻问的则不是存在的意义，而是意义的“存在”，也即它在逻辑空间中的位置。对作为逻辑学对象的意义的现象学把握，意味着对第三种实在的确认，而这种实在是在可感觉（心理-物理的）和超感觉（形而上学的）存在者之外的。对于这种实在，“洛采已在我们德国语言的宝库中找到了确切的表达”，即“除了‘它是（is）’以外，还有一种‘它有效’（gilt）”（《全集》1卷170页）。意义，逻辑学的对象，并不存在但“行得通”（hold），也就是“有效的”。它既不是可感觉的也不是超感觉的，而是“不可感觉的”。这样，在意义和任何存在着或发生的事物之间有了一种存在论差异。意义“不必存在而有效”（holds without having to be）。
这个词来自埃米尔·拉斯克13，因为虽然有效（Geltung）概念最初是由洛采引入的（并且以某种形式几乎被所有反心理主义的逻辑学家所接受），但主要还是拉斯克对它的阐释影响了海德格尔的观点。拉斯克以一种新的两个世界理论取代了传统的柏拉图式的两个世界——物理的和形而上学的——理论：“可以想见的宇宙”被分为存在的和有效的。范畴理论的意义有两个：第一，它解决了逻辑范畴是形而上学实体（亚里士多德）还是心灵的思维形式（康德）这一问题。范畴两者都不是，它们属于“有效性”的领域。14第二个并且对海德格尔来说决定性的意义是，它确立起了意义超出于任何和每一对象领域的“先验的”优先性。既然范畴不是思维的形式而是意义的形式，那么逻辑的领域就是不受限制的。在范畴有效性之外，没有任何“存在者”（包括形而上学的存在者）领域是“元逻辑的”（metalogical）。如拉斯克所言，“形而上学也许可以被证明完全是一场骗局和一件荒唐之事，但是却没有任何一种认识论的、逻辑的思考有能力说服我们相信这一点”，范畴理论“根本不能判决这一问题”（LP, 125页）。这样拉斯克的逻辑学于是就消解了康德“批判的”[对形而上学的]放弃并恢复了“真理的无限领域”（LP，125页），这一观念回响在海德格尔关于逻辑学“超出于所有对象世界的绝对优先性”的谈论中。于是，意义和对象之间的关系就成了拉斯克的（和海德格尔的）逻辑研究的核心问题。
意义(Sinn)这个词语最初是被用来标明逻辑判断的，但是真理的二律背反已经指向了这一概念的扩展，拉斯克在其《哲学的逻辑和范畴理论》中着手进行了这一工作。在拉斯克看来，逻辑范畴体系与对象自身的对象性有关（LP，29页）,因此，“意义”这个词应当适用于后者，即先验逻辑的对象。判断的意义是一种“衍生的”、第二位的、人为的构造。“绝对意义上的”意义是“形式和质料的统一或关联”（LP，34页）。这种统一不是现存的部分或片断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原事态（Urverh?ltnis），“在可感觉范围内获得的任何一种关联都不可与之相比拟”（LP，175）。
如果被先验逻辑学所理解的对象因此是范式的（paradigmatic）或原型的(urbildlich)意义而非再现的(nachbildlich)意义，那么范畴和质料之间的原事态这一意义概念，对于非哲学的思维方式来说就是不可理解的了。是它，而非诸如实体或主体之类的形而上学概念，才是“存在者的”首要的“哲学修饰”（philosophical epithet）（LP，123页）。但它是一种特别先验的观念，直接经验和经验科学的话语都无法理解它。它所涉及的只是拉斯克所谓的对象质料（LP，122页）；人们只是“生活”于意义领域之中，却没有 “认识到”它本身(LP，191页以下)。但是“如果我们作为逻辑学家把现存对象刻画为意义”，那么在对暗中使我们的一阶（first-order）认知性把握得以可能的东西进行反思的过程中，我们就已经将注意力转向了范畴形式本身(LP，123页)。依据对存在/有效性的区分的理解，我们把握了作为形式的范畴，所以在先验逻辑中我们能“认知”作为意义的对象。15
海德格尔明确地采用了拉斯克的范畴形式概念，他指出，“在亚里士多德哲学和先验哲学中，形式概念都起着同样决定性的作用”，虽然它并不总是“清晰地和特别是毫无歧义地被理解”（《全集》1卷223页）。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形式具有“作为心理的、物理的和形而上学的实在的构造原则这样的形而上学意义”，也即是说它是一种形而上学实体。但是如果形式是一种实体，而且如果它被认为是将实体构造为实体的东西，那么就会有一种无限倒退（《全集》1卷221页）。康德在逻辑的东西的领域内将形式概念抬到了权能这样的决定性位置上（《全集》1卷223页），但是他没有决定性地摆脱心理主义。16而对拉斯克来说，范畴形式只有“有效 ”的特征，而且由于有效总是对某物有效（Hin-gelten），所以形式在本质上就与特定的质料关联在一起。因此，说形式能够独立存在（亚里士多德）或者通过思维能被赋予质料（康德）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如果存在着诸多的形式（有一张范畴“表”），那么区分的原则必然在于质料本身。由拉斯克的这一“对形式的质料决定”（material determination of form）原则可知，范畴的“发现”，如海德格尔所要求的那样，将是一件经验现象学的事情（LP，63页）。
