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诱惑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12-26
英国小说是个女人味很重的体裁，尤以18、19世纪为甚。这表现于几个方面。首先，许多名篇出自女作家之手(如克拉拉·里夫、安·拉德克利夫、简·奥斯丁、玛丽·雪 莱和布朗特姐妹等都是英国小说史上的里程碑)；其次，这段时期小说的读者中女性所占的比重非常可观；第三，18、19世纪小说的内容也多牵涉女性主题，大抵不出爱情婚 嫁这一范围，且多数作品的主角是女性。一些小说索性用女主人公的名字作为标题，如 《摩尔·弗兰德斯》、《帕美拉》、《克拉丽莎》等。据批评家依恩·瓦特的研究，小 说这一文学形式在该国的兴起本身就与18世纪妇女地位的改变密不可分。(注：参见Ian Watt:The Rise of the Novel:Studies in Defoe,Richardson and Fielding(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CP,1957),45-49,151-152,139-141,141-144,48,161,170, 151-154,137,166,216,222,219,218,137页。)这个时期女性的社会地位有较大上升，其 最直接、最重要的后果便是英国从此有了婚姻自由。爱情婚姻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这个 时期的作品自然而然地开始注意对男女微妙复杂的感情关系的描述。(注：参见IanWatt:The Rise of the Novel:Studies in Defoe,Richardson and Fielding(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CP,1957),45-49,151-152,139-141,141-144,48,161,170,151-154, 137,166,216,222,219,218,137页。)而无论以深度或广度言，这种描述显然非小说不能胜任。
小说的流行尽管得益于妇女地位的上升，但同时也反映并加深了18、19世纪英国妇女 仍相对卑微的社会地位。“反映”显而易见，“加深”则需要一个前提：即文学作品对社会现实的干预作用。法国批评家福柯有关知识与权力的论述为这个前提提供了理论依 据。福柯认为，知识的制度化是权力的工具和载体。主导一个社会的各种力量以及其间 的关系都体现在各类知识中间，知识甚至是这种力量关系的结晶。知识又由各种出版物和媒体传播到个人，影响他们的观点，左右他们的行为。所以，人们对书籍和各种媒体 产品的消费是社会权力中心辐射其力量、左右人们言行的重要方式。(注：参见Michele Foucault:The History of Sexuality,Vol.1(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8)。这一论点也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反作用于物质一论不谋而合。)福柯的理论激励了一大批 评论家，其中最引人注目者当推批评家萨伊德。萨氏对欧洲东方学的研究表明，西方诸 强对东方最近几个世纪以来的征服同其在文化领域中对东方世界的表述相辅相成。(注 ：参见Edward Said:Orientalism,lst ed.(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8)。)在晚期 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逐渐融合，生产手段和文化表述手段也日渐统一，这种条件尤其 有利于上述“互惠”关系的存在。当今的美国娱乐业(尤其是好莱坞)是文化、经济与意 识形态融为一体的最佳代表。制片商、电视网、报纸和大银行互相渗透，逐渐演变成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其职能包罗从表演、制作、发行到播放渠道的整个过程。可以想见 ，这一产业的政治经济影响力辐射到远在文化娱乐之外的各个领域。我们所处的具有浓重后现代色彩的时代，政经力量的施展己不再仅仅(或主要)依赖于对生产方式的控制，而更多地通过对表述手段——“代码”——的控制来实现，因此上述一体化也在所难免 。(注：参见Craig Owens:Beyond Recognition:Representation,Power and Culture,ed.Scot Bryson,
Barbara Kruger,Lynne Tillman and Jane Weinstock,(Berkeley:UCP ,1992),260页。)通俗点讲，一个政治经济领域财大气粗的人必须同时是在象征层面能 呼风唤雨的人，亦即拥有文化表述手段，反之亦然。颇有意思的是，文化的这一后现代 特征早在18世纪英国小说家里查逊身上便初露端倪。被许多人尊为英国小说之父的里查 逊还是一个成功商人(英国有名的印刷商)，并常自我标榜为清教伦理的道德卫士。写作对于里查逊可谓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一举三得。出版小说不仅给他带来丰厚的经济收入，同时也是这位虔诚的清教徒传播其宗教理念的主要手段。
福柯和萨伊德有关文化表述与权力的理论于小说同样适用。当然，小说对现实的影响有其独特的机制与形式。同电影一样，小说有其他文化形式无法比拟的照明(illuminate)现实的能力。这种照明是文学干预现实的主要渠道，因为权力(power)运作 的一个基本条件是可视性。在《约束与惩罚》一书中，福柯通过监狱建筑的可视性对改造犯人所起的作用一例，十分形象地证明了可见性(visibility)对于权力作用之重要。 (注：Michele Foucault,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tans.Alan Sheridan(New York:Vintage Books,1979).)需要指出的是，可见性未必等同于视 觉意义上的“看得见”，它同样可用于抽象意义；如小说和电影对于现实生活的描述便 是为读者观众“照亮”了社会现实，尤其是其中各类社会关系以及读者和观众自身所处 的位置。换言之，文学和电影让人们看清了他们自己是什么人。作品的照明把我们每个 人象征性地纳入我们所处的社会关系网中，并赋予特定的社会角色。此处所说的“象征 性”指的是法国心理分析学家拉康(Jacques Lacan)所称的“象征秩序”(SymbolicOrder)，(注：拉康把人的主体分为“想象秩序”(imaginary order)和“象征秩序”两 部分。)内容包括语言、文字和法律等具有约(规)定性的系统。文学艺术将读者观众带 入这类象征秩序中，使其意识到并接受自己的社会角色。同时，小说还通过其“照明” 效应把我们每个人置于社会的共同监督之下，在阅读与欣赏过程中对读者和观众的行为 产生鼓励或抑制作用。有的理论家认为，文学、媒体甚至包括公路边的广告牌都可能是社会监视的形式——倒不是因为它们“看”到了我们，而是因为我们从中看到了我们自己，我们的投影。法国后现代学者让·波得里亚的比喻十分生动：
事实上这些广告牌能如“监视电视”一样好(或者说一样坏)地观察、监督你。这种电视看着你，你看着里头混杂于人群中的自己。就在观察这一瞬间，这电视成了一面不涂银的镜子。这个游戏通过“分身法”把整个世界包裹在其中。(注：Jean Baudrillard,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trans.Sheila Faria Glaser(Ann Arbor:University ofMichigan Press,1981),p.76.)
