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五”一代的社会学思考札记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5-30
一
一代的同属意识在当代有明显增强的趋势，这对当代文化意味着什么社会学意义？
孔德已从社会学角度考虑过代的问题，尤其是代的接续问题。曼海姆把具体的社会群比作社会岩层，代(Generation)则是社会岩层之一。如果我们要从社会学的立场来考察“代”这种社会岩层，理应是为了更为恰切地诊断当前潜隐着的社会趋向的重要特性、发展取向及其存在的问题。
“四五”一代作为一个社会学的代问题提出来，有明确的限定。首先，它仅指涉特定的社会历史区间中的一组社会岩层，而且，分层范围十分有限，即知识分子层；随之，对“四五”一代知识分子及其相关的代的考察，亦主要在知识社会学的范围中进行。因而，对“四五”一代的社会学考察，乃是为了透视当前的社会—精神运动的内在结构，透视当前文化精神上的、与个体和社会攸关的彻底变革现象。
二
我之所以用众所周知的“四五”事件为“四五”一代的标志，主要是符号上的需要。“四五”一代作为历史文化事件来看待，其含义远远超过作为政治事件的“四五”运动本身，正如“五四”一代作为历史文化事件，其含义远远超过作为政治事件的“五四”运动本身。
“五四”一代已成为过去的历史文化事件，“四五”一代则是正在发生着的历史文化事件。对“五四”一代的反省和批判，是外在的、事后的反省批判一后批判，我们与“五四”一代已构成传统的承继或拒斥的关系。对“四五”一代的反省和批判，是内在的、本己的反省批判—前批判。我们置身于“四五”一代之中，正在构造将被历史视为“传统”的东西。对“四五”一代的社会学考察，必应导向“四五”一代的自我审视和自我批判。这是一种关涉自我的社会文化的前批判。
三
“五四”一代在文化、政治、精神品质、社会形态、历史取向诸方面，都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就此而言，至少有两个问题不能不加以考虑：1、所谓社会发展有历史规律可循的神话受到挑战。我们的时代是某种知识类型的观念的产物，是人为的、而非历史必然的。进而言之，“四五”一代必须就自身提出的知识类型的观念对自己和社会及其未然形态负责。因为，2、“五四”一代真的那么功勋卓著吗？在时代历史的困惑中他们没有严重的观念上的失误吗？社会学理应来澄清这一问题，并由此引伸到对时代社会—知识类型—社会行动的一般关系的知识社会学分析。十分明显，在相同的时代社会关联域中，就“五四”一代而言，并非只产生了一种单一的知识类型，那是一个“百家时代”。为什么其中一种知识类型能取得有效的社会行动，并建立起意识形态体系，这无疑是给知识社会学出了一个有趣的课题。
“四五”一代当然不应也不会简单地要么继承要么拒斥“五四”传统——一个极为含混的标签，意识形态化的术语，也不应和不会自诩比“五四”一代更高明。问题仅在于，“四五”一代所拒斥的社会关联域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五四”一代中的某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摄入的知识观念通过社会行动促成的，这只能激起“四五”一代在时代社会—知识类型—社会行动的具体境况中更多的忧虑、更多的小心。
把“四五”一代作为一项知识社会学的课题提出来，在我看来，首要的、亦是主要的旨趣即在于激发“四五”一代的内在的自我批判，这种自我批判同时又是社会文化的批判。所以，这一课题只能由“四五”一代自己主动提出。“四五”一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文化批判大都指向过去，如今似应多少转向自己、转向时代的当前。
四
对“代”的划分，生理学上有明确的年龄层的区分，它依据的是生—死之生物性节律。但从社会学来看“代”的划分，情形有所不同。社会学依据的并不仅是生命的自然事实，必须考虑到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一历史事实。曼海姆在《代的社会学问题》一文中提出，“代”的社会性同属现象，以生一死生物节律的事实性为基础，但并非从这一事实性中引导出来。换言之，对“代”的同属性的社会学考察，应把握的是肉体—精神—心灵的转换，这必然与社会—历史的结构转换相关。
我宁愿更多地从社会学方面而非生物性节律的事实性方面来看待“代”的同属性，因为它明显更多地是一个社会现象，而非生物现象，尽管我原则上遵循曼海姆的界定。
