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易》会通与文化进化论——与李申兄再商榷
三
13．我们中华民族有文字以来的文化史，至少也在5000年以上；而它从各种区域性多元文化到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一元文化流的形成，却花费了漫长的时间。如果以战国时期作为中华民族一元文化流的形成期，那么各种区域文化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生存的时间仅长达2500多年之久，当然不排除局部的区域文化之间在这期间出现的交融会合。一个民族的文化从多元到一元的发展进程尚且如此，世界文化以目前多元流之众及其差异性之大，其向一元文化流的发展进程之艰难和所费时间之长，应当是不难想象的。至于世界文化实现一元流时是否必定以西方文化为中心，或根本就没有中心，现在论断似乎为时太早。
5000年以上的有文字可考的文化史，颇令炎黄子孙骄傲；而至今尚未完成对它的整理和总结及其在近代以来的衰落，又颇令人沮丧。我想，这种整理和总结之必要，决不在于发一通思古之幽情，也不在于借此炫耀一番我们祖先如何伟大；而是关系到我们究竟能从5000年文化史中吸取到什么营养，以推进我们民族现代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更关系到我们民族究竟以何种文化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即以何种面貌在世界一元文化流的形成过程中作出奉献。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形成，当然应向世界多元文化流广泛摄取营养；但对传统文化的整理和总结决非可有可无的事情，相反是其中必不可少的条件。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坚决反对“言必称希腊”的西方文化中心论，提出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要进行认真总结的任务，遗憾的是至今我们尚未能交出一份令人叹为观止的答案。李约瑟先生集毕
生之力研究中国科技史，并邀集同道撰写出大型专著，国人为之赞叹不已。我们不妨反躬自问：这样辉煌的业绩为什么不是成就于国人之手?这与我们对整理总结传统文化重要性的认识不够是否大有关系?
当我们宣布《周易》已成为只能供人欣赏的历史时，是否联想到整个传统文化都具有同样的命运?或者说只有《周易》如此，《周易》之河以及传统文化的其他层面可以另当别论?如果属前者，唯一的依据只能是文化进化论。如果属后者，那么排除《周易》的理由应当有纵向的与横向的研究依据，而不是以某些已经出现的或将会出现的不理想状况作为借口。
14．文化进化论不属于辩证的发展观，因而不具备辩证法意义上的方法论特征。它能提供给人们的只是一种经济思维法则，即以一维时间走向作为衡量各种文化流的唯一尺度，将古与今绝然对立起来，既无视一维时间中文化起伏曲折的波浪运动，又否定空间关系所造成的多元文化流现象。
中国传统文化与欧洲文化属于不同元的文化流。以欧洲文化发展进程中古代、近代和现代文化各个阶段上的特征，硬性套在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上，是欧洲文化中心论以个别代替一般的不可避免的错误。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直观的朦胧的整体观，由于中世纪宗教神学的野蛮干预，未能得到充分扩展的机缘，因此缺乏细节的描叙。当近代分析思潮兴起的时候，之所以能迅速地占领以往一切文化领域，原因正在这里。中国传统文化没有遭遇到宗教神学的干预，从而发展成为一种较古希腊古罗马更高层次的充分扩展的以注重辩证综合为思维特征的一元文化流。《内经》与中医之河，《孙子兵法》与兵家之河，《周易》与易学之河，《道德经》与道家之河，等等，都是这一文化流的组成部分，欧洲近代文化没有能力涵摄它们。当黑格尔以辩证法取代近代形而上学思潮时，他实际上发动了一次思维方式上的大革命，他所提出的一系列思维运动规律和对立范畴的关系，同时也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思维形式。这些思维形式的主要特征是描叙思维的线性运动，从属于服务于辩证分析的思维方式。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将黑格尔辩证法建立在客观世界之上时，终于完成了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三者的统一。他们曾经注意到分析哲学有向综合哲学发展之必要，并在他们的其他研究活动中尽力进行了探索，但由于各种现实的原因，而未能创造出有效的思维形式使综合哲学走向系统化。李申兄所说的西方医学“几乎都是各自为战，没有统一的指挥，没有统一的理论”，正是辩证分析思维方式在当今仍占主导地位的真实反映，但它
是暂时的，或迟或早会被辩证综合的思维方式所取代。
文化进化论不愿意把握多元文化流之间的可比性与不可比性的理论关键，以及多元文化流之间交叉会合的客观条件，仅仅只是用一把巨大的古今尺来衡量中外古今所有文化现象的价值。因此，用文化进化论是无法准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中的《周易》、中医等的真正价值的。当文化进化论出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时，它所得到的结论同样由此而失去丝毫价值，过去已经有过这样的历史教训。
15．近年来出现的所谓“国学热”、“易学热”、“道学热”等等文化现象，许多习惯于计划经济时期自上而下有领导地开展文化研究活动的人对此种现象很不适应。实际上它所反映出的正是对传统文化进行整理和总结的一种时代要求，不仅符合大陆及港澳台同胞的愿望，也反映了寓居海外全体炎黄子孙的心声。
李申兄说：“中医和《周易》的关系，是中医和传统哲学关系的一部分。对于这样一个分支，近年来竟动用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从事这项研究。在汉明兄，或许以为此项大规模的运动正好证明了医易关系研究之必要；在我，则对此感到了深深的忧虑。”我对李申兄的忧患意识深表敬仰，但又感到李申兄之忧似乎不得其所。把一种群众自发性的学术热说成是“大规模的运动”，似乎有点夸大其辞。说动用多么大的人力物力，不知动用者其谁?据我所知，国库未为此列过任何专项，又何忧之有?因此，关键并不在“运动”和“人力、物力”，而在于这项课题是否有价值。中医和《周易》的关系，的确只是中医和传统哲学关系的一个分支，但它是一个占主体地位的分支，因为在医和《易》这两条长河中堆集了浩如烟海的文献，在我深感穷毕生之力也难得几许，而李申兄却看得如此轻松。李申兄说：“用《周易》去识中医，只能给本来面目上又涂上一层油彩。”结论只能产生于研究之后，李申兄此说何以来得如此之速！
关于河图洛书问题另文再议。文中若有言重之处，还请李申兄理解；不妥之处亦请批评指正。我也是一个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的人，不爱理会背景和消息之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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