质料决定原则意味着不能以黑格尔的方式将对象扬弃到（逻辑的）概念里去，即使是在黑格尔主义化的新康德主义的无限上升中也不行。但是如果形式不是对象的一个现成的组成成分，例如就像一棵树的枝杈或基因（DNA）是它的组成成分一样，那么它的“有效”如何被理解呢？拉斯克回答说，形式“只是一种与质料相关的、特定的、客观的意蕴关联（Bewandtnis）”(LP，69页)，只是质料自身内所固有的某种秩序。17它是一个“澄明的契机”（moment of clarity），借助这一契机事物同质料相一致的方式被“照亮”了（LP，75页）。对象质料不能被还原为逻辑形式（“泛逻辑主义”），而是内在于逻各斯的（logos-immanent），它在形式之内就如在它的意蕴关联之内一样“被持有”（“逻各斯的泛统治”）(LP，133页)。同样，对海德格尔来说，形式既不是一种实体也不是实体的现成的组成部分，而是一个“澄明的契机”；范畴给对象质料“没有带来任何新的东西”，只是带来了“更多的澄明”。它只是“与对象的某种意蕴关联”，只是质料自身的排列或卷入（《全集》1卷224、225页）。作为“被给予者中一个秩序的契机”，范畴使被给予者成为“可把握的、可认知的、可理解的”，也即它“有效”（《全集》1卷224页）。这样，对海德格尔和拉斯克来说，形式都不是一个形而上学原则而是一个可理解性原则，但它属于质料本身而不是首先通过思维的构建活动才出现的。
这种关于逻辑形式及相应地关于原型意义的对象的观点，使得拉斯克的真理概念更为牢靠。严格说来，认知、判断只能说是“与真理一致”或“与真理相反”，因为它们是在经验知识的主观过程中，通过对对象的“人为的”解构而出现的。使这种相反或一致被衡量出的东西，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真理，也就是作为“超对立的”（übergengens?tzlich）意义的对象自身，它超越了真与假的对立。18对象是有效形式和质料的统一体，它可恰当地被称为“真的”：“特定的对象就是特定的理论的意义统一体，就是特定的真理。”比如，“时空对象是真理”，虽然它们不是“认知、判断、命题”，而是“原型领域内的意义统一体”(LP，41页)。因此，拉斯克的先验对象概念满足了上面开列的对一致性进行逻辑解释所需要的条件，也即是说，它显示出对象在判断中是如何能够作为真理的尺度而从原则上起作用的。这么说的理由是，如果“对象自身无非是意义”，那么由此可知“意义和对象之间的距离”（判断的意义和事物本身之间怀疑论的距离）“就等于意义和意义之间的距离”(LP，43页；LU，394页)。
对拉斯克要揭示原型对象（范畴形式和质料）的要素是如何被纳入判断的结构中去的企图，我们在此不能再加审查了。19在此介绍的拉斯克的观点只是用来提示出海德格尔关于逻辑对象的思考的思想来源，并为确定他的解释中有何新的东西做些准备。拉斯克使得海德格尔以一种批判的、逻辑的方式形成了对存在论真理的新经院主义式的诉求，但他没能彻底地解决这个[关于真理问题的]背反。
海德格尔将司各脱的存在论的真理学说——存在（ens）和真理（verum）的可转换性——明确地表达在了一句逻辑成语中：“每一个对象都是一个真的对象”（《全集》1卷265页）。虽然怀有同新经院主义一样的诉诸存在论真理的动机（也即是说，将事物本身作为判断的尺度整合到逻辑中去），但是海德格尔的重构用基于有效性之上的逻辑思考代替了后者的形而上学“赘疣”。说每一对象都是一真实的对象并不是做了一个形而上学论断（一个形而上学论断总是与超感觉对象质料有关，而非与对象有关）。它只是意在显示范畴自身的范畴本质，意在确认与有效性自身相关的意蕴关联，也即“与认知发生关联的可能性”（《全集》1卷267页）。但是如果不涉及认知主体，那么这一意蕴就是不可理解的。即使作为范畴和质料的统一体的对象，作为“超出”真与假的“对立”的意义统一体是真的（《全集》1卷268页），即使“在纯粹的被给予性中意识可被导向‘真的东西’”（《全集》1卷285页），但海德格尔还是强调指出：这对象“实际上只包括”（《全集》1卷271页）那些在判断中能被明确地端呈出来，并结合到意义统一体中去的要素：“真的东西在认知中构造自身”（《全集》1卷271页）。通过“主体的取位（position taking）行为”,在范畴上被构造的“真的”对象，“即随其特定的实在形式一起被给予的对象质料的有意义的内容”，就被“纳入到了判断中来”（《全集》1卷270页）。
