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理论与马克思哲学范式的新探索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5-29
【内容提要】当代西方哲学理论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有三种理解方式：第一种以鲍德里亚为代表的后现代思潮，认为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并不能作为替代资本主义方案的理论基础，否定生产理论在分析当代社会中的作用；第二种以哈贝马斯与吉登斯为代表，认为生产理论只能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部分层面，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的变迁，更需要强调制度或普遍理性在当代社会中的支配作用；第三种以杰姆逊等人为代表，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仍然处于马克思所讨论的理论问题域中，生产理论仍是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及其文化的逻辑前提。批判分析这些理论观点，在生产理论基础上丰富和完善马克思哲学范式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是我们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逻辑的重要问题。
在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发展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如何看待马克思生产理论的当代地位和作用。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建构中，从市场交换体系走向资本的生产过程，并在此基础上透视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在关系，揭示生产过程中的内在矛盾及其文化意象，构成了他批判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逻辑的现实基础。因此，生产理论不只是指经济学意义上的物质生产，而且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性的哲学透视，是马克思哲学批判维度的逻辑基础。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有的学者认为必须彻底放弃，因为它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无法真实地建构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案；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仍然是我们理解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及其文化变迁的重要理论前提，放弃生产在当代社会的基础性地位，正是各种文化批判理论陷入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原因；还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生产理论虽然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制度与普遍性的理性规范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对生产理论的这些不同理解，直接影响到马克思哲学范式的当代建构。梳理当代学者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肯定性和批评性意见，在生产理论的基础上，建构马克思哲学的新范式，从而获得批判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的理论框架，这是今天马克思哲 学研究中一个需要讨论的深层问题，也是我们清晰勾画当代理论的重要基点(注：参阅 赵剑英《深刻变化的世界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 第1期。)。
一、生产理论：一种意识形态的幻象
从社会批判理论的视角看，马克思哲学中的生产概念，既是他对经济学研究的哲学提升(注：俞吾金教授在《作为全面生产理论的马克思哲学》(《哲学研究》2003年第8期)中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哲学内涵进行了分析论证。)，也是他区别于过去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标志。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一开始讨论的就是蒲鲁东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指出，蒲鲁东主义者想从交换层面，通过劳动券和交换银行的方法来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实际上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因为货币、交换价值实际上只是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外在特征，都是由资本的生产过程决定的。“只要这 些措施针对货币本身，这就只是对结果的攻击，而产生这些结果的原因仍然存在；可见 ，这只是对生产过程的干扰，但生产过程的牢固基础仍然有力量通过或多或少暴力的反 作用，使这种干扰成为只是暂时的干扰并加以控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4—195页。)也就是说，蒲鲁东主义的理论既不能真正 地分析资本主义，更不能有效地批判资本主义。因此，当马克思进入到资本生产过程， 并将生产提升为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范畴时，生产理论实际上就体现出双重的 理论功能：一是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框架；一是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提供更为 坚实的理论前提。这双重功能在马克思那里是合二为一的。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不断地受到了冲击和批评。在我看来，这种冲击和批评体现为两个阶段：一是生产理论的内在隐性冲突，一是对生产理论的全面批评。
生产理论的内在冲突，在我看来，体现在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中，生产力是一个中性的概念，生产方式中的矛盾主要体现为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需要打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新的生长环境。但这种生产力的概念，在卢卡奇的《物化与阶级意识》中受到了质疑。按照卢卡奇的分析，随着生产的流水线与泰勒制的推广，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人的碎片化与物化，并且这种碎片化使人的心理走向了物化(注：参阅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如果我们将这个分析与马克思的分 析进行一个简单的比较就可以发现：(1)在马克思那里，作为中性的生产力概念在卢卡 奇这里已经具有了否定的含义。人的物化并不只是发生于生产关系层面，现代生产力的 技术结构就造成了人在身体与心灵上的物化和碎片化，当这种物化获得其合法性时，技 术就变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这一点在马尔库塞关于技术意识形态的批判 中得到更为明晰的揭示。(2)马克思也谈到，在资本主义社会，过去人们认为不能出卖的东西，如德行、爱情、信仰、良知都成了在市场上可以出卖的对象，这是资本主义“ 异化”的全面表现，但他这里所谈的还是交换层面上的“异化”(注：参阅《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79—80页。)，而在卢卡奇那里，物化就发生 于生产过程中。这实际上就表明，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已经在内部遭遇到了隐性冲突(注 ：张一兵：《市场交换中的关系物化与工具理性的伪物性化》，《哲学研究》2000年第 8期。)。
如果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看，我认为卢卡奇的理论见识是一次深化，并推动着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随着流水线生产与科层制管理的出现，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到了新的历史阶段，即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先是在生产层面的组织化管理，然后延伸到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导致了对日常生活的控制与规划，特别是随着电子媒介出现之后，通过控制人们的消费及消费理念，这种规训与控制则进入到了人的身体与意识深处，并造成了一种幻象层面的认同模式。如果说在马克思时代，控制和惩罚以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明显的冲突状态表现出来，而随着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这种控制与 惩罚则渐渐地呈现为一种被所有人日益认同的模式，而这种认同模式，正如许多学者所 强调的，正是通过生产中的技术理性获得合法性的。但从理论自身的清晰界划来看，在 《否定的辩证法》发表之前，这些研究虽然在反对着生产过程中的技术理性，有的甚至 由此上升到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但获得生产意义上的“总体性”，并由此实现人类生活 的解放，仍然构成了勒菲伏尔、马尔库塞、德波等人的理论希望。在这个意义上，尽管 此时马克思的生产力的中性思想已经受到怀疑，但作为哲学框架的生产理论仍然构成了 理论家们分析问题的基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这种批评是隐性的。
但有些学者已经不满意于以马克思生产理论来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了。这里，我们以后马克思思潮代表人物鲍德里亚为例，看看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在哪些层面受到了挑战。
鲍德里亚在《生产之镜》中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批评。按照鲍德里亚的看法，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所强调的批判资本主义和解放生产力，实际上只是一种革命理论的幻觉，是生产的幻象。“它到处支持着没有约束的生产浪漫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理论没有触及生产原则，生产方式所描述的所有概念，也只是说明了生产内容的辩证的、历史的谱系，并未触及生产的形式。这个形式以理想化的方式重新出现，隐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背后。”(注：Jean Baudrillard,The Mirror of Production,trans.Mark Poster,Telos Press,1975,p.17.)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生产理论，看起来 是要批判现代资本主义，但实际上并没有达到这一理论目的，生产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 的意识形态，当马克思以一种高生产率超越资本主义时，只是完成了生产主义的另一种 解释，并没有跳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更为要命的是，这种批判在当代资本主义 社会只是建构了一种生产主义的批判话语，并渗透到了对文本、意识、权力的分析中。 “从‘泰凯尔’(Tel Quel)无限制的‘文本生产率’中生产力的解放，到德鲁兹的无意 识(包括无意识的‘劳动’)工厂机器的生产率，没有任何革命能够在其他符号中替代生 产率的革命话语。生产的爱欲成为普遍的公式。”(注：Jean Baudrillard,The Mirror of Production,p.17.)因此马克思并没有实现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彻底决裂，只是用另 一种生产合理性取代了当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合理性，而生产合理性正是资本主义的本质 规定。他通过借用拉康的“镜像”理论，认为马克思是在生产的幻象中看待资本主义社 会的，只要不打破生产之镜，我们就不能真正地跳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找到解决当 下问题的替代性方案。