我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分为四组代群：“五四”一代，即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生长，二十至四十年代进入社会文化角色的一代，这一代人中还有极少数成员尚在角色之中，第二代群为“解放一代”，即三十——四十年代生长、五十至六十年代进入社会文化角色；至今尚未退出角色的一代；第三代群为“四五”一代，即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末生长，七十至八十年代进入社会文化角色的一代；第四代群我称之为“游戏的一代”，即六十至七十年代生长，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将全面进入社会文化角色的一代。
这种区分当然带有年龄层次上的模糊牲，实质性的因素恐怕与个人的社会生活经历及教育不无关联。至于代群中的分化现象，亦应在考虑之内。不过，这种划分大体上可行，其首要的依据在于：1、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历史机制的内在转换；2、各代群所负载的知识类型在当前文化中构成的实际可见的社会冲突。
与此相关的另一问题是代的接续问题(Generationsfolge)。不妨说，“解放的一代”和“游戏的一代”分别是“五四”一代和“四五”一代的接续。不仅当前文化中的知识类型之间的社会冲突或趋同可以表明这一点，心理感受形式和精神品性之间的差异或趋同亦是证明。所以，我把“五四”一代和“四五”一代看作本世纪中国文化的实质性社会岩层，它们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化社会的实质性断层。
五
知识社会学不是文化思想史。深入探究“五四”一代不在我的视野之内，我的主要兴趣已如前述，乃是“四五”一代的内在的社会文化自我批判。
知识社会学首要关注知识的类型与社会的内在关联。本世纪有三次巨大的人震——地震的死亡人数恐亦不可与之相比——纳粹主义、斯大林主义和十年文革(毛泽东主义)。“四五”一代与这三次人震中的一次有特殊的牵缠：参预—退出—反思。这迫使我们对知识分子的“代”的知识社会学考察不得不更多地引向一个专门的题域：知识类型中潜在着的价值意向问题。社会学家舍勒在其《知识的形式与社会》一书，对这一题域的研究有重大贡献。
“四五”一代知识分子大多先有社会历史灾变的涉入，后有学院的知识教育训练，知识类型底层的价值意向具有在先的规定性和自觉性。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一代欧洲(尤其是德国)的知识分子，至少在生成形式上相似。当年流行的所谓“新黄蒲三届”的说法，颇有社会学的刺激性。“四五”一代的知识价值意向与特定而且集中地发生的历史社会事件，有必然而且内在的关联。
但是，严格地讲，“五四”一代虽不象“四五”一代那样，颇为划一地先有强烈的整体性社会投入，再有知识类型的明确摄取，这种情形在“五四”一代中不是绝无仅有的——比如熊十力的例子，不仅如此，“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同样在一连串大的社会变故和动荡中形成。就此而言，知识类型的价值意向与生活关联域的过于直接的连接，不是两代人的实质性差异。事实上，“五四”时代的科学救国主义、经济救国主义、文化救国主义、政治救国主义、教育救国主义以及种种西方思潮的引入，至少从形式上看，“四五”一代在重复。
实质性的地方恐怕在于：尽管两代人都有在先的强烈整体性社会投入，但社会投入的心理意向的实质内涵不同，社会历史事件本身的性质亦绝然有异，这不仅是导致两代人的知识类型的价值意向性差异的原因，而且是使得知识类型之价值意向性的重新提审成为迫切问题的原因。
六
“解放的一代”尽管不是有在先的整体性强烈社会投入，但这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参预及其十年文革的涉历，同样引人注目。就知识类型及其价值意向来看，“解放的一代”颇为特殊。在我看来，首要的特点是知识类型及其价值意向的意识形态同一、整合化。从知识社会学角度而言，这代人的知识类型及价值意向在一开始就被有效地织入意识形态的织体和机制之中。必须注意的是，意识形态绝非仅是一套准知识型思想观念，它更是一套有效作功的社会机制。此外，这一代群的知识类型之被意识形态化，仍与社会历史域有直接关联，意识形态的织体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动参预，而非被动采纳。这里依然有激发起知识社会学兴趣的关于价值意向的课题。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尽管这一代群亦多经社会磨难，依然很难在知识类型及价值意向上失范于意识形态的运作。例如，即使是这一代群中出类拔萃的哲学家，亦带有意识形态的功能。至于诸多右派人士，实质上是真正的左派，则是众所周知的，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看，也不是一个难解之谜。