看起来对一致性进行逻辑解释的要素现在已然齐备。通过第三种“实在形式”，即有效的意义，范畴理论已在对象之中被奠基。对形式的质料决定观，无需还原主义就澄清了各门区域性科学的认知对象，而且无需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或康德怀疑论的拒弃，它就确立起了“逻辑意义的优先性”。但是这一对存在论真理的重塑是否是充分的呢？对象被纳入认知——作为“真的”对象的先验意义所依赖的那意蕴关联——如何被理解？出于“结论”中的未竟任务的第二点所暗示的原因，海德格尔发现他在此必须超越拉斯克。
1912年到1916年间海德格尔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在其中他探讨了盛行的主要逻辑理论，并涉及到逻辑在一些学说——新经院主义、新康德主义的“批判唯心主义”（先验逻辑或作为第一哲学的认识论）、奥·屈尔佩（O.Külpe）的“批判实在论”和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形而上学基础。[1]在所有这些观点中，范畴理论都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受亚里士多德或者是康德的激发，逻辑理论试图说明使得经验科学知识得以可能的概念，以及知识的“客观有效性”的基础。于是，逻辑学并非仅仅研究论证的形式特征，作为先验逻辑学或“真理的逻辑学”，它包纳了知识论和科学的所有基本问题。即便是新经院主义者（他们将逻辑学从属于形而上学）的观点，也是通过知识的可能性的条件这一先验问题而展开的，虽然他们想重新赋予“先验的”这一术语以中世纪的超越性（transcendentia）所包含的前康德主义内涵，以恢复作为规定存在者的范畴的本体论意义。[2]海德格尔对这一讨论的最为原创性的贡献，即他1915年的《教职论文》及1916年关于它的“结论”（“即范畴问题”——译者注），显示了他在新康德主义的和新经院主义的逻辑学之间寻求一条独立道路的紧张努力。
这个主要文本，[即《教职论文》或《邓?司各脱的范畴和意义理论》——译者注]重新审视了海德格尔的博士论文中悬而未决的一个问题，粗略说来，即确定逻辑和语法的关系。海德格尔已提出过这样的论点：“逻辑学的真正准备性的工作并非是凭借对表象的起源和组成的心理学研究，而是凭借对词语意义的毫无歧义的界定和澄清而赢得的。”（《全集》1卷186页）[3]但是何谓意义呢？这一准备性工作同哲学的结合要求从范畴上将意义与口头的、书面的或思维的符号区分开来，这转而要求一种普遍的范畴理论。海德格尔受到“现代[逻辑]研究的视角”（《全集》1卷202页）的明确引导，在《邓·司各脱的范畴和意义理论》中进行的重构，其目的就在于阐明这两个问题。[4]司各脱的范畴理论使得海德格尔提出了如下观点：“意义（significations, Bedeutungen）研究的首要意旨是……作为有效意义的真理”（《全集》1卷307页）。由于转向真理“不可避免地要求确定意义领域和对象的存在之间的关系”（《全集》1卷307页），所以海德格尔就设法保留了司各脱的范畴的本体论特征。但是海德格尔在这个主要文本中所进行的重构与其说是受了存在论观点的引导，毋宁说是受了新康德主义的批判唯心论的指引。因为（正如海德格尔在1912年所指出的）逻辑学是“理论的理论”（《全集》1卷23页），它有（正如他在1915年所说的） “超出可认知的或被认识的对象世界的绝对优先性”（《全集》1卷279页）。逻辑学是第一哲学。
但是在《范畴问题》中出现了另一条注释，这是海德格尔在1916年发表关于邓·司各脱的书时附的一条简短结论。在此海德格尔对“范畴问题的系统结构”进行了一次有限的、“准备性的审查”，它又引出了“这个问题及其背景的基本潜力”（《全集》1卷300页）。这个主要文本中的论述已经是“严格概念式的了”，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片面的”，它“有意识地排除了一系列更为纵深的形而上学问题”（《全集》1卷400页），有“对知识问题进行形而上学解决”的要求（《全集》1卷403页）。“如果从长计议的话”，哲学，包括逻辑学，不能“缺少它的真正眼力（optic）——形而上学”（《全集》1卷406页）。这样，由于对“形而上学”解决办法的需求，逻辑学的“绝对优先性”似乎被打了折扣。先验逻辑必须在“超逻辑的背景”中被审视（《全集》1卷405页）。因此，《范畴问题》确认了预示着一种形而上学的三个问题域，根据这种形而上学，已经抛弃了心理主义和语法主义的海德格尔相信能够恢复逻辑学的哲学意义，让逻辑重获哲学意义。
