侈靡论——传统中国一种不寻常的思想
二十三年来，哈佛燕京学社的社长叶理绥教授(Serge Elisséeff)对亚洲的高等教育作了不少贡献，同时，他又以哈佛大学远东语文学系系主任的身份，领导哈佛大学远东研究的发展，不但高瞻远瞩而且一路领先。对系中诸生的训练，他始终坚持的要求之一是要能兼通中、日文的阅读。这个要求对任何严肃的中国史学者来说实属必要，或许这种要求可以以一种保留的态度，用像本文这样比较狭小的题目来加以说明。我很乐意将拙文奉献给他。
论起关于消费与生活水准之事，中国传统思想一般说来总是爱好节俭而不喜奢侈浮华。人类的欲望是公认无法充分得到满足的东西，因此加以控制或节制也就成了必要罪恶。鼓励储蓄是为了防备饥荒、疾病以及婚姻丧葬之类的额外花费，而鼓励俭朴则纯粹只是为了道德本身的缘故。生活水准的差异经常都被当作政治或社会地位差距所必需的标示来加以辩护，理论上德高望重与才高智深的人应该有更高的享受。可是，由于享受高的人并不一定具有前述的特质，因此以命运(后来用“业报”)为基础的解释从古以来就为人采用。心理方面的例子也被用来贬斥奢侈与浮华。比如说，提高一个人的生活水准是很容易的，而降低则甚痛苦，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因此倒吃甘蔗是较为人偏爱的，尤其是人的一生如果就只能够吃这么一根甘蔗的话[1]。
总之，以上所述代表了从政治上、社会上、伦理上和宗教上各种角度来讨论这件事情的最主要方法。比较说来，在经济思想的领域中，很少人留意储蓄与投资——尤其是从整个经济体系来看的投资——两者之间的关系。至于奢侈浪费与经济成长之间可能的关系，就更少有人注意了。这或许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却使在西方，“奢侈浪费造成繁荣”或者“节俭的矛盾性”这类概念也都是相当新的[2]。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指出在中国历史上某些时期，可以发现一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认为奢侈不一定是浪费而是在整个流通过程或经济流动中有其重要性。本文的目的就是要追溯传统中国这种虽不寻常但极有趣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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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倒吃甘蔗的故事引自《世说新语》(《四部备要》本)卷2，“排调”篇，页11下及《晋书》卷93。页21上。这是一个与名画家顾恺之有关的故事。当顾恺之吃甘蔗的时候，通常由尾向中嚼起，对于他这么做的道理，人们总是大惑不解，而他却说：“渐入佳境”，见陈世骧英文译注《顾恺之传》(Biography of Ku Kái-Chih by Chén Shih-hsiang，1953，p．14．)
我希望异日能够谈谈人命天注定的概念，以及改变这种命运的可能性。同时，我们也可注意到有些相命书(如《演禽斗数三世相》，1933年，日本翻印宋刻本)详细地描写了十二种禄(字面的意思是“薪水”，不过也有“命运”的意思)，从满禄时“全然好运、幸运，九瓮酒，十二串钱，一石三斗米，十斤肉，一箱衣服，终身悠闲，地位崇高”到破禄时“酒难饮，一担米，四串零九个钱，三斤肉，满地生姜，三升大豆与两件衣服”。
[2] 有关西方类似观点的一篇综合性的考察，参考Carle C．Zimmerman， Consumption and Standards of Living，1936，pp．479—536。关于“节俭的矛盾性”的精辟讨论，参考Paul A．Samuelson，Economics：An Introductory Analysis，(1948)，pp．269—272。
用经济的理由来为奢侈作辩解，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在各种现象中，特别显示出高水准的经济活动和思想的百家争鸣。许多近代学者早已观察到汉代以来商人的低贱地位，在这个时代中并不那么明显[1]。郭沫若最近一篇文章注意到了他所谓的“石化的观念”——《管子》“侈靡篇”里对奢侈的赞扬[2]。
《管子》这一篇文字被严重篡改过，好几处实际上无法卒读。不管怎样，注疏家们接受了这个挑战，而且提出了许多校改、移字的主张，这些主张虽甚不一致，对于讨论经济思想的几段文字，许多清代和民国学人大都顺着鼓励奢侈乃是为了提高财富流通、创造就业机会这种想法来提出他们的解释[3]。不过，郭沫若应该是第一个用一整篇论文来研究该篇的学者。为了方便，我将先就郭氏的论文略加评论，然后再开始讨论此篇以及其他文献中相关的文字。接下来我要引证和讨论一些“工赈”的例子，然后参考一些日文材料来结束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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