就知识社会学的课题而言，作为意识形态的主动承续者，“解放的一代”是如何与“五四”一代连接起来的，恐怕也有些刺激性的课题可做。
七
“四五”一代明显不是既存意识形态的承续者，就此而论，这一代群与“五四”一代又有形式上的类似之处：他们都是既有文化制度的破坏者、文化“传统”的反叛者。本世纪中国的两次文化危机是由这两代分别挑起的。
文化危机与信仰危机互为表里，从根本上讲，文化危机指示的是知识类型后面的价值意向的实质性断裂。“四五”一代挑起的文化危机在层次上比“五四”一代的文化危机更深，其中隐含着的价值意向的断裂更甚，这从对“游戏的一代”所作的社会学透视中可以见到。所以，我宁愿从“相信”这一价值意向的特定范畴入手来考虑文化危机。
危机在此有双重含义：首先是传统价值意向发生动摇导致的危机，随之是潜伏在价值意向的重新定位过程中的危机。
“五四”一代至少在形式上中断了传统价值意向。他们从反叛“传统”中站出来，并积极地、迫不急待地要给价值意向重新定位，随之是重新定位后的坚信转化成的社会行动。
文化大革命末期，我曾将一首题为“寻找真理”的劣诗示与一位三、四十年代即已成名、后来身于高级文化干部但当时仍在监管中的作家，向他请教。他当即指出，“寻找真理”是他们那一代人的经历，他们找到了，我们不应该有这种念头。
这段轶事长期纠缠着我。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看，这里隐含的问题是：真诚地相信的价值意向是否能保证价值意向性对象为真。
“五四”一代的价值意向的重新定位直指西方的价值观念。但是，重新定位的价值意向并没有从整体和传统根基方面深究西方价值观念的知识类型，而是更多地匆忙采纳十九世纪产生的各种思潮。而这个历史时期，恰是虚无主义在西方猛然聚生的时代。“五四”代群的价值意向如此重新定位无疑与本己的社会历史事实性相关，而且，这种知识类型的取向模式，早在“五四”代群之前——例如王国维——就已奠定了基础。但是，我们依然不能承认这是一种必然的重新定位，事实上，也有其他定位存在。
一代的同属意识在当代有明显增强的趋势，这对当代文化意味着什么社会学意义？
孔德已从社会学角度考虑过代的问题，尤其是代的接续问题。曼海姆把具体的社会群比作社会岩层，代(Generation)则是社会岩层之一。如果我们要从社会学的立场来考察“代”这种社会岩层，理应是为了更为恰切地诊断当前潜隐着的社会趋向的重要特性、发展取向及其存在的问题。
“四五”一代作为一个社会学的代问题提出来，有明确的限定。首先，它仅指涉特定的社会历史区间中的一组社会岩层，而且，分层范围十分有限，即知识分子层；随之，对“四五”一代知识分子及其相关的代的考察，亦主要在知识社会学的范围中进行。因而，对“四五”一代的社会学考察，乃是为了透视当前的社会—精神运动的内在结构，透视当前文化精神上的、与个体和社会攸关的彻底变革现象。
二
我之所以用众所周知的“四五”事件为“四五”一代的标志，主要是符号上的需要。“四五”一代作为历史文化事件来看待，其含义远远超过作为政治事件的“四五”运动本身，正如“五四”一代作为历史文化事件，其含义远远超过作为政治事件的“五四”运动本身。
“五四”一代已成为过去的历史文化事件，“四五”一代则是正在发生着的历史文化事件。对“五四”一代的反省和批判，是外在的、事后的反省批判一后批判，我们与“五四”一代已构成传统的承继或拒斥的关系。对“四五”一代的反省和批判，是内在的、本己的反省批判—前批判。我们置身于“四五”一代之中，正在构造将被历史视为“传统”的东西。对“四五”一代的社会学考察，必应导向“四五”一代的自我审视和自我批判。这是一种关涉自我的社会文化的前批判。
三
“五四”一代在文化、政治、精神品质、社会形态、历史取向诸方面，都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就此而言，至少有两个问题不能不加以考虑：1、所谓社会发展有历史规律可循的神话受到挑战。我们的时代是某种知识类型的观念的产物，是人为的、而非历史必然的。进而言之，“四五”一代必须就自身提出的知识类型的观念对自己和社会及其未然形态负责。因为，2、“五四”一代真的那么功勋卓著吗？在时代历史的困惑中他们没有严重的观念上的失误吗？社会学理应来澄清这一问题，并由此引伸到对时代社会—知识类型—社会行动的一般关系的知识社会学分析。十分明显，在相同的时代社会关联域中，就“五四”一代而言，并非只产生了一种单一的知识类型，那是一个“百家时代”。为什么其中一种知识类型能取得有效的社会行动，并建立起意识形态体系，这无疑是给知识社会学出了一个有趣的课题。