让逻辑学重获哲学意义的筹划并非仅限于海德格尔的学生时代。在他的1912年关于逻辑理论的评论中，海德格尔问道：“何谓逻辑？”，并回答道：“在此我们已经站在了一个问题面前，这问题的解决留待将来”（《全集》1卷18页）。十五年后，在他题为《现象学的基本问题》的讲座课程中，海德格尔依然吁求一种“逻辑自身问题的彻底概念”（《全集》24卷252页）。海德格尔提出了如下观点：无论胡塞尔的现象学还是拉斯克的范畴理论，都没能公平地对待在“事情本身”的压迫下，在对逻辑的哲学探究中出现的“本体论问题”（《全集》24卷253页）（这也暗示了他的早期作品所受的两个主要影响）。如果毕竟要“使逻辑再次进入哲学”的话，人们必须首先克服黑格尔的“本体论向逻辑学的还原”，并且审问何谓逻辑，何谓逻各斯的存在（《全集》24卷254页）。
两年前 ，当海德格尔开设他的题为《逻辑学——真理之追问》的讲座课程,通过批判当代“学院逻辑”将“所有的哲学,即所有的发问和探究”(《全集》21卷12页)都置诸脑后的做法，就已把这一问题提出来了。作为一门在哲学专业内安逸的学科,逻辑“科学”实际上是无根基的,它自身的对象、它的科学领域一片混乱。把它界定为关于逻各斯的科学，也就是关于论证、言说、句子和命题的科学，并没有将它与其它研究这些东西的科学区分开来，除非人们补充说逻辑学特别地与“关于真理”的逻各斯有关。其它科学通过在方法论上探讨它们的对象来寻求“真的东西”；严格说来，只有逻辑学才是真正的关于“真理”本身的科学（《全集》21卷7页）。因此，如果逻辑学“想成为一种科学研究的形式，一种哲学化的逻辑学”，那么它“最为应当关注的”不是进一步发展技巧，而是“真理的源初存在”，即成为真的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全集》21卷12页）。让逻辑重获哲学意义就是通过确定真理的存在，重新在逻辑和存在问题之间建立起由亚里士多德提出并由康德予以革新的关联。
当海德格尔在1916年确认范畴问题的潜力时，真理概念就已经支配着他的观点了。但是他对一种“真理问题的形而上学”（《全集》1卷402页）的吁求仅仅是点明了《教职论文》和它的“结论”之间的紧张状态。一方面，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诉求表明了它向新经院主义的靠近，但主要文本中的论证却排除了一种新经院主义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解决办法；另一方面，将形而上学聚焦于真理问题，就保持了主要文本中“作为逻辑上有效的意义的”真理之优先性，这是一种批判主张，但却不带有新康德主义的那种将形而上学完全从属于逻辑学的企图。[5]这样，先验逻辑真理论为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的有计划的迈进设定了条件，但是他所主张的[逻辑与形而上学之间的]牵强妥协却不能保留了。要让逻辑重获哲学意义，最终还是要诉求于形而上学之外的东西，这就是《存在与时间》中的“存在论”。对于如何看待范畴问题，海德格尔提出了一些论点：本文就试图说明与之相关的一些东西。这就要求，首先以通向真理的先验逻辑方式揭露出它们的起源。
2．真理问题
康德已对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做了区分，他指出：形式逻辑为真理提供了一个“否定性的条件”（没有它我们的思维就不能同自身相一致），而先验逻辑则提供了没有它们我们的思想就不会“与任何对象相关联”的条件，所以它是“真理的逻辑”。[6]如果说前者涉及的是思维的先天句法，那么后者则与其先天语义学有关。承认了“关于真理的名义上的定义，即真理是认知与其对象的符合”7，康德的范畴就成了作为一致或符合的真理的可能性的条件。在这一框架内，新康德主义者和新经院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就呈现为下面的问题：是否真理的逻辑学需要在“本体论的真理”(ens tanquam verum)，也即在作为判断的尺度的形而上学的对象概念之中奠基。能对一致性给出一种纯逻辑的解释吗？双方都承认仅仅分析真理的结构是不够的，还必须进一步揭示对真理的认知性把握，对被认知者的认知是如何可能的。但是如果去认识就是去把握思想和事物、判断和对象之间的一致性，那么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海德格尔在1914年对森特罗尔（Sentroul）的《康德与亚里士多德》的评论中，引用此书中“真理问题的二律背反”（antimony in the problem of truth） （《全集》1卷51页）的说法来说明这个问题：“或者人们拥有为真理所必需的比较的两要素，即思想和事物，但却没有比较它们的可能性；要不就是人们可以进行实际的比较，但却不是在所需要的两要素之间”(《全集》1卷51页)。在第一种情况下，判断和思想被视为一种实在的现存者（real existent）、某种主体的行为，而对象则被视为是独立于认知过程的同样实在的现存者。但是，由于比较自身恰恰是另外一种主体行为，因此即使作为一致性的真理被赢得了，要知道（know）是否确实如此也是不可能的。第二种情况设定,一种在判断和被给予知觉的事物之间的比较可以进行，但是由于被给予的东西不能先天地被确证为真实的事物，因此比较不是在“所需要的两要素之间”进行的。