值得注意的是，文学与媒体的监视因带来可见性、透明度而具有潜在的诱惑力。青少 年追随影视明星，模仿其服饰打扮言行思想，这是诱惑使然，因为模仿给人以虚幻的快感，使其满足于被模仿的角色；同时这也是一种抑制，因为它限定了模仿者的选择，成 为规范其行为的途径。这种模仿尤其能使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人(特别是弱势群体)安于现状、接受现实，因而是维持社会现有秩序、保证社会安定的有利条件。文学艺术的功能之一便是为这些人的社会角色添加一些甜味佐料，使之充满诱惑力，易为人们接受。
对于多数18世纪英国年轻妇女，小说正是这样一面魔镜。由于题材上与女性联系紧密 ，小说在当时拥有大量的女读者群(为中产阶级妇女阅读的主要文学形式)，是妇女读者 了解并接受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尤其是有关婚姻恋爱方面的伦理与观念——的主要 渠道，因而也成为当时社会监督年轻妇女言行的“眼睛”。这个时期小说为女性读者塑造出不少贞洁贤惠的同龄模仿对象，这些形象多因其贤德最终获得丰厚的财富与圆满的婚姻。后人将此类小说称为“教育文学”，因其不仅为当时的年轻女子提供了行为准则 ，还积极诱使她们接受和遵守这些道德规范。里查逊笔下的帕美拉就是一例。
帕美拉：贞洁贤惠的典范
18世纪的英国是一个宗教日益衰败、世风每况愈下的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变革：这些变化中有的严重威胁着英国传统的价值体系、伦理观念和宗教信仰。对于道德卫士如里查逊者，引导人们接受、遵守传统的道德规范无疑是当务之急。他们大声疾呼，号召宗教复兴，重振传统美德。许多基督教行为规范手册因此被重新编纂出版，其中数《女士图书馆》丛书(Ladies'Library)最为有名。从其标题不难发现,此次道德复兴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妇女的德行。这套丛书中的许多小册子在初版时并不唯独针对妇女,这次被稍加编辑,改头换面,成了妇女行为规范手册,,颇耐人寻味。(注:Rita Goldberg,Sex and Enlightenment:Women in Richardson and Diderot(Cambridge:Cambridge UP,1984),pp.47-51,p.41,p.41,pp.123-127,p.47.)这些书籍在宗教、道德方面的观点与当时的小说(尤其是里查逊的作品)可谓互相呼应(这种一致并 非巧合，因为里查逊本人也曾撰写过此类手册)。(注：Katherine Cummings,TellingTales:The Hysteric's Seduction and Theory(Stanford:Stanford UP,1991),p.97.) 撇开内容不说，单在题材上，两者讲述的都是女性问题。这种关注于妇女当然并非抬举 之象，反倒表明其社会地位之边缘性，因为规范与准则通常主要用于约束弱势阶层。以 18世纪小说为例，成为故事矛盾之源、作者/读者关注之对象者，多为处于权力中心之外、社会边缘、或被统治压制的社会群体。里查逊的小说是最好的佐证。贯穿里氏作品 的一个中心问题是适龄未婚女子的贞操与美德，而对于定义、解释这种贞操和美德以及 正处于严重危机的宗教和道德，小说却讳莫如深。
在18世纪的英国，前面提到的社会变化加深了宗教衰退带来的不良影响。彼时的英伦 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婚姻危机。在国家向个人中心型社会经济秩序转变过程中，婚姻日益成为一种商业交易。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男人对妻子 的依赖较之农耕时代大大减少，妇女的经济价值随之降低，多数男人也不再指望通过获取嫁妆来提高经济地位。这些因素促使许多男青年结婚年龄大大推后，加之一连串战争造成男性人口下降，英国一段时间出现了单身婚龄女青年过剩的现象。(注：参见IanWatt:The Rise of the Novel:Studies in Defoe,Richardson and Fielding(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CP,1957),45-49,151-152,139-141,141-144,48,161,170,151-154, 137,166,216,222,219,218,137页。)不难想象，在世人眼中，这些为数不少的“女光棍 ”对业已堕落的社会风气无异于雪上加霜。更何况由于基督教素来将女性肉体视作淫乐 与罪过的象征，清教伦理更提倡节欲，美化婚姻，禁止婚外(前)性行为，人们视这些过 剩女性为洪水猛兽。道德卫士们的担忧确实也非完全空穴来风。生活艰辛逼良为娼，英 国当时确有大批妇女迫于生计而沦落风尘，而且数量空前。(注：Robert PalfreyUtter and Gwendolyn Bridge Needham,Pamela's Daughters(New York:McMillanCompany,1936),pp.21,33,32,229.)可悲之处唯在于社会变革的受害者反被视为道德沦 丧宗教衰颓的罪魁祸首。(注：参见Ian Watt:The Rise of the Novel:Studies inDefoe,Richardson and Fielding(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CP,1957),45-49,151-1 52,139-141,141-144,48,161,170,151-154,137,166,216,222,219,218,137页。)
当然，将社会风气的败坏归咎于妇女非特英国独有。在一些伊斯兰社会，妇女被从头到脚包裹起来，为的也是防止其身体所具有的诱惑力破坏社会的道德秩序。其实在世界多数社会里，每有道德问题成为社会公害，妇女往往会成为治理的首要对象，似乎约束 妇女是包治各种社会病害的灵丹妙药；或者说，要使一个社会井然有序，好象关键在于控制其妇女。18世纪的英国也不例外。当时颇具影响力的《绅士杂志》(Gentlemen'sMagazine)就建议社会采取措施使妇女均能自食其力，以防她们变成老处女或从事不良行当。(注：Robert Palfrey Utter and Gwendolyn Bridge Needham,Pamela'sDaughters(New York:McMillan Company,1936),pp.21,33,32,229.)