在我看来，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批评主要涉及以下内在相关的问题，这也是后来批判马克思生产理论的学者所持的基本立场：第一，生产理论的人类学基础是一种理论的幻象。在鲍德里亚看来，在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中，劳动是马克思哲学的人类学基础，与此对应的有用性、需要、使用价值等概念构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假设。人需要物质生活资料，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些生活资料就体现为商品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是无法比较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以资本生产为基础的交换体系，却使交换价值统治着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本身倒不再重要了。与这一逻辑相对应，就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被其交换价值所统治，这就导致了劳动的物化。因此，使物化的劳动解放出来，这是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指向。只有劳动解放了，才能真正实现需要的满足，才能让使用价值的生产成为目的。也只有在这时，劳动作为人的潜能才能真正地发挥出来。鲍德里亚认为，实际上这是一种理论幻象。比如使用价值，一旦我们进入到这个概念时，我们就处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语境中，“使用价值，实际上有用性本身，正是物化的社会关系。就像商品的抽象平等一样，使用价值是一个抽象，它是需要体系的抽象……就像社会劳动的抽象一样，使用价值构成了平等逻辑(交换价值)的基础，它隐藏于商品的‘天生的’价值之下。”(注：Jean Baudrillard,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of the Sign,trans.Charles Levin,Telos Press,p.131.)经济交换正是以使用价值为基础的，正是根据有用性，物体与产品才必须加以思考与理性化，否则它们就不具有交换价值，因此，将商品等同于有用性，正是理性交换的前提。
从劳动的人类学规定来看，将劳动作为需要的满足，作为人的本质规定，在其深层意义上，正是一种基督教式的劳动伦理观念，而这恰恰是现代资本主义所必需的意识形态。在这个分析中，已经有了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精神主义精神之间关系的分析。按照韦伯的看法，正是将劳动作为一种天职、作为一种需要，才有了资本主义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才有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当马克思将劳动提升为人类学意义上人的本质规定时，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完成了与政治经济学的共谋，这是对启蒙思想的一种转换。对生产理论的人类学基础的反驳，会导致对人的解构，这构成了后现代思潮中解构大写“人”的基础。
对生产理论的第二个批评是所谓马克思哲学中的“种族中心主义”。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在批判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虽然他力图将自己与启蒙理性拉开距离，如对资本主义作历史性理解，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资本自然说，但他并没有对启蒙理性的人类学基础进行追问，这使得他在面对自然时，同样将自然理解为支配的对象。他引用了马克思的这样一段话：“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 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 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26—927页。)这种自然必然性的思想，与启蒙理性 将自然作为支配的对象的思想没有区别，这是种族中心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马克思种 族中心主义还体现在，他将自己对资本主义分析的生产理论，运用于非欧洲社会和前资 本主义社会分析中，导致了原始社会分析中“生存经济的幻觉”(注：JeanBaudrillard,The Mirror of Production,p.75.)。在分析古代社会与封建社会时，从 现代劳动结构来分析主奴关系。这些分析都是建立在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基础的想象上， 在理论深层上体现了政治经济学的霸权。鲍德里亚的这一批评，成为生态主义、女性主 义、后殖民批评的重要理论来源。
第三，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无法建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方案。在鲍德里亚看来，随着1968年“红色风暴”的失败，任何革命的诉求已经变成了对革命的消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已不再能够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方案奠定理论基础了。消费社会的产生和电子媒介的决定性作用，使人们的一切活动都变成了符号作用的产物，符号在将人当作主体建构起来的同时，在深层上恰恰控制了人，不仅控制了人的活动，而且控制了人的理性、肉体甚至人的想像力。在这种情况下，控制已不再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过程中的控制，而是在主体自觉认同的情况下实现的符号控制。因此，替代性的方案就不再是建立在生产理论基础上的革命，而是要寻求一种新的符号体系模式。结合巴塔耶与莫斯等人的思考，一开始他将象征交换体系作为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替代物。但在后来的思考中，他意识到这仍然是一条行不通的道路，从而走向了更为激进的思考，即只有当人们创造出来的物体统治了一切时，才能走出当代资本主义的控制。但这个时候，人的存在也就不再重要了。在鲍德里亚等极端激进理论的思路中，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将哲学甚至政治审美化了，这是一种停留于哲学家的主体意象中的思路。虽然在理论姿态上，这 种美学化的思路不断地建构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激进理论，但由于不能真实地深入 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中，在激进批判的背后，实质上并没有真实地触 动现实。可以说，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审美意象中建构一种激进批判理论，正合乎 消费社会中意识消费的内在要求。
二、从物质生产到理性规范
正是对这种激进乌托邦思路的反思，有的学者走向了一种“修正”式的理论立场。他们反对完全用生产来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但也不主张完全抛弃马克思的生产理论， 而是将生产与规范性制度或普遍化的理性，以及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作为分析现代资本 主义社会的理论构架。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哈贝马斯与吉登斯构成了重要的代表。
哈贝马斯面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社会平台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晚期资本主义，也可称之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它标示着自由资本主义的终结与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型。综合哈贝马斯对这一转型的论述，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指“[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注：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58页。)； 二是指经济的集中过程和商品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劳动市场的组织化；三是指随着市场 功能缺口的不断增大，国家开始对市场进行干预(注：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7、3、5页。)。技术的发展，不仅 渗透到经济活动中，而且渗透到制度层面，使得科学与技术变成了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合 法性的意识形态，但这一发展过程导致的结果是，“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发 展过程中也‘充满了矛盾’或危机。”(注：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 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7、3、5页。)
为了更好地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哈贝马斯以帕森斯关于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的分析为基础，先讨论了危机的一般理论。虽然系统整合只是社会整合的一个亚系统，但 为了更好地讨论问题，他在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间进行了区分：社会整合指的是具有言 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社会化过程中所处的制度系统，表现为一个具有符号结构的生活世 界，它是社会的规范结构，哈贝马斯以生活世界这个范式加以概括。而系统整合指的是 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所具有的特殊的控制能力，如果用韦伯的话说，这类似于工具理性 系统。在社会系统内部，正是通过系统整合实现对外部自然的社会化，通过社会整合实 现对人的内部自然的规范化，前者体现为遵循技术原则的工具行为，后者体现为遵循理 性规范的交往行为。在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危机就是这种张力 失效的结果，即当以生产为基础的系统整合达到系统自律时，与规范系统产生矛盾，使 得社会认同发生危机。因此，对于危机这个概念，哈贝马斯的解释更侧重于制度与理性 的规范性层面，这种规范性层面虽然具有客观性力量，但与主体是直接相关的。危机是 一种客观力量，这种力量剥夺了一个主体的某些正常控制能力，“危机就是系统整合的 持续失调”，但“系统不能说是主体；根据前科学概念的定义，只有主体才会被卷入危 机。在社会成员感觉到结构变化影响到了继续生存，感觉到他们的社会认同受到威胁时 ，我们才会说出现了危机。系统整合的失调只有在社会整合岌岌可危时，即在规范结构 的共识基础受到严重破坏，社会变得失范时，才会危及继续生存。危机状态表现为社会 制度的瓦解。”(注：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0年，第47、3、5页。)