由森特罗尔倡导的新经院主义的解决办法求助于本体论真理的观念，即“‘所是的东西’与‘所是者’之间的一致性的”形而上学“关联”（《全集》1卷52页）。在此，判断被认为与一种 “客观的对应物”相一致，而这种对应物“以某种方式必定是事物本身”。对海德格尔来说这不是什么解决办法，他问道:“何为客观的对应物？它的客观性何在？”（《全集》1卷52页）。于是海德格尔提出了经典的新康德主义问题。虽然他也想走向一种存在论真理的理论，但他发现前批判哲学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实在论在认识论上是不充分的。它的“认知对象”的概念“是一个形而上学的赘疣”（《全集》1卷50页），它也没能公正地对待实际科学：“甚至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经院主义哲学也没有导向科学的理论。”（《全集》1卷53页）。海德格尔不想借助于返回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实在论来解决这个二律背反。
这样还剩两种可能性：怀疑主义，否则就是对一致性的纯“逻辑的”解释，这种解释在揭示了对象是如何可能被认知的同时保持了它的真正先验性。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海德格尔提出了这样一种解释：“如果[判断的]有意义的内容可以有效地决定判断的对象的话，那么判断是真的或是假的。如果存在（res）被理解为对象，而认知（intellectus）被理解为决定性的有意义的内容的话，那么古老的真理概念——认知与存在的符合（adaequatio rei et intellectus）——就能以一种纯逻辑的方式被解释（《全集》1卷176页）。这又如何能够避免二律背反呢？显然，主要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对象”。如果它被形而上学地理解，那么结果是教条主义；如果将其理解为主体的表象，那么结果就是怀疑主义。要让知识是可能的，逻辑的对象就必定是事物本身；不过，这事物本身与认知有一种本质的（先天的）关联。
在海德格尔的《教职论文》中，对象的逻辑特征成了一个主导性的问题。范畴理论是一种关于对象的对象性的理论（《全集》1卷 216页）。在真理问题的范围内，它必须提供那些让人理解何为（are）对象的原则。因此它具有如此的重要性，以至于它们能作为衡量知识的尺度。由于此问题预示了下文的探讨，这里就先行指出海德格尔的观点的这样两个方面：
第一，解决这个二律背反部分地涉及到这样一个见解，即以现象学的 “充实”（Erfüllung）观念来代替“比较”这一有误导性的隐喻。正如海德格尔在1912年指出的那样：真理是一个“‘意向性思想’是否被对象所充实”（《全集》1卷35-36页）的问题。但是，为了充实判断，对象必须是什么样呢？关于这一点，以上这个见解什么也没说。什么是认知性关联？海德格尔以如下的反心理主义的论题开始：判断是“有意义的内容”（significative content），它既不是心理行为也不是语法结构，而是“有效的意义”(valid meaning)（《全集》1卷31页）。有意义的内容就能够是真的或是假的。到1915年海德格尔提出了如下观点：决定判断是真是假的东西，即对象，是“被给予者的有意义的内容，是被单纯直观着的事态”（the intuited state of affairs simpliciter）（《全集》1卷273页）。
于是，第二方面就涉及到这被给予者的有意义的内容。对被给予性的诉求使得海德格尔的立场同教条主义的形而上学实在论区分了开来，但是如果被给予的东西仅仅是“主观的”，那么它也会招致相反的指控，即怀疑主义。逻辑的对象不能仅仅是事物，但也不能是一种主观的、心理上的实在表象。对海德格尔来说，它是被给予之物的意义。真理的二律背反要求一种关于有意义的（meaning-full）对象的先验理论，它是形而上学的和生理的-心理主义的知识理论的前提。这样，在“结论”中被筹划的“真理问题的形而上学”就将是一种意义的形而上学。但是如果形而上学已经设定了对象的先验逻辑概念，那么一种意义的形而上学如何能够解决知识（真理）的问题？这在海德格尔的早期著作中是一个难点（aporia），它的要点在他作为范畴问题的视域而予以探讨的三个问题中得到了反思。
3．对象和对象领域