“四五”一代当然不应也不会简单地要么继承要么拒斥“五四”传统——一个极为含混的标签，意识形态化的术语，也不应和不会自诩比“五四”一代更高明。问题仅在于，“四五”一代所拒斥的社会关联域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五四”一代中的某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摄入的知识观念通过社会行动促成的，这只能激起“四五”一代在时代社会—知识类型—社会行动的具体境况中更多的忧虑、更多的小心。
把“四五”一代作为一项知识社会学的课题提出来，在我看来，首要的、亦是主要的旨趣即在于激发“四五”一代的内在的自我批判，这种自我批判同时又是社会文化的批判。所以，这一课题只能由“四五”一代自己主动提出。“四五”一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文化批判大都指向过去，如今似应多少转向自己、转向时代的当前。
四
对“代”的划分，生理学上有明确的年龄层的区分，它依据的是生—死之生物性节律。但从社会学来看“代”的划分，情形有所不同。社会学依据的并不仅是生命的自然事实，必须考虑到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一历史事实。曼海姆在《代的社会学问题》一文中提出，“代”的社会性同属现象，以生一死生物节律的事实性为基础，但并非从这一事实性中引导出来。换言之，对“代”的同属性的社会学考察，应把握的是肉体—精神—心灵的转换，这必然与社会—历史的结构转换相关。
我宁愿更多地从社会学方面而非生物性节律的事实性方面来看待“代”的同属性，因为它明显更多地是一个社会现象，而非生物现象，尽管我原则上遵循曼海姆的界定。
我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分为四组代群：“五四”一代，即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生长，二十至四十年代进入社会文化角色的一代，这一代人中还有极少数成员尚在角色之中，第二代群为“解放一代”，即三十——四十年代生长、五十至六十年代进入社会文化角色；至今尚未退出角色的一代；第三代群为“四五”一代，即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末生长，七十至八十年代进入社会文化角色的一代；第四代群我称之为“游戏的一代”，即六十至七十年代生长，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将全面进入社会文化角色的一代。
这种区分当然带有年龄层次上的模糊牲，实质性的因素恐怕与个人的社会生活经历及教育不无关联。至于代群中的分化现象，亦应在考虑之内。不过，这种划分大体上可行，其首要的依据在于：1、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历史机制的内在转换；2、各代群所负载的知识类型在当前文化中构成的实际可见的社会冲突。
与此相关的另一问题是代的接续问题(Generationsfolge)。不妨说，“解放的一代”和“游戏的一代”分别是“五四”一代和“四五”一代的接续。不仅当前文化中的知识类型之间的社会冲突或趋同可以表明这一点，心理感受形式和精神品性之间的差异或趋同亦是证明。所以，我把“五四”一代和“四五”一代看作本世纪中国文化的实质性社会岩层，它们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化社会的实质性断层。
五
知识社会学不是文化思想史。深入探究“五四”一代不在我的视野之内，我的主要兴趣已如前述，乃是“四五”一代的内在的社会文化自我批判。
知识社会学首要关注知识的类型与社会的内在关联。本世纪有三次巨大的人震——地震的死亡人数恐亦不可与之相比——纳粹主义、斯大林主义和十年文革(毛泽东主义)。“四五”一代与这三次人震中的一次有特殊的牵缠：参预—退出—反思。这迫使我们对知识分子的“代”的知识社会学考察不得不更多地引向一个专门的题域：知识类型中潜在着的价值意向问题。社会学家舍勒在其《知识的形式与社会》一书，对这一题域的研究有重大贡献。
“四五”一代知识分子大多先有社会历史灾变的涉入，后有学院的知识教育训练，知识类型底层的价值意向具有在先的规定性和自觉性。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一代欧洲(尤其是德国)的知识分子，至少在生成形式上相似。当年流行的所谓“新黄蒲三届”的说法，颇有社会学的刺激性。“四五”一代的知识价值意向与特定而且集中地发生的历史社会事件，有必然而且内在的关联。