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市场构成了一个较为自律的系统，经济危机就直接表现为系统危机，由于社会整合无法对这种危机进行控制，就易导致社会危机。马克思对这个过程做了较为具体的分析。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随着国家的干预，危机已经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国家面临的是双重任务：一是要确保行政管理中的合理性，一是要对行政管理本身提供合法性基础，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一个内在循环论证过程。但合法性的基础并不能通过权力的规范制约就可以确立，它依赖于人们的动机，这种动机又依赖于规范的内在化，这种规范的内在化又取决于规范着话语的主体间性，这是社会交往的灵魂。“只有当规范确定的合法满足需求的机会分配建立在参与者实际达成的共识基础上，追求制度化的价值的行为取向才是没有争议的。”(注：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第150—151页。)而要达到这一点，就需要从社会进化的视角，建构一种新的学习机制，从而重新构造规范结构的发展模式。在哈贝马斯看来，在这个意义上，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主要是与规范结构相关的社会制度发生了危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重建就是要面对这种危机，提供新的社会分析框架。
从这样的前提出发，哈贝马斯以一种“修正”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他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中说：“马克思主义没有必要复兴。我们所说的重建是把一种理论拆开，用新的形式重新加以组合，以便更好地达到这种理论所确立的目标。这是对待一种在某些方 面需要修正，但其鼓舞人心的潜在力量仍旧(始终)没有枯竭的理论的一种正常态度，我 认为，即使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也是正常的态度。”(注：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 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页。)在他看来，马克思非常 深刻地认识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机制，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危机进行了分析，为分 析局部系统的危机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而且马克思还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理 解成社会进化的全面理论”，这在一定的意义上，构成了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 理论基础。但马克思将建构交往理性的学习机制只是限制在客观性层面，或者说限制在 生产力领域中，而忽视了在道德等规范以及运用共识等调解冲突的领域中，也存在着学 习过程，而且对社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在制度系统中得到体现的合理性结构，特别是在晚 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危机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如何从交往理性基础上描述文化 传统和制度变化的固有发展逻辑就更加重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要重建为规范和价 值进行辩护的普遍交往的前提和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是按照双重 向度展开的。“为了避免把决定着社会进化的两个理性化过程相混淆，我们必须把总体 概念，例如，生产活动和实践，分解成交往的行动和目的合理的行动的基本概念；行为 的理性化不仅影响着生产力，而且以独立的方式影响着规范的结构。”(注：哈贝马斯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29、33页。)目的合理的行动涉及生产力的提高，遵循的 是工具理性的原则，而交往的行动遵循的是主体间公认的规范，这是解释社会的两个重 要维度。他认为当马克思把阶级斗争仅仅理解为生产力发展的机制时，恰恰是在两个理 论维度之间发生了混淆，并赋予前者独一无二的地位，而实际上对于当代社会来说，只 是后者才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生产力只有在交往理性的基础上实现了社会一体化时，才 能真正地得到发展。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也就意味着“为一个既定社会的规范结 构重新设计一个发展模式并且来证实这个发展模式。”(注：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 物主义》，第29、33页。)哈贝马斯以规范性的交往理性作为修正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 武器，实际上是想在晚期资本主义危机时代，提供一种新的社会一体化模式。
与哈贝马斯具有相似理论范式的是吉登斯。在吉登斯的思想建构中，马克思一直处于理论的中心地位。在197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忽视马克思的社会思想时，他在《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中将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作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但在1981年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批判》中，吉登斯虽然认为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非常重要，但马克思的许多分析又必须抛弃；到了20世纪后期，当人们纷纷放弃马克思的理论时，吉登斯又认为这恰恰是错误的，“马克思有关现代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的许多论述仍然是正确的。”(注：吉登斯：《现代性——吉登 斯访谈录》，尹宏毅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37页。)正是这一总体姿态下，吉登 斯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批判，但这也是一种“修正”式的批判。
在《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批判》一书中，吉登斯认为马克思从生产方式出发对资本主义 社会的分析，虽然对于我们理解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非常有帮助，但这种依靠生产力进步 的社会进化论，需要进行批判反思。他认为马克思只从生产方式出发，对社会的说明是 一种线性化的理论，这种理论既不能完整地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社会的 当代形态，更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之外的其他社会与文明。产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局 限性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力在马克思那里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理论说明，这种缺陷是 他的历史分析方法的主要局限性的来源。”(注：Anthony Giddens,A Contemporary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London,1981,p.3.)权力是从生产结构的支配中 产生出来的，但权力本身构成了组成社会体系的一个重要要素，正是这个重要的因素， 被马克思忽视了。结合对当时社会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解释学的 批判，他提出了结构化理论，认为进入支配结构的，除了马克思在生产方式中所分析的 支配物质的权力外，还存在支配社会的权力，他分别称之为配置性资源与权威性资源。 他认为不管是在非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以信息监控为基础的权威性资 源(国家权力)，都是社会建构的重要条件。结构化理论就是将这两种资源置于社会时空 构成域中，揭示它们的内在关系以及与这种关系相一致的社会的构成过程。在这个意义 上，马克思从生产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对吉登斯来说，其丰富的内容只是构成 了结构化理论的一个层面。
但在吉登斯的理论思考中，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层面并不是主要的，他更为关注的是权威性资源在不同社会形态中的变化及其当下作用，在这一点上他综合了韦伯关于政治制度的分析与涂尔干关于道德意识的分析，尤其借鉴了福柯的监控理论。正是在这一思路中，我们可以看到吉登斯关注监控，关注资本主义制度与国家，关注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变迁以及后传统社会中生存方式的变化，这也是他评论现代性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 他与哈贝马斯一样，虽然两人都意识到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是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 要方面，但又将生产理论置于另一条线索的制约之下，这构成了他们思想的本质规定。 但这种思路上的外在相似性，并不能掩盖哈贝马斯与吉登斯之间存在的根本差异。在吉登斯看来，哈贝马斯关于交往理性普遍性的强调，是传统批判理论的最后喘息(注：参阅吉登斯《没有革命的理性：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为社会学辩护》，周红云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而从哈贝马斯的立场上来看，吉登斯讨论的问题都还局限在哈贝马斯所讨论的工具理性层面，并没有进入到交往理性，而这才是哈贝马斯的理论焦点。在他们的结论中，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一种改良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是他们理论的现实指向。
三、生产理论与当代社会的总体性批判
与前面两种解释范式相比，在当代哲学视野中，也有许多学者坚持以马克思生产理论为基础，并通过整合当代理论成果，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文化发展逻辑。在 这些学者看来，虽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但并没有超越马克思的 理论问题域，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仍然是我们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前提。在这一 思想链条中，杰姆逊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分析，凯尔纳与贝斯特对后现代思潮的 评论，德里克从“弹性生产方式”出发对后殖民主义的批判，哈维对后现代空间理论的 揭示，以及哈特与奈格里在《帝国》一书中对分析全球资本主义理论范式的重构等，形 成了从生产理论出发，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成果。