里查逊显然也持此观点。在他看来，防止清教伦理在这场危机中遭受践踏的最佳途径是教育妇女抵御肉欲的诱惑和驱使。里氏本人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致力于这项事业。他的小说《帕美拉：美德有报》实际上也是一本婚恋指南，旨在为当时身处不利社会经济 条件的未婚少女们指点迷津。首先，小说(以及后来的《克拉丽莎》)提醒青年妇女们，英国是个色狼四伏的社会，象B先生和拉弗雷斯般淫荡的阔佬比比皆是，他们每日伺机 引诱、加害于那些不谙世事的少女。B先生对帕美拉不遗余力的引诱生动地展现出彼时 女性的贞操与美德所面对的严重威胁。而从帕美拉和克拉丽莎两人均为其追求者所囚禁 这一点看，这种引诱实际上是一种迫害。小说给人的总体印象是，在18世纪作一名未婚妇女实非易事：一方面她须竭尽全力找个人嫁；另一方面，她又须时时提防那些貌似殷 勤的色狼。两个女主人公所处的都是这种两难境地，而相比之下，克拉丽莎的处境更为艰难：在父母为她物色的丑陋粗俗的索尔姆斯和她自己错委以身的拉弗雷斯之间，她无法作出选择，最后只能嫁给天堂里的夫君耶稣基督。
不过，里查逊的小说也为少女们指出了一条走出困境的道路，路标便是小说塑造的女主人公。帕美拉与克拉丽莎虽命运不同，两人均坚定不移地遵守清教道德准则，尤其恪守该教派有关性行为的清规戒律。批评家瓦特尤称帕美拉树立了“一个新的、成熟的并 且极具影响力的女性形象”。(注：参见Ian Watt:The Rise of the Novel:Studies in Defoe,Richardson and Fielding(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CP,1957),45-49,151- 152,139-141,141-144,48,161,170,151-154,137,166,216,222,219,218,137页。)帕美 拉首先是个贞洁自爱的典范。面对B先生的软硬兼施和不断变换的花招，她丝毫不为所 动，始终坚守贞操。帕美拉最终接受了B先生的求婚，当然说明B氏也非如她当初所说般 可憎：她甚至曾可能暗恋这位主人，只是出于道义或碍于面子暂时拒绝他的追求。在给父母的第一封信中，帕美拉曾将B先生称之为最好的绅士。(注：Samuel Richardson,Pamela or Virtue Rewarded,4 vols.(New York and London:Garland,1974),4页(第一 册，第一封信)，序言22页，正文4，220页(即第二册，第二封信)。着重处按原文。)更 有批评家指出，帕美拉最终对B先生的态度转变显示她其实并非那么纯洁幼稚；那种乡下姑娘式的天真之状可能是狡伪之作，全为诱使B先生向她求婚。(注：参见Ian Watt:The Rise of the Novel:Studies in Defoe,Richardson and Fielding(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CP,1957),45-49,151-152,139-141,141-144,48,161,170,151-154,137,1 66,216,222,219,218,137页。)这种解释以菲尔丁的模仿作《莎美拉》(Shamela)最具代 表性，确也不无道理。但此类居心纵使有之，也丝毫不是帕美拉贞节坊上的瑕疵，因她一再拒作B先生的情妇，无论如何也在实际上严格履行了清教伦理中非婚无爱的教条。另外，从里查逊小说共有的教育性来看，作者可能欲以帕美拉为例指导当时身处逆境的 青年女子如何以体面方式觅得如意郎君。帕美拉的高明之处在于她能巧妙克服婚姻危机 带来的困难却又不损害清教道德规范。
里查逊在现实生活中同女性的密切关系为揭开他的写作意图提供了宝贵线索。历史材料显示，里氏的社会生活与其意识形态完美融合。他在社交中素来亲近女性，与女读者也频有书信往来，并常“骄傲地以家长身份出现在妇女圈子中”。(注：参见Ian Watt: The Rise of the Novel:Studies in Defoe,Richardson and Fielding(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CP,1957),45-49,151-152,139-141,141-144,48,161,170,151-154,137,1 66,216,222,219,218,137页。)对同他密切来往的女性朋友，里查逊也戏称之为其“荣 誉女儿”。(注：“Pamela”,“Richardson”,“Austen”,Bloomsbury Guide toEnglish Literature:the Novel,ed.Andrew Michael Robert(London:Bloomsbury,1993 ).)在一个女子嫁人变得非常重要但又日益艰难的时代，(注：参见Ian Watt:The Rise of the Novel:Studies in Defoe,Richardson and Fielding(Berkeley and LosAngeles:UCP,1957),45-49,151-152,139-141,141-144,48,161,170,151-154,137,166,2 16,222,219,218,137页。)里查逊的“教育文学”不仅宗教意义深厚，其社会实用价值 也不言而喻。
美德的报应
