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4-30
三
劳伦斯·斯通将叙事史复兴的原因之一归究于人类学的影响，后者在70年代中逐渐取代了社会学和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学科，也成为了历史学新的盟友和新文化史的主要理论来源之一。1980年，历史学家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n)在谈到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关系时说道，“通过变得更加的人类学化，历史学可以更加的历史化……人类学也可以通过变得更加历史化而更加人类学化”[15](p216)。此时，距离吉尔茨的《文化的解释》一书出版已有七年。科恩的预言反映了文化人类学对历史学的发展，尤其是对新文化史的兴起所产生的影响。
当代西方史学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跨学科研究，而在20世纪最后的二十多年里，文化人类学可以说是历史学最主要的一个盟友。如果说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的影响主要还局限在法国，那么，在英美史学界，人类学是新文化史产生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推动力。早在1975年，被看作是最早开辟美国新文化史研究之路的纳塔莉·戴维斯，就在她的《近代早期法国的社会与文化》一书中借鉴了许多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马克斯·格鲁克曼(Max Glucman)、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和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等。社会史家小威廉·塞维尔(William H．Sewdl，Jr．)关于他自己如何将研究由社会转向文化的回忆，非常典型地说明了历史学家对人类学的接纳。他写道：“当前文化概念的活跃已经完全不同于20世纪70年代当我最初开始用文化的方法研究社会史的时候。在当时，如果你想要学习文化，就必须求助于人类学家。虽然他们的观点并不完全统一，但在关于文化的意义及其在人类学研究中的中心地位上却有着普遍的一致。我开始借鉴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观念，作为更好地认识19世纪法国工人的一种方法。我希望，文化分析能够使我了解工人们行为的意义，这是我用当时所谓的‘新社会史’研究者的标准工具——计量和实证主义的方法所无法获得的。我经历了同文化人类学的邂逅，从一种现实的、功利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唯物论转向一种对过去和现在人类可能性范围的更广泛的评判。由于确信在生活中除了对财富、地位和权力的无尽追逐之外还有更多，我认为文化人类学可以引导我们如何了解那‘更多’之处。”[16](P35—36)
在西方新一代历史学家中，最富影响的人类学家无疑就是吉尔茨。他对文化的定义，被许多新文化史家所广泛采用。他写道：“我所采用的文化概念……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符号学的概念。同马克斯。韦伯一样，我认为人是一种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网中的动物，我认为文化就是这些网。因此，关于文化的分析，并不是一种寻找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寻找意义的解释科学。”[17](p5)吉尔茨把文化比喻成文本，“人类的文化就是文本的合奏”[17](p24)；而文化研究的任务，就是用一种符号学的方法“来帮助我们进入到我们的研究对象所生活的概念世界，从而使我们能够在某种引申意义的条件下同他们进行交流”[17](P452)，这也就是其所谓的“厚描述”(thick description)的方法，它强调对文化进行解释(或阐释)而非社会的功能一结构分析。于是乎，符号、仪式、事件以及历史遗物、社会配置、信仰体系等“文本”，都可以放在符号学的结构之下进行审视，它们的内在关系构成了一个文化的意义体系。