第一个问题——“范畴理论的基本要求”——是“将各种对象领域纳入到在范畴上不可还原的区域中去”（《全集》1卷400页）。一个对象领域，粗略说来就是一门科学理论依之而进行数量化的集合，是一种当代逻辑学意义上的“解释”。海德格尔的先验逻辑的兴趣首先在于确定在这些领域之内及其之间的范畴关联，在于在其“特定的结构和构造”受“范畴”支配的“区域本体论”（胡塞尔）或“实在领域”之内安置对象（《全集》1卷210-11页）。8
范畴为每一对象都提供了“逻辑位置”。只有依据某种“秩序”，“位置”才有意义，因此“有其逻辑位置的东西以一种特定的方式与特定的关联总体相适应”（《全集》1卷212页）。任何一种“在可想见的范围之内”的现象都在逻辑空间中占有一个位置。在化学中被认知的某一特定事件，例如一个碱基反应，就通过在受自然范畴支配的逻辑空间（或实在领域）中被给予——被显示为具有——一个位置，这样它就成了化学领域的对象。9范畴属于科学的理性结构，并且提供了构造对象的原则，这些原则使得科学成了一种“对客观的东西的理论阐释”（《全集》1卷208页）。如果这种看法是对的，那么为什么海德格尔会认为将逻辑空间纳入不可还原的范畴领域如此重要呢？
部分说来，这是他与新康德主义内部的一场争论的关联在起作用。那托普的马堡学派关注数学化的自然科学，形成了一种大体上遵循着康德的范畴理论。根据这种理论，成为一门科学的对象就是能够被归入范畴，这与范畴和对象的种类无关而有其形式的有效性。10但是海德格尔也参与其中的里凯尔特西南德国学派，提出了一种更为多元化的研究范畴的方式。它认识到，例如，在历史中为知识奠定基础的概念并不与那些适用于物理学的概念相一致。狄尔泰对历史理性批判的吁求和胡塞尔对心理学中的非自然主义范畴的要求，也反映了这一趋势。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作为科学理论的逻辑学必须认识到，“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而且康德的也是如此）“似乎只是某一特殊领域的特殊种类，而非范畴自身”（《全集》1卷211页）。范畴既不能从对被思考的那种对象进行抽象的思想中“推演出来”，也不能通过求助于一种终极的形而上学立场而“类推地”确立起来，它们只能被现象学地揭示。在对各种科学的根基的反思中，“不可还原”的实在领域显示着自身（show themselves）,并如是地“被展示着”（《全集》1卷213页）。11
不过除了这一内部争论以外,对于划定范畴区域来说还有一个更为直接紧迫的原因。如果逻辑学是一门科学，是一种“对于对象的理论阐释”，那么逻辑学的对象属于哪一实在领域呢？真理问题需要一种对象的逻辑理论，而且如果此理论要成为真理论，那么它的原则就必定适用于它自身：“因此逻辑学自身要求它自己的范畴”（《全集》1卷288页）。如果逻辑学要澄清（包括它自己的）关于对象的认知是如何可能的，那么就“必定有一种逻辑学的逻辑学”。这一问题从总体上关系到这第一个问题的视域以及海德格尔的早期思想。
逻辑学的“对象”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直接背景是对心理主义的批判。这一批判宣称，揭示了将逻辑判断（在其中我们“非常容易和直接地遭遇到逻辑学的特有对象”）等同于判断的心理行为所具有的荒谬性（《全集》1卷166页）。12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海德格尔进一步提出论证反对将它等同于句子（“语法形式”）,并且出于同样的原因，认为行为和词语属于变易着的、可感觉的现成存在者的范畴领域，而判断则显示出自身还包含着“同一的”东西，它“使得它能以一种持久性和不可变易性而被体认到”，相比之下“心理实在则只能被说成是短暂的和不稳靠的”（《全集》1卷170页）。海德格尔将逻辑学的这一对象，即判断中的同一性因素，称为“意义”（Sinn）。但是，意义属于什么样的实在领域？意义的范畴是什么（《全集》1卷171页）？
意义问题“在整个哲学史上，从来就未曾以一种完全有意识和有意义的方式被给予过它的应得之地位”（《全集》1卷24页）。如果说后来海德格尔是在《存在与时间》中的存在论框架内来阐释它的话，那么他在此寻问的则不是存在的意义，而是意义的“存在”，也即它在逻辑空间中的位置。对作为逻辑学对象的意义的现象学把握，意味着对第三种实在的确认，而这种实在是在可感觉（心理-物理的）和超感觉（形而上学的）存在者之外的。对于这种实在，“洛采已在我们德国语言的宝库中找到了确切的表达”，即“除了‘它是（is）’以外，还有一种‘它有效’（gilt）”（《全集》1卷170页）。意义，逻辑学的对象，并不存在但“行得通”（hold），也就是“有效的”。它既不是可感觉的也不是超感觉的，而是“不可感觉的”。这样，在意义和任何存在着或发生的事物之间有了一种存在论差异。意义“不必存在而有效”（holds without having to be）。