既是教育文学，能否使读者喜爱、向往并争相仿效其正面人物至关重要。里查逊的方法已昭然标示于小说的副标题中：美德有报。里氏对他笔下恪守教规、贤惠贞洁的女子出手大方，常以财富、地位和婚姻慷慨嘉奖。帕美拉就因坚决抵抗B先生的非礼而最终 体面地得到所爱之人。为彰显帕美拉的幸福，里查逊不惜以近三分之一篇幅描述B先生 求婚后的情形——从漫长的婚嫁准备直至结婚的桩桩件件，包括两个情人间日常起居的亲昵之状——事无巨细，尽收笔底。帕美拉所得的奖励确实丰厚，却也有过分慷慨之嫌 ，因为英国社会等级森严，一个女佣同其上层主人结为夫妇在当时无异于天方夜谭。正 如一位学者指出，小说情节的这一发展忽略并否认了作品本身所展示的社会历史因素的力量。(注：John Richetti,The English Novel in History 1700-1780(London andNew York:Routlege,1999),p.98.)然而帕美拉高攀B先生这一安排体现的正是作者里查 逊的中产阶级清教徒世界观，是中产阶级通过个人能力(而非出身)获取财富与权力的代 表之作。在18世纪的英国，决定婚姻的主要因素是门第和财富是否般配。对于贫贱卑微的帕美拉，富贵如B先生者自然高不可攀；她能打动B先生并使其最后求婚皆因自身的知识、修养和美德出众之故，而这些品质无一不是后天努力的结果。另一方面，当时正处 于上升阶段的中产阶级也视B先生所代表的贵族阶级为道德上的下等人。(注：参见Ian Watt:The Rise of the Novel:Studies in Defoe,Richardson and Fielding(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CP,1957),45-49,151-152,139-141,141-144,48,161,170,151-154, 137,166,216,222,219,218,137页。)作者欲以两人的最终结合向世人表明，中产阶级不 逊于上层贵族，个人能力与家庭出身同等重要。由于当时小说的主要读者群为中产阶级，里查逊此举显然也出于迎合中产阶级的政治口味之需。
里查逊的小说当然远不止一个政治宣言。里氏企图以帕女所得之美满婚姻为诱饵，鼓 励其女读者仿效主人公的行为与策略，诱使她们接受帕女所代表的中产阶级清教徒意识 形态。这一写作动机从他的言论中也不难揣测。里查逊曾公开承认，他同女性交往密切 为的就是诱导她们遵循道德规范。(注：katherine Cummings,Telling Tales:TheHysteric's Seduction and Theory(Stanford:Stanford UP,1991),p.97.) 里查逊的文 学诱导是理论家阿尔图塞所谓意识形态“呼唤”(interpellation)的一种形式。(注： 阿尔图塞有关意识形态的论述，参见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trans. Ben Brewster(New York and London:Monthly Review Press,1971)。)这种“呼唤”，尤其当其发自文学或媒体时，并不停留于读者(观众)对社会分配的角色的识别。意识形态的“呼唤”需经常佐以各种加甜剂和诱饵，使文学或媒体所描绘的社会角色更具吸引力，更易为读者/观众所接受、认同和模仿。在里查逊所处的时代，由于宗教(尤其是清教)的衰落和其他社会变化，传统道德(及其规定的社会角色)在年轻人眼中已失去光泽，这些诱饵因而显得尤为必要。颇有意思的是，里查逊诱导的对象主要是妇女，似乎其意识形态复兴运动成功与否关键就在能否诱使妇女皈依宗教传统的怀抱．
里查逊的第二部重要小说《克拉丽莎》中，体现他“美德有报”这一道理的主人公克 拉丽莎也是一位女性。里氏视此书为一部宗教小说。在给布拉德纱太太的信中他称，书 中他试图通过那些值得尊敬之人的行为探求道德与宗教最为崇高最为重要的教条；而对 于那些不值得尊敬的、藐视这些教条的，他相应予以惩罚。(注：Samuel Richardson,Selected Letters,ed.John L.Carroll(Oxford:Clarendon Press,1965),p.92.)初观之 ，作者留给克拉丽莎的似乎不像什么奖赏：她为坚守贞节墨守“清”规付出了生命。然 而对作者和克拉丽莎本人(从其书信中可窥一斑)而言，主人公之所得丝毫不亚于里查逊 给予帕美拉的嘉奖。尽管故事并未以皆大欢喜结局，天伦之乐也有克拉丽莎一份，只是 她所嫁者不是拉弗雷斯，而是天堂里的夫君耶稣基督。克拉丽莎是个圣洁的清教徒，人 间的凡夫俗子难与般配。死前她泪书其父，自称为“快乐之女”，并说已舍弃红尘美景 ，正纵情于天府之乐。(注：参见Samuel Richardson,Clarissa or the History ofYoung Lady,ed.Augus Ross(Harmondsworth:Viking,1985),1371-1372页(488L)，1426 页(L510.4)，37页，1487-1488页(第537信)。着重部分按原文。)为制造一种平淡、安 详甚至是快乐的氛围，里查逊大量着墨用略带欣赏的眼光叙述克拉丽莎离世前后的情形 ，其描写之细腻、篇幅之冗长堪与《帕美拉》后半部分相比。复述克拉丽莎留给世人的 那些信件更淡化了死亡的悲剧色彩，甚至还给故事的结局制造了一种令人向往的感觉。另外，死亡也使克拉丽莎有机会表现她的善良、仁慈、爱心与宽容(皆为清教徒的必要 品质)。她立下遗嘱，将祖父传下的房产留与给她带来无穷磨难的父亲：属于她的其他 大小财产也分发给家中男女仆佣(有些生前并不亲近，甚至未曾见过面)。即便是对将她 迫害至死的罪魁祸首拉弗雷斯，克拉丽莎此时心中怀有的也只是宽恕。她给拉氏如是写 道：
所以我重申，我确实原谅你。希望上苍也会宽宥你!此时此刻我别无遗憾，唯恨给父母 带去悲伤(你我相识前，他们还是世上最宽容溺爱的父母)，给亲戚造成丑闻，使女人的 名誉蒙尘；自己的失足也败坏了德行。(注：参见Samuel Richardson,Clarissa or the History of Young Lady,ed.Augus Ross(Harmondsworth:Viking,1985),1371-1372页( 488L)，1426页(L510.4)，37页，1487-1488页(第537信)。着重部分按原文。)