在吉尔茨及其理论的影响下，历史学家开始思考和实践如何在历史研究中结合和运用人类学的方法。于是，在20世纪肋年代前后，出现了许多专门讨论历史学与人类学关系的重要文章，其中包括最早开辟新文化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如爱德华·汤普森、纳塔莉·戴维斯等；但更多的是主动运用人类学方法进行的研究实践，这成为了新文化史研究的主流。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Sen Damton)在他的代表作《大屠猫与法国文化史上的若干片断》中，就明确表示自己借鉴了文化人类学的方法，“采用了一种同人类学家研究异域文化时相同的方法来处理我们自己的文明。这是带有人种志特点的历史学”[18](p3)。在研究中，他们非常强调象征和符号在过去的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意义。比如，达恩顿的《大屠猫》从一群18世纪的印刷工人对猫进行屠杀这样一个事件，揭示当时法国人心态中对猫的种种象征意义，以及屠猫的行为所具有的仪式性和文化解释。另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英国历史学家西蒙·沙玛(Simon Scharm)的文化史名著《财富的窘境：黄金时代荷兰文明的一种解释》。作者把17世纪荷兰历史中的诸如尼德兰革命、八十年战争、“黄金时代”等宏大叙事仅仅作为历史的背景，转而从另一个角度出发关注那些日常生活的细节，如人们对法律
和财富的态度、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对孩子的教育、生活中的洁癖和琐碎等，发现其中的文化和象征意义，进而解释指出是这些文化因素渐渐成为了荷兰民族性的一部分。
人类学对新文化史的影响是深刻而彻底的，因此，伯克在1997年出版的《文化史的多样性》一书中又把新文化史称作为人类学史学(anthropological history)。历史学家们尝试用人类学的眼光看待过去，将过去看作是异国他域，像人类学家一样去解释过去的文化及其意义——“文化史也是一种文化翻译，即将过去的语言转化为现在的，将当时代人的概念转化为历史学家及其读者们的。其目标就是将过去的‘他性’变得显而易见和易于理解。”[19](P193)他还根据新文化史家的不同研究领域，从文化史家和社会史家两个角度指出了他们接受和运用人类学方法的不同侧重，“对于文化史家而言，人类学的重要价值在于它所发表的大量著作帮助他们第一次注意到并进而去理解过去的‘他性’(other- rless)。……首先，关于其他文化的知识帮助历史学家看到通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物是存在问题的，是需要加以解释的，因而要摆脱所谓‘身在庐山的盲目’(home blindness)；其次，它帮助他们解决文化疏离的问题，通过将之放到一个可比较的语境中来‘捕捉他性’(capture otherness)。对于社会史家来说……它提供了一种对小规模社会共同体进行深入研究的模式”[20](p270)。伯克此处所说的两个方面，其实正是新文化史(或人类学史学)在运用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中所取的两个不同的角度——前者借用了人类学对研究对象的态度，把过去看作是可与之进行对话、可对之加以诠释和解读的活生生的世界，从而大大开拓了文化史研究的维度，更新了研究的方法；后者主要借鉴了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不同的是历史学家进入的是过去的世界，运用的是无声的史料，由此形成的微观史学(micro—history)研究通过历史资料的重新挖掘和整理，运用大量细节的描述和解释，重建起一个微观化的个人、家族或是社区。例如，勒华一拉杜里的《蒙塔尤》关注的是一个历史中的村落，而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的《乳酪与蠕虫》聚焦的则是一个普通的个人。
综上所述，新文化史的潮流是继20世纪50年代中叶西方史学“路标转换”后的又一次重要转折，是对旧的“新史学”的反动和发展。相较于之前的历史研究取向，新文化史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它注重从文化的角度、在文化的视野中进行历史的考察，也就是说，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从以往偏重于政治军事或经济社会等方面转移到社会文化的范畴之内；另一方面，它提出用文化的观念来解释历史，在方法上借助了文化人类学、心理学、文化研究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意义。同时，新文化史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提出了两种创新。其所谓的“新”，既是对传统文化史的发展，又是对70年代后已渐呈衰势的经济一社会史的超越。如果说，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法国年鉴学派史学代表了历史学在经历了社会史繁荣和衰退后的一种内在的自我反省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则可以看作是来自外部的当代西方学术思潮对历史学的强大挑战，而文化人类学则恰好在历史学最危机的时刻适时地施以援手，代替社会学和经济学成为了它新的盟友。由此建立起来的新文化史，再一次扭转了西方史学长河前进的方向，在新的潮流的引领下，古老的历史学始终没有停下脚步，反而展现出愈加年轻和活跃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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