这个词来自埃米尔·拉斯克13，因为虽然有效（Geltung）概念最初是由洛采引入的（并且以某种形式几乎被所有反心理主义的逻辑学家所接受），但主要还是拉斯克对它的阐释影响了海德格尔的观点。拉斯克以一种新的两个世界理论取代了传统的柏拉图式的两个世界——物理的和形而上学的——理论：“可以想见的宇宙”被分为存在的和有效的。范畴理论的意义有两个：第一，它解决了逻辑范畴是形而上学实体（亚里士多德）还是心灵的思维形式（康德）这一问题。范畴两者都不是，它们属于“有效性”的领域。14第二个并且对海德格尔来说决定性的意义是，它确立起了意义超出于任何和每一对象领域的“先验的”优先性。既然范畴不是思维的形式而是意义的形式，那么逻辑的领域就是不受限制的。在范畴有效性之外，没有任何“存在者”（包括形而上学的存在者）领域是“元逻辑的”（metalogical）。如拉斯克所言，“形而上学也许可以被证明完全是一场骗局和一件荒唐之事，但是却没有任何一种认识论的、逻辑的思考有能力说服我们相信这一点”，范畴理论“根本不能判决这一问题”（LP, 125页）。这样拉斯克的逻辑学于是就消解了康德“批判的”[对形而上学的]放弃并恢复了“真理的无限领域”（LP，125页），这一观念回响在海德格尔关于逻辑学“超出于所有对象世界的绝对优先性”的谈论中。于是，意义和对象之间的关系就成了拉斯克的（和海德格尔的）逻辑研究的核心问题。
意义(Sinn)这个词语最初是被用来标明逻辑判断的，但是真理的二律背反已经指向了这一概念的扩展，拉斯克在其《哲学的逻辑和范畴理论》中着手进行了这一工作。在拉斯克看来，逻辑范畴体系与对象自身的对象性有关（LP，29页）,因此，“意义”这个词应当适用于后者，即先验逻辑的对象。判断的意义是一种“衍生的”、第二位的、人为的构造。“绝对意义上的”意义是“形式和质料的统一或关联”（LP，34页）。这种统一不是现存的部分或片断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原事态（Urverh?ltnis），“在可感觉范围内获得的任何一种关联都不可与之相比拟”（LP，175）。
如果被先验逻辑学所理解的对象因此是范式的（paradigmatic）或原型的(urbildlich)意义而非再现的(nachbildlich)意义，那么范畴和质料之间的原事态这一意义概念，对于非哲学的思维方式来说就是不可理解的了。是它，而非诸如实体或主体之类的形而上学概念，才是“存在者的”首要的“哲学修饰”（philosophical epithet）（LP，123页）。但它是一种特别先验的观念，直接经验和经验科学的话语都无法理解它。它所涉及的只是拉斯克所谓的对象质料（LP，122页）；人们只是“生活”于意义领域之中，却没有 “认识到”它本身(LP，191页以下)。但是“如果我们作为逻辑学家把现存对象刻画为意义”，那么在对暗中使我们的一阶（first-order）认知性把握得以可能的东西进行反思的过程中，我们就已经将注意力转向了范畴形式本身(LP，123页)。依据对存在/有效性的区分的理解，我们把握了作为形式的范畴，所以在先验逻辑中我们能“认知”作为意义的对象。15
海德格尔明确地采用了拉斯克的范畴形式概念，他指出，“在亚里士多德哲学和先验哲学中，形式概念都起着同样决定性的作用”，虽然它并不总是“清晰地和特别是毫无歧义地被理解”（《全集》1卷223页）。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形式具有“作为心理的、物理的和形而上学的实在的构造原则这样的形而上学意义”，也即是说它是一种形而上学实体。但是如果形式是一种实体，而且如果它被认为是将实体构造为实体的东西，那么就会有一种无限倒退（《全集》1卷221页）。康德在逻辑的东西的领域内将形式概念抬到了权能这样的决定性位置上（《全集》1卷223页），但是他没有决定性地摆脱心理主义。16而对拉斯克来说，范畴形式只有“有效 ”的特征，而且由于有效总是对某物有效（Hin-gelten），所以形式在本质上就与特定的质料关联在一起。因此，说形式能够独立存在（亚里士多德）或者通过思维能被赋予质料（康德）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如果存在着诸多的形式（有一张范畴“表”），那么区分的原则必然在于质料本身。由拉斯克的这一“对形式的质料决定”（material determination of form）原则可知，范畴的“发现”，如海德格尔所要求的那样，将是一件经验现象学的事情（LP，63页）。