小说的流行尽管得益于妇女地位的上升，但同时也反映并加深了18、19世纪英国妇女 仍相对卑微的社会地位。“反映”显而易见，“加深”则需要一个前提：即文学作品对社会现实的干预作用。法国批评家福柯有关知识与权力的论述为这个前提提供了理论依 据。福柯认为，知识的制度化是权力的工具和载体。主导一个社会的各种力量以及其间 的关系都体现在各类知识中间，知识甚至是这种力量关系的结晶。知识又由各种出版物和媒体传播到个人，影响他们的观点，左右他们的行为。所以，人们对书籍和各种媒体 产品的消费是社会权力中心辐射其力量、左右人们言行的重要方式。(注：参见Michele Foucault:The History of Sexuality,Vol.1(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8)。这一论点也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反作用于物质一论不谋而合。)福柯的理论激励了一大批 评论家，其中最引人注目者当推批评家萨伊德。萨氏对欧洲东方学的研究表明，西方诸 强对东方最近几个世纪以来的征服同其在文化领域中对东方世界的表述相辅相成。(注 ：参见Edward Said:Orientalism,lst ed.(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8)。)在晚期 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逐渐融合，生产手段和文化表述手段也日渐统一，这种条件尤其 有利于上述“互惠”关系的存在。当今的美国娱乐业(尤其是好莱坞)是文化、经济与意 识形态融为一体的最佳代表。制片商、电视网、报纸和大银行互相渗透，逐渐演变成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其职能包罗从表演、制作、发行到播放渠道的整个过程。可以想见 ，这一产业的政治经济影响力辐射到远在文化娱乐之外的各个领域。我们所处的具有浓重后现代色彩的时代，政经力量的施展己不再仅仅(或主要)依赖于对生产方式的控制，而更多地通过对表述手段——“代码”——的控制来实现，因此上述一体化也在所难免 。(注：参见Craig Owens:Beyond Recognition:Representation,Power and Culture,ed.Scot Bryson,
Barbara Kruger,Lynne Tillman and Jane Weinstock,(Berkeley:UCP ,1992),260页。)通俗点讲，一个政治经济领域财大气粗的人必须同时是在象征层面能 呼风唤雨的人，亦即拥有文化表述手段，反之亦然。颇有意思的是，文化的这一后现代 特征早在18世纪英国小说家里查逊身上便初露端倪。被许多人尊为英国小说之父的里查 逊还是一个成功商人(英国有名的印刷商)，并常自我标榜为清教伦理的道德卫士。写作对于里查逊可谓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一举三得。出版小说不仅给他带来丰厚的经济收入，同时也是这位虔诚的清教徒传播其宗教理念的主要手段。
福柯和萨伊德有关文化表述与权力的理论于小说同样适用。当然，小说对现实的影响有其独特的机制与形式。同电影一样，小说有其他文化形式无法比拟的照明(illuminate)现实的能力。这种照明是文学干预现实的主要渠道，因为权力(power)运作 的一个基本条件是可视性。在《约束与惩罚》一书中，福柯通过监狱建筑的可视性对改造犯人所起的作用一例，十分形象地证明了可见性(visibility)对于权力作用之重要。 (注：Michele Foucault,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tans.Alan Sheridan(New York:Vintage Books,1979).)需要指出的是，可见性未必等同于视 觉意义上的“看得见”，它同样可用于抽象意义；如小说和电影对于现实生活的描述便 是为读者观众“照亮”了社会现实，尤其是其中各类社会关系以及读者和观众自身所处 的位置。换言之，文学和电影让人们看清了他们自己是什么人。作品的照明把我们每个 人象征性地纳入我们所处的社会关系网中，并赋予特定的社会角色。此处所说的“象征 性”指的是法国心理分析学家拉康(Jacques Lacan)所称的“象征秩序”(SymbolicOrder)，(注：拉康把人的主体分为“想象秩序”(imaginary order)和“象征秩序”两 部分。)内容包括语言、文字和法律等具有约(规)定性的系统。文学艺术将读者观众带 入这类象征秩序中，使其意识到并接受自己的社会角色。同时，小说还通过其“照明” 效应把我们每个人置于社会的共同监督之下，在阅读与欣赏过程中对读者和观众的行为 产生鼓励或抑制作用。有的理论家认为，文学、媒体甚至包括公路边的广告牌都可能是社会监视的形式——倒不是因为它们“看”到了我们，而是因为我们从中看到了我们自己，我们的投影。法国后现代学者让·波得里亚的比喻十分生动：
事实上这些广告牌能如“监视电视”一样好(或者说一样坏)地观察、监督你。这种电视看着你，你看着里头混杂于人群中的自己。就在观察这一瞬间，这电视成了一面不涂银的镜子。这个游戏通过“分身法”把整个世界包裹在其中。(注：Jean Baudrillard,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trans.Sheila Faria Glaser(Ann Arbor:University ofMichigan Press,1981),p.76.)