杰姆逊的直接论战对象是后现代思潮。后现代思潮从文化理念上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它以现代性指称资本主义的启蒙理性，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进行一种断裂式的区分，并以后现代作为从资本主义中逃脱出来的策略。对“元叙事”、人类中心主义、同 一性、确定性等的批判，似乎展示了人类文明的另一种形象。杰姆逊的问题是：后现代 思潮真的是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文化的另一种文化?他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并不停留在纯 粹形而上学的层面，而是从马克思的资本逻辑中找到了分析问题的基点，并通过曼德尔 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对后现代思潮进行了“历史性”的透视。
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曼德尔从生产力的技术变革入手，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1848年以来蒸汽引擎的机器生产导致了自由竞争的市场资本主义，19世纪90年代以来电力发动机及内燃机的机器生产导致了帝国主义，20世纪40年代以来电子及核子能量机器的生产带来了晚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这三个阶段虽然各有自己的特点，资本的运转方式也不尽相同，但它们都没有脱离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逻辑。特别是第三阶段，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谓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次断裂，实际上它仍旧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体现：“晚期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是帝国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新的阶段，其特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结构上的危机”，但这种危机并不是过去所谓的生产力的衰退，而是“晚期资本主义生来就不可能把第三次技术革命或者说自动化的广泛可能性加以推广普及，这构成了晚期资本主义在这一趋势中的一种有力的表现”(注：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1页。)。曼德尔认为这也是考察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理论基础。曼 德尔的这一从生产方式出发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的思想，构成了杰姆逊讨论后现代思潮的 理论基础。
但这并不意味着杰姆逊简单地回到经济决定论，实际上杰姆逊通过对当代各种理论思潮的整合，找到了后现代思潮与社会历史生活过程的内在建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实现对后现代思潮的历史定位，同时实现对社会历史过程的哲学抽象，这也是杰姆逊所理解的辩证法。“在我看来，方法论问题之间的张力与冲突总会打开通过更大的哲学问题的大门。最终这会导向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也就是说如何把文化、意识同语境或形势联系起来。”(注：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三联书店，1997年，第11页。)在这一理论空间中，每种理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都有其存在的合法性，但这并不说明每种理论都处于同一个水平面上。作为一种理论范式，每种理论都有其 主导性解释符码，如结构主义的“语言形式”、弗洛伊德主义的“欲望”、经典存在主 义的“焦虑与自由”等，但通过范式之间的对话与比较，杰姆逊认为马克思的生产范式 最能有效地解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的主导符码是一个十分不同的范畴， 即‘生产模式’本身。生产模式的概念，制定出一个完整的共时结构，上述的各种方法 论的具体现象隶属于这个结构。也就是说，当今明智的马克思主义不会希望排斥或抛弃 任何别的主题，这些主题以不同的方式表明了破碎的当代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区域。因此 ，马克思主义对上述阐释模式的‘超越’，并不是废除或解除这些模式的研究对象，而 是要使这些自称完整和自给自足的阐释系统的各种框架变得非神秘化。宣称马克思主义 批评作为最终和不可超越的语义地平线——即社会地平线——的重要性，表明所有其他 阐释系统都有隐藏的封闭线。阐释系统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以社会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但是隐藏的封闭线把阐释系统同社会整体分离开来，使阐释成为表面封闭的现象。马 克思主义的语义批评可以打破封锁线。”(注：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第147—148页。)在确立了生产方式的主导解释符码的地位之后，结合曼德尔的资本 主义历史阶段理论，杰姆逊从文化风格的角度，通过比较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 主义之间的关系指出，现实主义体现的是市场资本主义的形势，现代主义体现的是扩张 的世界资本主义或者说帝国主义的形势，而后现代主义体现的正是晚期资本主义或者说 跨国资本主义的形势。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正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深受 鲍德里亚影响的杰姆逊，在面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时，得出了与鲍德里亚完全不同的结 论。
杰姆逊的这一总体思路，得到了凯尔纳与贝斯特的呼应。他们两人考察了后现代理论的来源及其发生过程，在充分意识到后现代理论的重要成果之后，对后现代理论的总体局限提出了批评。“没有哪位后现代理论家提出这样一种社会理论，将社会看作是一个系统组织，看作是一种拥有特定社会关系、制度和组织的生产模式”(注：道格拉斯·凯尔纳等：《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335页。)，这使 得大多数后现代理论忽视了政治经济学，因而未能恰当地阐明社会的经济、政治以及文 化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认为，虽然还不能证明后现代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另一条分 水岭，但的确体现了与现代不同的许多东西。今天的理论方向在于，以生产理论为基础 ，整合现代社会理论与后现代理论的优势，建构一种多向度、多视角的批判理论，寻求 改造现存社会的可能途径。
以生产理论为基础的分析方法，同样构成了德里克考察后殖民理论的基础。德里克的思路受到了曼纽尔·卡斯特关于网络社会分析的影响。虽然卡斯特以生产、经验和权力 作为分析的基本构架，但“技术与生产的技术关系，虽然是在源自社会之支配性领域的 范式里组织起来(例如，生产过程、军事—工业复合体)，但它们会扩散到整个社会关系 和社会结构之中，以致穿透与修改了权力和经验。如此以来，发展方式塑造了社会行为 的整个领域，当然包括了象征沟通。”(注：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 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1页。)卡斯特认为，以电子计算机为 基础的信息技术，使资本主义社会经历着一个再结构的过程，这是在资本主义总体框架 之内的带有总体性的结构转变，不仅导致了弹性生产，而且导致了世界经济的全球化、 民族—国家主权的衰落、自我认同方式的变更，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全球地缘政治。正 是以卡斯特关于弹性生产的分析为基础，结合世界体系理论和哈维关于空间分析的有益成果，德里克对后殖民批评进行了分析。作为后现代思潮的传承者，后殖民批评像后现 代思潮一样，批判元叙事、主体、同一性等范畴，反对殖民主义与革命，企图在全球化 背景中重构自己的身份。但它是从边缘、碎片化入手的反抗话语，不愿意分析后殖民现 象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这时它就既不能说明殖民主义与革命的社会历史，也不能说 明自身的历史，它对中心的批判、对多元主体的建构，如果不能同分析资本的逻辑结合 起来，实际上就是建构一种想象的主体，而这种想象的多元主体，正合乎跨国资本的文 化多元性的要求，这正是跨国资本在新殖民地所需要的文化精神。在多国公司的操作与 管理中，应聘高级主管的首要条件就是熟悉当地的文化，因此在跨国公司内部形成的就 是多元化的价值体系，对这些具有不同价值背景的主管的测量条件就是最后的经济效益 。“如果孤立地将欧洲中心主义仅仅看作一个文化或意识形态的问题，那就会淡化了权 力关系，而权力关系才是推动它并赋予它霸权劝诱力的因素……将批判的任务从对资本 主义的批判偏转到对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批判上，从而掩饰了其自身的思想局限，而且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还借此为资本主义关系下穿着现代外衣的不平等、剥削和压迫提供 了托辞。”(注：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王宁译，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第133—134页。关于德里克的分析，参阅胡大平《后革命氛围与全球资本主义》(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克认为，后殖民批评有意无意 地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同谋。
杰姆逊、凯尔纳、德里克从生产理论出发，对当代资本主义及其文化现象的批判分析，这条思路在哈特与奈格里合作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中，得到了更为深入的展现，形成了全面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构架。杰姆逊、德里克等虽然也把全球资本主义作为理论建构的社会平台，并且坚持从生产出发对全球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进行批判，但他们并没有深入地分析全球资本主义的转变过程，在这一点上，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与卡斯特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一样，从多学科交叉分析的视角，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变更做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并力图生长出一条批判的思路。在哈特与奈格里看来，伴随着全球市场的发展、生产的全球流动和全球化的秩序，一种新的规则的逻辑，即一种新的主权正在形成，使全球资本主义构成了一个帝国主义之后的“帝国”世界。帝国主义是欧洲民族—国家的主权超越自身的界限向世界扩张，但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民族—国家的主权受到了挑战，原有的政治权力正在衰落。但“民族—国家主权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字面意义上的‘主权’已经衰落。在整个当代的变革期间，政治的控制、国家的功能，以及管理的机制已经在继续统治着经济和社会的生产和交换。我们基本的假设是主权已经拥有新的形式，它由一系列国家的和超国家的机体构成，这些机体在统治的单一逻辑下整合。新的全球的主权形式就是我们所称的帝国。”(注：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页。)帝国并不像民族—国家那样，是一个存在的实体，它是一个便于对全球资本主义进行分析批判的概念，而在这个分析框架中，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构成了基本的前提。“当马克思要求我们离开喧嚣的交换领域，自上而下地进入生产的潜在住所时，我们打算使这一立足点的转变发挥类似在《 资本论》当中的这种转移的功能。”(注：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 ——全球化的政治秩序》，第6页。)只有通过分析全球生产，才能揭示出后现代与后殖 民张扬的地方性、差异性、反基础论等，公司资本和世界市场意识的绝佳反响是资本赢 家的话语，而原教旨主义只是体现了帝国转变中输家的诉求。正是在帝国的控制中，才 形成了与传统革命主体不同的新主体，“在树立起市场的意识形态后，民众通过劳动促 进了人类的群体与阶层的生态政治上的单一化，跨越了全球交替的每一个节点。”(注 ：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第374页。)正 是通过生产劳动，才能形成具有解放意义的民众的俗世之城。可以说，这是当代左派激 进话语的理论基础。