但是，严格地讲，“五四”一代虽不象“四五”一代那样，颇为划一地先有强烈的整体性社会投入，再有知识类型的明确摄取，这种情形在“五四”一代中不是绝无仅有的——比如熊十力的例子，不仅如此，“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同样在一连串大的社会变故和动荡中形成。就此而言，知识类型的价值意向与生活关联域的过于直接的连接，不是两代人的实质性差异。事实上，“五四”时代的科学救国主义、经济救国主义、文化救国主义、政治救国主义、教育救国主义以及种种西方思潮的引入，至少从形式上看，“四五”一代在重复。
实质性的地方恐怕在于：尽管两代人都有在先的强烈整体性社会投入，但社会投入的心理意向的实质内涵不同，社会历史事件本身的性质亦绝然有异，这不仅是导致两代人的知识类型的价值意向性差异的原因，而且是使得知识类型之价值意向性的重新提审成为迫切问题的原因。
六
“解放的一代”尽管不是有在先的整体性强烈社会投入，但这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参预及其十年文革的涉历，同样引人注目。就知识类型及其价值意向来看，“解放的一代”颇为特殊。在我看来，首要的特点是知识类型及其价值意向的意识形态同一、整合化。从知识社会学角度而言，这代人的知识类型及价值意向在一开始就被有效地织入意识形态的织体和机制之中。必须注意的是，意识形态绝非仅是一套准知识型思想观念，它更是一套有效作功的社会机制。此外，这一代群的知识类型之被意识形态化，仍与社会历史域有直接关联，意识形态的织体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动参预，而非被动采纳。这里依然有激发起知识社会学兴趣的关于价值意向的课题。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尽管这一代群亦多经社会磨难，依然很难在知识类型及价值意向上失范于意识形态的运作。例如，即使是这一代群中出类拔萃的哲学家，亦带有意识形态的功能。至于诸多右派人士，实质上是真正的左派，则是众所周知的，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看，也不是一个难解之谜。
就知识社会学的课题而言，作为意识形态的主动承续者，“解放的一代”是如何与“五四”一代连接起来的，恐怕也有些刺激性的课题可做。
七
“四五”一代明显不是既存意识形态的承续者，就此而论，这一代群与“五四”一代又有形式上的类似之处：他们都是既有文化制度的破坏者、文化“传统”的反叛者。本世纪中国的两次文化危机是由这两代分别挑起的。
文化危机与信仰危机互为表里，从根本上讲，文化危机指示的是知识类型后面的价值意向的实质性断裂。“四五”一代挑起的文化危机在层次上比“五四”一代的文化危机更深，其中隐含着的价值意向的断裂更甚，这从对“游戏的一代”所作的社会学透视中可以见到。所以，我宁愿从“相信”这一价值意向的特定范畴入手来考虑文化危机。
危机在此有双重含义：首先是传统价值意向发生动摇导致的危机，随之是潜伏在价值意向的重新定位过程中的危机。
“五四”一代至少在形式上中断了传统价值意向。他们从反叛“传统”中站出来，并积极地、迫不急待地要给价值意向重新定位，随之是重新定位后的坚信转化成的社会行动。
文化大革命末期，我曾将一首题为“寻找真理”的劣诗示与一位三、四十年代即已成名、后来身于高级文化干部但当时仍在监管中的作家，向他请教。他当即指出，“寻找真理”是他们那一代人的经历，他们找到了，我们不应该有这种念头。
这段轶事长期纠缠着我。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看，这里隐含的问题是：真诚地相信的价值意向是否能保证价值意向性对象为真。
“五四”一代的价值意向的重新定位直指西方的价值观念。但是，重新定位的价值意向并没有从整体和传统根基方面深究西方价值观念的知识类型，而是更多地匆忙采纳十九世纪产生的各种思潮。而这个历史时期，恰是虚无主义在西方猛然聚生的时代。“五四”代群的价值意向如此重新定位无疑与本己的社会历史事实性相关，而且，这种知识类型的取向模式，早在“五四”代群之前——例如王国维——就已奠定了基础。但是，我们依然不能承认这是一种必然的重新定位，事实上，也有其他定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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