值得注意的是，文学与媒体的监视因带来可见性、透明度而具有潜在的诱惑力。青少 年追随影视明星，模仿其服饰打扮言行思想，这是诱惑使然，因为模仿给人以虚幻的快感，使其满足于被模仿的角色；同时这也是一种抑制，因为它限定了模仿者的选择，成 为规范其行为的途径。这种模仿尤其能使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人(特别是弱势群体)安于现状、接受现实，因而是维持社会现有秩序、保证社会安定的有利条件。文学艺术的功能之一便是为这些人的社会角色添加一些甜味佐料，使之充满诱惑力，易为人们接受。
对于多数18世纪英国年轻妇女，小说正是这样一面魔镜。由于题材上与女性联系紧密 ，小说在当时拥有大量的女读者群(为中产阶级妇女阅读的主要文学形式)，是妇女读者 了解并接受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尤其是有关婚姻恋爱方面的伦理与观念——的主要 渠道，因而也成为当时社会监督年轻妇女言行的“眼睛”。这个时期小说为女性读者塑造出不少贞洁贤惠的同龄模仿对象，这些形象多因其贤德最终获得丰厚的财富与圆满的婚姻。后人将此类小说称为“教育文学”，因其不仅为当时的年轻女子提供了行为准则 ，还积极诱使她们接受和遵守这些道德规范。里查逊笔下的帕美拉就是一例。
帕美拉：贞洁贤惠的典范
18世纪的英国是一个宗教日益衰败、世风每况愈下的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变革：这些变化中有的严重威胁着英国传统的价值体系、伦理观念和宗教信仰。对于道德卫士如里查逊者，引导人们接受、遵守传统的道德规范无疑是当务之急。他们大声疾呼，号召宗教复兴，重振传统美德。许多基督教行为规范手册因此被重新编纂出版，其中数《女士图书馆》丛书(Ladies'Library)最为有名。从其标题不难发现,此次道德复兴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妇女的德行。这套丛书中的许多小册子在初版时并不唯独针对妇女,这次被稍加编辑,改头换面,成了妇女行为规范手册,,颇耐人寻味。(注:Rita Goldberg,Sex and Enlightenment:Women in Richardson and Diderot(Cambridge:Cambridge UP,1984),pp.47-51,p.41,p.41,pp.123-127,p.47.)这些书籍在宗教、道德方面的观点与当时的小说(尤其是里查逊的作品)可谓互相呼应(这种一致并 非巧合，因为里查逊本人也曾撰写过此类手册)。(注：Katherine Cummings,TellingTales:The Hysteric's Seduction and Theory(Stanford:Stanford UP,1991),p.97.) 撇开内容不说，单在题材上，两者讲述的都是女性问题。这种关注于妇女当然并非抬举 之象，反倒表明其社会地位之边缘性，因为规范与准则通常主要用于约束弱势阶层。以 18世纪小说为例，成为故事矛盾之源、作者/读者关注之对象者，多为处于权力中心之外、社会边缘、或被统治压制的社会群体。里查逊的小说是最好的佐证。贯穿里氏作品 的一个中心问题是适龄未婚女子的贞操与美德，而对于定义、解释这种贞操和美德以及 正处于严重危机的宗教和道德，小说却讳莫如深。
在18世纪的英国，前面提到的社会变化加深了宗教衰退带来的不良影响。彼时的英伦 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婚姻危机。在国家向个人中心型社会经济秩序转变过程中，婚姻日益成为一种商业交易。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男人对妻子 的依赖较之农耕时代大大减少，妇女的经济价值随之降低，多数男人也不再指望通过获取嫁妆来提高经济地位。这些因素促使许多男青年结婚年龄大大推后，加之一连串战争造成男性人口下降，英国一段时间出现了单身婚龄女青年过剩的现象。(注：参见IanWatt:The Rise of the Novel:Studies in Defoe,Richardson and Fielding(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CP,1957),45-49,151-152,139-141,141-144,48,161,170,151-154, 137,166,216,222,219,218,137页。)不难想象，在世人眼中，这些为数不少的“女光棍 ”对业已堕落的社会风气无异于雪上加霜。更何况由于基督教素来将女性肉体视作淫乐 与罪过的象征，清教伦理更提倡节欲，美化婚姻，禁止婚外(前)性行为，人们视这些过 剩女性为洪水猛兽。道德卫士们的担忧确实也非完全空穴来风。生活艰辛逼良为娼，英 国当时确有大批妇女迫于生计而沦落风尘，而且数量空前。(注：Robert PalfreyUtter and Gwendolyn Bridge Needham,Pamela's Daughters(New York:McMillanCompany,1936),pp.21,33,32,229.)可悲之处唯在于社会变革的受害者反被视为道德沦 丧宗教衰颓的罪魁祸首。(注：参见Ian Watt:The Rise of the Novel:Studies inDefoe,Richardson and Fielding(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CP,1957),45-49,151-1 52,139-141,141-144,48,161,170,151-154,137,166,216,222,219,218,137页。)
当然，将社会风气的败坏归咎于妇女非特英国独有。在一些伊斯兰社会，妇女被从头到脚包裹起来，为的也是防止其身体所具有的诱惑力破坏社会的道德秩序。其实在世界多数社会里，每有道德问题成为社会公害，妇女往往会成为治理的首要对象，似乎约束 妇女是包治各种社会病害的灵丹妙药；或者说，要使一个社会井然有序，好象关键在于控制其妇女。18世纪的英国也不例外。当时颇具影响力的《绅士杂志》(Gentlemen'sMagazine)就建议社会采取措施使妇女均能自食其力，以防她们变成老处女或从事不良行当。(注：Robert Palfrey Utter and Gwendolyn Bridge Needham,Pamela'sDaughters(New York:McMillan Company,1936),pp.21,33,32,229.)