质料决定原则意味着不能以黑格尔的方式将对象扬弃到（逻辑的）概念里去，即使是在黑格尔主义化的新康德主义的无限上升中也不行。但是如果形式不是对象的一个现成的组成成分，例如就像一棵树的枝杈或基因（DNA）是它的组成成分一样，那么它的“有效”如何被理解呢？拉斯克回答说，形式“只是一种与质料相关的、特定的、客观的意蕴关联（Bewandtnis）”(LP，69页)，只是质料自身内所固有的某种秩序。17它是一个“澄明的契机”（moment of clarity），借助这一契机事物同质料相一致的方式被“照亮”了（LP，75页）。对象质料不能被还原为逻辑形式（“泛逻辑主义”），而是内在于逻各斯的（logos-immanent），它在形式之内就如在它的意蕴关联之内一样“被持有”（“逻各斯的泛统治”）(LP，133页)。同样，对海德格尔来说，形式既不是一种实体也不是实体的现成的组成部分，而是一个“澄明的契机”；范畴给对象质料“没有带来任何新的东西”，只是带来了“更多的澄明”。它只是“与对象的某种意蕴关联”，只是质料自身的排列或卷入（《全集》1卷224、225页）。作为“被给予者中一个秩序的契机”，范畴使被给予者成为“可把握的、可认知的、可理解的”，也即它“有效”（《全集》1卷224页）。这样，对海德格尔和拉斯克来说，形式都不是一个形而上学原则而是一个可理解性原则，但它属于质料本身而不是首先通过思维的构建活动才出现的。
这种关于逻辑形式及相应地关于原型意义的对象的观点，使得拉斯克的真理概念更为牢靠。严格说来，认知、判断只能说是“与真理一致”或“与真理相反”，因为它们是在经验知识的主观过程中，通过对对象的“人为的”解构而出现的。使这种相反或一致被衡量出的东西，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真理，也就是作为“超对立的”（übergengens?tzlich）意义的对象自身，它超越了真与假的对立。18对象是有效形式和质料的统一体，它可恰当地被称为“真的”：“特定的对象就是特定的理论的意义统一体，就是特定的真理。”比如，“时空对象是真理”，虽然它们不是“认知、判断、命题”，而是“原型领域内的意义统一体”(LP，41页)。因此，拉斯克的先验对象概念满足了上面开列的对一致性进行逻辑解释所需要的条件，也即是说，它显示出对象在判断中是如何能够作为真理的尺度而从原则上起作用的。这么说的理由是，如果“对象自身无非是意义”，那么由此可知“意义和对象之间的距离”（判断的意义和事物本身之间怀疑论的距离）“就等于意义和意义之间的距离”(LP，43页；LU，394页)。
对拉斯克要揭示原型对象（范畴形式和质料）的要素是如何被纳入判断的结构中去的企图，我们在此不能再加审查了。19在此介绍的拉斯克的观点只是用来提示出海德格尔关于逻辑对象的思考的思想来源，并为确定他的解释中有何新的东西做些准备。拉斯克使得海德格尔以一种批判的、逻辑的方式形成了对存在论真理的新经院主义式的诉求，但他没能彻底地解决这个[关于真理问题的]背反。
海德格尔将司各脱的存在论的真理学说——存在（ens）和真理（verum）的可转换性——明确地表达在了一句逻辑成语中：“每一个对象都是一个真的对象”（《全集》1卷265页）。虽然怀有同新经院主义一样的诉诸存在论真理的动机（也即是说，将事物本身作为判断的尺度整合到逻辑中去），但是海德格尔的重构用基于有效性之上的逻辑思考代替了后者的形而上学“赘疣”。说每一对象都是一真实的对象并不是做了一个形而上学论断（一个形而上学论断总是与超感觉对象质料有关，而非与对象有关）。它只是意在显示范畴自身的范畴本质，意在确认与有效性自身相关的意蕴关联，也即“与认知发生关联的可能性”（《全集》1卷267页）。但是如果不涉及认知主体，那么这一意蕴就是不可理解的。即使作为范畴和质料的统一体的对象，作为“超出”真与假的“对立”的意义统一体是真的（《全集》1卷268页），即使“在纯粹的被给予性中意识可被导向‘真的东西’”（《全集》1卷285页），但海德格尔还是强调指出：这对象“实际上只包括”（《全集》1卷271页）那些在判断中能被明确地端呈出来，并结合到意义统一体中去的要素：“真的东西在认知中构造自身”（《全集》1卷271页）。通过“主体的取位（position taking）行为”,在范畴上被构造的“真的”对象，“即随其特定的实在形式一起被给予的对象质料的有意义的内容”，就被“纳入到了判断中来”（《全集》1卷270页）。
看起来对一致性进行逻辑解释的要素现在已然齐备。通过第三种“实在形式”，即有效的意义，范畴理论已在对象之中被奠基。对形式的质料决定观，无需还原主义就澄清了各门区域性科学的认知对象，而且无需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或康德怀疑论的拒弃，它就确立起了“逻辑意义的优先性”。但是这一对存在论真理的重塑是否是充分的呢？对象被纳入认知——作为“真的”对象的先验意义所依赖的那意蕴关联——如何被理解？出于“结论”中的未竟任务的第二点所暗示的原因，海德格尔发现他在此必须超越拉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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