在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发展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如何看待马克思生产理论的当代地位和作用。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建构中，从市场交换体系走向资本的生产过程，并在此基础上透视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在关系，揭示生产过程中的内在矛盾及其文化意象，构成了他批判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逻辑的现实基础。因此，生产理论不只是指经济学意义上的物质生产，而且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性的哲学透视，是马克思哲学批判维度的逻辑基础。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有的学者认为必须彻底放弃，因为它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无法真实地建构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案；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仍然是我们理解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及其文化变迁的重要理论前提，放弃生产在当代社会的基础性地位，正是各种文化批判理论陷入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原因；还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生产理论虽然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制度与普遍性的理性规范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对生产理论的这些不同理解，直接影响到马克思哲学范式的当代建构。梳理当代学者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肯定性和批评性意见，在生产理论的基础上，建构马克思哲学的新范式，从而获得批判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的理论框架，这是今天马克思哲 学研究中一个需要讨论的深层问题，也是我们清晰勾画当代理论的重要基点(注：参阅 赵剑英《深刻变化的世界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 第1期。)。
一、生产理论：一种意识形态的幻象
从社会批判理论的视角看，马克思哲学中的生产概念，既是他对经济学研究的哲学提升(注：俞吾金教授在《作为全面生产理论的马克思哲学》(《哲学研究》2003年第8期)中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哲学内涵进行了分析论证。)，也是他区别于过去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标志。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一开始讨论的就是蒲鲁东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指出，蒲鲁东主义者想从交换层面，通过劳动券和交换银行的方法来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实际上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因为货币、交换价值实际上只是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外在特征，都是由资本的生产过程决定的。“只要这 些措施针对货币本身，这就只是对结果的攻击，而产生这些结果的原因仍然存在；可见 ，这只是对生产过程的干扰，但生产过程的牢固基础仍然有力量通过或多或少暴力的反 作用，使这种干扰成为只是暂时的干扰并加以控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4—195页。)也就是说，蒲鲁东主义的理论既不能真正 地分析资本主义，更不能有效地批判资本主义。因此，当马克思进入到资本生产过程， 并将生产提升为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范畴时，生产理论实际上就体现出双重的 理论功能：一是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框架；一是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提供更为 坚实的理论前提。这双重功能在马克思那里是合二为一的。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不断地受到了冲击和批评。在我看来，这种冲击和批评体现为两个阶段：一是生产理论的内在隐性冲突，一是对生产理论的全面批评。
生产理论的内在冲突，在我看来，体现在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中，生产力是一个中性的概念，生产方式中的矛盾主要体现为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需要打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新的生长环境。但这种生产力的概念，在卢卡奇的《物化与阶级意识》中受到了质疑。按照卢卡奇的分析，随着生产的流水线与泰勒制的推广，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人的碎片化与物化，并且这种碎片化使人的心理走向了物化(注：参阅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如果我们将这个分析与马克思的分 析进行一个简单的比较就可以发现：(1)在马克思那里，作为中性的生产力概念在卢卡 奇这里已经具有了否定的含义。人的物化并不只是发生于生产关系层面，现代生产力的 技术结构就造成了人在身体与心灵上的物化和碎片化，当这种物化获得其合法性时，技 术就变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这一点在马尔库塞关于技术意识形态的批判 中得到更为明晰的揭示。(2)马克思也谈到，在资本主义社会，过去人们认为不能出卖的东西，如德行、爱情、信仰、良知都成了在市场上可以出卖的对象，这是资本主义“ 异化”的全面表现，但他这里所谈的还是交换层面上的“异化”(注：参阅《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79—80页。)，而在卢卡奇那里，物化就发生 于生产过程中。这实际上就表明，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已经在内部遭遇到了隐性冲突(注 ：张一兵：《市场交换中的关系物化与工具理性的伪物性化》，《哲学研究》2000年第 8期。)。
如果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看，我认为卢卡奇的理论见识是一次深化，并推动着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随着流水线生产与科层制管理的出现，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到了新的历史阶段，即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先是在生产层面的组织化管理，然后延伸到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导致了对日常生活的控制与规划，特别是随着电子媒介出现之后，通过控制人们的消费及消费理念，这种规训与控制则进入到了人的身体与意识深处，并造成了一种幻象层面的认同模式。如果说在马克思时代，控制和惩罚以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明显的冲突状态表现出来，而随着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这种控制与 惩罚则渐渐地呈现为一种被所有人日益认同的模式，而这种认同模式，正如许多学者所 强调的，正是通过生产中的技术理性获得合法性的。但从理论自身的清晰界划来看，在 《否定的辩证法》发表之前，这些研究虽然在反对着生产过程中的技术理性，有的甚至 由此上升到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但获得生产意义上的“总体性”，并由此实现人类生活 的解放，仍然构成了勒菲伏尔、马尔库塞、德波等人的理论希望。在这个意义上，尽管 此时马克思的生产力的中性思想已经受到怀疑，但作为哲学框架的生产理论仍然构成了 理论家们分析问题的基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这种批评是隐性的。
但有些学者已经不满意于以马克思生产理论来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了。这里，我们以后马克思思潮代表人物鲍德里亚为例，看看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在哪些层面受到了挑战。
鲍德里亚在《生产之镜》中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批评。按照鲍德里亚的看法，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所强调的批判资本主义和解放生产力，实际上只是一种革命理论的幻觉，是生产的幻象。“它到处支持着没有约束的生产浪漫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理论没有触及生产原则，生产方式所描述的所有概念，也只是说明了生产内容的辩证的、历史的谱系，并未触及生产的形式。这个形式以理想化的方式重新出现，隐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背后。”(注：Jean Baudrillard,The Mirror of Production,trans.Mark Poster,Telos Press,1975,p.17.)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生产理论，看起来 是要批判现代资本主义，但实际上并没有达到这一理论目的，生产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 的意识形态，当马克思以一种高生产率超越资本主义时，只是完成了生产主义的另一种 解释，并没有跳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更为要命的是，这种批判在当代资本主义 社会只是建构了一种生产主义的批判话语，并渗透到了对文本、意识、权力的分析中。 “从‘泰凯尔’(Tel Quel)无限制的‘文本生产率’中生产力的解放，到德鲁兹的无意 识(包括无意识的‘劳动’)工厂机器的生产率，没有任何革命能够在其他符号中替代生 产率的革命话语。生产的爱欲成为普遍的公式。”(注：Jean Baudrillard,The Mirror of Production,p.17.)因此马克思并没有实现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彻底决裂，只是用另 一种生产合理性取代了当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合理性，而生产合理性正是资本主义的本质 规定。他通过借用拉康的“镜像”理论，认为马克思是在生产的幻象中看待资本主义社 会的，只要不打破生产之镜，我们就不能真正地跳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找到解决当 下问题的替代性方案。