里查逊显然也持此观点。在他看来，防止清教伦理在这场危机中遭受践踏的最佳途径是教育妇女抵御肉欲的诱惑和驱使。里氏本人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致力于这项事业。他的小说《帕美拉：美德有报》实际上也是一本婚恋指南，旨在为当时身处不利社会经济 条件的未婚少女们指点迷津。首先，小说(以及后来的《克拉丽莎》)提醒青年妇女们，英国是个色狼四伏的社会，象B先生和拉弗雷斯般淫荡的阔佬比比皆是，他们每日伺机 引诱、加害于那些不谙世事的少女。B先生对帕美拉不遗余力的引诱生动地展现出彼时 女性的贞操与美德所面对的严重威胁。而从帕美拉和克拉丽莎两人均为其追求者所囚禁 这一点看，这种引诱实际上是一种迫害。小说给人的总体印象是，在18世纪作一名未婚妇女实非易事：一方面她须竭尽全力找个人嫁；另一方面，她又须时时提防那些貌似殷 勤的色狼。两个女主人公所处的都是这种两难境地，而相比之下，克拉丽莎的处境更为艰难：在父母为她物色的丑陋粗俗的索尔姆斯和她自己错委以身的拉弗雷斯之间，她无法作出选择，最后只能嫁给天堂里的夫君耶稣基督。
不过，里查逊的小说也为少女们指出了一条走出困境的道路，路标便是小说塑造的女主人公。帕美拉与克拉丽莎虽命运不同，两人均坚定不移地遵守清教道德准则，尤其恪守该教派有关性行为的清规戒律。批评家瓦特尤称帕美拉树立了“一个新的、成熟的并 且极具影响力的女性形象”。(注：参见Ian Watt:The Rise of the Novel:Studies in Defoe,Richardson and Fielding(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CP,1957),45-49,151- 152,139-141,141-144,48,161,170,151-154,137,166,216,222,219,218,137页。)帕美 拉首先是个贞洁自爱的典范。面对B先生的软硬兼施和不断变换的花招，她丝毫不为所 动，始终坚守贞操。帕美拉最终接受了B先生的求婚，当然说明B氏也非如她当初所说般 可憎：她甚至曾可能暗恋这位主人，只是出于道义或碍于面子暂时拒绝他的追求。在给父母的第一封信中，帕美拉曾将B先生称之为最好的绅士。(注：Samuel Richardson,Pamela or Virtue Rewarded,4 vols.(New York and London:Garland,1974),4页(第一 册，第一封信)，序言22页，正文4，220页(即第二册，第二封信)。着重处按原文。)更 有批评家指出，帕美拉最终对B先生的态度转变显示她其实并非那么纯洁幼稚；那种乡下姑娘式的天真之状可能是狡伪之作，全为诱使B先生向她求婚。(注：参见Ian Watt:The Rise of the Novel:Studies in Defoe,Richardson and Fielding(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CP,1957),45-49,151-152,139-141,141-144,48,161,170,151-154,137,1 66,216,222,219,218,137页。)这种解释以菲尔丁的模仿作《莎美拉》(Shamela)最具代 表性，确也不无道理。但此类居心纵使有之，也丝毫不是帕美拉贞节坊上的瑕疵，因她一再拒作B先生的情妇，无论如何也在实际上严格履行了清教伦理中非婚无爱的教条。另外，从里查逊小说共有的教育性来看，作者可能欲以帕美拉为例指导当时身处逆境的 青年女子如何以体面方式觅得如意郎君。帕美拉的高明之处在于她能巧妙克服婚姻危机 带来的困难却又不损害清教道德规范。
里查逊在现实生活中同女性的密切关系为揭开他的写作意图提供了宝贵线索。历史材料显示，里氏的社会生活与其意识形态完美融合。他在社交中素来亲近女性，与女读者也频有书信往来，并常“骄傲地以家长身份出现在妇女圈子中”。(注：参见Ian Watt: The Rise of the Novel:Studies in Defoe,Richardson and Fielding(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CP,1957),45-49,151-152,139-141,141-144,48,161,170,151-154,137,1 66,216,222,219,218,137页。)对同他密切来往的女性朋友，里查逊也戏称之为其“荣 誉女儿”。(注：“Pamela”,“Richardson”,“Austen”,Bloomsbury Guide toEnglish Literature:the Novel,ed.Andrew Michael Robert(London:Bloomsbury,1993 ).)在一个女子嫁人变得非常重要但又日益艰难的时代，(注：参见Ian Watt:The Rise of the Novel:Studies in Defoe,Richardson and Fielding(Berkeley and LosAngeles:UCP,1957),45-49,151-152,139-141,141-144,48,161,170,151-154,137,166,2 16,222,219,218,137页。)里查逊的“教育文学”不仅宗教意义深厚，其社会实用价值 也不言而喻。
美德的报应
既是教育文学，能否使读者喜爱、向往并争相仿效其正面人物至关重要。里查逊的方法已昭然标示于小说的副标题中：美德有报。里氏对他笔下恪守教规、贤惠贞洁的女子出手大方，常以财富、地位和婚姻慷慨嘉奖。帕美拉就因坚决抵抗B先生的非礼而最终 体面地得到所爱之人。为彰显帕美拉的幸福，里查逊不惜以近三分之一篇幅描述B先生 求婚后的情形——从漫长的婚嫁准备直至结婚的桩桩件件，包括两个情人间日常起居的亲昵之状——事无巨细，尽收笔底。帕美拉所得的奖励确实丰厚，却也有过分慷慨之嫌 ，因为英国社会等级森严，一个女佣同其上层主人结为夫妇在当时无异于天方夜谭。正 如一位学者指出，小说情节的这一发展忽略并否认了作品本身所展示的社会历史因素的力量。(注：John Richetti,The English Novel in History 1700-1780(London andNew York:Routlege,1999),p.98.)然而帕美拉高攀B先生这一安排体现的正是作者里查 逊的中产阶级清教徒世界观，是中产阶级通过个人能力(而非出身)获取财富与权力的代 表之作。在18世纪的英国，决定婚姻的主要因素是门第和财富是否般配。对于贫贱卑微的帕美拉，富贵如B先生者自然高不可攀；她能打动B先生并使其最后求婚皆因自身的知识、修养和美德出众之故，而这些品质无一不是后天努力的结果。另一方面，当时正处 于上升阶段的中产阶级也视B先生所代表的贵族阶级为道德上的下等人。(注：参见Ian Watt:The Rise of the Novel:Studies in Defoe,Richardson and Fielding(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CP,1957),45-49,151-152,139-141,141-144,48,161,170,151-154, 137,166,216,222,219,218,137页。)作者欲以两人的最终结合向世人表明，中产阶级不 逊于上层贵族，个人能力与家庭出身同等重要。由于当时小说的主要读者群为中产阶级，里查逊此举显然也出于迎合中产阶级的政治口味之需。
里查逊的小说当然远不止一个政治宣言。里氏企图以帕女所得之美满婚姻为诱饵，鼓 励其女读者仿效主人公的行为与策略，诱使她们接受帕女所代表的中产阶级清教徒意识 形态。这一写作动机从他的言论中也不难揣测。里查逊曾公开承认，他同女性交往密切 为的就是诱导她们遵循道德规范。(注：katherine Cummings,Telling Tales:TheHysteric's Seduction and Theory(Stanford:Stanford UP,1991),p.97.) 里查逊的文 学诱导是理论家阿尔图塞所谓意识形态“呼唤”(interpellation)的一种形式。(注： 阿尔图塞有关意识形态的论述，参见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trans. Ben Brewster(New York and London:Monthly Review Press,1971)。)这种“呼唤”，尤其当其发自文学或媒体时，并不停留于读者(观众)对社会分配的角色的识别。意识形态的“呼唤”需经常佐以各种加甜剂和诱饵，使文学或媒体所描绘的社会角色更具吸引力，更易为读者/观众所接受、认同和模仿。在里查逊所处的时代，由于宗教(尤其是清教)的衰落和其他社会变化，传统道德(及其规定的社会角色)在年轻人眼中已失去光泽，这些诱饵因而显得尤为必要。颇有意思的是，里查逊诱导的对象主要是妇女，似乎其意识形态复兴运动成功与否关键就在能否诱使妇女皈依宗教传统的怀抱．
里查逊的第二部重要小说《克拉丽莎》中，体现他“美德有报”这一道理的主人公克 拉丽莎也是一位女性。里氏视此书为一部宗教小说。在给布拉德纱太太的信中他称，书 中他试图通过那些值得尊敬之人的行为探求道德与宗教最为崇高最为重要的教条；而对 于那些不值得尊敬的、藐视这些教条的，他相应予以惩罚。(注：Samuel Richardson,Selected Letters,ed.John L.Carroll(Oxford:Clarendon Press,1965),p.92.)初观之 ，作者留给克拉丽莎的似乎不像什么奖赏：她为坚守贞节墨守“清”规付出了生命。然 而对作者和克拉丽莎本人(从其书信中可窥一斑)而言，主人公之所得丝毫不亚于里查逊 给予帕美拉的嘉奖。尽管故事并未以皆大欢喜结局，天伦之乐也有克拉丽莎一份，只是 她所嫁者不是拉弗雷斯，而是天堂里的夫君耶稣基督。克拉丽莎是个圣洁的清教徒，人 间的凡夫俗子难与般配。死前她泪书其父，自称为“快乐之女”，并说已舍弃红尘美景 ，正纵情于天府之乐。(注：参见Samuel Richardson,Clarissa or the History ofYoung Lady,ed.Augus Ross(Harmondsworth:Viking,1985),1371-1372页(488L)，1426 页(L510.4)，37页，1487-1488页(第537信)。着重部分按原文。)为制造一种平淡、安 详甚至是快乐的氛围，里查逊大量着墨用略带欣赏的眼光叙述克拉丽莎离世前后的情形 ，其描写之细腻、篇幅之冗长堪与《帕美拉》后半部分相比。复述克拉丽莎留给世人的 那些信件更淡化了死亡的悲剧色彩，甚至还给故事的结局制造了一种令人向往的感觉。另外，死亡也使克拉丽莎有机会表现她的善良、仁慈、爱心与宽容(皆为清教徒的必要 品质)。她立下遗嘱，将祖父传下的房产留与给她带来无穷磨难的父亲：属于她的其他 大小财产也分发给家中男女仆佣(有些生前并不亲近，甚至未曾见过面)。即便是对将她 迫害至死的罪魁祸首拉弗雷斯，克拉丽莎此时心中怀有的也只是宽恕。她给拉氏如是写 道：
所以我重申，我确实原谅你。希望上苍也会宽宥你!此时此刻我别无遗憾，唯恨给父母 带去悲伤(你我相识前，他们还是世上最宽容溺爱的父母)，给亲戚造成丑闻，使女人的 名誉蒙尘；自己的失足也败坏了德行。(注：参见Samuel Richardson,Clarissa or the History of Young Lady,ed.Augus Ross(Harmondsworth:Viking,1985),1371-1372页( 488L)，1426页(L510.4)，37页，1487-1488页(第537信)。着重部分按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