在我看来，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批评主要涉及以下内在相关的问题，这也是后来批判马克思生产理论的学者所持的基本立场：第一，生产理论的人类学基础是一种理论的幻象。在鲍德里亚看来，在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中，劳动是马克思哲学的人类学基础，与此对应的有用性、需要、使用价值等概念构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假设。人需要物质生活资料，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些生活资料就体现为商品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是无法比较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以资本生产为基础的交换体系，却使交换价值统治着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本身倒不再重要了。与这一逻辑相对应，就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被其交换价值所统治，这就导致了劳动的物化。因此，使物化的劳动解放出来，这是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指向。只有劳动解放了，才能真正实现需要的满足，才能让使用价值的生产成为目的。也只有在这时，劳动作为人的潜能才能真正地发挥出来。鲍德里亚认为，实际上这是一种理论幻象。比如使用价值，一旦我们进入到这个概念时，我们就处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语境中，“使用价值，实际上有用性本身，正是物化的社会关系。就像商品的抽象平等一样，使用价值是一个抽象，它是需要体系的抽象……就像社会劳动的抽象一样，使用价值构成了平等逻辑(交换价值)的基础，它隐藏于商品的‘天生的’价值之下。”(注：Jean Baudrillard,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of the Sign,trans.Charles Levin,Telos Press,p.131.)经济交换正是以使用价值为基础的，正是根据有用性，物体与产品才必须加以思考与理性化，否则它们就不具有交换价值，因此，将商品等同于有用性，正是理性交换的前提。
从劳动的人类学规定来看，将劳动作为需要的满足，作为人的本质规定，在其深层意义上，正是一种基督教式的劳动伦理观念，而这恰恰是现代资本主义所必需的意识形态。在这个分析中，已经有了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精神主义精神之间关系的分析。按照韦伯的看法，正是将劳动作为一种天职、作为一种需要，才有了资本主义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才有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当马克思将劳动提升为人类学意义上人的本质规定时，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完成了与政治经济学的共谋，这是对启蒙思想的一种转换。对生产理论的人类学基础的反驳，会导致对人的解构，这构成了后现代思潮中解构大写“人”的基础。
对生产理论的第二个批评是所谓马克思哲学中的“种族中心主义”。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在批判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虽然他力图将自己与启蒙理性拉开距离，如对资本主义作历史性理解，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资本自然说，但他并没有对启蒙理性的人类学基础进行追问，这使得他在面对自然时，同样将自然理解为支配的对象。他引用了马克思的这样一段话：“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 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 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26—927页。)这种自然必然性的思想，与启蒙理性 将自然作为支配的对象的思想没有区别，这是种族中心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马克思种 族中心主义还体现在，他将自己对资本主义分析的生产理论，运用于非欧洲社会和前资 本主义社会分析中，导致了原始社会分析中“生存经济的幻觉”(注：JeanBaudrillard,The Mirror of Production,p.75.)。在分析古代社会与封建社会时，从 现代劳动结构来分析主奴关系。这些分析都是建立在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基础的想象上， 在理论深层上体现了政治经济学的霸权。鲍德里亚的这一批评，成为生态主义、女性主 义、后殖民批评的重要理论来源。
第三，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无法建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方案。在鲍德里亚看来，随着1968年“红色风暴”的失败，任何革命的诉求已经变成了对革命的消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已不再能够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方案奠定理论基础了。消费社会的产生和电子媒介的决定性作用，使人们的一切活动都变成了符号作用的产物，符号在将人当作主体建构起来的同时，在深层上恰恰控制了人，不仅控制了人的活动，而且控制了人的理性、肉体甚至人的想像力。在这种情况下，控制已不再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过程中的控制，而是在主体自觉认同的情况下实现的符号控制。因此，替代性的方案就不再是建立在生产理论基础上的革命，而是要寻求一种新的符号体系模式。结合巴塔耶与莫斯等人的思考，一开始他将象征交换体系作为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替代物。但在后来的思考中，他意识到这仍然是一条行不通的道路，从而走向了更为激进的思考，即只有当人们创造出来的物体统治了一切时，才能走出当代资本主义的控制。但这个时候，人的存在也就不再重要了。在鲍德里亚等极端激进理论的思路中，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将哲学甚至政治审美化了，这是一种停留于哲学家的主体意象中的思路。虽然在理论姿态上，这 种美学化的思路不断地建构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激进理论，但由于不能真实地深入 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中，在激进批判的背后，实质上并没有真实地触 动现实。可以说，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审美意象中建构一种激进批判理论，正合乎 消费社会中意识消费的内在要求。
二、从物质生产到理性规范
正是对这种激进乌托邦思路的反思，有的学者走向了一种“修正”式的理论立场。他们反对完全用生产来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但也不主张完全抛弃马克思的生产理论， 而是将生产与规范性制度或普遍化的理性，以及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作为分析现代资本 主义社会的理论构架。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哈贝马斯与吉登斯构成了重要的代表。
哈贝马斯面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社会平台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晚期资本主义，也可称之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它标示着自由资本主义的终结与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型。综合哈贝马斯对这一转型的论述，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指“[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注：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58页。)； 二是指经济的集中过程和商品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劳动市场的组织化；三是指随着市场 功能缺口的不断增大，国家开始对市场进行干预(注：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7、3、5页。)。技术的发展，不仅 渗透到经济活动中，而且渗透到制度层面，使得科学与技术变成了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合 法性的意识形态，但这一发展过程导致的结果是，“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发 展过程中也‘充满了矛盾’或危机。”(注：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 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7、3、5页。)
为了更好地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哈贝马斯以帕森斯关于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的分析为基础，先讨论了危机的一般理论。虽然系统整合只是社会整合的一个亚系统，但 为了更好地讨论问题，他在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间进行了区分：社会整合指的是具有言 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社会化过程中所处的制度系统，表现为一个具有符号结构的生活世 界，它是社会的规范结构，哈贝马斯以生活世界这个范式加以概括。而系统整合指的是 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所具有的特殊的控制能力，如果用韦伯的话说，这类似于工具理性 系统。在社会系统内部，正是通过系统整合实现对外部自然的社会化，通过社会整合实 现对人的内部自然的规范化，前者体现为遵循技术原则的工具行为，后者体现为遵循理 性规范的交往行为。在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危机就是这种张力 失效的结果，即当以生产为基础的系统整合达到系统自律时，与规范系统产生矛盾，使 得社会认同发生危机。因此，对于危机这个概念，哈贝马斯的解释更侧重于制度与理性 的规范性层面，这种规范性层面虽然具有客观性力量，但与主体是直接相关的。危机是 一种客观力量，这种力量剥夺了一个主体的某些正常控制能力，“危机就是系统整合的 持续失调”，但“系统不能说是主体；根据前科学概念的定义，只有主体才会被卷入危 机。在社会成员感觉到结构变化影响到了继续生存，感觉到他们的社会认同受到威胁时 ，我们才会说出现了危机。系统整合的失调只有在社会整合岌岌可危时，即在规范结构 的共识基础受到严重破坏，社会变得失范时，才会危及继续生存。危机状态表现为社会 制度的瓦解。”(注：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0年，第47、3、5页。)
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市场构成了一个较为自律的系统，经济危机就直接表现为系统危机，由于社会整合无法对这种危机进行控制，就易导致社会危机。马克思对这个过程做了较为具体的分析。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随着国家的干预，危机已经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国家面临的是双重任务：一是要确保行政管理中的合理性，一是要对行政管理本身提供合法性基础，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一个内在循环论证过程。但合法性的基础并不能通过权力的规范制约就可以确立，它依赖于人们的动机，这种动机又依赖于规范的内在化，这种规范的内在化又取决于规范着话语的主体间性，这是社会交往的灵魂。“只有当规范确定的合法满足需求的机会分配建立在参与者实际达成的共识基础上，追求制度化的价值的行为取向才是没有争议的。”(注：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第150—151页。)而要达到这一点，就需要从社会进化的视角，建构一种新的学习机制，从而重新构造规范结构的发展模式。在哈贝马斯看来，在这个意义上，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主要是与规范结构相关的社会制度发生了危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重建就是要面对这种危机，提供新的社会分析框架。
从这样的前提出发，哈贝马斯以一种“修正”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他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中说：“马克思主义没有必要复兴。我们所说的重建是把一种理论拆开，用新的形式重新加以组合，以便更好地达到这种理论所确立的目标。这是对待一种在某些方 面需要修正，但其鼓舞人心的潜在力量仍旧(始终)没有枯竭的理论的一种正常态度，我 认为，即使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也是正常的态度。”(注：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 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页。)在他看来，马克思非常 深刻地认识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机制，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危机进行了分析，为分 析局部系统的危机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而且马克思还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理 解成社会进化的全面理论”，这在一定的意义上，构成了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 理论基础。但马克思将建构交往理性的学习机制只是限制在客观性层面，或者说限制在 生产力领域中，而忽视了在道德等规范以及运用共识等调解冲突的领域中，也存在着学 习过程，而且对社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在制度系统中得到体现的合理性结构，特别是在晚 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危机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如何从交往理性基础上描述文化 传统和制度变化的固有发展逻辑就更加重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要重建为规范和价 值进行辩护的普遍交往的前提和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是按照双重 向度展开的。“为了避免把决定着社会进化的两个理性化过程相混淆，我们必须把总体 概念，例如，生产活动和实践，分解成交往的行动和目的合理的行动的基本概念；行为 的理性化不仅影响着生产力，而且以独立的方式影响着规范的结构。”(注：哈贝马斯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29、33页。)目的合理的行动涉及生产力的提高，遵循的 是工具理性的原则，而交往的行动遵循的是主体间公认的规范，这是解释社会的两个重 要维度。他认为当马克思把阶级斗争仅仅理解为生产力发展的机制时，恰恰是在两个理 论维度之间发生了混淆，并赋予前者独一无二的地位，而实际上对于当代社会来说，只 是后者才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生产力只有在交往理性的基础上实现了社会一体化时，才 能真正地得到发展。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也就意味着“为一个既定社会的规范结 构重新设计一个发展模式并且来证实这个发展模式。”(注：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 物主义》，第29、33页。)哈贝马斯以规范性的交往理性作为修正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 武器，实际上是想在晚期资本主义危机时代，提供一种新的社会一体化模式。
与哈贝马斯具有相似理论范式的是吉登斯。在吉登斯的思想建构中，马克思一直处于理论的中心地位。在197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忽视马克思的社会思想时，他在《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中将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作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但在1981年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批判》中，吉登斯虽然认为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非常重要，但马克思的许多分析又必须抛弃；到了20世纪后期，当人们纷纷放弃马克思的理论时，吉登斯又认为这恰恰是错误的，“马克思有关现代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的许多论述仍然是正确的。”(注：吉登斯：《现代性——吉登 斯访谈录》，尹宏毅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37页。)正是这一总体姿态下，吉登 斯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批判，但这也是一种“修正”式的批判。
在《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批判》一书中，吉登斯认为马克思从生产方式出发对资本主义 社会的分析，虽然对于我们理解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非常有帮助，但这种依靠生产力进步 的社会进化论，需要进行批判反思。他认为马克思只从生产方式出发，对社会的说明是 一种线性化的理论，这种理论既不能完整地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社会的 当代形态，更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之外的其他社会与文明。产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局 限性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力在马克思那里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理论说明，这种缺陷是 他的历史分析方法的主要局限性的来源。”(注：Anthony Giddens,A Contemporary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London,1981,p.3.)权力是从生产结构的支配中 产生出来的，但权力本身构成了组成社会体系的一个重要要素，正是这个重要的因素， 被马克思忽视了。结合对当时社会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解释学的 批判，他提出了结构化理论，认为进入支配结构的，除了马克思在生产方式中所分析的 支配物质的权力外，还存在支配社会的权力，他分别称之为配置性资源与权威性资源。 他认为不管是在非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以信息监控为基础的权威性资 源(国家权力)，都是社会建构的重要条件。结构化理论就是将这两种资源置于社会时空 构成域中，揭示它们的内在关系以及与这种关系相一致的社会的构成过程。在这个意义 上，马克思从生产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对吉登斯来说，其丰富的内容只是构成 了结构化理论的一个层面。
但在吉登斯的理论思考中，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层面并不是主要的，他更为关注的是权威性资源在不同社会形态中的变化及其当下作用，在这一点上他综合了韦伯关于政治制度的分析与涂尔干关于道德意识的分析，尤其借鉴了福柯的监控理论。正是在这一思路中，我们可以看到吉登斯关注监控，关注资本主义制度与国家，关注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变迁以及后传统社会中生存方式的变化，这也是他评论现代性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 他与哈贝马斯一样，虽然两人都意识到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是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 要方面，但又将生产理论置于另一条线索的制约之下，这构成了他们思想的本质规定。 但这种思路上的外在相似性，并不能掩盖哈贝马斯与吉登斯之间存在的根本差异。在吉登斯看来，哈贝马斯关于交往理性普遍性的强调，是传统批判理论的最后喘息(注：参阅吉登斯《没有革命的理性：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为社会学辩护》，周红云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而从哈贝马斯的立场上来看，吉登斯讨论的问题都还局限在哈贝马斯所讨论的工具理性层面，并没有进入到交往理性，而这才是哈贝马斯的理论焦点。在他们的结论中，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一种改良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是他们理论的现实指向。
三、生产理论与当代社会的总体性批判
与前面两种解释范式相比，在当代哲学视野中，也有许多学者坚持以马克思生产理论为基础，并通过整合当代理论成果，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文化发展逻辑。在 这些学者看来，虽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但并没有超越马克思的 理论问题域，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仍然是我们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前提。在这一 思想链条中，杰姆逊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分析，凯尔纳与贝斯特对后现代思潮的 评论，德里克从“弹性生产方式”出发对后殖民主义的批判，哈维对后现代空间理论的 揭示，以及哈特与奈格里在《帝国》一书中对分析全球资本主义理论范式的重构等，形 成了从生产理论出发，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成果。
杰姆逊的直接论战对象是后现代思潮。后现代思潮从文化理念上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它以现代性指称资本主义的启蒙理性，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进行一种断裂式的区分，并以后现代作为从资本主义中逃脱出来的策略。对“元叙事”、人类中心主义、同 一性、确定性等的批判，似乎展示了人类文明的另一种形象。杰姆逊的问题是：后现代 思潮真的是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文化的另一种文化?他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并不停留在纯 粹形而上学的层面，而是从马克思的资本逻辑中找到了分析问题的基点，并通过曼德尔 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对后现代思潮进行了“历史性”的透视。
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曼德尔从生产力的技术变革入手，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1848年以来蒸汽引擎的机器生产导致了自由竞争的市场资本主义，19世纪90年代以来电力发动机及内燃机的机器生产导致了帝国主义，20世纪40年代以来电子及核子能量机器的生产带来了晚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这三个阶段虽然各有自己的特点，资本的运转方式也不尽相同，但它们都没有脱离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逻辑。特别是第三阶段，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谓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次断裂，实际上它仍旧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体现：“晚期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是帝国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新的阶段，其特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结构上的危机”，但这种危机并不是过去所谓的生产力的衰退，而是“晚期资本主义生来就不可能把第三次技术革命或者说自动化的广泛可能性加以推广普及，这构成了晚期资本主义在这一趋势中的一种有力的表现”(注：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1页。)。曼德尔认为这也是考察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理论基础。曼 德尔的这一从生产方式出发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的思想，构成了杰姆逊讨论后现代思潮的 理论基础。
但这并不意味着杰姆逊简单地回到经济决定论，实际上杰姆逊通过对当代各种理论思潮的整合，找到了后现代思潮与社会历史生活过程的内在建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实现对后现代思潮的历史定位，同时实现对社会历史过程的哲学抽象，这也是杰姆逊所理解的辩证法。“在我看来，方法论问题之间的张力与冲突总会打开通过更大的哲学问题的大门。最终这会导向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也就是说如何把文化、意识同语境或形势联系起来。”(注：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三联书店，1997年，第11页。)在这一理论空间中，每种理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都有其存在的合法性，但这并不说明每种理论都处于同一个水平面上。作为一种理论范式，每种理论都有其 主导性解释符码，如结构主义的“语言形式”、弗洛伊德主义的“欲望”、经典存在主 义的“焦虑与自由”等，但通过范式之间的对话与比较，杰姆逊认为马克思的生产范式 最能有效地解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的主导符码是一个十分不同的范畴， 即‘生产模式’本身。生产模式的概念，制定出一个完整的共时结构，上述的各种方法 论的具体现象隶属于这个结构。也就是说，当今明智的马克思主义不会希望排斥或抛弃 任何别的主题，这些主题以不同的方式表明了破碎的当代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区域。因此 ，马克思主义对上述阐释模式的‘超越’，并不是废除或解除这些模式的研究对象，而 是要使这些自称完整和自给自足的阐释系统的各种框架变得非神秘化。宣称马克思主义 批评作为最终和不可超越的语义地平线——即社会地平线——的重要性，表明所有其他 阐释系统都有隐藏的封闭线。阐释系统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以社会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但是隐藏的封闭线把阐释系统同社会整体分离开来，使阐释成为表面封闭的现象。马 克思主义的语义批评可以打破封锁线。”(注：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第147—148页。)在确立了生产方式的主导解释符码的地位之后，结合曼德尔的资本 主义历史阶段理论，杰姆逊从文化风格的角度，通过比较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 主义之间的关系指出，现实主义体现的是市场资本主义的形势，现代主义体现的是扩张 的世界资本主义或者说帝国主义的形势，而后现代主义体现的正是晚期资本主义或者说 跨国资本主义的形势。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正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深受 鲍德里亚影响的杰姆逊，在面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时，得出了与鲍德里亚完全不同的结 论。
杰姆逊的这一总体思路，得到了凯尔纳与贝斯特的呼应。他们两人考察了后现代理论的来源及其发生过程，在充分意识到后现代理论的重要成果之后，对后现代理论的总体局限提出了批评。“没有哪位后现代理论家提出这样一种社会理论，将社会看作是一个系统组织，看作是一种拥有特定社会关系、制度和组织的生产模式”(注：道格拉斯·凯尔纳等：《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335页。)，这使 得大多数后现代理论忽视了政治经济学，因而未能恰当地阐明社会的经济、政治以及文 化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认为，虽然还不能证明后现代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另一条分 水岭，但的确体现了与现代不同的许多东西。今天的理论方向在于，以生产理论为基础 ，整合现代社会理论与后现代理论的优势，建构一种多向度、多视角的批判理论，寻求 改造现存社会的可能途径。
以生产理论为基础的分析方法，同样构成了德里克考察后殖民理论的基础。德里克的思路受到了曼纽尔·卡斯特关于网络社会分析的影响。虽然卡斯特以生产、经验和权力 作为分析的基本构架，但“技术与生产的技术关系，虽然是在源自社会之支配性领域的 范式里组织起来(例如，生产过程、军事—工业复合体)，但它们会扩散到整个社会关系 和社会结构之中，以致穿透与修改了权力和经验。如此以来，发展方式塑造了社会行为 的整个领域，当然包括了象征沟通。”(注：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 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1页。)卡斯特认为，以电子计算机为 基础的信息技术，使资本主义社会经历着一个再结构的过程，这是在资本主义总体框架 之内的带有总体性的结构转变，不仅导致了弹性生产，而且导致了世界经济的全球化、 民族—国家主权的衰落、自我认同方式的变更，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全球地缘政治。正 是以卡斯特关于弹性生产的分析为基础，结合世界体系理论和哈维关于空间分析的有益成果，德里克对后殖民批评进行了分析。作为后现代思潮的传承者，后殖民批评像后现 代思潮一样，批判元叙事、主体、同一性等范畴，反对殖民主义与革命，企图在全球化 背景中重构自己的身份。但它是从边缘、碎片化入手的反抗话语，不愿意分析后殖民现 象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这时它就既不能说明殖民主义与革命的社会历史，也不能说 明自身的历史，它对中心的批判、对多元主体的建构，如果不能同分析资本的逻辑结合 起来，实际上就是建构一种想象的主体，而这种想象的多元主体，正合乎跨国资本的文 化多元性的要求，这正是跨国资本在新殖民地所需要的文化精神。在多国公司的操作与 管理中，应聘高级主管的首要条件就是熟悉当地的文化，因此在跨国公司内部形成的就 是多元化的价值体系，对这些具有不同价值背景的主管的测量条件就是最后的经济效益 。“如果孤立地将欧洲中心主义仅仅看作一个文化或意识形态的问题，那就会淡化了权 力关系，而权力关系才是推动它并赋予它霸权劝诱力的因素……将批判的任务从对资本 主义的批判偏转到对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批判上，从而掩饰了其自身的思想局限，而且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还借此为资本主义关系下穿着现代外衣的不平等、剥削和压迫提供 了托辞。”(注：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王宁译，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第133—134页。关于德里克的分析，参阅胡大平《后革命氛围与全球资本主义》(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克认为，后殖民批评有意无意 地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同谋。
杰姆逊、凯尔纳、德里克从生产理论出发，对当代资本主义及其文化现象的批判分析，这条思路在哈特与奈格里合作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中，得到了更为深入的展现，形成了全面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构架。杰姆逊、德里克等虽然也把全球资本主义作为理论建构的社会平台，并且坚持从生产出发对全球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进行批判，但他们并没有深入地分析全球资本主义的转变过程，在这一点上，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与卡斯特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一样，从多学科交叉分析的视角，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变更做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并力图生长出一条批判的思路。在哈特与奈格里看来，伴随着全球市场的发展、生产的全球流动和全球化的秩序，一种新的规则的逻辑，即一种新的主权正在形成，使全球资本主义构成了一个帝国主义之后的“帝国”世界。帝国主义是欧洲民族—国家的主权超越自身的界限向世界扩张，但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民族—国家的主权受到了挑战，原有的政治权力正在衰落。但“民族—国家主权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字面意义上的‘主权’已经衰落。在整个当代的变革期间，政治的控制、国家的功能，以及管理的机制已经在继续统治着经济和社会的生产和交换。我们基本的假设是主权已经拥有新的形式，它由一系列国家的和超国家的机体构成，这些机体在统治的单一逻辑下整合。新的全球的主权形式就是我们所称的帝国。”(注：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页。)帝国并不像民族—国家那样，是一个存在的实体，它是一个便于对全球资本主义进行分析批判的概念，而在这个分析框架中，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构成了基本的前提。“当马克思要求我们离开喧嚣的交换领域，自上而下地进入生产的潜在住所时，我们打算使这一立足点的转变发挥类似在《 资本论》当中的这种转移的功能。”(注：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 ——全球化的政治秩序》，第6页。)只有通过分析全球生产，才能揭示出后现代与后殖 民张扬的地方性、差异性、反基础论等，公司资本和世界市场意识的绝佳反响是资本赢 家的话语，而原教旨主义只是体现了帝国转变中输家的诉求。正是在帝国的控制中，才 形成了与传统革命主体不同的新主体，“在树立起市场的意识形态后，民众通过劳动促 进了人类的群体与阶层的生态政治上的单一化，跨越了全球交替的每一个节点。”(注 ：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第374页。)正 是通过生产劳动，才能形成具有解放意义的民众的俗世之城。可以说，这是当代左派激 进话语的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